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诗人有时不取决于诗人自身。杜甫在长安的十年，其水准也就是中等以上，他的超越在于到了三峡之后，地缘的赋予、个体生命的逐渐凋零以及对忠君报国的无奈三者的偶然集合，才有了《登高》《秋兴八首》这些律诗的集大成之作。当然，他自身是一个接收体，接收天地万物的信息，然后辅之以浊酒在胸中悄然做了转化。

去世了几年的扎加耶夫斯基，他的被迫迁移和主动自我流放，给他自身的打开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就这样到了这里，像一个小潜艇上的乘客，潜艇不止一个，而是有着四个潜望镜。其中，主要的一个，面向我本土的传统。另一个，朝向德语文学，它的诗歌，它（曾经的）对于永恒的渴望。第三个，展现的是法兰西文化的风景，它富于洞察力的聪明和詹森主义者的道德主义。第四个对准了莎士比亚、济慈和罗伯特·洛威尔，富于独特的魅力、激情和对话的文学”。

成为一个诗人，这也是冥冥中的安排。我初入重庆时写下的长诗《一个诗人怎样成为诗人的》做了诗性的描述，你来到世上，有一个事情要做，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磨难和助益都是考验，考验你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诗人。但事实上，我们对外境的接受慢慢变成了依赖，界限的模糊使我们的面目看上去都十分模糊，遵循仁义礼智信，但诗歌的内部伦理在暴动，犹如三月的桃花一夜间开遍了成都龙泉驿的山头。

诗人何在？我们已经忘记了但丁《神曲》和艾略特《荒原》所描述的世界，甚至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也成了当代诗歌室内风景的“干花”，以及兰波的疯狂、金斯堡的嚎叫统统转变为互联网时代的一次隔屏观看，而后，晚饭开始了。诗人在流水线的日常中想起自己的内心，它似乎很久没有波动，没有对世界和周遭正在发生的事情关心了。棉花大战开始了，搜尽肚子中的语言和词语，觉得无话可说，或者没有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只能作罢，等待诗神的下一次降临。

所以我们的诗也开始改变。我们呼唤日子的小花布，呼唤在日常中一次又一次抵达诗性的花园，实际上只是诗意的平滑抚摸。写诗时的紧张如走悬崖峭壁，词语也有陷阱，你必须一直是个充满警惕和怀疑的阴郁的肉体，你必须适当远离人群而在枯坐中得到一个来自某方面的提示，然后才开始书写。在这个写诗的过程中，一方面是你的长久坚持不懈的诗歌素养的训练，一方面是那种提示引导着你蛮荒地分行，仿佛走完了一天，下一行就是接着走一月、三年五年……在某个词语处，空间的门铃已经被按响，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你大步走了进去。但也有例外，并且常常发生，你反复修改，现实和语言的交叉之处缠绕悬挂着绳索、石头、生铁、荆棘……

“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成了诗人们的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命题。虽然荷尔德林对这句话提出了四重域的阐释和构建，但在海德格尔那里却又是另一种现实境遇。诗意地栖居，意味着人首先成为人，离开相对文明的秩序，其背后的思维的运用从未因为时空的转换而有所转变。人从时钟里先走出来，走向原野，成为整个画面的一部分而不是这幅画的作者。他终于找到了重心，因为双脚踩在大地之上，天空、云彩、河流、草木才对应了这一切。重返原始，才能抵达诗意，而此时的诗意，就是我们一直用诗的形式创造、保留的诗性。

海德格尔可能另有其他意思。但有一点，当人终于能够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死亡”是题中应有之意。1963年出生的山西诗人雷霆，我刚学写诗时与其有过一些交往。我惊叹于他诗歌中悲怆的抒情深度，是当代诗人里难得一见的案例。他平和、仗义、隐忍，最终重病仓促离世。在世俗生活中，与荣誉、利益、美食、友谊、风景等相比，惟有死亡能稍微唤醒我们一些什么。死亡逼迫我们调整自身，它无处不在的凝视取消了很多看上去有意义的快乐，它告诉一位诗人，时间可能不多了，不要等待那一刻来临才发现任务并未完成。

我在重庆华岩寺抄写碑文那几年，有一次抄写到了双桂堂的一张拓片。是一张只有四个大字的横额“灯传无尽”，左右两边的落款，可能没有拓印清楚，当时也没在意。后来在一次资料的阅读中才知道是时任清朝封疆大臣李国英题写的，就在双桂堂破山石塔之后。这四个字意味深远。佛家讲究拈花一笑以心传心，历代宗师开山传法，才有了佛教不断被破坏但从未有阻断且良好发展的此在。正念的培养，因果的真实不虚，教人在人间逐渐剥离过去的自己，不断接近真相，抵达内心的平静。诗歌不也是这样吗？我曾有首诗《正午时刻》表明了这种心迹：

我在春天阴郁中的喊叫

此刻，小满与傍晚

一泡清凉的鸟粪

于是就有两种爱

一种用于自守，另一

写成没有文字的诗

心碎于野

我为露水的恩泽活着

为了在消失之前的正午

诗成之为诗，一方面是语言的世界，另一方面是现实的世界，在本质上，相互交织相互促成。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独立的，一个诗人为语言卖命这本身无可厚非，但一个诗人同时在现实中也允许以肉身为笔，主动成为光照亮温暖别人。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老杜即使在茅屋被风吹掉之际，心里想的是苍生之苦，这种大悲同体的精神说起不免迂腐，但仔细深究又觉得，作为一个现代诗人，我们也须建立广阔的人文视野和精神高度，也是一个诗人的最基本的诗歌核心质素。而同时，诗人与诗歌的存在，也类似于一种载体，就是将我们的“古老的心”传承下去，像灯盏那样，从一只手传递到另一只手。

因为工作的关系，对当下的诗歌现场有一些印象。一种消费主义式样的、单一的、取消了阅读基础和难度的诗歌大行其道。因为读者们时间有限，工作生活的压力，而从本能上选择在休息的间隙阅读能读懂的短小的诗歌作为安慰，部分诗人们也意会到了这种讯息，写作上更为随意和直接，而没有在更深的地方去做探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在当代，部分成绩卓著的诗人确实高山仰止，不断自我刷新。在青年一代的写作群体中，有志于诗的诗人也非常多，新的诗学方向和可能都在酝酿和显现中。但正如开头我们所谈到的，一个诗人自身的轨迹变化有时会给诗歌带来奇特的命运，这也需要诗人本身的心性、诗歌技艺、阅读和经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成就。

诗到最后是心性。心性是最重要的。心性好的人不用训练，一上手就能写很好的诗。当下、看见，是现代诗的一个很重要的元素。现代诗出于文体要求会显得晦涩，会抛弃我们一直强调的通俗性和可读性。而所谓的“现代”，这里面更多的是秩序构建的冰冷，是我们裹挟其中的喘息，中国古代无处不在的温润和枯山水精神挽救了这个局面，它就像一把雨伞遮住了我们被雨水和尾气弄得很糟的脸。但诗歌也如同一个金字塔一样，需要不断攀登，才能到达顶峰，宗教精神——哲学思想——生命体验——诗歌图景，具备了这几点才能可以说接近了你想要的那颗夜明珠。

但说到底，诗歌终究是人类社会生活很小的一个部分，她的易碎和不成型，使我们穷尽一生也未必能写出几首真正优秀的诗作。而作为诗人，你知道那是你安身立命之所，你的命运受雇于此，你必须使出比别人更大的力气来寻找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