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表决通过，自7月1日起施行。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领域的基础性、综合性法律，这部法律的出台，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重大实践，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它以制度之力凝聚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携手奋进的共识，也为民族文艺的创作与传播指明了方向。本期“民族文艺”专刊特邀请石一宁、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尼玛潘多、马金莲4位作家、评论家撰写文章，共话新时代民族文学如何讲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动人故事，以精品力作汇聚起促进民族团结、推进强国建设的磅礴力量。
——编 者
心近了，精神的家园就坚固了
□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哈萨克族）
文学是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载体，它为维系人们的情感而生，为凝聚人们的精神共鸣而存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共同的情感依托和精神传承，就难以凝聚起强大力量。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族儿女齐心协力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努力，在这一进程中，文学承担的责任及其发挥的作用极为重大。创作者凭借一个人、一颗心、一双手、一对眼睛，面对一张稿纸、一块屏幕，写下的文字无声无息，却印刻着一片地域、一个民族对时代的观照和关怀，承载着对故土的眷恋、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家国情怀的坚守、对艰苦磨砺的承受和对手足情谊的精心守护。无论是只有几行字的诗歌，还是洋洋洒洒数十万字的长篇小说，抑或上千万字的网络小说，都是如此。
新疆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新疆文学是多民族文学。一名创作者可能会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创作，也可能会用民族语言来写作，但无论写作方式如何，一定离不开中国人的生活，离不开对时代的共同认知。如果在这一点上发生偏离，一定会给各民族共有的情感家园带来伤害。
文学助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首先在于能否通过共同的记忆和体验来凝聚人心。新疆作家周涛笔下的天山、骏马、牧人、荒野，是边疆图景，也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山河人文记忆。他的作品能让生活在中华大地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们，在祖国的西北边疆，在“天马”的故乡和故事里，看见自己的根。
其次，在于用共通的情感搭建理解之桥。中华民族之所以能成为共同体，不是因为大家都长得一模一样，而是因为我们能够共情彼此的命运。比如，写伊犁昭苏的一匹头马如何守护家园，写它的野性与驯服、自由与责任、刚烈与温柔，读者都能明白。其中情感的文学转化，不分民族、不分语言，更不在于说教，只为让人动心、走心。人们的心近了，精神的家园就坚固了。
第三，在于用共同的精神气质铸造共同的魂。中国人的民族精神里，一直有这几样东西——坚韧，再难也不垮；包容，存异也能同行；信义，一言既出，生死相随；敬畏，对天地、对生命、对故土，抱有赤诚。周涛写一群马的奔跑与守护，写牧马人的沉默与力量，写人、马、大地之间宿命的相连，就是在写中国人骨子里的硬气、义气、和气和底气。
文学不能建造房屋，却能安放灵魂。
回到写作本身，对共同情感的书写、对共同精神的架构和营造，就是要用文字的方式，实实在在地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写新疆的“三山两盆”、沙漠绿洲，写昆仑天山不计其数的雪山达坂、高山草甸，写南疆人、北疆人，写牛、写羊，写胡杨树、白杨树、庭院哨卡，写贯穿天山的高架桥、长隧道、“一带一路”，无不是写中国大地和中国人，写中国人的生命体验，写中国人的情义与风骨，用中国式的含蓄记录生活——我们共有一片山河、共有一个家、共有一种精神。所以，写好那些触动“我”、感动“我”、温暖“我”的人和事，着眼于我们共同的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的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与现实，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切入一名老者、一位母亲、一家邻居、一个路人，抑或一只鸟、几匹马，关注他们的眼神、动作、默契、温柔，写他们的相互守护，把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情感转化为文字，就是新时代的好文学。
新疆多民族文学，一定会成为传递民族温情的生动载体和具体实践，将中华民族共同体转化为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故事，让理念不再悬浮于纸面，而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情感记忆中生根。我坚信，新疆多民族文学作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力量，一定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探求个人、民族与国家的共生共存之道。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律的刚性确立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时代主线，将民族团结从道德倡导上升为法治要求。法律的生命力不仅在于条文的严谨，更在于蕴含其中可感可触的民生温度。在科技飞速发展、信息纷繁复杂，各种思想、价值观激烈碰撞的今天，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颁布施行，必将为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推动中华民族走向更加团结繁荣的未来，并为作为中国文学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作者系新疆作协副主席）
学呈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个维度
□石一宁（壮族）
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文学既是多民族文学，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文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也是新时代对中国文学的呼唤，是中国文学的重要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将要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鲜明倡导，为新时代中国文学打开了新思维、扩展了新视野、开示了新境界。
文学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呈现，我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
一是历史的维度。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观照下的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意味着一种新的视角，视角的变化则意味着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新的发现和理解，甚至可能导致对历史整体的重新思考。历史内涵的陌生化和新发现，将使历史变得更为多层和深厚，而这将大概率催生一种新的历史叙述。
创作视角的嬗变包括历史“量器”的增大。关于一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如果分别从历史的短时段（其中亦存在民族矛盾和分歧）和长时段（各族人民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来思索和衡量的话，其结论可能有所差异甚至大相径庭。因为在短时段中涌现的人物和发生的事件，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关于人物和事件的评价亦更多地受短时段的现实、情绪、舆论氛围等的影响和局限。而体现着历史运动方向和趋势的长时段中的人物和事件，已更多地脱去其偶然性和情绪性，而具有一种更为恒定和理性的认识价值。一些以往存在争议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或许能够因此而定分止争；一些不曾受到更多关注的人物和事件，或许因此亮相于新的历史叙述。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启引下，面对共同开拓祖国辽阔疆域、缔造统一多民族国家、书写辉煌中国历史、创造灿烂中华文化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的民族大历史，面对血脉相融、信念相同、文化相通、经济相依、情感相亲的命运共同体的家国大情怀，文学的历史叙述应该也必然会相应地生发新的面貌。
二是现实的维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源于久远的历史，但从其理论形态来说是一种伴随现代化进程而不断强化的现代意识。在现实题材文学创作中，尤其更应灌注这一现代意识。理论来自实践，现代理论来自对现实实践的把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华民族当代政治共同体的形成，也是中华民族当代情感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根本寄托。56个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施行、坚持和完善，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的民族生活图景，为现实题材文学创作提供了新鲜的灵感、丰富的素材、浓郁的特色和厚重的内涵。现实题材创作的民族性，同时也衔接着历史，因为民族性是历史地形成的；民族性的另一端，则伸向未来、伸向世界，如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民族性的最终走向，是普遍的人类性，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引领下的现实题材文学创作，追求时代精神、民族精神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共融，应是值得提倡和期待的。
三是审美的维度。文学是以审美的方式存在的，是一种审美形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呈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题材创作，都离不开审美的表现、提炼与升华。孔子说诗“可以群”（《论语·阳货》），曹丕说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典论·论文》），固然是看到了诗文对于凝聚人民和国家的功用，但又何尝不是对文学审美力量的认识？诚然，共同体意识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现代意识，在有扬弃地继承传统美学的同时，也在召唤新美学，召唤美学的重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审美表现，我认为相较一般的文学性表达，既有共性，也有其特殊性或曰侧重性。在作品中，不仅关注人物形象塑造、语言修辞运用、叙事策略选择等一般文学性手段，还应对关涉作品主题、体现着民族共同记忆与乡愁的各种因素如民族风俗、传统、文化遗产等的表现予以格外重视。英国作家埃德蒙·伯克曾如此谈论风俗的意义：“每个民族都应有风俗体系，敏感的心灵都倾向于品味这个体系。要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祖国就应该是可爱的。”具有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创作，应同时认识到高度的审美表现对丰富和完成作品主题的重要性。审美的意义并不仅仅局限于纯粹的文学性，而且还介入到民族的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中。社会统一与审美、政治共同体与审美的辩证关系，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学呈现的一个深刻启示。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注入了强劲动力与活力，为攀登文学高峰、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展现了新的可能性。
（作者系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让文字绽放共通的精神之花
□尼玛潘多（藏族）
依我的阅读经验，不同国家的文学作品，都是带我走进这个国度的一条小路。沿着一路生动的细节，透过不同的习俗与生活，令人过目难忘的是文字背后深刻而共通的情感。这种情感超越国界与身份，总能在读者心中引发层层涟漪，这样的感受是史料难以企及的。所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学大有可为。
2025年，新疆的《民族文汇》让我写一句话，要发在封二。我想了一下，立刻手写了一句：“民族文学是一座桥，搭建的是理解与沟通的路径。”其实，在这个定义中，将民族文学扩大至文学也是成立的。文学是以具体生活为素材，表达全人类内心的幽微情感。作者巧妙的构思和精彩的叙述，可以让“这个人”或者“这里”的生活被读者听见、看见，甚至共情、共鸣，进而被理解、被尊重。
我国是个多民族聚居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其独特的一面，也有共同的一面，民族文学创作要坚持以共同性为主导，同时尊重差异性。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中央实行对口支援西藏政策后，全国各地大力援助西藏，西藏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使西藏的经济社会得到了飞速发展。特别是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惠及普通百姓的重大民生工程，使西藏人民的生活和全国各地一样，得到了极大改善。这些都是我们最大的共同点，应当成为我们创作的重要题材。如果文学作品能够用生动的笔触表现好这一历史性变化，共同体意识就会在情感共鸣中生根发芽。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紫青稞》，以改革开放初期的西藏农村为背景，写出了和祖国各地同频共振的时代旋律：既承受改革“阵痛”，又获得飞跃与新生的“甜蜜”。这部小说获得令我没有想到的共鸣与共情，让我意识到，无论根植于如何独特的文化土壤，将目光聚集到最大的共同面，绽放的一定是共通的精神之花。
2023年，《西藏日报》文艺副刊开设了“同心圆”栏目，刊发以民族团结为主题的散文、随笔等。栏目开设后，我们收到了大量稿件，表现不同民族的师徒情、同学情、医患情等，并且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经历，情节生动，情感真挚，令人泪目。对于一个作家而言，如果能真正把写作的触角伸向这般温暖感人的生活，素材可谓应有尽有。在写作过程中，如果不拘于对独特风情的浅层表述，少一些对西藏的神秘化、猎奇心，多一些对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的描写，就必定会写出与人共情、形成共鸣的好作品。
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我的创作一直有非常清晰的目标，那就是书写西藏的日常，写出渗透在烟火里的温暖与感动，写出这片年轻高原上跨越民族界限的丰富情感。2024年，我的长篇小说《在高原》获得了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这部小说描绘了汉藏结合的茹玛家族四代人的命运和西藏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呈现了在历史长河中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守望相助的血脉亲情。在写作中，我并未刻意渲染民族团结的主题，而是把我亲身经历的一些故事置放到表现白玛措吉与汉族好友李启梅、夏荷的深厚情谊的情节中，让民族之间的差异在真挚情感中消弭。
写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的小说，除了从当代生活中汲取丰富素材，留存在西藏的文献与文物也是一个富矿。前不久，有幸参加了《那曲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历史文献丛书》的发布仪式，发现仅一个那曲市就整理出了11卷作品，内容涉及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口传史料、红色文献等。由此可见，西藏是个民族交融之地、文化汇聚之地，利用好这些资料，可以很好地讲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故事。在这一方面，西藏文学也有鲜明的实证，如作家次仁罗布的长篇小说《乌斯藏风云》，就是以萨班与阔端在凉州会谈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为题材，采用虚构与史实相结合的方式，将宏大叙事与个体命运有机结合，展现了中华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同缔造历史的壮阔图景，展现了西藏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对中华民族的归属感。
当然，有了丰饶的文化沃土、丰沛的现实素材，还要在表达形式上下功夫。除了小说应有的故事性，也要坚守文学的审美特质，让严肃的主题变得生动有趣、深入人心。要拒绝主题先行，更要拒绝说教式的表达。
（作者系西藏作协副主席）
不断打开格局，拥抱更多可能
□马金莲（回族）
我出生的村庄在西海固的群山怀抱当中，比较偏远封闭，周边都是回族村落。出村子朝北走，翻过一座山、一道沟，有一个汉族村庄，地理距离远，我们很少有机会接触。站在这边山头望过去，那是和我们一样的村庄，黄土地，黄土泥巴院落和房屋，房前屋后长着杨柳杏榆等树木。那里的人跟我们一样，忙着春种秋收。只有到了年关，辞旧迎新之际，能听到锣鼓声远远传来，大人说汉族过年呢，据说汉族年三十守夜，初一迎接喜神，要用锣鼓鞭炮欢度节日，我对此深感好奇。
我母亲的娘家邻村是汉族，母亲知道很多汉族的讲究，不知不觉中也学来一些。二月二，她给我们炒豌豆吃，说汉族有民谣，“二月二，炒豆豆，糜子把麻子叫舅舅”。母亲用花布片缝出指头蛋儿大的春牛，春牛肚子里装了棉花，还压几颗花椒粒。她把春牛缝在我们几个小孩的袖口，这样我们抬手擦鼻涕的时候，就能闻到春牛身上散发出的花椒香味，母亲说这能让娃娃不生病。是不是真有作用，我不知道，我只记得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袖口都没春牛，只有我们家娃娃有，别的孩子看了只能羡慕。我父亲当时在乡文化站工作，有时候会带同事来家里，其中也有汉族。母亲会尽全力展现厨艺，给他们擀长面、烙油饼。
后来我考上中学，去西吉县念书。有一年开学，我背着干粮独自步行去学校，翻过山、越过沟，乡街道近了，可眼前还有一条河需要跨越。这条河平时很小，细细的一股水在河心流淌，只要踩着几块石头就可以过去。可那个清晨，那条河变了脸，它变宽了、变厚了，水打着浑浊的浪汹涌而下，发出隆隆涛声。那时去县城的班车很少，我是掐着点出发、翻山越岭而来的，眼看太阳已经升起来，再耽误就要错过班车了。看着滔滔流水，我傻眼了，沿河上下走出好几十步，水面一样宽，没有缓和处，也看不到一点窄浅的河面，人们常踩的那几块石头早就被淹没了。
转身回家，明天再来？还是脱鞋赤脚走过去？我卷起裤腿，脱下鞋袜，脚刚放进水里就收了回来。太深了，边沿都没过了脚面，河心明显更深。我几乎要急哭了。这时候来了一群孩子，中间一个妇女，他们走到河边后，孩子们停下，那妇女换上一对胶皮的高腰雨鞋，跨着大步在水里走了走，把一个孩子背了起来，哗啦哗啦蹚水而行，很快就把孩子送到了对岸。接着她返回来，运送下一个。
我发现这些孩子跟我差不多大，都背着书包，应该是马莲中学的学生。看着同龄人一个又一个过了河，我心里焦灼不安，眼睁睁地看着那妇女送完了最后一个孩子。她过到这边来了，是要回家了吗？她朝我走来，在我跟前转过身子，做出背我过河的姿势。她说，来吧，要赶班车对不？再不快些就迟了。我晕乎乎地爬到她背上。她背着我过河，雨鞋搅动河水，哗、哗、哗，响声既近又远。这妇女30来岁，中等身高，有些发胖，她微微弯着腰，两只手伸到后面托着我，我的双手紧紧箍着她的脖子。她的头发有些乱，粗粗的一把，扎了个马尾垂在脑后。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汉族女人。她不认识我，但她像背那些孩子一样，把我背过了河。她把我放到对岸，一句话都没说，转身又走回了水里，我都没来得及跟她说一声谢谢。这件事我后来常常想起，时隔这么多年，依旧忘不了。
后来我在师范学校读书，离家更远了，每学期只回一次家。家长给的伙食费和零花钱有限，我每顿只敢吃食堂最便宜的饭菜，贵一点的都不敢想。同宿舍有一个汉族同学，她每周末都会回家，返校时会带来馍馍、葵花、苹果等很多好吃的。她一点都不吝啬，带来的东西总会与舍友分享。印象最深的是，她每次都会多给我分一些，经常是我在床上看书，她踮起脚，捧给我一大捧油葵，又递过来几个苹果，友好地笑着说，不要跟我见外，放心吃。那油津津的葵花香味，那甜到心里的滋味，至今我都难以忘记。
上学让我有机会走出老家的小村庄，接触到更多人群，认识不同民族的人。走上文学创作之路后，走出西海固的机会增多，接触到了更多人，认识了更多朋友。通过阅读全国各地不同民族作家的作品，我的眼界不断被打开。迟子建写东北鄂温克族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一直是我的枕边书，翻了不知道多少遍。藏族作家阿来的《尘埃落定》《机村史诗》《云中记》等作品，我都有过细致阅读和反复回味。杨志军写汉藏情谊的《雪山大地》，绵密的细节和磅礴的骨架引人入胜。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和次仁罗布的作品，带我往一个陌生民族的精神深处探索。广西作家凡一平、东西、李约热、陶丽群等人的小说，我几乎全读过，凡一平早年的作品已不容易买到，于是我在网上一本本地淘。这两年学写儿童小说，蒙古族作家黑鹤的作品我几乎全看了一遍。朝鲜族作家金仁顺的中短篇和长篇《春香》我都细读过。仡佬族作家肖勤的小说，只要在刊物发表，我就必须看。读李娟写新疆的系列散文，除了感叹她文字里那份浑然天成的淳朴，我还深深沉浸于不同民族间水乳交融的真情……文学作品往往承载着人类的情感密码，所以我痴迷于不同民族作家创作的、书写不同民族题材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保留了天真烂漫，蕴含着多样之美。
文学是真诚的表达。这些年，我始终沿着遵从内心、诚挚表达的道路前行。在具体写作中，我会呈现本民族人群的风俗习惯、精神内核、性格特质等，同时，我也在不断打开格局、拥抱更多可能，不再拘泥于书写一个民族、一个地域。以优秀的文学作品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将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作者系宁夏文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