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A LAI）
阿来，藏族，当代著名作家；1959 年生于四川马尔康县一个叫马塘的藏族村寨；初中毕业后回乡务农，后成为农民工、拖拉机手；1977 年恢复高考当年考入马尔康师范学校；毕业后做小学、中学教师五年，后任《新草地》杂志编辑，《科幻世界》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主席。
阿来1982 年开始诗歌创作，80 年代中后期转向小说写作；主要作品有诗集《梭磨河》《阿来的诗》，小说集《旧年的血迹》《月光下的银匠》《行刑人尔依》《少年诗篇》《奔马似的群山》《三只虫草》《蘑菇圈》《河上柏影》，长篇小说《尘埃落定》《空山》《格萨尔王》，长篇非虚构作品《瞻对》《大地的阶梯》，散文集《语自在》《阿来散文》《草木的理想国》，演讲录《当我们谈论文学时，我们在谈些什么》等，其中《尘埃落定》以“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轻巧而富有魅力的语言”“充满灵动的诗意”而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我一直都在追问，为什么？
阿来 / 卢一萍
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
卢一萍：
从您的行踪可以知道，您经常回阿坝，也就是经常回川西的群山和高原。我三月份与您同到金川，感觉到了您对故乡的深情，感觉到您在故乡的状态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怎么说呢？感觉您成了一个回乡少年。您怎么理解故乡？
阿来：
其实，我的故乡观念有点不太一样。我们中国人说故乡，就是自己的出生地。我的出生地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很小的一个村子，我早年的中短篇小说，后来的长篇小说《空山》，差不多就是以这个村子为背景写的。当然，比这个村子更有概括性。后来我发现，如果我们对故乡的观念一直都是这么小，那可能只是血缘上的。我们应该还有一个更大的故乡，更大的故乡可能是一个文化范畴，不光是血缘范畴。我在不同地方也说过，如果不是整个青藏高原，至少是青藏高原东部，横断山区，是我的一个更大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文化范畴上的认知。
这些年我只要去这些地方，我都把他看成是回乡。这个范围很大，最北边是阿坝，中间是甘孜，然后，再往南边是云南的香格里拉，还有甘南，还可以往西边一点，青海的果洛、玉树，西藏昌都一带，金沙江两岸。这些地方，我每年都要去好几次。现在故乡那个村子反而很少回去了，即便要回去，只是因为家人父母在那里，和写作也没什么关系。
卢一萍：
您这个故乡的范围无疑是扩大了的，也即是您说的，是一个文化意义上的故乡，这从您的写作上得到了印证。您的绝大多数写作都没有离开那个地域。可不可以这样理解，那个所谓的小地方“机村”，其实是一个无限大的地方？
阿来：
可以这么讲，文学让我们把故乡的观念扩大了，但是我也希望不要太大，太大也把握不住。
我们在文学上即便写再小的一件事情，都可以小见大。我们要在特殊性中找到普遍性，没有一个小中见大、大中有小的观念，可能就写不出什么有意义的东西。现在，我们的文学往往强调一个方面，却忘掉了另一个方面。比如我们强调要深入生活，那么就一门心思深入生活；我们说提高见识要读书，我们又一门心思去读书，却没有去想这两者怎么结合起来。老读书，成了书呆子；老深入生活——好像原汁原味的生活呈现得很好，但没有让它升华超越的能力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应该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往返，最后才能建立起一个自己的文学世界。
卢一萍：
抛开文学的、诗意的因素，能说说您出生的那个村庄吗？也就是马塘。
阿来：
马塘过去也重要，我们村子在茶马古道上，是个驿站。刚好在一个4000米高的大雪山下面。现在当然不太重要了。但你读晚清甚至民国初期的史料，这个地方都频繁出现，它都是交通要道的一个重要节点。
我父母都八十多岁了，还有一个弟弟在老家。我们那里的农村有一个习惯，要放一个人守家，我弟弟就在老家守家。
卢一萍：
现在有个时髦的说法，故乡在陷落，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阿来：
其实我不太同意用“陷落”这个说法。
认识今天的农村，要放在大历史趋势中来看、放在变化的进程中来看。这种现代性的发展有的地方慢一点，有的快一点。工业化到来，城市化出现，人们往城市集中，往非农业、往工业和服务业集中，形成了农村的凋敝，或者说农村人口的转移——我也不想用凋敝这个词，这是一个必然。一方面，传统的小农业经济效益很低，提高效益的方式最可靠的是集约化；一方面，集约化过程中多余出来的劳动力就要向别的行业转移。比如英国的圈地运动，后来很多国家都经历过这样的时期。从文学上来讲，很多小说其实写的都是城市化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个事情，比如说英国作家哈代的小说《德伯家的苔丝》，它的背景就是这个，苔丝就是离开乡村，放弃原来的生活，去别人家打工，被亚历克诱奸的。如果她呆在村子里，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她的命运也不会是那样的。
后来，我们看到的拉美小说，包括美国一些作家的小说，也是这样。包括《百年孤独》，也是放在工业化、全球化这个背景下的。文学作品也是在书写这个过程。比如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他虽然在写农村——美国的农村，但已经不是以前的农村了，而是适应现代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商品化的农村。所以我说与其是凋敝，倒不如说是传统农村的解构与新型乡村的重建。
旧的乡村秩序因为生产方式转变了，它必然要变化，仅此而已。
对农村而言，这就是一个重建的过程。所以我们文学书写中，只是基于同情而书写凋敝的一面，而看不见重新建的那一面，至少是很不全面的。——对旧的东西有依恋，其实就是习惯而已。真正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没有到凋敝的程度。
当然，历史进步的时候，总有一部分人要做出牺牲。我们的问题是，中国农民为此付出的牺牲太大太大，我们城市、我们工业不能只在剥夺农民的基础上发展，要考虑反哺农村的问题。今天，国家已经非常重视这个问题。这些年的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都是对这个问题正视的结果。所以，总体来讲，文学不能只说凋敝而不注意到新生的事物与新的情况。所以，我的眼光有些不一样，该消失的会消失，该成长的也会成长。今天我们深入到乡村中去，会看到很多时候对这种变化的顺应也是农村人的一个自动选择，虽然这其间被动性大过了主动性。
卢一萍：
您童年的情形一定记忆尤深。您说过，您到小学三年级才听懂老师说的第一句汉语，当时是什么感觉？
阿来：
我六岁上学，当时少数民族地区第一年不学课文，先上预备班，学汉话，跟老师学基本的会话。这样学一年，第二年才学正式的课文。
我们小时候基本也会讲汉语，就是那些日常用语，比如你吃了没有？你要到哪里去之类的。我说的意思大家可能不太明白。很多人觉得只要懂日常的会话就是懂一种语言了。其实语言有两个层面：我们日常说的“你吃饭了吗？”“你上哪里去？”“你冷不冷？”，是很直观的，跟我们身体相关，我们很容易理解，而且一学就会。语言还有抽象的层面，你上小学了，进入课堂了，跟我们路上走不一样，前面是哪个村呀，这个很简单，碰见一个熟悉的人，问你上哪去？一学就会，没有文化的人也会。但是你上学以后，你马上会面临抽象这个问题。因为语言在扩展，我们的经验在扩展，我们身体的经验很少，主要是抽象的经验，依此建立知识系统。比如你学语文了，语文里说思想，思想是什么？没看见过。课文里说毛主席，毛主席有个像，我们看到那个像后知道这是毛主席；那党呢，它就超出你理解的范围了；还有主义呢？你突然会遇到一大堆这样的东西。第二个，要开始学别的学科，比如说数学，乘法它有口诀表、有公式，马上进入一个抽象的世界。今天很多教育当中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很多学生在学习的中途落下，很多老师和家长都没意识到，在这个转折的关口，他可能需要帮助，这个很重要。因为那个具象的世界他很容易获得经验，但在这个抽象的世界里，他没有直接的经验，完全靠他自己去学习去体悟。
所以，从这种语言到那种语言能力的提升，代表的是你能否从具体经验世界过度到抽象思维的世界。只有完成了这种过度的人，才能进入一个真正的知识系统当中，才具备真正的思维能力。前面只是一个感受，但你要思维必须把那个抽象的东西组织起来，明白它内在的逻辑。所以，开始脑子难免一片混沌，但有一天我突然明白了，这一切问题就不存在了。从此，除了字面的意思我还懂得背后的意思。开窍了，或者用宗教的话来说，我开悟了——差不多是这种感觉，不一定准确。我说的三年级才懂汉语，是说的这种状态，但采访我的人，他没有这种语言经验，所以产生了那样的误解。以为我那时才懂得字面上的汉语，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时家乡除了苦难就是苦难
卢一萍：
据说您上初中时要走150里路？
阿来：
我们那个时候把乡叫公社，我们公社没有中学，要到另外一个公社去读。那里离县城就几公里，又不让我们进县城读书。当时是住学，隔几周才能回家。吃饭在食堂，家里把粮食卖到粮站，开证明，说孩子是上学的，要住校，就换成粮票，交到伙食团，还要交钱，换成饭票菜票。当时正长身体的时候，一个月30斤粮总是吃不饱。现在觉得30斤粮挺多，那时候真要放开吃一顿就可以吃一斤粮，因为当时没有肉没有油，没有油水所以特别能吃。
卢一萍：
您初中毕业后，还当过拖拉机手。
阿来：
初中毕业后，我没有考高中，我要考肯定能考上。我是家里老大。当时知识青年下乡，那就觉得城里的知识青年都要下乡，我肯定也要回乡，既要回，那不如早回。所以回到农村，当了农民，天天劳动。半年以后，州里要修水电站，到村里来招募民工。我那时就觉得家乡一点意思都没有，除了苦难就是苦难。而且那时候讲阶级斗争，我们这种家庭出身不好的，更压抑，就想出去。我就报名，要出去修水电站。当时我十六岁。
不是去了就开拖拉机，先干的是最苦的工作——挖土方、抬石头，干了好几个月。后来工地上来了一批机械，他们就在农民工中挑有点文化的。他们觉得我这么小的孩子干那么重的工作，也可怜我，加之我有文化，才让我去开拖拉机的。
卢一萍：
您是怎么考上阿坝师专的？
阿来：
七七年恢复高考。我初中的老师听说我在修电站，让人捎信来，喊我复习，去报名考试。我赶到县城去报名，没想到报名时间已过，但当时的一些人很有人情味，有个人说人家这么远跑来了，让他报了吧。我就报了名，然后叫我几月几日来考试。
报名回去后还是天天劳动，没有时间复习，也没有一页纸的复习资料。
那时候是冬天，大概一月份，河里的水最小，正是拦河修水坝最忙的时候。每天三班倒，那时我上夜班，下午6点上到晚上12点，我要参加高考，但工地那么紧张，不好意思请假。临近考试的那天晚上我12点下班，交完班，衣服都没换，就穿着开拖拉机的劳动服，油光发亮的，吃了点东西，借了辆自行车，打个手电筒，半夜骑了30多里山路，到县城天都亮了，没有休息，直接进的考场，考了两天，考完后填完志愿，又回去上班了。
干了几个月，马尔康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来了。记得恢复高考那年是5月份入学。马尔康师范学校是阿坝州的一所中等师范学校。我看到这个通知书后很难过，因为那不是我想读的学校，所以不想去。
我在水电站接触过搞水电勘探的人。他们大部分都是学地质学水文的。当时山里要打一个洞，没有打之前，他们就能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况，最后打通后严丝合缝的，误差极小，我觉得这些人很了不起。
我在一个小地方长大，没有见过世面。这些搞地质的人去过很多地方，有的去过大庆，有的去过新疆。聊天的时候觉得他们太神了，很羡慕，觉得这个职业好，所以我报的所有志愿都是地质专业。
我们那个村子是个很小的地方，并不美好，尤其是人际关系，所以我就想逃离，觉得我以后要逃得远远的，隔这个地方越远越好。结果通知来了，不是我要的专业，还在家门口，所以很失望。但后来还是那些人说，年轻人还是读点书好，难道你还想在这里开一辈子拖拉机？他们劝我，后来这才去读的书。因为不想去，所以当时报到都晚了。
卢一萍：
毕业后工作情况怎么样？
阿来：
我读了两年，毕业后就分配去当小学老师。他们说这人小学教得好，教了一年，中学缺老师，就把我调到马尔康县第二中学教初中；人家说这人初中教得还可以，一年后又调到县中学教高中，一教就是好几年。
我这个人有个特点，不管我喜不喜欢，我做过的工作一定先把它做好。
我任教的小学非常远，很穷很偏僻，跟我们村子的情况差不多，但我们村子还通公路，那个地方只能走路去。走路要三天，要翻两座差不多4000米高的大雪山，爬上山下河谷，走一天，找个地方住一晚，接着上山下山，然后再翻山再下河谷。那里是一个公社的中心小学，但班上就十几个学生。我们开学的第一件事情不是等学生来报名，而是漫山遍野去找学生，动员家长同意他的孩子来读书。
这辈子就是自己教自己
卢一萍：
这些经历对您以后的写作都有哪些影响？我感觉您的写作中有您那个时期的影子。
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