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江湖

在我们那个年代，几乎每一个少年都有一个除暴安良行侠仗义的武侠梦。

最早接触武术是在师范的时候，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电影《少林寺》上映后，全国都兴起了武术热潮，学武练武风靡一时，我老家的一个小伙伴甚至辍学去少林寺学武，中途被他老父亲揪回来痛打了一顿。

我是在1982年进入师范学习，也是对武术痴迷。当时县武术辅导站正招收八极拳学员，我们很多同学都去报名，后来学校发现上早自习的人少了很多，就宣布学校的大门早上不开，并且早自习严格考勤，很多同学就放弃了。但我还是不死心，缠着刚从师范大学毕业的班主任，班主任心地善良，就私下同意了，但早上出校门要自己想办法。于是每天早上6点钟，我就从二楼我们教室窗户上跳出去，好在外面是一个土坡，跳下去不至于摔伤。有一次把一个来早了的女同学吓得大惊失色，以为是偷儿偷了东西在跳墙。就这样一直坚持了三个月，把全套的八极拳学完。后来看电影《一代宗师》，张震演的那个角色“一线天”，就是练的八极拳，八极拳的特点是短促凶猛，没有一点多余的动作，他与章子怡的几场打斗很能体现这种拳风。

工作后，曾经习练过“八宝门气功”，是读的莫文丹老师的函授班，他当时是广西武警武术散打总教练，自己练了几个月，小有成就，可以单手开砖。那天晚上在阳台上练功，自己觉得手掌胀鼓鼓的，气往外冲，就找了一块垫花盆的红砖，结果一掌下去，红砖应声而断，我兴奋得把熟睡中的爸妈都叫了起来看那块断砖头，他们很惊奇。后来我还私下在同学面前表演过，他们开始不相信，后来砍断了，都很震惊，看到我的眼光都有点不一样。

为了巩固硬气功的功夫，我还练习过打千层纸和绿豆沙袋，打千层纸就是买一大叠草纸，用钉子钉在墙上，然后用直拳练习，就是用瓦楞拳直打，打了一阵子也很有成效，拳面先是发红，后破皮，再流血，后又慢慢结痂，直至生出老茧，有时一拳出去没有打准，打在那个钉草纸的钉子上，那才体会到什么叫钻心的疼痛。

后来到成都上大学，有一天骑车经过科大校园，看见一则招生启示，是陈氏太极拳训练班在招生，于是就毫不犹豫地报了名，习练的是陈氏太极拳85式，教我们的是一个老者，不知是不是世家传人，感觉很有功夫，教得很仔细，我们练得很认真，学了三个月，练了好多年，自己觉得还有一些收获。有一次办事骑车经过望江路，眼看就要和一位骑车逆行飞驰的壮汉迎面相撞，我在车上一个侧身，左手顺便轻轻一带，那个人一晃而过，人车溜出去20多米。

练太极拳多年，又想练点硬功夫在身，就专门去练习过一段时间空手道，在西玉龙街陈麻婆豆腐楼上的“慧心空手道馆”，和那些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起练习，很辛苦，每一场下来都是全身湿透，特别是有时快速25个下蹲，连做5组，中途穿插20个俯卧撑，也是连做5组，有些小伙子都受不了，累得趴在地上，我那时40多岁，也能坚持下来，颇得教练的称赞。练了半年也小有成效，后来考级的时候终止了，因为空手道考级要么对打，要么打型，我觉得打型没什么意思，对打又很容易打得鼻青脸肿的，在机关工作有碍观瞻、不好解释，就算了。其实现在回过头来看，打型也很好，我看有些空手道比赛，有些运动员，特别是一些老者，打型时那种严肃庄重的神情和一板一眼的招式也很让人钦佩的，甚至有些让人肃然起敬。

转了一圈，我又慢慢回到了太极拳里，这次练习的是杨氏一百一十五式，传统老架，跟肖老师学的，肖老师是栗子宜的徒弟，栗子宜是李雅轩的徒弟，李雅轩是将杨氏太极拳系统传入四川的第一人。肖老师打拳，周身好像一个很圆满的球在滚，劲是从脚底升上来的，连绵不断。我跟着他，每周星期六在人民公园学习，不紧不慢地划那些圈，不再去想这一招是攻是守，只是感觉身体的重量从左脚移到右脚，手跟着腰转，气息缓缓地沉下去，这时的拳，没有对手，也没有输赢，只是自己和自己待着的一段工夫，一套打完，双手慢慢按下来，好像把刚才那一段独自的时间也轻轻合上了，这时候，周围的汽车声、人声才一下子涌回耳朵里。

如今，那些功夫大都荒废了，也不大去人多的场地了，偶尔路过公园，看见那些舞剑的、练功的队伍，也会站住看一会儿，他们有的虎虎生风，有的凝神静气，看看，也就走了。

我的江湖，大概就是这样，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没什么章法，它散在了师范窗外的土坡上，留在了那块月下断开的红砖里，隐在了太极拳那些画不完的圆圈里，也丢在了空手道馆那面照出淤青的镜子前。

江湖已远，梦还在。

关  隘

“关隘”一词本义指古代在险要地形处设立的军事防御关口，在传统武术文化中，“关隘”常被借喻为身体或技艺上的关键节点。“关隘”甚至可以推及到生活、工作、学习和人生，有时人卡在某个“关隘”，怎么都过不去，这时如果有人轻轻一句话，或者一个提醒，脑中“轰”地一下，可能“关隘”就通了，整个就活了。

大约在2000年左右，我当时对经济学感兴趣，自己看书，读斯密、萨缪尔森、凯恩斯，满纸的供给曲线、边际效用，看得头昏脑涨，觉得这些高深的理论，跟菜市场里的讨价还价、跟厂子里的生产调度，好像完全在两个世界，始终没有找到感觉，入不了法门。

正好有个机会请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天則经济研究所的理事长茅于轼老师到成都来讲课，他的《择优分配原理》、《中国人的道德》、《身边的经济学》等书都很受经济学界和普通大众读者的欢迎，他通过揭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具体事情背后的经济学原理，把社会生活与经济学联系起来，使深奥的经济学通俗易懂。

我就向他请教：“学习经济学这门学问，最要紧的是什么？从哪里才能钻进去？”他听我问完，想了一下对我说：“经济学说到底，是要弄明白两件事，一是市场是什么，二是稀缺又是什么。” 看我似懂非懂，他接着说：“世上好东西总是不够分的，这就是‘稀缺’，经济学做的事，就是琢磨怎么把这不够分的东西，通过‘市场’这个法子，摆到最该去、最有用处的地方，把这个根子抓住了，别的枝叶才好理解。”听到此，我脑袋里“轰”地一下，似乎有点灵光乍现的感觉，突然有点畅通了。原来所有那些复杂的模型、拗口的术语，根子都扎在这个最朴素的事实里——东西不够，怎么用市场的手段来做好资源配置。“关隘”似乎被茅老师点通了，经济学就是研究稀缺的学问，研究资源配置的学问，后来读学位时理解这些就很顺畅了，这就是有人指出了“关隘”所在。

比起读书学习，身体上的关隘，更具体，也更难对付。比如学打太极拳，老师都说，太极的核心是一个“松”字。我听了，也照着做，可越是想“松”，肩膀手臂就越是绷得像木头，尤其起势，两手从身前抬起这个最简单的动作，我做出来总是又僵又滞，自己都觉得别扭。换过几位老师，都说要放松，可怎么才算松，谁也说不透。这个“松”字，像一条滑不溜手的泥鳅，怎么也抓不住。

后来遇到肖老师，他在旁边看了我一会儿，走过来，也没碰我，只是轻轻说“别想着‘抬手’，你试试，就想‘梳手’，” 见我发愣，他又补了句“像梳子轻轻梳过头皮那样。”我还是摸不着头脑。“这样，”他说，“你闭上眼，就当自己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水是温的，在慢慢流动。你的手就放在水里，不用你动，是水浮着它，带着它，一点一点往上走。”我依言去想，当我不再命令手臂“抬起”，而是去感受那想象中温水的浮力时，一种奇异的感觉发生了，肩头那一大块铁板似的紧，悄无声息地融开了一些，手臂仿佛自己有了些许飘起的意愿。“有点意思了，”肖老师的声音带着鼓励，“记住这个‘不用力’的感觉，劲不是使出来的，是像水一样，自己流过去的，是‘松’过去的”。那一刻，我忽然懂了，原来“松”不是软塌塌，而是一种通透的、流动的状态，肖老师用“梳手”，用“水流托浮”这么一描摹，那个抽象的“松”字，立刻变成了身体能听懂的语言，这个坎一过，整套拳的味道都不同了，许多原来做不到、做不顺的动作，忽然间有了来由和去路，身体里好像打开了一些无形的闸门，气息和力道知道该往哪里去了。

有些“关隘”只得靠自己去悟，写作上的“关隘”，是到很后来才意识到的。年轻时总以为好文章就是好词好句，是精巧的结构和新颖的技巧，我拼命学那些，可写出来的东西，自己读着都脸红——精致得像假花，没有活气。

这个弯是绕了很久才绕过来的，让我明白过来的，不是哪本写作秘籍，而是心里总也放不下的几个画面，就是关于我婆婆。

夏天，我和弟弟去家门前的大河游泳，婆婆发现后总是走到河边靠近码头的山坡上，朝着宽阔的河面，用长长的、被江风吹得发颤的声音喊我们回来，那声音好像能贴着水皮飘过来，我们听见了，就只有灰溜溜的上岸回家了。

那几年，我和弟弟要随父亲坐船去工厂上学，天蒙蒙亮的码头，人声嘈杂，我们挤上船，我回头往岸上望，在码头后方那个平时婆婆喊我们的山坡上，婆婆一个人站在那里，她穿着洗旧的蓝布衫，一动不动，像一尊塑像一般望着我们这条船，船开了，码头上送行的人都散了，只有那个小小的蓝色身影，还在越来越远的土坡上，凝固成一个点，她没喊，没招手，可那目光，比缆绳还结实，牢牢系在船上，拉着这段长长的岁月。

更多的时候是婆婆坐在阶沿那把竹凳上，默默地抽着烟，她不说话，就一口一口慢慢地抽，望着河水流向天边，望着暮色一层层落下来，那个沉默的、烟雾缭绕的侧影，像河边一块被岁月磨光了的石头。

我曾经很想写出婆婆对我们的好，可一提笔，总觉得空洞，直到我不再想着去写关爱，而是老老实实去写那拖长了调的呼唤声，写那高坡上雕塑般的凝望，写那暮色里沉默抽烟的轮廓，当我只是试着把这些画面原本的样子搬到纸上时，别的东西——那种无言的牵挂，那种深沉的担忧，那种历经岁月后的平静与孤独——自己就从字里行间流淌出来了，它们比任何直接的抒情都更有力量。

我这才恍然，真情实感，它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诚实，诚实地面对你的记忆，诚实地写下你真正看见和感受到的东西，心里有了这份“真”，文字自己会找到路，这个“关隘”，没有外人点拨，是生活本身，是婆婆那些不言不语的身影教会了我。

有时回头看去，人生的路，原来是被一个又一个“关隘”串起来的，在隘口前困住，进退不得是常事，那时旁人的一两句话，就像黑屋子里突然划亮的一根火柴，光不大，但足够让你看清门在哪里，锁孔朝哪边。但很多时候没有光，自己只有默默地等待，默默地承受，然后默默地对自己说，要有光，说不定就有光了。

作者简介：彭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团体委员，四川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著有财经随笔集《《经济与传统价值观：对新加坡的观察与思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