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仕江兄的散文集，我读过不少。包括《你知西藏的天有多蓝》《蚂蚁搬家要落雨》《微尘大地》在内，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的新作《送时间的人》，收录于王子君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名家精品集》，由成都地图出版社2026年2月出版。四月末的一个下午，仕江兄携茶来访，将新书赠予我。我拿到后匆匆浏览了一遍，半个月后又静下心来细细品读。

书名的灵感，源自开篇之作：一位朋友赠他一本挂历。仕江兄写这件事，笔尖流淌着一种被阳光晒暖了的墨香，字里行间流淌着克制的温柔，却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一个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为流逝的时间塑形。他将“送挂历”这件小事，写成了一则关于“传递”的隐喻——时间，原来是可以被攥住、被交付、被记住的。

这让我想到一个字——“时”。

我们天天用这个字，却很少细想它的本源。《说文解字》“時（时）”字下收录了古文字形“旹”，有学者认为上面一个“㞢（之）”，下面一个“日”，是个形声字；也有学者认为是个会意字，其字形表示“以表测日影”。尽管解读有异，但都指向了“时”与太阳运动的密切关联。

为了精准把握这种运动规律，古人很早就发明了“立木为表以视日景”的方法，这在《史记》《鹖冠子》等典籍中均有记载。古人观日影以测时辰，太阳行至何处，便是何时。甲骨文中已有大量与太阳运行相关的时称，如“旦”“朝”“暮”“昏”“昃”“昧”“昼”，还有“日出”“日爯”“日昳”“中日”“羞中日”等。先民们将一天划分成精确的刻度。此后，对一日的时间划分日趋精细。先秦典籍已有区分一日为朝、昼、夕、夜四段的记载，更有“一日十时”之说，并将其与从王到仆的十个社会等级进行象征性的对应，体现了古人将时间秩序与社会秩序相联系的思维方式。至汉代以后，历法渐密，遂通行一日十二时辰之制，沿用至今。而划分并未止步于此。《淮南子·天文训》中已详细列举了多达十六个时段的名目，展现了汉代以前对一日之内时间的精细划分。后世又将十二时分为初、正，是为二十四时，并衍生出以干支、八卦命时的习俗。这种精细划分的传统在后世石刻中多有体现，例如辽金时期的某些墓志铭或佛塔题记中，就可见到以十二时辰或更细分的时称谓来记载事件的实例，其源头可追溯至汉代甚至更早。古人对时间的切割，可谓愈分愈细，愈辨愈精。然而，无论划分如何精密，“时”的根基始终扎根于具体的生活经验：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秋收，四季轮回。

不止于此。若放眼东西方的思想史，对“时”的追问从未停止。

有学者曾论及西方古代哲学中“时”（Time）有四义，从古希腊到中世纪，哲学家们试图从本体论、认识论、物理学与心理学等多个维度去界定时间。而李约瑟（Joseph Needham）在其《时与东方人》（Time and Eastern Man）一文中，则揭示了另一条路径：通过对《墨子》“久”“始”、道家“无时”“与时俱化”等观念的梳理，展现了一种与西方本体论迥然不同的、注重实践与体验的时间观。 东方与西方，在时间认知上呈现出不同的侧重：西方传统哲学更倾向于追问“时间是什么”的本体论问题，而中国古典思想则更关注“此时该如何”的实践智慧。当然，这并非绝对的二元对立，而是各有千秋的路径分野。仕江兄的散文，正是后一种智慧的生动实践——他笔下的每一段经历、每一次感悟，无不是在回答“面对此情此景，我应如何自处”这一根本问题。

仕江兄的这本书，归根结底，就是在诠释“时”这个字。

他在序言中说：“作家绝对不是复制感受的机器。”这句话放在“时”的语境里，格外耐人寻味——如果时间是流动的、变化的，感受又如何能够复制？

十七岁进藏当兵，十余年高原生涯，而后辗转至成都。从雪山到盆地，从军旅到编辑，他的写作对象一直在变：藏北的风雪、班长的女人、卡普家的夜晚、成都的蜡梅、花隐谷的牡丹、纱窗上偶然飞来的蝉。有人或许会问：你到底算西藏作家，还是成都作家？这个问题本身便已偏离。他并非在切换题材，而是在回应不同阶段的“时”——身之所处，即是当下；目之所及，皆入笔下，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他作品多元的面貌。

这恰如《易经·随卦》彖传所言：“随时之义大矣哉！”所谓“随时”，并非被动地跟随时间，而是敏锐地感知每一个时刻的独特性，并以恰当的方式去回应。“随时”，亦如《楚辞》中渔父所说的“与世推移”。孔子被孟子誉为“圣之时者”，并非指他善于挑选良机，而是说他能在每一个当下做出合宜的判断：该行动便行动，该停下便停下，既不固执，也不盲从。《论语》中多处谈到“时”的精义：“学而时习之”，讲的是学问要在恰当的时机践行；“使民以时”，说的是治国不可违背农时与民力；“时然后言”，强调说话要看准时机；“不时，不食”，连吃东西都要遵循时节。在孔子那里，“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而是渗透在日常起居、待人接物、治国理政之中的生存智慧。

南宋朱熹有一首《观书有感》诗，恰好道破了这种“随时”的妙处：“昨夜江边春水生，蒙冲巨舰一毛轻。向来枉费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江水未涨时，任你如何用力，巨舰也寸步难行；待到春水骤生，万钧之重竟如一羽之轻，自然而然地浮游中流。所谓“随时”，不是消极等待，而是积蓄力量，在时机到来时顺势而为。仕江兄的写作，亦有此境——他不硬写、不硬扛，只在心有所动、情有所感的时候落笔，于是每一篇文章都像是“此日中流自在行”，毫无滞涩之感。

仕江兄的散文，不急于为他熟悉的藏地贴上标签，也不刻意将成都描绘得尽善尽美。他只是如实写下眼前所见、心中所感，让每一个时段都活出它自己的模样。

全书分为六辑：相信时间、渐行渐远、人生初见、暗香浮动、乡愁境界、雪山城市。

读罢会发现，这六个部分并非按时间顺序叙事，更像是锚定了人生的六个刻度。《易经·乾卦》彖辞云：“大明始终，六位时成。” 意谓万事万物在变化之中，会呈现不同的位置与状态。每一个位置都有其独特的意义，无法替代。

“相信时间”一辑，写的是那些在时间里坚持的人和事。有直接以“时间”“时光”点题的《送时间的人》《生命中的窄时光》，也有以“等”立意的《等，是一种病》《泡茶等花开》。仕江笔下的那些人，并非不知时间无情，而是选择用行动回应这份无情。

“渐行渐远”则书写另一种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往事之间，终究会慢慢走远。它见于《那幢透明的玻璃楼》里卖肉的阿旭，见于《渐行渐远的消失》中来自西藏山南的格桑罗布；它藏在《网约车司机》中驾驶员与乘客的短暂对话里，隐没在《少年不知何处去》中火车站那位蹲坐在地的少年身后。它化作老阿姨不变的微笑，落在保洁大姐的虚惊一场之中，也记录在战友于望丛祠接待远方来客的篇章里。而在《伏笔》中，它又悄然浮现——那是云南采风途中，与一位似曾相识的女子再度相遇的瞬间。

“人生初见”最为动人。他写了诸多“第一次”：七岁时的初次远行，小时候初见会“说话”的斑鸠，初次考驾照，初次品尝菠萝蜜……这些瞬间，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一闪而过，但被文字定格之后，便成了永恒。正如饶宗颐先生所言，“时”字亦可训为“是”——此“时”此“刻”，就是这个，不是别的。

“暗香浮动”捕捉的是细微的感受。《客至书香》《买书记》《读书是日常的修行》……这些篇章从不同的角度描摹着人与书相遇时的幽微气息。至于《书的位置》提到了我和我的书房，虽在细节上与我实际的书房略有出入，但那种对书籍安放之处的珍视，本身就是一种不容置疑的真实。

“乡愁境界”里的乡愁，绝非呼天抢地的怀旧。仕江兄写得极为冷静——《盗版春天》里是时光错位的轻叹，《霜冷芭蕉》中是清寂自持的底色；《第一朵芍药送给谁》写的是中江芍药谷与英雄黄继光，落笔克制，感情真挚，不事渲染；《陪你去看格桑花》亦如此，把同样的内敛贯彻始终。他不煽情，不喧哗，只是把故乡的草木、远处的雪山、还有那些未曾言明的思绪放回原处，让它们自己说话。

“雪山城市”将两个地方并置在一起——过去在西藏，如今在成都。它们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时间赋予同一个人的两种底色。没有哪一段可以被省略，正如没有哪一个季节可以跳过。

回到书名。“送时间的人”，重点或许不在于“时间”，而在于“送”。

送挂历的人，送的究竟是什么？是那些过期的画页？还是画页背后那整整一年？又或者，他送的其实是一种态度：时间过去了，但有些东西不会过去。你接住的，不仅仅是那段岁月，更是岁月淘洗后沉淀下来的、属于你自己的光阴。

仕江兄写这本书，也是在“送”。 他把自己的经历、感受与记忆悉心打捞、擦拭、串联，最终郑重地装订成册，交到读者手中。你不是在看别人的故事，而是在打开一份精心包裹的时光礼物。

《诗经》中“鸡鸣”“昧旦”，一听声响，一辨天色，记录了古人感知时间的朴素方式；《孟子》书中强调的“不违农时”“无失其时”，则是先民对时间秩序的敬畏与遵循。仕江兄说自己“越来越容易看见时间的维度”。这话说得朴实而深刻。年轻时，时间是一条直线，只管向前冲刺；到了中年，时间变成了一个立体结构——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它们并非前后排列，而是同时存在。你站在今天，昨天的事还会浮现，明天的影子也已悄然投下。

仕江兄将这个结构写了出来。他用文字留住那些已经逝去的日子，记录下正在发生的此刻，也为未来的日子预留了空间。说到底，我们都不过是时间这条大河上的小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选择以怎样的姿态划桨、停泊。这不是什么玄奥的道理，只是一个写字人的本分。

读完这本书，我忽然明白了“送时间的人”的真意。仕江兄与那位送挂历的朋友，并非被时间裹挟的沙粒，而是主动的摆渡人。他们用心感知时间，用行动标记时间，然后将这份珍贵的体验，像礼物一样，轻轻地递出去。

这一递，便不再是虚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