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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次战斗后不久，连长命令我们抄山间小道撤出了中横山。我心想军长还等着报仇呢，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撤走？军长一脸垂头丧气的样子，看来心中也是窝了一肚子火。大家小心翼翼地跟着走，没有人敢多问，我们连撤到一个山沟里，那里有一些零星的房屋。老乡能跑的早就跑了，带路的老乡说，这条山沟日本人撤了又来，国军也是来了又撤，记不清究竟有多少个回合了。
有一天连长叫我们集合，队伍前面站着不认识的两名长官。解散时连长叫杨和顺和我留下。我们站在空空的操场上，看着太阳下自己被压缩得很短的影子，心里忐忑不安。连长叫我们收拾东西跟着来人走，说是有特殊任务。杨六娃说，长官我可以带着扁担吗？连长告诉来人，这就是我们的“扁担英雄”，他那家伙打鬼子呀，比大刀还厉害！长官笑了，说：到了那边，这条赫赫有名的扁担呀，恐怕用不上了！杨六娃说，长官，用不上我再扔也不迟呀，万一还管用呢！长官说，那就带上吧！杨六娃连声道谢。我们跟着那两个人走。在另一处军营，有人把我们里里外外全检查了一遍，甚至叫我们脱光衣服，又莫名其妙地叫我们穿上。最后这个队伍集结了很多人，军车把我们运到一个小机场，有人命令我们上飞机。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颠簸使我心惊胆战，双手紧紧抓住座椅，仿佛那是空中唯一可靠的东西！我偷看了一眼窗外，我们像云层里一只笨拙的麻雀，要是摔下去可就连麻雀都不如了。杨和顺悄声问我，我们要去哪里？我仍然看着窗外。杨六娃又问，要是碰见了敌机呢，我们这飞机可要遭殃了。我心里烦得要命，又遇上他的哆嗦，便回敬他，你有扁担啊，碰上敌机你挥舞你的神棍吧！杨六娃眨了两下眼睛没再说话，我则闭上眼睛，既不看窗外，也不想敌机，把心一横，听天由命吧！装作闭目养神。
飞机在一阵剧烈的颠簸后开始下降。有人说，这是重庆。我根本不知道重庆是什么样子，便好奇地往下看，只看到了很宽的河面，又看到了一些毫无规则的房子，有几处还在冒烟，像是敌机炸毁后留下的废墟。
到重庆后，我们被分到炮兵营。我和杨和顺在一个大炮上，我是瞄准手，他是装弹手。我们整天训练，累得不行。让人高兴的是，我们穿上了川军想不到的崭新军服，全副美式装备让我和杨和顺开了洋荤。我和杨六娃还到重庆街头闲逛，第一次看见穿旗袍的阔太太们身上那个珠光宝气呀，让我们的眼睛很不适应。在我心目中，春花就是世界上唯一的美女。再看看人家这些太太们那气度，春花就黯然失色了。在没有敌机轰炸的时候，重庆街头还是一派忙碌景象，卖报纸的，擦皮鞋的，卖小吃的，乞讨的，开着轿车或坐着黄包车的人来来往往。晚上重庆的饭馆、舞厅生意火爆，海吃山喝的脸与我们在前方战壕的情景叠映，我想起逃回家乡遇见人吃人的惨景，想起连长的头骨，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杨六娃说，妈的，老子们在前方抗日，他们在后方享乐。我捏着兜里的军饷，拉着杨六娃进了一家川菜馆，我们要了一盘回锅肉，一份麻辣豆腐，一盘花生米和一盘卤猪头，一瓶白酒，喝得脖子都红了，我说，人比人气死人，有什么办法呢！杨六娃说，吃呀，梁哥，谁知道我们又要开到哪里去呢？我说，肯定是恶仗，不然，为什么要给我们发这么好的武器！杨六娃感叹，今天吃饱吧，还不知哪天饿狗就来吃我们的尸体呢！
我们摇摇晃晃地回到兵营，一觉睡到半夜。半梦半醒中揉揉眼，想起床小便，这时听到了紧急集合令，慌忙起床打好背包，最终把那股尿憋到了飞机上，在飞机上又不敢站起来上厕所，只好在黑暗中摸索到喝水的瓷杯，撒到一半时杯子溢出来，弄了我一身，本想把那一半尿再憋回去，但我难受得不行，索性撒了个痛快。黑暗中就听见周围是滋滋的响声，尿臊味在飞机上弥漫，有人还一边撒一边轻松地吁气。杨六娃说，梁哥，我把裤子弄湿了。我听见旁边的人说，哎，裤子湿了有什么，只要命根子还在。要不放水呀，连那玩意也要给胀爆了！引起一阵哄笑。我们的飞机就像茫茫夜空的一点孤魂，直向西南方向飞去。
天亮时飞机降落，有人说，这是昆明。
说来真是孤陋寡闻。对我来说，这个世界就是安家山那一块簸箕大的天，大山里的那些祖坟和祠堂、土地和祖屋，便是我的世界。我从没想象这个世界还有另外的情形，比如平原和大海。我父亲说他听老辈人说有一片低洼的池塘，盛满了带盐味的水，那就是大海。我们的先辈就住在海边，捕鱼为生。他们被押往四川时，居然背着祖传的渔网。他们来到四川时，渔网就一直放在梁家祠堂，与祖宗的孤魂为伴。我父亲并不知道在我们居住的那一块大盆地边沿都是山，那些山，其实就是平原通往高原的天梯，层层叠叠地拥向高原，我们心急火燎地被送到昆明，却成天窝在这里没有动静。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中国的版图是什么情形，只觉得鬼子像苍蝇蚊子一样无孔不入，一个地方打得难解难分，另一个地方又冒出了他们的队伍。看来小鬼子真是厉害，听说他们还有皇上，臣民们效忠得很。我们的皇帝倒了，国家就像一盘散沙，人家想来就来了。
在昆明，我才知道世界上还有高原。我对这里的空气、风和阳光格外敏感。太阳经常没遮没拦地直射下来，皮肤很快被晒成了小麦色。这里的花大得出奇，即便冬天也没遮没拦地开放。蝴蝶比女人的衣服还艳丽，在蓝天白云下兀自乱飞，空气里到处涌动着五颜六色的翅膀，让人眼花缭乱。那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有两种动物生活得无忧无虑，全不知道战争即将来临，那便是蝴蝶和婊子。入夜蝴蝶归巢之际，婊子却在灯红酒绿之间像蝴蝶一样穿梭，调节着人们焦虑的情绪。
这是我多年以后识字读书才了解到的情形。当时我不知道云南那片迷宫式的山地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那条通往海边的路对整个国家意味着什么，当然无法猜想在重庆的宴会上，那个著名的光头委座的自尊却让位于一个更加自负的大英帝国外交官的狂傲，他的光头连同他的脸都涨得通红，他竭力想说服外交官允许他的军队开到缅甸，但外交官轻慢地挥了一根指头，那意思便是断然否决了。
根据一位将军回忆，那位高鼻子蓝眼睛的外交官那只会弹钢琴会追女人的细长手指被我的想象夸大得就像一根有魔法的玻璃棒。在我们的国度，没有人敢否认那位光头司令的指令，那是皇帝倒台之后，穿着军服的皇帝。但那个傲慢的高鼻子只一个轻巧的手势，便把十万大军压在崇山峻岭之间。动员令已经做了一次两次，就是不见一点动静。会写字的把遗书都寄了出去，我什么也没寄，只偷偷地剪了一点头发缝在红布内裤的松紧带下，我想有人给我收尸时会发现那点遗物，送给我妈做个纪念。
正是在这样紧张而又无所适从的时节，高原爽朗的风吹醒了士兵们沉睡的某些部位。脑袋保住了，另外的部位便兴奋起来。每夜都能听见伴着呓语很有节奏的响动。大战来临前的恐惧、潮湿和郁闷更加重了男人们那股无法排遣的情绪。有时候士兵之间为一点小事便要挑起械斗，长官黑着脸要下面严惩打架滋事者。班长李大贵有一天晚上在一间屋里叫大家干了一件让士兵泄火的事情。他命令士兵们脱掉裤子紧急集合，十多个男人一丝不挂，班长让大家相互参观上帝给他们创造的秘密武器，大家便喷笑着评头论足，说谁的是“大炮”，谁只能算一支“小手枪”。被恭维是“大炮”的班长李大贵骄傲地扬起他的尤物，夸口射程很远炮弹充足，被说是“小手枪”的男人从此便得了一个“幺鸡”的绰号，其实，他的大名叫王义武。王义武很不服气地说枪小志气大，照样打鬼子！班长便叫大家齐步走到靠墙的地方，自行解决。班长说，狗日的鬼子进来要找我们的花姑娘，你们就想象东洋鬼子的花姑娘吧！杨六娃瓜兮兮地问，鬼子的花姑娘是什么样子？班长说，你只会操扁担，不会耍枪吗？反正都是花姑娘嘛，难道你没蹲过地洞？杨六娃又说，没见过地洞，战壕倒是待过。一屋男人笑得前仰后合。我拉了拉杨六娃，叫他狗日的不要再出洋相了。班长说，你还没娶婆娘？杨六娃说，我家弟兄多，老大老二还是光棍一个，哪轮上我老六……
李大贵一脸麻坑，一笑起来脸上更加凹凸不平，这使他的笑看上去很卖力气。李大贵打仗也很卖力，他曾亲手砍死十个鬼子。因为没有文化，至今只混了个班长。班长说，可惜了，死都不知道做风流神仙的滋味，你这枪至今没放一火，可惜了！幺鸡王义武便站出来揭杨六娃的老底：报告长官，他夜夜走火，虚耗子弹！班长说，自摸不算，他娃还是童子鸡。大家便互相取笑，一屋十个男人有一半都是童子鸡，这些人中也包括我。
那年头有钱人家可以拿钱买人顶替服兵役，也可以出钱缓服兵役。听说我们那里一些大财主也出钱买飞机支援前方抗战，弄了一个什么“止戈”号在天上飞。财主们的义举受到县长大人的赞赏，还同他们在飞机前照相合影，报纸大事宣传。没有钱的人家只好把孩子送来当炮灰。因为家穷，也无钱娶媳妇找婆娘，挺着一条童子鸡，身穿一件单衣服跟着接兵的人走，哪有条件做什么风流神仙！
王义武小名王老七，父亲王喜田是成都一位大地主家的长工。东家看中了他父亲的力气，却讨厌他的播种功夫。他一人可以做十多亩土地，也做出了十多条娃娃。这些满身污秽的娃崽总是跑到东家的马棚或猪圈里偷吃东西，一个个长得比马更健壮。东家是个大烟鬼，整天抽足了大烟，便提上鸟笼子坐着黄包车去少城公园泡茶馆，家里的事由管家操持。王喜田不但做农活，还要喂马喂猪喂牛，顺手牵羊地拿点麦面呀黑豆呀牛皮菜呀回去熬一大锅喂他家的小娃崽。后来一场人称拉稀屎的瘟疫拉走了四个娃儿和两个大人的性命，王喜田一命呜呼之后剩下的娃崽便被东家撵出了偏棚。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娃儿们便作鸟兽散，自己游走寻找生路。王老七游荡到离成都二百多里的一个县城，在“何记”面馆里当了一个混吃混住的伙计。白天在面馆烧火端面洗碗，夜里和衣卧在灶孔前取暖打盹儿，饿了便吃客人剩下的面食喝锅里的面汤，人也瘦得像一根蔫头耷脑的豆芽，面带菜色。当然少不了老板娘的责骂，老板娘喜欢掐人，她掐起人来指甲比尖细的刀子还厉害，王老七身上于是就青一块紫一块。小男孩为此恨透了那个凶狠的女人，背后都称她野婆娘。有一天他听见县城锣鼓喧天，人们都跑到青石板铺成的大街上看稀奇，老板娘放松了对小叫花子的监视，挤进人群踮着脚尖看热闹。王老七一眼便看见骑着高头大马的军官手上耀眼的白手套。一只白手套抓住枣红色骏马的缰绳，另一只夸张地在蓝色天幕下向人群挥舞，太阳的强光和手套的白光同时落进小叫花子蜡黄的眼睛。他对将军的神采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觉得做人能做到这个份上就不会再受人欺负，再喝面汤再睡灶边一身上下黑不溜秋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那一双从来不沾灰土的白手套便是人上人的明证。几乎就在那一刻，这个无家可归的小男孩便决定跟将军走，有朝一日在外混神气了便要骑着一匹大马戴着白手套向老板娘耀武扬威报仇雪恨。他灵机一动跑到大马的侧面抚着缰绳对将军说，我要当兵！将军当时正在向民众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他甚至领着街头宣传队高唱了一首救亡图存歌，唱完以后街头掌声雷动。将军再次挥手示意大家安静下来，全场寂静之际，将军听见了一个童音：我要当兵！这个声音配合了将军的宣传，他正是来为前方部队招募壮丁的。他俯下身来说：好哇，人小志气大！又坐直身子，挥着手说，我们中华民族是杀不绝的，我们一定要武装起来，把鬼子赶回东洋老家去！我们有老英雄，这里又将出现一名小英雄！将军的话引来一阵掌声和喝彩声。将军一手提起这个脸上横淌着两行乌黑鼻涕的男孩，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王老七。将军说，从今天起，你就叫王义武，你就是部队里最小的军人！
将军像提一只忐忑不安的小鸡一样把王义武提到马背上，靠在自己的怀里坐下。王义武听见街坊们的欢呼声，俨然自己已经成了一名将军。他模仿将军的手势向老板娘挥手，老板娘瞪着一双牛眼睛扬起她手上的长爪子，但她已经抓不到他了，他第一次发出扬眉吐气的笑声！跟着将军一阵旋风似的跑出了那个让他伤心屈辱的小城。那一年他才十三岁，是货真价实的童子鸡。
王义武没想到当兵的日子居然这么枯燥乏味，他原以为当兵就像将军和他的白手套那么神气。当欢迎的人群消失，将军就像在舞台上谢幕的老生一样露出一副疲态，他毫不客气地把小叫花子扔给了他的下属，胡乱把他编入部队。王义武从马背上下来开始了漫长的行军，他耷着脑袋打着赤脚行走在满是乱石和荆棘的小路上。唯一让人欣慰的是他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喝上一碗稀粥，不再担心老板娘的长指甲了。长期的流浪让王义武学会了察言观色，随机应变，还有一副鹦鹉般甜蜜的嗓子，他开口不是叫大伯、大叔就是叫大哥，乖巧伶俐的叫声唤起了男人们那点兄长意识。大家都乐于跟他开玩笑，以慰长途行军的寂寞无聊。而他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玩笑，都一概笑纳，即便是并不友好的事情也当一碗宽面吃下从不翻脸，王义武就这样以一个小叫花子适应一切环境的态度适应了兵营生活。从当兵至今他已有近三年的军龄，被编到我们班是因为班长李大贵喜欢他。
那天李麻子李大贵色胆包天，让我们在无聊中自娱自乐。土墙上留下了乱七八糟的痕迹，班长又叫王义武用盆子打水来冲了。大家便像残兵败将一样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后来这样的事情便见惯不惊，大战前夕总能听到含糊的呓语，有的甚至还叫着当时一位著名影星飞飞的艺名，完成一次痛快的释放。没有什么能比这事更能缓解男人的紧张。杨和顺说，梁哥，要是有媳妇多好，有媳妇可以留下孩子，战死了也就算了！这个样子去送死，就是白死了，一生都洗白了!我说，你可以去找婊子嘛！杨和顺讪笑，哥，婊子好是好，就是不能留个后，日了也是白日了！
王义武经常在梦中大叫回锅肉，他说他要是每天能吃上一盘香喷喷的回锅肉，他那个玩意就能从幺鸡变为头条。李麻子说你龟儿子想得美，回锅肉只能补个子不能补卵子！王义武很沮丧，问卵子能增大么，李麻子说他家祖上有秘方，要用高粱酒泡兔丝子和马鞭！王义武说，那等于白说，我到哪里去讨这样的药酒？李麻子说，打完仗，老哥送你！王义武便满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眼中仿佛盛满了和平时期的享乐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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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部队的南移，我们心越发紧张起来。虽然不能听到炮声，但敌机频繁轰炸让我们预感到大战在即。也许是光头委座的据理力争终于让英国人让步，也许是英军的仓皇已经无法顾及大英帝国的傲慢，也许是日本高层的野心终于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这些我们都无法知晓，只有根据自己的行踪来做一些不着边际的分析。不管怎样，我们这次没有步行，而是夜间乘车从昆明移师保城。
保城这个几千年沉寂的小城，一下成为关注的焦点。群山之间的这处小黑点，星移斗转变成战略要地。由于大军的到来，这里的紧张气氛便有所缓和，居民们闲谈的口气也露出一丝轻松，这么多军队来了，日军难以杀进，这里肯定安全了。商贩们不遗余力地运来了药品、汽油或柴米油盐，新开的馆子或妓院还没完工便匆匆忙忙地开张营业。这个城市显现了一种让人不安的短暂繁荣。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布满了蚁行的汽车，高处夜间的车灯就像天上的鬼火一样忽明忽灭，随山势起伏，蜿蜒数十里，那情形真是壮观！这些负重奋力爬行的汽车，就像当时的中国一样，艰难地喘着气，把头顶最黑暗的日子当做脚下最艰难的路一步一步地挪过去！
一天夜里，营长把我们集合到山下一所学校的操场上，让我们看这些密密麻麻地行进在路上的汽车。天空下起了小雨，近处车灯前可见密密麻麻的雨点。大家站在雨中，默默注视良久，营长才说，这是我们国家现在唯一的一条国际通道，汽油、药品和其他战略物资都只能从这里运进国内。鬼子做梦都想卡断这条运输线，甚至从这条路上打进重庆，那样，中国就完了，我们都完了！说得大家都想流泪，营长声音哽咽，但很坚定地说：我们要誓死保卫这条生命线，谁家都有老婆儿子亲戚舅子老表，流落到西南这一小片未沦陷的土地，作为远征军人，我们的职责就是保卫西南的这条生命线，不让鬼子前进一步，我们的亲人已经没有其他可以流浪的地方了！
不知谁起声唱了一句军歌，大家便跟着齐唱：
为了我们的家乡，
勇敢地奔赴战场。
我们用血肉之躯，
筑起钢铁长城。
服从命令，保卫边疆。
遵守纪律，抵抗列强。
誓把倭寇赶出国境，
让中华民族获得解放！
我们站在雨中，浑身充满了军人的责任。歌声在夜空里震荡，在山谷间传响，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的情景：雨水混着士兵的泪光闪亮，每一个人都紧握着手中的枪，胸中豪情激荡，即便前面是鬼子的碉堡或刀枪，是万丈深渊或刀山火海，我们都要勇敢地踏过去奔赴死亡！
第二天杨和顺专门找了一户卖茶水的人家，把扁担寄放在他家里。卖茶的老汉守着一个未出嫁的女儿过活。女儿小鼻子小脸显出几分秀气，说话不绕弯，直来直去。身段瘦长，后背上拖着一条长辫子。姑娘向他开玩笑，一个扁担哪有这么金贵啊，送给我们得了！杨和顺便把扁担的来历给姑娘讲了，说将来要传给儿子的。姑娘大胆地问，你结婚啦？杨和顺说，哪有时间结婚哦！不过，打完仗，我会结婚的。姑娘的脸上突然飞出一丝红晕，倒惹得杨和顺有些不自在，忙把自己的部队番号告诉她，说，等仗打完了，我会来取扁担的。夜里回来，杨六娃悄悄地告诉我白天寄扁担的情景，还细致地说起那位姑娘叫殷秀珍，又说那姑娘单眼皮，小眼睛，眉心有一颗痣。我听梁瞎子算命说，一痣在眉，绸缎不离，那是富贵相啰！杨六娃说，明眼人还找瞎子算命，怕是一痣在眉，愁字不离呵！
杨六娃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我知道这小子一定是某些部位不安分了，便拍着他的脑袋说，你娃在被窝里搞什么鬼名堂！杨六娃翻身问我，哥，什么样的女人能生娃？我要找一个能生的，生他十几个！我说，你娃有雄心大志呀！要找那种胸脯大的屁股大的女人，既能肩挑背扛做活路，又能摸爬滚打生儿育女！
杨六娃说，好个梁哥，你对女人懂得多，很有经验嘛！我说，我是听梁瞎子的婆娘说的，一个媒婆的话哪能当真？杨六娃默想良久，说，有道理，很有道理。胸脯大奶水好，屁股大有力气，白天能做农活，夜里能做事。女人更懂女人。媒婆说得对，我将来要找一个胸脯大屁股大的。杨六娃不再说下去，连连叹气，我问：怎么又叹气了？杨六娃说，可惜殷秀珍胸脯小屁股也小。一句话把我逗笑了，杨六娃说，真的，那姑娘什么都小，就是年龄不小了。我说，你还当真了，把这事搁在心里了。算我多嘴多舌，别拿媒婆的话衡量天下所有女人。杨六娃不再言语，闭眼装睡，却听见他在床板上翻动的声响。
那些天，我们经常被噩梦惊醒。有一天晚上，人们听见班长叫喊：你们这群龟儿子，老子叫你们紧急集合！大家都被吵醒，立即跳到班长身边排好队，报数完毕后却没有动静。王义武指了一下班长的眼睛，大家凭直觉在黑灯瞎火中感到他的眼睛发出的亮光，这才靠近他，听见他打起了轻微的呼噜。杨六娃说，班长还在梦周公呢！大家七手八脚地把他抬到床上，他居然没有醒。王义武轻手轻脚地开门，看见兵营里没一点动静，这才一致断定，狗日李大麻子说梦话了！
第二天大家说起晚上的情景，李班长说他夜夜都在梦见紧急集合，虚汗透湿了背心。王义武说，都是你那马鞭酒惹的货，你的马药太多，牵挂也多，上战场就没我这么利索！李麻子说，喝了马鞭酒，多造些人，也是对抗战的贡献嘛，不然炮灰从哪里来嘛！我现在想的是祖上要是有什么酒一喝便永远不长大，都给我那些娃娃喝了，就再也不上战场了！王义武沉下脸说，都怪老板娘的面汤把我催大了，我就来当兵了！万一上战场立了大功，我有一天能当上将军么？李大麻子说，你龟儿子想得美，就是投胎投错了，你斗大字不识一个，还当将军！能保住你的小命，就算你龟儿前世积德了！
几天后，我们往前线开拔了。在公路沿途经过的城市或村庄，拥挤着前来欢送的人群。女人们送饼子或水果，男人们把香烟送上，孩子们追着我们的队伍，模仿我们行军的模样。王义武不停地抹眼泪，他觉得自己长成一个大男人了，心中又涌起骑在军长枣红色大马上驰骋天下的豪情，他觉得自己终于派上用场了，再不是受人欺负的叫花子，而是全副武装的士兵了！
在连绵不绝的山间公路上，汽车蜿蜒行进着。回望后面，烟尘蔽天，车队和行走的队伍望不到尽头。杨六娃说，梁哥，这是多大的阵势啊！王义武说，回到成都，我可有吹的了！杨六娃又小声对我说，看，殷秀珍在街边的人群里挥手。在缓缓行进的汽车上，我并没看清他说的姑娘，只看到一些挥动的小旗。杨六娃神秘兮兮地问我，你想春花不？我摇头，他说，你娃太假了，哪有不想的！我说，想也没用，她可能都做我嫂子了！
那次行军，最轻快的就数杨和顺了，他一路眉开眼笑，不时吹一声口哨。扁担再次给他带来好运气。看得出，他喜欢那个卖茶水的姑娘！天地向他敞开，万物对他微笑。因这浪漫的情绪感染，打仗也成了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我打趣他，你那宝贝扁担，可能真是什么神物哟！打鬼子、找女人，都叫你撞上，什么时候我也去找根扁担带上。杨六娃说，梁哥，你还别说，我这根两头包着铁花的扁担是我爷传给我爹的。离家那天，我爹顺手就给我了，说打架没家伙咋行？我不要，我说我是去打仗，不是担大粪！我爹说，管他打仗还是打架，总不能赤手空拳，拿个家伙心里不慌！杨六娃又说，我爷是个铁匠，他老人家在阴间保佑我哩！
出了国界，华侨和缅甸老乡也来欢迎我们。部队要我们严格遵守纪律，我们一路做着拜佛的姿势，他们也回应我们同样的姿势。再往前进入缅甸丛林，行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知怎么，一进入密林，就想起安家山上我和梁根迷路的经历，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
进入缅甸，我们急行好几百公里，大家已经疲乏得喊爹叫娘了。部队又往另一个方向走，在夜晚的星空下走，我们只觉得方向有点变化，但大军行进，我们只好跟上。这样又跑了一天。大炮轰鸣，枪弹在林间嗖嗖地响。王义武躲在我胸前，说：梁大哥，我怕……我知道他第一次上前线，他的身子抖抖索索的，就像风中的草。我像父亲一样拍着他的肩膀，我说：他们也是人，你不怕鬼子，鬼子就怕你！
夜晚长官命令我们在丛林里点上火把，每个人都拿着火把舞动，喊杀声伴随着炮弹在夜空震响。一时间，只见满山遍野都是火把，山峦和凹地连成一片，天上地下连成一体，我们只听见排山倒海的呐喊声，就像狂风一样横扫敌阵。发起冲锋时，王义武跟在我身边。每一个军人在那一瞬间都被鼓荡起来。在猛烈的攻势下，敌人的炮声哑了，枪声也渐渐稀落。天亮了，我们也不知道冲了多远，直到后来看到高鼻子大眼睛的洋人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洋人，好家伙，那鼻子像鹰嘴岩！我还正犯迷糊，就被几个洋人抬起来抛到天上，我被搞得头昏眼花，只好把眼睛一闭任他们摆布。我知道这意味着我们胜利了，鬼子已经被赶跑了！他们笑得直流眼泪。有一个洋人抱着我就不松手，眼泪弄湿了我的肩膀，他还捧着我的脸又亲又啃，臊得我满脸绯红，他们身上的那股臊臭熏得我直想发吐。狗日的，世界上还有这种人不像人驴不像驴的动物，长得这副熊样！奶奶的，我算是大开眼界了。从小就听说鬼怪长的是绿眼睛，他们的眼珠差不多就是想象中鬼怪的样子。后来才知道日军把他们包围了，是我们撕开日军防线救出了这些英国人。我心想，绿眼们兴许在这里也撞见道路鬼了，冲不出去，是我们把他们唤醒的。
当时他们已经一天一夜没吃没喝了，我们递水给他们，他们顾不得喝水，一直这么搂抱我们，哭得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像个泪人儿。这些绿眼洋人也怕死，死里逢生，又高兴得要死！
我们的士兵满脸是泥巴或火把留下的污渍，两只眼睛贼亮贼亮的，笑得脸都变形了。第一次打胜仗，真是扬眉吐气了。王义武被一个高大的洋军官扛在肩头，细小的双手戴上了军官送给他的白手套，挥舞着一半白一半黑的手臂，就像一位将军检阅部队一样神气。杨和顺捡到鬼子落下的一把马刀，就像扛扁担一样，把他的战利品扛到肩上。一位英国将军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们的长官呢，我要感谢他！你们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这些洋人终于丢下他们的傲慢，刮目看待我们这些并不起眼的中国军人。那位洋将军听说长官还在山头指挥战斗，他便丢下他的士兵一路狂奔到山顶，紧紧地拥抱着那个一身沾满灰土的中国将军。他们几乎是手拉手地来到士兵中。我第一次看见这位过去从未听说过的长官，瘦长的身材要是穿上一袭长衫，在大地方的某个学校当个教书先生，倒是很适合他的气质。但他偏偏一丝不乱地穿着黄呢军服，就像一套滑稽的盔甲，罩在纤细的身上。他的嘴角有那么一点嘲弄一切的笑意，只有这点流露出内心的狡黠。他看见王义武的样子便停下了，问他今年多大了，此时王义武早已摘下手套，慌忙跳下来给长官敬礼，白手套像小鸟一样飞落在长官的帽沿上。班长李大贵在旁边干着急。长官取下帽子，把手套还给王义武，那小子才结结巴巴地说，报……告长官，今年……十四岁。英国将军连竖大拇指，中国将军夸他：四川的娃娃兵，了不起！并当场取下衣兜里的一支钢笔，送给这位勇敢的娃娃兵。
那次战役后，将军杨兴胜名声大震。他一连获得了美国、英国和国民政府的勋章。士兵们私下谈论自己的长官，都抑制不住内心的自豪。关于将军的传说，像波浪一样阵阵涌过军营。有人说他是从美国最著名的军校毕业，比黄埔军校更加了得！有人说他有十个老婆，其中有五个是崇拜他的洋妞从美国跟过来，非要嫁给他。将军一连生了两个班的混血儿，除了头发是黑色的，其余都没有将军的影子。将军那么瘦，都是那些洋老婆榨干的。也有人故作老成说，杨将军的下颚也就是地角不饱满，天庭倒是明亮灼人，前半生大富大贵声名显赫，谁知道以后呢？剩下的话不便多说。不管怎样，大家都觉得这次鬼使神差地分派到杨将军的队伍中，真是遇上明主了，跟着这样的将军赴死，也是千值万值的！
后来几年里，我一直是他的士兵。也许他并不知道，我们这样的小兵把身家性命都托给了他。他也不会知道李大贵、王义武、梁草、杨和顺这样的人一直在念叨他。他是日本鬼子的克星，日本人一听见是他的队伍便闻风丧胆，他让我们领略了中国军人的威风。但在国内，他却处处艰难，显出败相。多年以后，我听一位台湾的四川老兵说，他的英名招致了黄埔派系的嫉恨。他在东北战场被共产党的一位名将打得一塌糊涂，我就是在那里不知不觉地掉进解放军的口袋，当了俘虏的。后来在台湾，他又遭到那位光头委座的嫉恨，后半生几乎是在软禁中度过的。洋老婆的传言几乎是一个天大的谣言，这位将军没有三妻四妾，只守着结发老妻熬日子，终日养花写字度过了后半生黯淡的岁月，应了军中业余算命先生的预言。
胜利的喜悦还未散尽，敌人却像地洞里蛰伏的马蜂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我的天，黑压压的钢盔在月色笼罩的丛林里寒光闪闪！我们知道碰上鬼子的大队伍了。多年以后，我才从资料中了解到，那是敌人的一个师团，数万人的兵力啊！而英国和我们的指挥官们却以为是小股部队。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碰上鬼子，只好且战且退。退到后来，我们互相走散了。我们混进国军的另一支部队了。据那些溃逃的士兵说，英国部队也逃了。多年后我才知道，是那些混账英国人把我们害了，他们那位刚愎自用的司令一直在跟中国的指挥官争吵，而我们的指挥官碍于脸面没有同他闹翻，在数百公里长的战线上同那个被认为是“小股敌人”的日军作战，结果被日军的师团追得四处逃散。最后，英军一位司令慷慨邀请中国军队到他们印度去，但中国指挥官杨兴胜满脸怒气地回绝了，他用中国读书人那种不软不硬，但却异常坚定的口吻说：既然我们从中国来，就应该回到中国去。我们有自己的祖国，国难当头，怎么可能到印度去享清福或者流落到异邦去做难民呢！
中英两国将军的争争吵吵，最终让数万士兵丢失性命。那些异乡的冤魂啊，经常在我梦中号哭。直到今天，每年七月半，我都要在路边烧掉成筐成筐的纸钱，洒下几十瓶白干。不论是在台湾还是回到家乡我都坚持这样做才能心安，我没有其他方式安慰那些亡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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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老人一激动，我就只好中断采访。我甚至觉得这老人有太多的泪水，在这点上他比我年轻。我的泪水哪里去了，我已经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流过泪。他的讲述深深打动了我，至于毒气的事情更让我震惊愤怒。但我没有流泪，他的经历与我终究隔着一点什么，我震撼，却没有眼泪。这让我感到人与人之间始终有一种隔膜，尽管我极力想去理解他。
梁玉送我出来,小巷已经被细雨淋湿，我打了一个寒战，毕竟已是深秋，阴郁像天气一样四处弥散。梁玉说，二爷这样认真，他是在给自己的一生做总结呢！我问，他以前给你谈这些事吗？梁玉摇头。你知道远征军吗？梁玉一脸茫然。反问我，你知道吗？我只好如实相告：说实话，我一点也不知道，我只在电影电视里看过《地道战》《敌后武工队》《百团大战》什么的，一点也不知道国民党抗战这么惨烈！
梁玉把我送到街口，临别时我看她的眼睛，突然又不想立即离开，我说，我送你回去，天在下雨。我敞开风衣，趁机把梁玉揽在怀里，我感到她的身体在发抖，我突然生出男人的豪情，觉得自己有责任一生保护这个柔弱的女人。我紧紧地搂住他，走得豪情万丈。我真想这样一直走下去，但是梁玉说，我要回家了，不知二爷咋样了？我才如梦初醒，催她快点回家。
离开梁玉后我打的去了图书馆，借了一大堆关于抗日战争的图书。回到出租房我又打开电脑，“爱意荒凉”早给我回了一些话在QQ上，我问她知道“远征军”吗？她说你发什么神经啊,想到什么地方当远征军啊，天下太平哪里还要军队呀？我又问她知道日本鬼子吗？她说知道啊，一撮小胡子，满嘴哟邪哟邪，喜欢花姑娘什么的。“爱意荒凉”跟我们一样，关于日本，脑袋里就只有这么一点简单的臆想，那是宣传品留在我们记忆中的烙印。
我在百度搜索中输入了“远征军”词条，立即跳出了一大堆关于远征军的资料。其中有一些老兵求助的内容吸引了我。
李文声，83岁，现居某市某区某镇某街。毕业于黄埔分校的滇西干训团，远征军第2军9师27团团部指导室中尉。曾参加过收复象达、芒市和黑猛弄战役。村里人不知其参加过远征军。解放初任土改工作队秘书，板桥街街长。自填表“远征军中尉”后，顿由“积极分子”成为专政对象，长期监督改造，批斗不断。现每月480元生活费，多病，行动困难。
王光超，83岁，原籍重庆，战后落籍某某市某某区某某镇上水河24号。远征军第6军36师直属队号兵，曾参加过腾冲游击和松山战役，是首攻红木树两个幸存者之一。“文革”中挨批斗，被疏散下放，重返某镇建筑队后一直住在简陋偏棚，两个儿子残疾，儿媳无业，全家五口人靠480元低保金生活，但他很满足。
谢先文，87岁，毕业于黄埔军校第13期，远征军第71军独立炮兵营中校营长，中国远征军长官司令部中校参谋。抗战胜利后脱离部队到保山第一中学教英语。“反右”时成为“一言不发的右派”，从此在狱中度过20年，现居某市第一中学宿舍。
武元衡，小名老五，84岁，昆明工业学校工程专业毕业，抗战爆发后改入军校，毕业后任远征军第54军某部炮连少校连长，参加过腾冲战役。战后回某市某区某村务农，长期以“历史反革命”受到批斗、管制。终身未婚，现靠侄儿、侄女接济生活。
吴桂芝，女，82岁，远征军第71军新编28师政治部少尉服务员，是滇西唯一健在的抗日女兵。家住某县某镇某社区。坚决拒绝采访者，“我不愿意见任何人，不愿再谈过去！”无论采访者怎么解释，那扇一板之隔的门就是没打开。原来，她在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受训期间，认识了后来的丈夫丁文涛，两人并肩参加过松山战役，战后她离开部队回乡任教。“文革”中双双遭迫害，一个在公路养护段管制劳动，一个在县城拉板车，太多的磨难使她一度精神失常，从此不愿再提过去。
李兴国，80岁，当年进深山躲难遇到打游击的预备2师，被接受参军送往黄埔分校滇西干训团受训，一年后担任远征军71军少尉特工，派回腾冲搜集敌人情报。长期以来，他对乡邻以至父母都隐瞒了曾是远征军情报员的身份，因此也躲过了历次运动受迫害之劫。为此他很得意。现居某县某乡某条小巷59号。尽管还摆脱不了生活的艰辛，但他说：想想腾冲攻城时那些嘴上还嚼着饭就死去的士兵，我还活着就是一种幸福。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