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学而优则仕”向来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梦想。在多数深受儒家道统熏习的古代士人那里，“致君尧舜上”或者“为天地立心”式的政治理想，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终极目标。政治之于读书人，有着不言自明的吸引力。尽管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传统的中国士人已逐渐转型为新型的知识分子，政治与文化也各自构建起了更为精细化、专业化的运行模式，但政治与文学之间仍然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历数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学思潮，会发现广义上的政治一直是其间或隐或显的庞大参照物。无论是主张维护文学的纯洁性与主体性，抑或热烈地拥抱文学的泛政治化实践，在对政治的趋避之中，文学与文学家从未真正脱离政治而生存。事实上，中国作家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陈旧的话题，但它又极其显著且顽固地左右着文学史的走势。因此，观测作家在特定时期的政治心态，将作家的政治参与同其文学作品进行对读，或可钩沉出作家的幽微政治心理，继而更好地还原当代文学史的生成过程。

在考察作家的政治心态时，有一类对象较为特殊，那便是兼具作家与政治家身份的“作家型官员”，譬如茅盾、郭沫若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相较于这份名单上的其他作家，曾担任成都市副市长一职的李劼人远非身份、政绩最显赫者，甚至从某种角度而言，他的副市长之路始终难掩一些尴尬与不和谐的色彩。20世纪50年代初，李劼人曾热情地投身于成都市的建设事务，为了更好地调配自身的精力，他一度搁置了作家身份，以便适应政务工作的需求，但在此期间，李劼人持续面临着“转业”的难题。[1]直至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李劼人才逐渐将工作重心再次转移到了文学事业上。以李劼人这一个案为切入点，考察其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政治心迹和文学活动，一方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分析李劼人的文学创作，另一方面也能为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提供一种别样的视角。

李劼人

一、从“江湖”到“庙堂”：李劼人社会身份及职能的改变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李劼人或许难以跻身于最优秀的作家行列，也很难说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家，但他绝对是社会身份及职业履历最丰富多样的作家之一。1949年以前，李劼人历任雅安县第三科科长、《四川群报》及《川报》的编辑、嘉乐造纸厂及民生机器厂的厂长。除了涉足官场、报业及实业界之外，李劼人还曾被聘为成都大学教授，不久后他又辞去教职，与夫人杨叔捃一同经营川菜馆“小雅”。[2]1949年之后，李劼人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社会身份：成都市第二副市长。回望李劼人的一生，会发现他的行迹横跨政界、商界与文化界，且面对每份职业时，他都不是抱着浅尝辄止的“玩票”心态，而是兴致盎然地经营着他的每一重社会身份。整体而言，李劼人是一个趣味极其广泛、交游范围颇为宽阔的人，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三教九流无一不是他的观察对象以及交往对象。正是这一“杂家”底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李劼人的入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949年12月，贺龙、李井泉等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成都，成都和平解放。[3]成都被接管后，一系列市政规划工作相继展开。1950年1月5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成都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3月16日至22日，成都市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4]，李劼人以文化界人士的身份参会，并在会议上致闭幕词。7月，李劼人被正式委任为成都市人民政府第二副市长。“1950年9月，李劼人正式就职，在市政府分管民政局、文教局、卫生局、建设局四个局。”[5]从1950年7月到1962年12月去世前，李劼人一直担任着成都市分管文教和城市建设工作的副市长。李劼人的晚年际遇和心迹起伏，包括他在1949年之后的文学活动，都与“作家李劼人”和“副市长李劼人”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博弈以及二者的此消彼长密切相关。

从知名作家到市政府的高级领导人，李劼人适应这一身份及职能转换的过程并不轻松。与茅盾、郭沫若等在1949年之前便已于党内担任相关职务的作家相比，李劼人最初对这一任命颇为犹豫。早在少年时期，李劼人便曾随同舅父杨砚愚在雅安任职，他对政界绝非一无所知。此外，凭借着李劼人多年以来的广结善缘及其在文化界和实业界的活动，他在成都乃至四川地区均堪称声望极高的社会名流，然而李劼人1950年左右的心态极为踌躇，因为他感到自己在心理和经验层面都还没有做好准备。据曾智中对《嘉乐制纸厂股份有限公司股东登记表》原件的研究，他观察到李劼人面对这一任命是“非常被动、踌躇的”[6]；在女儿李眉的记忆里，她也提到“委任书刚送来，他就把它退了回去”[7]。可见在最开始收到任状时，李劼人内心有不少顾虑，这种顾虑与茅盾、郭沫若等党内作家“名正言顺”的主人翁心理大相径庭。但没想到的是，委任书又被送了回来，再加上其好友、中共党员张秀熟及成都市市长李宗林等人苦口婆心的劝说，李劼人经过思索后终于接受了这份委任。

在考察李劼人1949年前后社会身份的转变过程时，有几个问题值得深入探讨。首先，作为民主人士的李劼人为何会受到政府的再三邀约？和市长李宗林、副市长米建书相比，李劼人的政治资本乍看之下并不显赫，但他在成都当地享有很高的知名度甚或威望。这种知名度一方面来源于他在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大河三部曲”，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他多年来在实业界的苦心经营，譬如在中国抗战最艰难的时刻，他一手操持的嘉乐纸厂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用纸危机。[8]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齐邦媛的《巨流河》中瞥见其侧影，她回忆道：“那著名于大后方的嘉乐纸有千百种面貌，从书法珍藏的宣纸，到学生用的笔记簿都是艺术品，是由精巧的手，将峨嵋山系的竹木浸泡在流经嘉定乐山大佛脚下的岷江水制成。”[9]此外，陶行知的信件和日记中同样有“购嘉乐纸”[10]的记录。由此可见，嘉乐纸厂的声誉和市场知名度在当时可谓佼佼者；同时，嘉乐纸厂还设立了“文化补助金”，以便援助清贫教授与学子、扶持文化实业等等。

此外，李劼人的社会关系网络亦堪称四通八达，无论是四川民间秘密组织哥老会的成员，还是张澜、张秀熟、马识途、沙汀等高级领导人或党内作家，都与李劼人有着不浅的渊源。因此，李劼人这样一个兼具多重社会身份的民主人士，本身就有着不容忽视的统战价值。更重要的是，李劼人虽非中共党员，但一直都对中共表露出同情与支持的态度，并且曾在《天魔舞》等作品中大力抨击过军阀及国民党的黑暗统治。1940年代末，由于李劼人及其子女对共产党事业的同情和帮助，他们更是长期被特务追踪。据李眉回忆，成都解放前夕，李劼人代表成都文艺界写了一份《欢迎解放军入城》的热情洋溢的宣言，成都被接管后，李劼人也带头发自内心地拥戴着中共的领导。加上1950年代初的成都治安堪忧[11]，敌特分子尚未被完全清除，而各行各业都需要号召力较强的领导人主持工作，以便迅速稳定社会局面。因此，基于上述种种缘由，任命李劼人为成都市第二副市长，是政治上相对安全且潜在收益较高的选择。

站在政府的立场来看，对李劼人的任命背后有着高瞻远瞩的考量。那么，为何李劼人最初的态度倾向于拒绝，之后却又欣然赴任呢？李劼人最开始拒绝入仕，除了担心自己没有做好实际准备之外，主要原因有两个。其一，1949年之前，李劼人本能地想和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李劼人的父亲和舅父都曾当过官，在此期间，他已饱览官场之怪现状。此外，在成都大学执教期间以及1940年代后期，李劼人都亲身领略过军阀统治与国民党统治的黑暗；其二，除了对政治本身的狐疑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李劼人想专心写作，他担心自己赴任后，文学事业会受到影响。尽管李劼人有着多重社会身份，他的精力也不可避免地被分散在了诸多领域，但在身份认同上，“作家李劼人”仍然是他极其眷恋的角色。据雷兵对李劼人档案的研究，李劼人曾在干部履历表的“熟悉何种业务或技术？志愿做何工作？”一栏里，填写“熟悉教授中国文学史及小说写作。极愿继续写作小说及杂文”[12]。由此可见，他并不希望自己的作家本色被政务所掩埋。

如果说李劼人最开始的拒绝主要是出于上述层面的考量，那么他之后选择赴任，也与这两方面的因素有关。当李眉表达自己的疑惑时，李劼人回答道：“共产党的朋友，我认识不少，都是好人哪！我们这个国家，国民党搞不好，看来，只有共产党来。我参加工作，时间是要花费一些，不过，我要写作，我相信共产党是会支持的。”[13]从各方资料来看，李劼人十分信任共产党，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会开创出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且会支持自己的写作，因此之前的顾虑便逐渐消退。除此之外，李劼人赴任的深层原因，则在于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的入世热情。虽然现代社会的政治与文化在形式上已经各立门户，传统的士人所承担的政治功能已逐渐脱落，“士”转型为“知识分子”，但恰如罗志田所言，“身已新而心尚旧”的现代知识分子，“在无意识中传承了士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及其对国是的当下关怀”。[14]这种入世热情以及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兴趣”，无疑在李劼人的入仕选择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更何况，在此前的社会活动中，他已然多次扮演了类似于“江湖”中的“侠士”角色。从“江湖”过渡到“庙堂”，从怀揣着实业救国理想的文人到副市长，这二者之间的距离本身便不遥远，而是有着悠长的因缘。因此，罗志田所揭示的民初知识分子与其所处时代之间若即若离的关系，以及他们的矛盾心绪，也正是理解李劼人1950年代初期对政治的迎与拒，以及他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摇摆心态的恰切角度。

二、1950年代李劼人的“转业”难题

虽然李劼人的上任过程中不无小插曲，但甫一接受副市长之职，李劼人便竭尽全力试图做好这份工作。和其他党内领导人相比，李劼人并非“专业”的政治家，他会受到任命，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积累的优秀文学口碑及社会声誉。从分管的政务范畴来看，李劼人承担的职能主要集中于文化事业及部分城建事业，而非经济或政治工作。

作为副市长的李劼人活跃度最高的时段，集中于1950年代前期。在此期间，李劼人为成都市所办的实事，包括改造市区的排水系统、修整运河、道路建筑，以及修整杜甫草堂等等。据李劼人1953年所拟的《报告成都市市政建设及文化建设提纲》[15]记载，通过测量地形、设计下水道、疏淘河沟等举措，原先被称为“瘟疫养成所”的御河焕发新貌，成为了市中心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此外，更能见出李劼人眼光与魄力的事迹，是他对成都道路的改建。李劼人对市政工作的关心，在他1920年代的法国留学岁月便已初露端倪。据李眉回忆，李劼人曾填写过“少年中国学会”会员的终身志业调查表，他在“终身欲从事之事业”栏填了“公民教育、道路建筑”[16]。这种对于道路建筑的关注，也延续在李劼人所主持的城建工作当中。李劼人主要修整、扩建了市区内六条主干道，其中包括成都市区中轴线上的人民南路。李劼人决定吸取巴黎市政工作的经验，遂将人民南路加宽至64公尺[17]，其余道路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缮，而这一系列实绩堪称李劼人的副市长生涯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成都主城区的道路交通格局，一定程度上受惠于李劼人当时的规划。

李劼人分管的城建及文化工作虽然颇见成效，但他的副市长之路并非顺风顺水。譬如在进行道路修整时，李劼人认为宽阔的马路能“表现新社会人民的雄伟胸襟”[18]，同时能更好地适应成都人民生活及经济建设的需求，但这一提案起初遭到了一些批评，最后在四川省建委主任马识途的支持下，李劼人才以“先斩后奏”的形式完成了道路修整。[19]此外，在1950年代的其他风波中，李劼人遭受的诘难在性质和程度上都要严酷得多，其在1950年代的“转业”难题，亦明显地暴露出了他这类知识分子的致命弱点。

前文业已提到，作为民主人士以及成都文化界知名人士的李劼人具备极高的统战价值，他广阔的社会活动范围以及关系网络，无形中都增添了他的政治资本。李劼人在成都的门生故交、亲戚故旧极多，且他们的政治面貌较为驳杂，这一因素隐形地增加了他处理政务的复杂度。譬如在1950年代初的“退押运动”中，李劼人便遇到了棘手的问题。“退押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开展的清理土地产权，为土改准备条件的政治运动。”[20]顾名思义，“退押”即要求地主把土地的押金归还给佃户，“退押运动”则是土改之前的准备工作。1950-1951年，川西地区的退押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邓小平亲自领导中共西南局开展减租退押工作。李劼人主观上十分赞同减租退押，也无比拥护土改工作，但在此期间，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政令”与“人情”难两全的困窘局面。

从李劼人1950年代初与成都市长李宗林、成都市委统战部部长熊扬、中共川西区委第三书记龚逢春等领导人的通信来看，李劼人在退押运动中一直在为他人奔走呼告。譬如1951年1月18日，李劼人致信李宗林替萧仲仑一家说情，信中言辞恳切地提到萧仲仑已年迈中风，其子萧萐父还曾参加中共组织的地下工作，为了响应退押政策，他们已经把自己的房产卖掉，因此恳求能借住在小天竺街的华大教员宿舍里。李劼人恳请李宗林予以照顾，批准他们一家借住宿舍；1951年2月22日，李劼人致信龚逢春，替成华大学英文教授廖学章说情；8月2日，李劼人再次致信龚逢春替蜀中知名学者刘咸炘的遗孀说情，表明“自从开始退押，其妻子便百方设法，卖房卖物，竭尽能力”[21]，并指出刘咸炘一家已将珍藏的价值不菲的书籍全部移交给了文物保管委员会，其情可悯，故希望工作小组予以体谅云云。

李劼人为这些积极配合但暂时无力退押的人奔忙说项，其实是他“江湖侠士”的慷慨行事作风的一种延续，而这也一直是他性格底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劼人替人说情的步骤一般包括：陈述当事人面临的客观困难、申说当事人为国家做出的贡献及其积极配合退押运动的努力。他帮助的对象不仅包括知名学者、大学教授，也有素不相识的普通人。客观来说，古道热肠的李劼人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人起到了保护作用，譬如贺宏亮便发现，李劼人替廖学章说情的原件上有龚逢春的批示：“定一同志办。查明属实，押金可予减免。”[22]可见辗转于民间和官方的李劼人，在其间起到了不可或缺的调和作用。

尽管在李劼人看来，他的说情桩桩件件情有可原，但李劼人还是受到了“替地主说情”的诘难，其中更是有“身为人民政府副市长，地主一言，重如泰山，不加分析，武断偏听，轻率挥笔”[23]的刺耳声音。对于副市长李劼人而言，“地主一言，重如泰山”无疑是极其严厉的指控。在和熊扬的通信中，李劼人言辞激烈地为自己辩白，声明自己只是希望工作组“请再加了解”，旁人所指摘的“替地主说情”是“挟有意气的批评”；此外，李劼人在信中还提到，自己最初拒绝副市长之职的原因之一在于“亲戚故旧门生太多”，“将来必弄出麻烦”，但市长李宗林劝说他“能推脱的，就推，实在不能，可交我那里（指统战部）代你办”。[24]在李劼人看来，他已经做到了“六亲不认”，代为反映的情况只占所有来找他的事件中的千分之一二，但还是受到了不公的评价。信件最后，李劼人不无激愤之语，直称“像我这样的人，确实也不配充任现在这个职务”，为避免“公私交弊”，请求“如何将我调一调”。[25]

李劼人反省自己扫除不了“资产阶级意识中残存的人情关系”，并声称自己“不配充任”，自然有一些发泄情绪的色彩，但这也暴露了他在身份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窘境。李劼人性情豪爽，乐善好施，他的为人博得了很多人的赞赏，例如刘大杰便称赞李劼人的心灵“青平如镜”，并直言“比起他的作品来，我是更喜欢他的为人的”。[26]对于特定的生命个体而言，刘大杰的赞赏是极为难得的，但对于副市长这个职位而言，李劼人性情上的闪光点却无形间成了他的“拖累”，但倘若李劼人对这些求助之人不闻不问，他又违拗了自身的本真品性。在“人情”与“政令”之间，或者说在“情”与“法”之间，李劼人注定难以充当一个雷厉风行、杀伐决断的角色。

这种“情”与“令”的难以两全，更深刻地体现在几年后的“《草木篇》事件”中。1957年1月，四川省文联主办的诗刊《星星》创刊。在创刊号上，流沙河发表了组诗《草木篇》。《草木篇》属于讽刺诗，流沙河凭借白杨、仙人掌、藤等意象，以“托物言志”的方式展现了不同性情之人的现实命运。《草木篇》属于响应“双百方针”的作品，从内容和手法等层面来看也并不出格，但诗作发表后引发了轩然大波，流沙河也遭到了轮番批判，继而被打成“右派”。在此期间，李劼人曾数次表态，“批评当然也需要，但要与人为善，是为好而批评，不是为一棒子打死人而批评，总之，对青年人不要责备求全，要很好地培养和爱护他们”[27]。“对《草木篇》，不能说这组诗已达到大师的境界，咏草木，古已有之，《草木篇》无甚新意。这样的文章，可以做，做来放在箱柜里留存，或给少数朋友看，可以；如要发表，则必须考虑效果如何。你懂得诗中寓意，别人不懂怎么办？”[28]

从李劼人对《草木篇》及流沙河的态度来看，一方面，他主张爱护青年诗人，不宜苛责他们；另一方面，他从文学鉴赏的角度出发，指出《草木篇》的手法“古已有之”，并敦促流沙河要考虑读者能否理解的问题。李劼人可谓用心良苦，他发自内心地认同“双百方针”，并试图将对于《草木篇》的讨论拉回到文学的范畴，故而他不痛不痒的批评背后是一种深层的维护。然而，“反右”运动开始后，对《草木篇》的批判逐渐升级，并未严厉批评《草木篇》的李劼人也被牵扯其中。1957年7月8日，李劼人和沙汀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联合发言，8月20日，李劼人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预备会议成都小组会议上发表检查，8月28日，李劼人作“我已走到泥坑的边缘上了”的检讨，9月，在成都市人代会上作“我坚决要爬出泥坑！转变我的立场！”的检讨，1958年又作《我要坚决改正错误》等检查。李劼人的上述发言不仅反省了自己在“《草木篇》事件”中所犯的“错误”，更深入批判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并表示要“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有出息’的人民作家，竭尽能力，毫不苟且地为工农群众，为社会主义而服务！”[29]此番风波之后，李劼人逐渐从实务性的工作中抽身，并试图重拾一直蕴藏在他内心深处的文学旧梦。

总而言之，经过“《草木篇》事件”后，李劼人终于深刻地体会到，他的文人本色与侠士情怀，与当时的政治氛围扞格不入，而自己本质上只是一个业余的副市长，一个热心的外行。

三、知识分子“仕”与“隐”背后的心灵图景

平心而论，李劼人在担任副市长职务期间做了很多利于民生的实事，譬如上文提到的修筑道路、疏通运河以及修整杜甫草堂等等。李劼人在1920年代的法国留学生时期便已流露出对城建工作的兴趣，加之他曾长期担任民生机器厂及嘉乐纸厂的负责人，所以他在1950年代初期处理成都市政工作时，是颇为得心应手的，而他倾注在这些基础设施建设上的热情，也被日后的成都市民口耳相传。此外，李劼人在“退押运动”期间为事实上存在困难的人员说情，以及在“百花时期”坚持用文学标准去衡量《草木篇》、以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化等，都能见出他的胆识、胆色与侠义之心。然而，从政治标准来看，他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也并不以辉煌的政绩垂范后世，一本《死水微澜》的影响力便足以盖过他在任时的全部功劳。尽管李劼人去世后，他墓碑上所署的身份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成都市副市长、四川省文联副主席”[30]，但恰如雷兵等人曾指出的那样，李劼人的改行过程中时常透露出一丝力不从心的尴尬。在作家与官员的身份转换之间，李劼人对作家身份充满眷恋，在接受任命后又竭尽全力想做好副市长的本职工作。在人生的暮年，他想使自己的作家本色归位，却又面临着新的困难、新的匮乏。摆在李劼人这类知识分子面前的，始终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如何处理文学和政治的关系？

不可否认，对于深受儒家道统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入仕”有着与生俱来的诱惑。为学术而学术、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在中国其实并没有多么深厚的土壤。罗志田曾提到，“须知主张学术与政治分流、以为实际政治‘肮脏黑暗’，都不过是现代知识分子才有的固定认知，对传统的士来说，政治本应该是‘清明’的”[31]。认为自己有责任参与构建一个政治清明的世界，也是相当一部分现代知识分子从政的初衷，譬如丁文江、胡适等人，哪怕他们曾约定不谈政治，但对政治的兴趣从未从他们的精神世界中消隐；又如《新青年》同人的分化，一定程度上也与编辑内部政治观念的分化有关。李劼人之从政，也应当被放置在这一背景下进行观照。

可是，对于作家而言，只拥有善良的意愿或者对政治的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如同韦伯所说，“政治是件用力而缓慢穿透硬木板的工作,它同时需要激情和眼光”[32]。归根到底，政治考验的是技术而非意愿。从李劼人这一个案来看，他在任时面临的考验主要来源于政治身份不够显赫、政治嗅觉不够灵敏，以及难以妥善处理“情”与“理”之间的关系等等，故而更多地只能做文化方面的边缘性工作。既要规避风险，又想有所作为与有所不为，对于李劼人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一桩难事。

1957年之后，李劼人逐渐淡出了众人的视线，他与政治的合与离，也以别样的方式体现在他的住址变迁当中。1930年代末，李劼人从好友谢苍璃处买下了成都郊外的二亩多地，并修建了几间茅草房。李劼人在门楣上自题“菱窠”二字，此后“菱窠”便成了李劼人一家安身立命之处。李劼人接受副市长之职后，为了方便处理政事，1952年春，李劼人举家搬迁至成都市政府宿舍。1957年9月，李劼人在成都市人民代表会议上作第三次检讨，同月，“执意不愿再住在西马棚街副市长公寓院内，举家搬回‘菱窠’”[33]。从独善其身式的诗酒田园“菱窠”到副市长公寓，这段时间刚好是李劼人最踌躇满志的时期，而1957年之后逐渐从庙堂隐退、避居田园，也从侧面折射出了李劼人前后的心态变化。退居“菱窠”之后，李劼人试图重拾文学志业，作家李劼人曾为副市长李劼人让道，如今人生的晚景已至，他发自内心地渴望能重温文学故梦。

早在1950年代初期，作家出版社便曾联系他修改“大河三部曲”，但李劼人一直难以集中精力应对。从政治事务中逐渐抽身后，李劼人可供自由支配的时间比之前多了不少，但事与愿违的是，他仍然难以达到自己理想的写作状态。一方面，李劼人仍处于在职状态，他仍有义务参与各种会议或各项决策，譬如在1962年8月的信件中，李劼人提及，“今年七个月，开会及办公，几乎占去了五个半月，而用于写作，不足两个月”[34]；另一方面，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李劼人老病缠身，加上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了让亲眷好友平安度日，他给他们接济了不少猪肉、粮油等稀缺的物资。譬如李劼人秘书龚宜昭的女儿龚哲维便回忆道，李劼人委托龚宜昭给各路亲友分发蒸肉，他们分得了大概一斤半肉，并且“碗上面盖了一张红字，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35]；此外，在与儿子李远岑的通信中，李劼人也提到过自己的待客经历，“沙汀夫妇、巴金等，在三个月内，已吃过我三次了。一次在和平餐厅包的席，使我花了七斤多粮票”[36]。李劼人与沙汀、巴金私交甚笃，这种轻微的牢骚之语反倒使我们从侧面瞥见了彼时文人交往的一鳞半爪，也能更深刻地体会到，即便在最艰难的时期，李劼人仍未改变自身乐善好施的慷慨之风。不过可想而知的是，这样一来，在日常生活中奔波忙碌的李劼人能够花在文学上的精力便少之又少了。

总之，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想回归作家本职的李劼人仍遇到了不少阻碍。1949年之后，与塑造了“具有科技素养与现代视野”[37]的“新人”形象的李准不同，李劼人已经没有能和“大河三部曲”媲美的新作问世了，而经他修订过的“大河三部曲”，其文学价值也并未超过1930年代的版本。将这种现象完全归因于李劼人自身创作能力的衰退，当然是偏颇的。修订本不如原著的现象，也并非李劼人所独有，此处亦不再赘述。而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如果细读1949年之后李劼人的文字材料，会发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他文学家才华的，是他的各种信件，尤其是给其儿女的私人信件。在这些信件中，李劼人似乎恢复了他作为艺术家的全部敏锐感官。譬如在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的信件中，他兴致勃勃地历数成都市面上各种蔬果的价格，如数家珍地提及自家食品的成色与品相。在这些私人文献里，李劼人仿佛恢复了他写《死水微澜》时的自如与神采。在对豆腐乳、猪肉、红苕等日常风物的津津乐道中，那个最擅长描画成都市井风俗人情的优秀作家，通过别样的方式得以回光返照。因此，是这些私人信件而非“大河三部曲”的修订本，一定程度地还原了作家李劼人的本来面貌。

结语

从李劼人1949年之后辗转于作家和副市长之间的经历来看，这种既想入仕又担心难以两全其美的矛盾心理，既是李劼人的特征，也是新旧交替之际的知识分子所共有的困惑。这些知识分子有着与古典士人相似的兼济天下之志，却又面临着现代社会的结构转型。在这种转型的驱动下，政治与思想文化已然各自分化、独立出专门的场域。“仕”抑或“隐”，不仅关乎意愿、立场与技巧，还牵涉到个人禀性与政治需求之间的取舍。不过，尽管1949年之后的李劼人离一个出色的政治家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他的创作也并未超越其1930年代的文学成就，但倘若剥离掉所有外在的身份标签，我们仍应当看到，李劼人晚年岁月里竭尽全力却仍然难以完成的转型，其实也构成了对某种珍贵人性的旁证。

注释：

[1] 参见张义奇：《大河无声：李劼人评传》，四川文艺出版社 2023 年版。

[2] 参见李眉：《李劼人年谱》，《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 2 期。

[3] 参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回忆四川解放》，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4] 参见成都市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接管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1 年版。

[5][6] 曾智中：《副市长李劼人和成都市政建设》，成都市李劼人故居纪念馆、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李劼人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256 页、256 页。

[7][13] 李眉：《回忆我的父亲》，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李劼人研究：2011》，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90 页、390 页。

[8] 关于嘉乐纸厂的兴衰及李劼人的实业救国理想，可参见付金艳：《实业家李劼人档案揭秘》，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6 年版。

[9] 齐邦媛：《巨流河》，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版，第 169 页。

[10]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新编本》（第 11 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年版，第 541 页。

[11] 参见成都市档案馆编：《成都解放》，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9 年版。

[12][19] 雷兵：《“改行的作家”：市长李劼人角色认同的困窘（1950-1962）》，《历史研究》2005 年第 1 期。

[14][31] 罗志田：《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的兴起》，《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06 页、205 页。

[15] 参见李劼人：《报告成都市市政建设及文化建设》，《李劼人全集》（第 8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6—127 页。

[16][30][33] 李眉：《李劼人年谱》，《新文学史料》1992 年第 2 期。

[17] 数据来源于李劼人：《成都的一条街》，《李劼人全集》（第 7 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48 页。

[18] 李劼人：《成都的一条街》，《李劼人全集》（第 7 卷），四川文艺出版社2011 年版，第 448 页。

[20] 张杨：《川西地区退押运动研究（1937-1951）》，《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

[21] 李劼人：《510802 致龚逢春》，王嘉陵主编：《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1950-1962）》，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 页。

[22] 贺宏亮：《“并非无故代地主说情也”——1951 年川西土改前李劼人书信中的“退押”问题》，《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4 年第 1 辑。

[23][24][25] 李劼人：《511229 致熊扬》，王嘉陵主编：《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 1950-1962）》，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9 页、30 页、30 页。

[26] 刘大杰：《忆李劼人——旧友回忆录》，成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李劼人研究会编：《李劼人研究：2011》，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386 页。

[27] 李劼人：《把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推向新的繁荣》，《李劼人全集》（第8 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55 页。

[28] 李劼人：《答〈成都晚报〉记者》，《李劼人全集》（第 8 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63 页。

[29] 李劼人：《向党交心》，《李劼人全集》（第 8 卷），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年版，第 203 页。

[32] [ 德 ]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冯克利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 年版，第 117 页。

[34] 李劼人：《620801 致舒泽淞》，王嘉陵主编：《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本1950-1962）》，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0 页。

[35] 龚哲维：《永远敬重、感恩的人》，成都市李劼人故居纪念馆、李劼人研究学会编：《李劼人研究》，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9 年版，第 360 页。

[36] 李劼人：《610109 致李远岑》，王嘉陵主编：《李劼人晚年书信集（增补1950-1962）》，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68 页。

[37] 杨超高：《技术话语、“新人”形象与社会主义想象——论李准合作化小说中的科技书写》，《东吴学术》2024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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