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川西平原的花季。我们应邀去清流镇看梨花。本以为如北方的老梨树，开得密密匝匝，铺天盖地。到这里才知道，清流的梨园的有千亩之多，全是新品良种，并不专用于观赏，而主要用来落果。树龄并不长，都在二三年左右，也就一人多高。春来赏花，秋来收果。此时，每一株树花开得有点稀疏，并不茂盛。不过，连成一片，别具情调，有自己的特色，也十分好看。

梨园中间，泉水细流，农舍错落。其间有个好去处，是一定要去的，那就是艾芜故居。百多年前，汤道耕也就是后来的作家艾芜，就出生在这里的一个有读书传统的汤姓农家里。那时的春天，并没有现在那么多的梨树。地里多是油菜花、蚕豆花和绿油油的麦苗。历经时代的风雨，汤家老宅早已破败，只剩下庭前的几棵老树。应该有些年头了，但还很有活力，看上去还没那么老。艾芜去世后，当地政府重新修复了故居。我们去参观时，正赶上故居进一步扩建，又盖了好几座新房，环境也正在进一步美化。看样子是想把作家故居打造成乡村文化旅游的亮点，创意是不错的。不过，故居老旧乡土元素似乎被稀释了不少。其实故居亮点在于旧，而不在于新。

新都地方不大，历史上名人不少，名头也响。明代的杨升庵，据说是四川三百年来唯一的状元，学问大，才华高，很受朝廷器重。有一首《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流传至今。其中“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名句，脍炙人口。后因直言而获罪被贬，流放到云南保山，终身不赦。直到身后，才得以平反。朝廷追谥“文宪”，后人称“杨文宪”。如今，当地非常重视杨升庵，把他当做中国古代刚正清廉的官员来评价，弘扬他的为官为文为人的品格与精神。可以说，他代表着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也代表着新都的传统文化地标。

近现代新都籍的文化名人就数吴虞了。五四时期，吴虞可是声振海内外的反孔斗士。胡适先生评价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如今，社会思想又回到尊孔敬孔的时代，陈独秀、胡适、吴虞那一代人的这些事也就不怎么说了。其实，如果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打孔家店、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解放，也许，中国到如今还在封闭锁国，还不知道世界什么样，更不会有民族伟大复兴的意识。所以，不必因现在我们重新确认儒家文化的价值而忘记或贬低五四进步文人的贡献。

正当陈独秀胡适吴虞们在北京为新文化呐喊，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时候，四川成都一座普通师范学校的学生汤道耕正在为如何摆脱传统包办婚姻而陷入痛苦之中。那个时代的很多新青年的思想觉醒都是从反抗旧式婚姻、自由恋爱开始的。汤道耕自由恋爱的意识还没有具体落实，只知道应该逃离旧式婚姻的牢笼。命运没有安排他去一直向往的北平，却把他引上一条通往异国的古老的商道。他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条让他历经人生痛苦磨难的流浪之路，正是他独有的文学创作之路。

汤道耕也就是后来的艾芜从成都出发，一路流浪打工，走到了云南昆明，又翻越高黎贡山，跨过怒江，走到了边陲的小城腾冲。从那里，他进入了缅甸的野人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最后总算在缅甸仰光落了脚。一路上，他结识了生活在底层的人们，如农人、工人、赶马人、盗马贼、逃犯、小商人、烟贩子、教师、僧人、旅店老板、小偷、无业游民、革命者等。对一个具有作家潜质的人来说，行走流浪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有机会走入普通老百姓当中，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一起艰辛讨生活，挨饿受冻，一起受压迫，一起流离失所，一起喜怒哀乐，一起经历人生的爱恨情仇，在精神上培育了一种底层民众的情怀。这些积累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对于艾芜来说，最有价值的经历还是在仰光打工讨生计时，接触到当地的共产党组织，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经受了一个革命者在那个黑暗时代必有的磨难。

因为参加了革命活动，他和一些进步华人青年，被缅甸当局作为危险分子驱送回国，途经厦门到了上海。经同乡沙汀的指引，认识了党领导的“左联”的一些领导人，帮助做一些文化工作并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事实上，在相当时期内，他的文学创作并不顺利。因为，尽管左联是进步的，但他们当中很多重要人物并不看好艾芜的作品。在上海的日子里，艾芜联系上令文学青年敬仰的鲁迅先生。虽然错过了与鲁迅先生的见面，但得到了鲁迅先生的回信，坚定了他投身文学的信心。直到1933年《南行记》的出版，进步的上海文学圈才认识到，这是一部与上海流行的小资文学完全不同的全新作品。人们才开始认识到这个清瘦的文学新人给文坛带来的是一股清新的风。

最早版本的《南行记》收了他八篇短篇小说，在今天看来容量不是很大。但在当年，却产生了深刻的反响。人们从他的小说里读到真实的社会众生相，读到了真实质朴的人民生活，读到深厚充实的人民情感，感受到人民反抗黑暗现实的革命精神，更是读出了一个新社会到来的信息。这些作品来自真正的生活，活鲜鲜，沉甸甸，是当时很少有的。一般作家写民众生活，都带着知识分子的意识，而艾芜介人底层的真实生活时，还不是作家。所以生活的质感比别人厚实，人民的情感比别人浓烈。可以说，他是当时最早自觉反映生活、走向人民的作家之一。他后来又续写了许多南行题材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南行记》的续篇。这些作品继续给他带来文学声誉，也强化了他坚持自己的作品与人民生活保持着生命一般联系的思想。他一直生活在“国统区”，文学思想却自觉地融入民族解放斗争的时代精神之中去。这种时代精神与新中国文学的时代精神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艾芜的《南行记》是最早感应到新时代精神的作品。

如果说，杨升庵代表的是传统文人文化，吴虞代表的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那么，艾芜代表的就是一种先进知识分子自觉走向人民的文化，突出的是“人民文学”的文化精神。我倒是觉得，艾芜作品中的这种文化特质，更接地气，更有草根意识。要把艾芜当地方文化品牌立起来，可别忘记这个思想之魂啊！

我最早读《南行记》时，还在农村当知青。那个时候读书很杂，也不系统，抓到什么读什么。有一次，来做客的知青朋友留给我一本书。说作者叫艾芜，书写得很好。很久时间里，我还记得《人生哲学第一课》《山峡中》《洋官与鸡》这些书名。后来上大学中文系，知道了这些作品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开拓性意义。其实，艾芜在当代文学中也是一名开拓性的作家，只是这个作用有点被忽视、被低估。他的长篇小说《百炼成钢》今天能读到的人不多了。不过在新中国文学的早期，却是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得到过评论家们的高度评价。那个时候，不少“国统区’过来的作家，对新中国的社会生活的认识还在深化，把个人的情感转化成文学的情感还需假以时日，而艾芜则已经完成了这个思想的变化过程，率先走到生活第一线，到东北鞍钢深入生活，写下了长篇小说《百炼成钢》。这部作品是新中国第一批工业题材创作的重要成果。说实话，直到今天，工业题材的作品不少，但成功之作少之又少，作家们还在苦苦探索。想想老一辈作家如艾芜、草明等人的开创性贡献，我们心里真的应该充满敬意。

我在《文艺报》工作时，艾芜年纪大，住到成都，已经很少到北京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有一天我值班，编到一条“艾芜逝世”的消息，心情沉重起来，想到的就是《南行记》。艾芜过世后，安葬在新都，离他的故乡清流还有一段路，也算魂归故里。

快到清明节了。他的墓前该放些鲜花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