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诗歌的逻辑问题，中外诗歌界一直存在诸多讨论，但始终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说法。笔者当然无法回答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性问题，只是面对当下中国诗坛某些诗人一味追求创新、标新立异的现象——他们写出的诗作要么天马行空、不知所云，要么分段说话、故弄玄虚，这已然让诗歌的逻辑沦为了一个伪命题。更有甚者，故意把新诗写成装神弄鬼的呓语，完全无视诗歌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情感的基本逻辑；或是徘徊在“下半身”的低俗之中无法自拔，这不仅诋毁了诗歌艺术，也在一定程度上伤害和亵渎了诗歌读者。面对当下诗歌的逻辑问题，我认为可以寻求一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和解”观念，或是一种求同存异的“矛盾对立统一”观点。

大文豪苏轼认为：“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宋人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云：“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诗人王宜振在《诗是非逻辑的艺术》一文中提出：“诗的主观性具有梦幻性和非逻辑性两个翅膀，这两个翅膀缺一不可。有了它，诗就可以飞起来。”丁廷森教授在《现代英诗中的非逻辑语义组合》一文中专门提出“应用语言学理论来研究现代英美诗人的一种特殊创作手段——非逻辑语义组合”。著名诗人叶维廉在他的诗学理论中谈得最多的是“没有框限的道家美学”。正如《诗歌在逻辑之外》的评论文章指出，“他（叶维廉）倾心于中国传统诗学‘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美感体验，一如禅宗里的禅机，这种体验依靠的是直觉而不是逻辑……他只知道，在中国古典诗歌中，诗歌的意义在逻辑之外”。

然而，著名诗人、诗歌理论家梁南先生却在《浅谈诗歌的逻辑问题》一文中认为，“逻辑之于诗，绝不是摆设的花瓶，而是诗的内构部分，近似神经系统。论诗必谈‘诂’‘悟’；而‘诂’‘悟’，既有情感介入，更有逻辑思维介入。从有诗这种文体起，逻辑因素就在诗中起着它的凝聚效应”。谢永新与简卫杰在合著的《诗歌的逻辑性研究》一文中也指出，“诗歌大厦是由逻辑材料构建起来的，逻辑性与诗歌语言、诗歌艺术以及艺术效果之间存在着密切关联”。刘心竹在《英语诗歌中的逻辑衔接——以诗歌To His Coy Mistress为例》一文中更是提出，“将逻辑语义学与文学语篇相结合，并阐明了逻辑与语言之间、逻辑语义与衔接之间的关系”。因此，我认为，诗歌外在的感性语言是诗歌的表象特征，诗歌内在的理性逻辑才是诗歌的关键，是诗歌诗意化表达的最终目的。我深信，逻辑也是解读和欣赏诗歌的有效途径之一。

主张诗歌与逻辑无关的人自然不在少数，如王殿华在他的博文《诗歌语言的逻辑错位》中认为，“诗歌语言的逻辑错位，可以大大提高诗歌的创作质量，可以更好地体现诗歌的本质特征”。刘福智与王筠在合著文章《诗在有理无理间——诗歌与逻辑》中也认为，“诗歌创作，有时也要符合逻辑，而有时却要有意地违背逻辑，这才能成为好诗”。韩作荣更是认为“诗的这种‘置之死地而后生’，并不符合一般的逻辑思维，诗，有时是以想象的逻辑来替代理性的逻辑的。而想象的逻辑是不受束缚、异常自由的，在有的情感下，以感觉的倒错的形式出现”。不管是“逻辑错位”还是“违背逻辑”，我们不难发现，以上主张与“诗歌和逻辑无关说”的目的是一致的，其观点在于“错位”和“违背”逻辑，说明他们并没有否认诗歌的存在逻辑。换言之，他们的观点必须建立在承认诗歌逻辑的前提之上。

任何一首诗总会有它的表达目的，要是围绕着一个表达目的去想象，那想象的内在联系肯定是必不可少的。我始终认为，诗人凭什么完成诗歌的书写，又为什么要完成诗歌的书写，而一段文字怎样才能被称作诗歌，这一切都是因为行文依靠文思，表达终有目的。不管你是否承认诗歌的逻辑问题，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世界上一定并存着有逻辑的诗歌和忽略逻辑的诗歌。毕竟，世界是多元的，诗歌也不例外。

著名诗人鲁克曾呼吁要“给（每一首）诗一条逻辑链”。诗人李秋水直接以《诗歌缺乏逻辑，不少诗歌作品都是在装神弄鬼》为题，在网络喊话。一位名叫lasir.h的豆瓣网友在其文章《诗歌的内在逻辑——潜行者导论》中认为，“就想象力而言，诗人的诗歌和疯人的妄想有相同之处。然而诗人和疯人最大的区别在于，疯人的逻辑是内在封闭的，没有人知道疯人受何种刺激而产生妄想和言语；而诗人的逻辑虽有内在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开放的，是基于一定范围内人所拥有的通感，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诗歌”。这不仅承认了诗歌的逻辑，更把逻辑提升到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诗歌”的重要地位。我想起一则关于诗歌逻辑的典故。相传苏小妹偶然写出一副对联：月下杜鹃喉舌冷，花前蝴蝶梦魂香。苏东坡叹为妙句，为之宴客炫耀。谁知有位来客看后说道：“这两句不通！”东坡问：“何以不通？”那人说：“月下杜鹃，如果闭着嘴飞，风吹不进喉舌，何以会喉舌冷呢？花前蝴蝶，多半还是飞着的，并未睡熟，何以会梦魂香呢？这岂不是不通吗？”众人一听，觉得有理，忙问：“依你看如何改呢？”那人提笔改为：啼月杜鹃喉舌冷，眠花蝴蝶梦魂香。啼月，说明是张着嘴的；眠花，说明是睡着了的。一向主张“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的苏东坡顿时大为感慨：“吾自此方知天下之大，奇才之多也。”

从《诗经》开始，诗歌就是与劳动人民密不可分的精神产物。结合当下的诗歌生态，很多读者抱怨现代诗歌是天马行空、分段说话，“读不懂、不愿读”。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恐怕还是要归结到诗人脱离生活、不重视诗歌逻辑上来。逻辑本是一个外来词语的音译，狭义上既指思维的规律，也指研究思维规律的学科；广义上泛指规律，包括思维规律和客观规律。列宁曾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具体到诗歌创作，无法回避逻辑。逻辑不仅贯穿诗歌创作行为始终，也是指导我们解读和欣赏诗歌的重要依据。

浙江师范大学的陈玉兰教授和骆寒超教授都认为，“传统汉语诗学比较侧重于神话思维”，西方诗学“淡化了神话思维而出现对逻辑思维的偏重”；在其合著的《中国诗学·形式论》论著中，他们“第一次打通了中国古典诗歌和现代新诗，发现古诗与新诗的内在逻辑”。其实，不论古典诗词还是现代诗歌，不论汉语诗歌还是外国诗歌，都无法回避逻辑。因此，我们不必一味地否认诗歌的逻辑，把诗歌写到装神弄鬼的无人境地，也不必把逻辑当成诗歌的枷锁，把诗歌写成1+1=2的机械公式。逻辑本身是丰富的、生动的、有生命的，我们决不能过于简单、表面、肤浅地去理解逻辑。不管是汉语诗歌还是英美诗歌，都不能把表面的语序颠倒、破坏固有语言习惯、改变传统语法规则等艺术探索错误地理解为诗歌“没有逻辑”；更不能因为对逻辑的肤浅认知，进而自欺欺人，忽悠玩弄诗歌艺术。

回过头来看，“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诗歌创作和欣赏手法不得不说是一种极高的境界。如何“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逻辑不失为一种重要手段，存在诸如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小见大、由主到次、由此及彼、由因到果等关系。从逻辑学的角度讲，这些关系正是我们所熟知的各种逻辑顺序。如果诗人在创作诗歌的时候，文字没有内在的逻辑，自然在解读和欣赏诗歌时就无“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的美感体验。

其实，一味否认诗歌的逻辑，实在没有必要；一味强调诗歌的逻辑，更不可取。不论是诗人本身还是诗歌评论家，或是诗歌读者，大家只是希望看到具有极高审美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优秀诗歌作品。对于诗人而言，需要以一种“和解”的方式进行创作；对于评论家和读者而言，则要以求同存异、“矛盾对立统一”的观点去评析和阅读。莎士比亚“在他的作品中显示了独特的语言创造能力和善操纵及发展语汇意义的能力”。从中国语言发展的角度来说，在严密的格律规范下，汉语诗歌曾辉煌一时，成为中华民族骄傲的文化瑰宝；现在格律规范被打破，形成博大的新汉语词库，诗人应该像莎士比亚一样，在风格各异的语言习惯和丰富多彩的地域习俗中去继承、发展、发挥和创新，而不应该继续纠结或停滞在观念的无谓纷争上。正如梁南先生曾感慨：“事实已经证明，当前不少令人无法索解的新诗及其赝品，除其他种种原由外，内里均有违背诗学逻辑的因素在作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因此，诗人在创作中要有逻辑意识，合理解决“诗歌外在的感性语言”和“内在的理性逻辑”，才能达到更高的诗歌艺术追求，才能带给读者更美的诗歌艺术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