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临近春节的一个周六上午，我和老黎去他老家县医院肝胆外科看望陈哲学。
县医院在城西，与凤鸣寺相邻，在医院的门诊大厅外就能清晰地听到从容缓慢的念经声。这对于就医的人来说，也许有一种精神上的慰藉。陈哲学估计内心也有这样的想法，才会舍弃市中心医院选择县医院。
我们从门诊大楼外右侧的一条通道往后走，中间是放射科，我瞄了一眼，放射科的两扇门关着，骷髅头和红色的大X很醒目。继续往后走，就是一栋四层楼的外科住院部了，陈哲学在三楼。住院部外还有一条通道，我看了一眼，跟着老黎进了住院部。
推开304的病房门，雪白的病房里有两张床，靠门的床空着，挨着窗户的床上躺着一个扁平的人。要不是露在枕头上的脑袋，还真看不出那张床上有一个人。
那个脑袋看向我和老黎，笑了，嘴巴很大，牙齿很大，露出淡红色的牙龈。
老黎喊了声，老陈。陈哲学伸出双手撑在床上，努力地坐起来，上半身靠在床头，笑着招呼我们坐。他的声音很轻很小，像飘浮在空中的羽毛。我们走过去，陈哲学的右手伸出来，老黎就过去一把握住了。我拉开塞进床下的椅子，拍拍老黎，让他坐下。
陈哲学对我说，把窗户打开吧，屋里的药味太重了。经他这么一说，我的鼻孔才像打开了封闭的门，病房里特有的味道蜂拥而进。
我推开窗户，一股强劲的山风吹来，赶紧又关上了。就陈哲学目前的身体状况，恐怕承受不起外面的冷风了。
我坐在那张空床上，眼前是一个瘦骨嶙峋的病人，床头柜上摆满了各种瓶瓶罐罐。我的眼睛总在东看西看，尽量避免长时间停留在陈哲学的脸上，那张脸颊凹陷眼睛凸出的脸让我本能地害怕。老黎问，老陈，这几天咋样？
陈哲学说，每天早上都要抽腹水，这个时候最轻松了，肚子没有鼓如孕妇。他还是笑着的，淡红色的牙龈更显眼了。
那个上午，我们在病房里坐了很久，陈哲学和老黎聊了很多。聊从前，聊现在，就是没有聊将来，他们几乎将他们认识的同学朋友挨个背了一遍，谁在教育界教书教出了名堂，谁转行当了大官，谁一辈子还在山村中学，谁又读研去了大上海。他们还一起背诵了师专当年的迎新词：三江水滔滔，翠屏山点头微笑，正是祖国改革开放的大好时光，我们迎来了又一批光荣的师范大学生……
他们在回忆中仿佛重新走了一遍走过的路，和相逢的人亲切招呼，还是当年青春模样。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道别，但对于陈哲学来说，这是最好的探访方式，轻松又温暖。
陈哲学说，毛副院长送他的酒还有一些，如果春节能出院就聚聚喝两杯。老黎说，你呀，当年要是懂点事，现在就是副院长了。陈哲学赶紧说，把“副”字去掉，请称呼我“陈院长”，老陈肯定比老毛要混得好。两个人就笑起来，陈哲学轻声咳嗽，稍微停顿了下又说，当你无限接近死亡，才能深切体会生的意义，海德格尔的这句话最近总是在脑子里冒出来，我的人生可不止“毛副院长”这个节点，可惜啊，我都没有好好把握，我总想要洒脱自在，最终还是被困在一室之内，成为命运的囚徒。
我们沉默了。人生就是一条不可逆的单行道，对于陈哲学来说，他的路已经接近尽头了。他躺在这远离闹市的医院，听到那些虔诚的诵经声，心里可能会翻江倒海，欣慰或者悔恨，但一切都不可挽回了。
老黎问他，陈子涵回来没有。他说，没有，回来干啥，这么远，回来也没事可做，干瞪眼。说完，他又自语般地说，我这个老汉（四川方言，父亲）白当了，一辈子也没给她留点啥。
陆续有医生护士前前后后地进来，问病人感觉咋样，测体温测血压，翻开眼皮看看。刘老师拿着一个提包进来，看到我们，并不吃惊，也没有客套话。她说，去替老陈拿了些内衣来。
我们要走了，我还是照例说了“保重”。
陈哲学也没有说“再来”，只是看着我们起身，轻声说，我也将会让看不见的命运安排一种结局。
那是纪伯伦的话。
陈哲学的这一生已经提前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肝癌晚期。
他到了今天这个地步，如果用通俗、客观、世俗的标准来做个总结，那就是：一手好牌打成了烂牌。
二
我认识陈哲学时，他叫陈贤哲，长江师专政史系学生，和老黎是高中同学，来自川中一个丘陵县相邻的两个村。那个地方盛产红薯，后来我才知道，那里和大学士苏东坡也有点渊源，是东坡先生表弟文同的故里。为此，陈贤哲随时都露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模样，说话不看人，双手插兜，一条腿有节奏地抖着。
我是地理系的，老黎是中文系的。师专不大，一上大课，不同系的同学就开始抢座位，有时候还为此大打出手，一出手几乎最后都成了朋友，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堂堂学府又有了江湖的味道。
学校还办了一个叫《翠屏山》的内刊，老黎是刊物编辑之一，我和陈贤哲是刊物的作者，我写诗歌，他写评论。我写诗歌写出了一点儿名堂，偶尔投稿，占了市日报的一个小角落，于是，也有了点小骄傲，有活动时，自我介绍会附加一句“发表了豆腐块文章”。
后来，据说老黎想追我又有点信心不足。那时候，谁有一整套行头，即黑色的西装、白色的衬衫、红色的领带，再配上甩尖子皮鞋，就能引人侧目。老黎没有，陈贤哲也没有。但自从老黎给他说了自己的苦闷后，不久就有了一套行头。行头是陈贤哲借的，而且是分别借的，张三的衣服李四的领带王二麻子的皮鞋，只有衬衫是老黎自己的。陈贤哲对老黎说，怕啥，大胆去追，追到吃肉，追不到也少不了一块肉。
老黎周吴郑王地站在我面前，衣服大了裤子肥了的样子令我忍俊不禁，笑了又笑。很简单，我对老黎不讨厌，于是，我们就在一起了。
老黎和陈贤哲是“可以穿一条裤子的”烂哥们，我在老黎那里听到了很多关于他俩的故事。老黎是善于讲故事的，那些往事至今在我的心里清晰无比。
老黎在镇上的高中复读了两年，年年落榜，他父亲决定送他去县城高中的补习班再次复读。他们打听过了，县城高中有好几个补习班，他们想进最好的班，需要找到管学生的校长。农村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好东西，思来想去，黎爸决定背两只鸡，城里人稀罕。老黎和背鸡的父亲在通往县城的客车上碰到了陈贤哲和也背了一个背篼的陈爸，他们也去县城高中。
辗转打听，两个家长两个学生终于毕恭毕敬地站在校长的家门前，小心地说明来意，开始往外拿背篼里的东西。黎爸背篼里的那两只鸡一天没吃没喝，已经半死不活了，拴了麻绳的脚无法动弹，只能微弱地“呱呱”叫。黎爸赔着笑脸说，鸡还是活的，给喂一点儿水就好了，吃也可以，养到下蛋也可以，这两只母鸡下蛋凶得很，一天一个。陈爸就尴尬了，一背篼的鸡蛋在几个小时的颠簸后碎了一些，蛋清蛋黄混合在一起，正宗的土鸡蛋，腥气冲鼻。陈爸的后背上黄灿灿的一大团，他嗫嚅着低声说，这可咋个办呢，好久碎了的呢，我还一层层地铺了稻草的。好在校长不在意，大声喊他妻子，快点拿个盆子出来，这么好的鸡蛋可惜了，那些混合着稻草屑的碎鸡蛋被陈爸那双粗糙的大手捧进了一个大瓷盆。校长瞟了一眼躲在后面的两个学生，说，好好学习，看看你们的老汉，不容易啊，不是为了你们，哪个这么老远汗流浃背地背个背篼到处找人？
陈贤哲和老黎进了县中最严格的补习班，第二年同时被长江师专录取。他们会聊起这件事，说，感谢鸡，感谢鸡蛋，感谢校长，感谢老汉们。
县中补习那一年，老黎和陈贤哲既是竞争对手，也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两人共享陈爸和黎爸偶尔找人带来改善伙食的几个肉包子、一小玻璃瓶辣椒酱，也对彼此的摸底考试成绩遮遮掩掩，放假时互相走进对方的家里，帮着做点家务吃上一顿好一点儿的伙食，点头哈腰地接受父辈们语重心长的教育。陈贤哲的家在村里很弱势，母亲是个老实的农村妇女，没多少算计。父亲是倒插门的上门女婿，在村里没有根基，活得小心谨慎。养了三个儿子，也就最小的陈贤哲成绩好，一路读上去，成为一家人的希望。
老黎在县中补习那年夏天，雨水特别多，特别是高考的七月，大雨倾盆，夜晚连着白天不停歇地下。陈贤哲悄悄告诉老黎，他必须回家看看，家里那几间土坯房扛不住这个阵仗的雨。高考一结束，老黎和陈贤哲没有等雨停，没有和其他同学一起待在学校等成绩，而是一起回到了乡下的陈家。
他们穿着胶鞋戴着草帽往回走，没走几步，衣服已经湿透了，竹编的草帽挡不住雨水。拐进生产队的小路后，他们根本迈不开腿，一脚陷进黏稠的黄泥巴里，用力扯出来的只有裹满泥巴的脚，只能提上胶鞋光脚走。
到了陈贤哲的家，他家屋后的那户人家的院坝垮塌了，泥土滑下来堆积在檐沟里。没有看到陈爸，只有他光着脚的母亲在清理檐沟，把淤泥一撮箕一撮箕地往房前的竹林里运。
陈贤哲问父亲去哪里了。他母亲气冲冲地说，死了！后来才知道是帮黄家去山里找牛去了。
黄家在村里属于得势的人家，当家人是生产队队长，主管着村里的大小事务。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养蚕，勤快一点儿的可以养春、夏、秋三季，那可是农村家庭一年中一笔很不错的收入。蚕种需要到黄队长家去订，春蚕和秋蚕好说，夏蚕幼虫少，给谁不给谁就看黄队长了。
为了那一季夏蚕，从春天开始，陈贤哲的父亲不放过任何一个巴结黄队长的机会，帮他家耕田、插秧、放水。即便这样，说好养三张纸的夏蚕到手时也会少一张半张。
每年都是如此，陈贤哲大一点儿了，看不惯趾高气扬的黄队长，更看不起卑躬屈膝的父亲，埋怨父亲没有骨气。陈爸苦笑着说，人啊，哪能不低头求人呢，要过日子呢，你不要看不起我，等你考出去了才有不求人的本事。
高考冲过独木桥的人太少了，农村有人补习了五六年，从一脸青涩到满面胡子拉碴最终还是回到农村。老黎和陈贤哲补习两年才考进了长江边的师范院校。
老黎说，高考成绩出来后，他和陈贤哲一起去学校看成绩。看完成绩，老黎兴奋地四下张望，一堆脑袋里就是没有陈贤哲。后来才知道，陈贤哲看到成绩知道“成功了”，转身就跑去理发店剪了一个偏分的发型，又去买了一双乌黑锃亮的人造革皮鞋，昂首挺胸地回村了。
陈贤哲和那时很多吃上国家粮的考生一样，在村里获得了短暂的关注和尊重。村里老少看到他会主动问，好久去学校报到？或者略带“酸味”地说，以后升官发财了不要忘了我们这些人哦。也有人笑着说，陈家这下要翻身了。
陈爸高兴是高兴，还是继续当黄队长家不要工钱的短工，陈贤哲考上大学其实并没有对家庭带来实质性的变化，一年三季蚕要继续养。
三
那一年九月，老黎和陈贤哲坐了两天绿皮火车，来到了长江边的师范院校。
陈贤哲刚进校就迫不及待地渴望毕业，他惴惴不安，担心自己被退回去。他多次压低声音询问老黎，他的年龄是改过的，他读书晚还补习了两年，实际上已经二十二岁了，但是他报考时岁数只有二十岁，属于造假，不会有人查吧？如果他被退回去了，不说其他，他爸估计就上吊了。
老黎笑他杞人忧天，又不是啥大人物，谁会在意你的年龄？除非太优秀，成了某些人的潜在对手，人家才会处心积虑地调查你揭你的短，你有那么优秀吗？
我也很奇怪，为啥陈贤哲读大学这么大年龄了呢？成为老黎的女友，也就成了陈贤哲的哥们，我还是忍不住问了他，这一问又问了些秘密出来。
陈贤哲其实早就有机会吃上国家粮。那时候的中考，高中不是首选，首选的是脱去农皮的中专和中师。
然而，一个对陈贤哲的人生有着极大影响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陈贤哲的初中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成都老知青范老师。陈贤哲的成绩好，经常被范老师邀请到他的寝室坐而论道。陈贤哲八岁才上学，小学毕业家里没有钱放了一年牛才继续读初中，那时候他已经十五岁了，看待事物思考问题比小他几岁的同班同学到底不一样。范老师那时不晓得是出于孤独还是看到了陈贤哲的某些天赋，两个人没事了就像模像样地进行“人生”这个大课题的讨论，家庭贫困的陈贤哲和“成分不好”被贬到山里的范老师有了量子纠缠。
范老师喜欢以他的经历现身说法。他说，虽然和他一起下乡的知青们都在想尽办法回城，其实那是没有意义的事。他引用了卢梭的话：如果世间真有这么一种状态：心灵十分充实和宁静，既不怀恋过去也不奢望将来，放任光阴的流逝而仅仅掌握现在，无匮乏之感也无享受之感，不快乐也不忧愁，既无所求也无所惧，而只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处于这种状态的人就可以说自己得到了幸福。说完，抬头看天，再总结他自己是处于这种状态的，那些回城的人未必有这样的状态，那么谁幸谁不幸谁又知道呢？
这是不是范老师给陈贤哲心中播下的哲学种子不好说，但陈贤哲聊起这些总是摇头，笑着说，老范这个人是个怪人，在镇上找了个女理发师成家了，还在学校旁边种了一块地，聊完哲学，就去挑大粪灌菜苗了。
范老师在陈贤哲中考时引导他报考了县里的中等师范学校，他说，凭陈贤哲的成绩肯定考得上，三年后就可以领工资了，早点有份正式的工作，有稳定的收入，就可以做点自己喜欢的事了，人生短暂，一辈子很快就过去了。
陈贤哲也觉得试题简单，成绩出来了，果然高分，于是就笃定地在家里等通知。哪晓得八月结束了，九月也过去了，就是没有接到任何通知。陈贤哲着急了，跑到学校去找范老师，后者吃了一惊，还以为陈贤哲已经去学校报到了。考上的当然都去报到了，陈贤哲跟着范老师去了县教育局，问咋回事。办事员说，陈贤哲的档案找不到了，无法调档。范老师用手抹了脑门儿上的汗，说，不可能，这届学生的档案是他亲自送到教育局的，他甚至还说起了接档案人的名字，还说手里有他接收档案时的签字，在清单上的签字。
工作人员就让陈贤哲回去等，他们再组织人员好好找找。一周后，范老师去了陈贤哲的家，说，档案找到了，不晓得被谁“失手”放到了档案柜外面的顶上了，谁也没想到会在那里找到，这当然是教育局的失职。但是，教育局仔细查看了陈贤哲的档案，他的年龄有两处对不上，小学毕业时填的出生日期和中学毕业时填的出生日期不一致，肯定没法补录师范了，但出于对教育局工作失误的弥补，补录读高中。
陈贤哲没有哭，他父亲却哭了，还病了一场，说，娃命不好，没有吃国家粮的命。
范老师首先用了名人尼采的话激励陈贤哲：但凡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使你更强大。接着，他又用老子的话“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安慰陈贤哲，说不定坏事会变好事，上大学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就像他自己一样，在广阔的农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听着陈贤哲的往事，我感慨万分，太跌宕起伏了，太曲折了，太不容易了。我也质疑，怎么那么多的档案就陈贤哲的放“失手”了，逻辑上说不通，再说那时候档案上的时间都是手写，谁的档案没有一处失误呢？陈贤哲眉毛一扬，笑笑说，那一年某某领导的女儿考上了师范，说成绩刚刚上了录取线，险过。
陈贤哲嘴里冒出一句话：一个人需要隐藏多少秘密，才能巧妙地度过这一生？我对老黎说，这句话说得真好，诗一样。老黎看看我，说，不是陈贤哲说的，是仓央嘉措说的。
陈贤哲在读了三年高中又复读了两年高三后终于以二十二岁的高龄考上了大学。范老师带上一儿一女去陈家。他理发的妻子承包了学校的食堂，更忙了，学校周围都开辟成了菜地。范老师郑重地送了陈贤哲一本哲学书，让·保罗·萨特的《存在与虚无》。
这本书，我在老黎那里看到过，陈贤哲在扉页写了另一位哲学家的句子：哪有什么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
四
大二时，本想低调做人的陈贤哲在学校不经意间有了点名声，他喜欢泡图书馆，喜欢看哲学书，看完逮住机会就跟人探讨哲学。据说，学校图书馆的哲学书他已经看遍了，就像一只好斗的公鸡，随时摆出一副战斗的姿态，和同学辩论，和老师辩论，甚至，辩论到了遥远的武汉大学。
武汉大学那可比我们这边缘的长江师专厉害多了，那个学校不仅有政史系，还有哲学系，系里有著名的哲学教授乌老师。
陈贤哲在某期哲学杂志上看到了乌老师的某篇文章，看到了某个他不赞同的观点，一气之下给乌老师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乌老师居然回信了。于是，陈贤哲就像打了鸡血，越战越勇，和乌老师有来有往地多次通信，这些通信都被老黎及时发表在了《翠屏山》上。陈贤哲一时名声大噪，风头无两，走在校园里，总有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这个人就是那个和武大教授辩论的陈哲学。于是，陈贤哲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陈哲学。
后来，我也加入了陈哲学和老黎的聚会。老黎虽然学中文，但是陈哲学的每个哲学观点都会被他毫不留情地驳斥。老黎最主要的哲学观是，哲学是形而上的，生活是形而下的，但是生活有可能在哲学之上，就如皮和毛，生活是皮，哲学是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言下之意，先搞好生活，再搞哲学。
我那时的注意力全在那些似是而非的诗歌上，抄写名句成了我课外主要的任务：比如艾略特的“世间繁花簇拥，我们的内心，却愈发成为一片荒芜”；比如叶芝的“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我被这些诗句打动，矫情地沉浸在它们营造的氛围中，悲春伤秋，对那些哲学命题毫无兴趣。参加他们的聚会，我就像一个首先把自己灌醉的人，在一边自我陶醉。
现在我明白了，老黎是个现实主义者，而陈哲学是个浪漫主义者，我幸好遇到了老黎，脑子在云端，脚还是落在大地上。
陈哲学并没有听从老黎的诸多建议，这让他在临毕业时吃了个大亏。
毫不否认，武汉大学的乌教授是欣赏陈哲学的，他推荐了陈哲学的好几篇论文上了当时著名的理论刊物《哲学研究》。陈哲学倒没有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好事，政史系的主任张副教授却睁大了双眼，主动找到了他。目的很简单，教授需要一篇权威期刊的论文，这是他晋级的必要条件。于是，他说，学校每一年都有留校的名额，陈哲学这么优秀，值得他推荐。
留校，这可是每一个上大学的人的终极梦想，一旦留校，就意味着这一生有了一份好工作，接着就会有好的收入，还有美满的家庭。比起毕业分配到各级乡镇中学当一个教书匠，简直一跃就成了枝上凤凰。
张副教授委婉地甚至略带卑微地说，陈哲学的论文看看可不可以写上他的名字，加“辅导老师”几个字。
陈哲学已经有了留校的基本条件，成绩中上，还有发表在权威期刊的论文，只需要一个教授推荐了。
我们不知道陈哲学是怎样回复张副教授的。在我们的聚会中，他一只脚踩在桌腿上，一只手不停地摇晃，大声说，怎么可能，这不是出卖自己吗？永远不可能！
我惊讶于陈哲学的决定，睁大眼睛看他，心想，唐芙知道他的这个决定吗？
唐芙是陈哲学的女朋友，准确点说，唐芙是陈哲学的粉丝。那时候还没有“粉丝”这个说法，就是“追求者”，这个本地中文系女孩疯狂地爱上了陈哲学，通过各种方式靠近他，并大胆宣布：她喜欢他！
陈哲学对此不置可否，不表态也不拒绝，当然更不主动。要是放到现在，明显“渣男”一个。可是陈哲学又没有其他渣男的表现，他不会花言巧语，更不会卿卿我我，无所谓一样，就像又认识了一个哥们，女性哥们。
唐芙倒是跟我说起过他们的未来，她说，她父亲说了，只要陈哲学能留在本地不回去，那这门婚事他没有理由不同意。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师专，毕业生的分配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百分之九十九的学生毕业后回到各自的家乡，进入一所中学，开始教书匠的职业生涯，很可能一辈子也就这样了。
唐芙的爸爸显然给他的女儿设置了一个障碍，想要留在这个地级市当一个城里人，可不是那么容易。
可是，这个机会就这么赤裸裸地摆在了陈哲学的面前，只要他答应了张副教授，这件事基本就成了。更何况，这件事本身对他来说，并没有损失什么，只是一个谦卑的态度，自己的论文署上教授的名字，是对教授的认可和尊敬。
可是，陈哲学不愿意，他说，咋个可能，这些文章哪一句是老张写的，哪一个观点是他提出来的？这不是学术造假吗？一个高等学府咋可能允许这样的情况出现，把我陈某人当啥子了？造假的后果老张背得起，我咋个背得起？说到最后，他还骂了句粗话，妈了个巴子！
我对此啼笑皆非。真的，我也觉得陈哲学傻，而且傻得彻底。可以这么说，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给老黎给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是这样的结局。
那是大三的寒假前夕，离我们毕业只有一个学期了。
唐芙倒没有大吵大闹，或许她也知道，陈哲学根本不管这些，他活在他的世界中。
果然，第二年三月，公示栏中留校的名单上没有“陈贤哲”这个名字，而是另一个名字——“毛一明”。
多年以后，当我们参加毕业二十年同学聚会时，当年的毛同学此时的副院长喝得一脸通红，拎起五种粮食的精华酿成的美酒，摇摇晃晃地走到陈哲学的面前，亲密地拥住他的肩膀表示“感谢”。陈哲学倒是也豪迈地喝了一大杯，大声笑着说，你狗日的是得感谢我。
毛副院长也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一有机会就会托人带给陈哲学两大塑料瓶子的原浆酒，他说，别看瓶子不行，是真正的好酒。陈哲学也就欣然笑纳，他哪里会想到，他的所爱最终成了一把匕首插入了他的五脏六腑，让他对着命运缴械投降。
陈哲学善饮，好饮，以至于到了“滥饮”的地步。当然，这对于当时的唐芙来说，根本不是个事，有才的人哪个不喝酒呢？你看人家李白，那些诗哪一首不是喝出来的？文人雅士们聚会哪次又没有酒呢？看看这些诗句就知道了：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人均满酌酒，听我醉中吟。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男男女女，都喝。
陈哲学只好回到他最初来的地方，唐芙大大方方地送了他，拥抱后说了“保重”。
五
我和老黎各自回家凑了三千元的派遣费，分到了市区的同一所中学，开始了我们的俗世生活。陈哲学就像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他没有接受学校的某些规则，兀自活在他的世界中。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和老黎工作两年后结婚，再一年生女，迅速完成了人生大事。 毕业时，同学们信誓旦旦地说“苟富贵，勿相忘”，一声声“兄弟”喊得人心里直发颤，眼泪鼻涕横流。可是毕业后，除了分在同一个县同一个区的还能偶尔聚聚，其他的就“挥手自兹去”了。
陈哲学回到了盛产红薯的家乡，分配在城郊的中学教政治，尽管同在一个地级市，也没有了交集。
一晃就到了千禧年，老黎换了工作，到了行政部门，有了传呼机。他参加的会议多了，重新认识了另外圈子的人，却意外地和陈哲学联系上了。更意外的是，几年过去了，那个家伙已经混得风生水起，不仅也结婚生子了，还比老黎更早地进了县行政部门。
当然要见一面！
千禧年的秋天，我们在人民公园看到了陈哲学。我和老黎同时选择了位于一大片梧桐树下的露天茶馆。那里可能有大大小小上百棵梧桐树，树下摆了小方桌和藤椅，人不多，但临近游乐场，很热闹。十月过后，真是秋天最好的时候，太阳看起来很亮，阳光巧妙地穿过梧桐叶的缝隙，给树下坐着的人带来的是适度的温暖。
老黎要到了陈哲学的传呼号，信息就这样对接上了。老黎说，见一见？陈哲学说，必须的，马上过来！
我想，陈哲学也是迫不及待地想见一面了，他从县城打车直接到了市人民公园的大门口，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
还是那张瘦削的笑脸，毫无城府坦坦荡荡的微笑一如从前。陈哲学走路有点像小孩，脚尖点地，脚后跟还没有落下脚尖又想起步了，给人总是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虽然已经三十大几的人了，那姿势还是没变，嘴里嚷着，狗日的结婚都不请我，我怄气了。没有握手也没有拥抱，他到了座位前一屁股坐在了藤椅上，两只手插在衣兜里，生怕有人抢着要握住一样。
我们就这样联系上了，再也没有失联过。他结婚也早，女儿和我女儿同一年出生。几乎就像倒豆子，以后的几次聚会，陈哲学把他这些年的经历统统倒了出来。我和老黎被动接收了来自他的工作家庭生活的诸多信息，信息太密集了，他是越来越轻松，我们却连连感慨，真是梦一样的人生啊。
陈哲学在学校教政治，他的课根本没法听，太跳跃了，那些十三四岁的学生，特别是成绩好自学能力强的学生看不起他，说“陈老师的课不晓得讲了些啥，跟书上对不上”。在这个追求高分追求升学率的教育圈，当然不行。于是，学校听他的课也安排他听其他老师的课，甚至把好的教案也送给他，想尽办法帮他，毕竟走出大校门再进小校门，不是谁都可以长袖善舞的，给新入门老师必要的成长期是必须的。虽然遇到了这么好的学校和同事，陈哲学还是没有学会怎么教好初中政治这门课程，他教的班级成绩稳定垫底，家长愤怒了，联名轰他下课。校长找他谈话，很真诚，说，陈老师，你其实讲得很好，可惜初中生听不懂，要不你想办法去教那些大人，看看党校进得去不？
于是，县党校假期安排讲课，全县抽老师，陈哲学就被推荐去了。生活就是这么喜剧，小娃娃不喜欢陈哲学，领导喜欢啊。那些乡镇领导听到陈哲学忘我地在台上讲《资本论》，讲万恶的资本沾满了底层人的鲜血，群情激愤时把掌声毫不吝啬地献给了陈老师。
陈老师出名了！党校领导点名要他，带编要。于是，陈哲学又进了一个档次，从乡镇中学到了县党校，成了行政人员。
身份变了，其他的顺带着也变了。刘老师，一个县城中学的英语女老师走进了他的生活，成了他的媳妇。
我其实不知道陈哲学的婚恋观，也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样的女子。唐芙圆脸肤白，短头发，常穿套装，很飒，好像也没看到陈哲学对她有多热情。当我有机会看到刘老师时，更加迷惑了。刘老师，典型的骨感女人，瘦且高，皮肤略黑，颧骨也高，一笑就露出大大的白白的牙齿。她也不怎么打扮，每次见她都是颜色暗沉、样式板正的小西装加牛仔裤。
陈哲学好像很怕刘老师，每当聊得口若悬河物我两忘时，刘老师眼睛一瞪，大声说，莫吹壳子了，哪个想听嘛。他立马住口，端起茶杯喝上一口，脸上随即露出讪讪的笑容。
在我看来，陈哲学是个有福气的人。刘老师家底不错，亲二哥在市教育局当二把手，县城的房子是四兄妹在自家老屋地基上重修的楼房，四兄妹一人一层楼加一套门面，日子比很多工薪阶层过得好。
得益于这样的外家，陈哲学没有我以为应该有的淡然，他还是有点飘。自从和我们接上头，他隔三岔五就要打车过来和我们坐一坐。人民公园的梧桐树露天茶馆是我们固定的喝茶地点，有时候周末他一大早就过来了，点上一杯茶等着我们。
女儿正是需要家长带着的时候，我们上午忙得很，一个买菜做饭，一个辅导作业，下午还要带她参加少年宫的舞蹈班。幸好少年宫就在人民公园边上，女儿去上舞蹈课，我们也就去了梧桐树。
我问过陈哲学，你这么天天跑，刘老师没意见啊？女儿谁管呢？他一只手端起茶杯喝一口，一只手在空中挥舞了几下，有点不耐烦地说，刘老师要打麻将，陈子涵也不要我管。
老黎也在一边说，我们一天天忙得脚后跟打屁股，你这小日子过得逍遥呢。
陈哲学其实后来和我们在一起没有聊哲学了，大多是回忆在师专的往事，这些往事中没有出现过唐芙，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哪一天喝醉了，哪一天打架了，就连武汉大学的乌教授他也没有提一下。
他从不过问我们现在的生活，也不聊他自己的生活，仿佛这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世界。
刘老师我也只见过几次，还是我们以女儿的名义邀请陈子涵，她才跟着一起过来的。说到陈子涵，那简直和陈哲学一个模子雕刻出来的，我说的是性格，她的眼睛一刻都没有停过，总是灵活地四处打转，坐在座位上屁股也不安生，抬起落下抬起落下。小姑娘大方得很，见面就想带女儿去看电影，伸手向陈哲学要钱，手一伸，眼皮一翻，五十元就到手了。陈哲学也就在这个时候露出了点父亲的慈爱，笑着去掏胸前的口袋，嘴里说，给老子节省点用。刘老师冷眼看着这对父女，好像和她没关系。
我们那个年代，志同道合的夫妻不多，幸福快乐的夫妻也不多，但是不管在家里怎样鸡飞狗跳，在外面都会装得互敬互爱给足对方面子。这一点面子，刘老师没有给陈哲学。
刘老师也算得上快人快语，相处下来，她告诉我了一些陈哲学的事。每次都是同一句话开头：烂泥巴扶不上墙哦。
原来，陈哲学失去了很多出人头地的机会。刘老师的家人以为这是个有才的人，只要他稍微努力下，再顺便提携下，他一定会如很多人所愿走上领导岗位。为此，刘老师承包了家务活，陈子涵由娘家亲戚照顾着，一心一意想扶陈哲学上马。按理说，刘老师家里条件好，还有门面收入，不缺钱，但是陈哲学花钱的地方多，她还是会利用假期办英语补习班，再挣一些。
陈哲学的交际多，喜欢请客吃饭，刘老师最初也没拦着，男人嘛，想上进不出点血咋行呢？久而久之，刘老师发现，陈哲学的喝酒对象并不是什么领导，而是政协退休的老头或茶馆里的牌友，用刘老师的话说，有球用。
我听到这里，还是笑。要说陈哲学和刘老师一点儿都不像也不是，这爆粗口倒是如出一辙。
看到陈哲学这样的情况，刘老师在市里当领导的二哥坐不住了。这个妹夫可是他看上后请人介绍给亲妹子的，那是看中了这支潜力股啊，再不出手拉一把恐怕真的对不起妹子了。
刘二哥看出来了，陈哲学这样懒散的人确实当不了领导，那就想办法再进一步，调到市上来，哪怕是混也能混个县处级副职出来，算是曲线救国。市上党史办需要科班出身的人，陈哲学的条件也符合，刘二哥组了一个饭局，请了市上相关领导，当然事先和陈哲学说好了，吃饭时表现好一点儿，这事也就不那么难办了。
多好的机会啊！多好的亲戚啊！我在心里暗暗说，陈哲学这个家伙硬是有福气呢，每条路眼看要进入死胡同了，就会冒出个贵人相助。
如果陈哲学能配合刘家的安排，也就不用花个一百多元的打车费来人民公园喝茶了。二○一○年左右，这笔钱至少对于我来说相当于女儿半个月的舞蹈班学费，相当于我家一周的生活费，相当于我装修房子时的几块地砖钱。
刘老师说，那场饭局她二哥真的是精心安排，去了市里最好的酒店，订了最大的包间，上了当时菜品中最贵的“鲍鱼捞饭”。费用不需要陈哲学出，就连酒水也都是二哥带来的。陈哲学只需要像个道具一样出个场，说几句台词，演出就成功了。
饭局安排在周末，刘老师一早就叮嘱陈哲学，早点到市里等着，宁可早去一小时也不晚到一分钟，这是起码的礼貌和尊重，更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他们确实上午就去了市里，只是午饭后，陈哲学就说要出去办事，让刘老师先过去，他随后就到。
刘老师严厉地说过了，这个事不是小事，不要像平时一样吊儿郎当的不当回事，早点到，不要给二哥丢脸！
陈哲学笑嘻嘻地答应，说，晓得。
刘老师去得早，主要是做好服务工作。
饭店在市南边的富乐酒店，距离领导家近。刘老师两点就到了，刘二哥也提前到了，没有看到陈哲学，就催促刘老师打电话。电话倒是接通了，那边人声鼎沸，陈哲学还是那两个字，晓得。
每隔二三十分钟，刘老师就催一次，后面冒火了，她吼道，马上就是晚高峰了，路上车堵得很，你总不能让一桌子人来等你吧！快点来！
刘老师给我说起这些时，还是一肚子气，好像事情刚刚发生，还在气头上。
毫不意外的是，领导到了，陈哲学还没到。刘老师着急，刘二哥尴尬，一个劲地解释，陈哲学有重要的事要耽搁几分钟，实在不好意思，先喝会儿茶聊会儿天。领导倒是大气，笑着说，没关系，吃个便饭而已。
眼看到了六点，寒暄的话也说得差不多了，刘二哥对刘老师使了个眼色，刘老师立即走出房间，一会儿回到房间说，我们先吃，陈老师马上到了，不等他了。领导说，再等等。刘二哥已经打开了酒瓶，给领导斟酒，说，边喝边等。
幸好有酒，酒都过了三巡，陈哲学才风尘仆仆地推门而入。一进门，他笑嘻嘻地说，狗日的太堵了。
刘二哥赶紧向领导介绍，这就是我妹夫陈老师，不好意思，他迟到了。
领导倒也没有见外，笑着站起来握了陈哲学的手。刘二哥说，贤哲，你迟到了，先自罚三杯。
这个当然是给陈哲学的台阶了，他顺着下就是了，再说他本身也喜欢喝酒。
对于刘二哥的这个建议，他倒没有含糊，嘴里说，酒嘛水嘛，好大个事！提起酒杯，一两五的杯子，三杯一蹴而就，潇洒地完成了任务。
于是，房间里响起一阵笑声，氛围其乐融融了，刘老师悬着的心也就放下来了。
酒局接近尾声，一切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宾主尽欢。眼看领导想要结束了，刘二哥又提议，要求陈哲学为了表达诚意，再自干三杯。可能是喝得二麻二麻的了，领导也说算了算了，小陈喝得差不多了。哪晓得刘二哥一再坚持，这三杯非喝不可，不喝不足以表达内心的诚意。陈哲学应该也喝麻了，他这个人虽然好喝，但是酒量也不是很大，喝多了舌头大了还会乱说，刘老师看着他一下又一下往上推架在鼻梁上的镜框，眼皮一眨一眨的，恨不得这场酒局立马结束，各回各家。可是，好戏还是来了，陈哲学推了几次眼镜，眼睛眨巴眨巴，忽然一伸手，哗啦一声，抽掉了桌布，那些碗碗碟碟、瓶瓶罐罐争先恐后地掉在大理石地板上，发出清脆的声音。不仅如此，粗话也出来了，他妈的，好大个事嘛，好了不起嘛，老子不去了行不？
唉，刘老师长长地叹了口气，说，喝点猫尿就不认人了，哪个还敢帮他？
从那以后，刘二哥再也不提和陈哲学有关的事了，一转手，把陈子涵接到市里跟着他上学，也算是对亲妹子有了交代。
刘老师眼看陈哲学没有了指望，一颗曾经豪情万丈的心也就凉了，女儿又送到了市里，她自己也就懈怠下来，开始寄情于麻将桌，家也就冷清了，夫妻感情当然也淡漠了。陈哲学一直是酒桌上的常客，刘老师也成了麻将桌上的新客，都成了圈中人。
我们也劝过陈哲学，遇到家庭条件这么好的媳妇，能抓住的机会要抓住，毕竟不是“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人，得为家庭子女考虑。
然而，这样的说辞换来的是陈哲学的嗤笑，他笑我们的世故，笑我们的看不清。当然，他还是用哲学命题来回应我们的话题，用的是德国哲学家尼采的话，人生虚无，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人为制造或者赋予的。他说，我看你俩白读了那么多书，整天还在为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奔波操劳。
我说，如果你现在还是这样的观点，那你就不适合结婚，不适合有家庭，不适合有妻子子女，这样，你就可以高谈哲学了。
老黎也说他这是懦弱、没有责任感的表现，更是自私的表现，眼里只有自己！
这些话对于陈哲学而言，轻如鸿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