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吉狄马加21世纪诗歌的“世纪”维度尚未得到充分重视。这一视野并非单纯的时间标尺，而是诗人将20世纪与21世纪并置对勘、进行辩证思考的核心诗学框架。诗人既对20世纪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又对21世纪全球化时代的危机进行审视，最终延伸出关于“所有世纪”的永恒之思。此种贯通性的“世纪”之思，生成了一种独特的“世界诗歌”实践。其诗歌伦理强调对时代与人类命运的承担；其写作路径体现为以中华文明资源化解现代性困境、以见证姿态书写人类共同命运，并在历史反思中展望未来的精神图景。这一实践，凸显了吉狄马加的诗学从民族根性向全球关怀的内在演进与精神超越。
● 关键词
吉狄马加；世界诗歌；中华民族共同体
吉狄马加的诗歌创作，以其深植于彝族文明的根性表达与日益渐增的世界情怀，构成了当代诗坛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现象。学界已敏锐地捕捉到吉狄马加写作中“主体性”的流动与拓展，将其概括为一个从“民族代言”走向“超区域”关怀的历程：1980年代，其写作扎根于彝族文化传统与凉山地域经验，主体性建构紧紧围绕民族代言与土地抒情展开；1990年代起，随着诗人足迹遍及国内外，其诗歌视野逐渐超越族群与地域边界，开始关注非洲、拉美等地的他者文化，其主体性向“超区域”拓展，初步形成世界性关怀；进入21世纪，其一系列长诗与组诗，标志着其诗学进入一个更具整合力的新阶段。吉狄马加早年积累的跨文化视野，此时已超越了题材性的漫游或他者共情，升华为一种鲜明的“世纪”视野。在此视野下，诗人构建起一种兼具民族根性与星球情怀的“世界诗歌”，展现出高度的历史整合力与文明反思性。换言之，吉狄马加新世纪诗歌中强烈的“世纪”意识与“世界诗歌”品格，既是对1990年代初步形成的超区域想象的深化与体系化，也是其诗学精神从“彝人代言”走向“世界书写”的表征。吉狄马加不仅深入思考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与21世纪的当代现实，更延伸出关于“所有世纪”的永恒之思。其诗歌中的“世纪”视野，也因此呈现出一种鲜明的“世界诗歌”品格，具有重要的探讨价值。
一 “世纪”视野下的时间意识
“世纪”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蕴含现代性意义的总体时间范畴，是在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中生成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产物与集体想象。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世纪’的命名取代了传统的纪年方式，重塑了中国人的时间观，是对20世纪独特时势的把握。”也就是说，20世纪是时间维度上对19世纪旧的世界秩序的断裂。19世纪是欧洲列强通过殖民扩张和工业革命建立起全球霸权体系的时期，但到了20世纪，这一体系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因此，在20世纪的开端，梁启超、郭沫若等人都进行了颇富现代性的“20世纪”想象。
进入20世纪30年代，林庚对“世纪”的思考呈现出更为错综复杂的内涵。对林庚而言，“世纪”意味着历史嬗变中接连出现的多重“危机时刻”，这种意识不仅催生了他1930年代那种“悲愤”与“白惨”交织的世纪体验，也推动他将自身所处的生活环境与历史情境转化为自觉的思考对象。此种思考方式，与曼德尔施塔姆在1923年所作《世纪》一诗形成呼应——两者皆将20世纪喻为一头遍体鳞伤的野兽。
吉狄马加“世纪”之思的独特之处在于融合了双重思想向度：既承袭了林庚对危机时刻的深刻审视，也延续了郭沫若面向“新世纪”的炽热情怀。基于此，他展开了对20世纪历史遗产的深刻重审。早在《回望二十世纪——献给纳尔逊·曼德拉》中，吉狄马加已经对历史有所反思与回顾，“二十世纪/你让一部分人欢呼和平的时候/却让另一部分人的两眼布满仇恨的/影子。”诗句揭示出20世纪经验的复杂性，革命精神虽带来和平与解放，暴力与仇恨的幽灵却始终徘徊。吉狄马加在一次演讲中也讨论了20世纪与21世纪的辩证关系，“我们不会忘记，就在20世纪向人类告别的时候，有多少政治家、思想家和哲人在预言着21世纪，有无数的诗人还为此写下了泪水和梦想编织的诗章。”在长诗《致马雅可夫斯基》之中，吉狄马加将20世纪的思考与21世纪的沉思紧密相连。“20世纪和21世纪两个世纪的开端/都有过智者发出这样的唱叹/道德的沦丧，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精神的堕落，更让清醒的人们不安。”在吉狄马加的沉思中，两个世纪的经验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
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并非通过高频词汇，而是借助精密的文本结构展开其关于“世纪”的深刻论述。全诗如同一场针对现代性时间观念的辩证审判。“世纪”一词在全诗中一共出现了4次，其依次指涉了历史罪恶在当代的延续、作为比较坐标的历史单元、线性进步的时间标尺，以及最终被超越的计量范畴。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思想脉络：始于对20世纪历史遗产的反思，延伸至对21世纪现实状况的诊断，最终抵达对“世纪”这一现代时间框架本身的质疑与超越。其次，支撑该论述的核心诗学手段，是诗中出现30余次的“在这里……”与近40次的“的时候……”的全球景观排比。吉狄马加将各种21世纪的症候并置在一起，使它们在诗歌营造的紧迫“当下”中相互对话与印证，从而让“世纪”本身的复杂性与撕裂感得以立体呈现。这种密集排比句的运用所带来的紧张感，是一种诗学转化：即线性时间观在“世纪”框架下陷入危机，历史灾难以共时性方式密集涌现。它从形式层面表明，“世纪”已不再作为背景存在，而是内化为诗歌呼吸与节奏的结构性力量。
吉狄马加的“世纪”之思，不仅体现出对20世纪与21世纪的深切思考，更在此基础上，对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世纪”怀有一种独特的关怀。他的诗歌展现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独特性质，还将少数民族的古老传统与20、21世纪的历史长河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也正是伟大诗人的共同品格。正如他的长诗《马雅可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诗人的“世纪”之思是属于“所有的世纪”的，“它发出的经久不息的声音将穿越所有的世纪——/并成为见证！”“所有的世纪”一词向我们指出，吉狄马加的思考不仅属于当下，更具有向永恒敞开的超越性向度。
吉狄马加的诗歌如何思考“所有的世纪”？这从他的两组同名短诗《关于二十一世纪的诗》中可见一斑。一方面，吉狄马加从马克思穿越“世纪”的命运出发，思考每个时代的先驱者的命运。他笔下的“世纪”不是均质、空洞的时间流逝，而是精神与物质、先驱与时代持续交锋、相互定义的动态过程。诗歌由此超越了对单一历史人物的颂扬，升华为对“先驱性”本身在历史长河中命运与价值的普遍沉思，赋予了作品宏阔而厚重的思想质地；另一方面，他写道：“我要在这个世纪回去/那是燧石与铁砧的时刻，/那是铁锤思念/旺火的正午/……哦，世纪！但我已经/非常满足，/从你那里我得到过爱情/当然还有/星星、盐巴和铁。”吉狄马加深情描绘着“世纪”，展现了他对历史的敬畏与对精神力量的追寻，借“燧石与铁砧”追溯精神原乡，回应“喧嚣”的时代。“世纪”在此成为被回望的他者。整组作品通过将历史时间与私人经验相铰接，探索了人类存在的普遍处境，构建起吉狄马加特有的诗学路径。由此可见，在他笔下，“世纪”不仅指向具体的世纪，更意味着一种精神原乡——“所有的世纪”。他不仅将“世纪”视为时间上的划分，更将其视为一种精神象征和历史传承。
吉狄马加新世纪诗歌的时间意识，是一种立足于全球视野与文明史诗的辩证的“世纪”之思。其核心在于对20世纪与21世纪进行贯通性审视，形成了承负历史、介入当下并指向未来的复杂时间维度。具体而言，其时间意识首先体现为一种历史的辩证审视：既直面20世纪的暴力与灾难，也重估其作为“革命世纪”的解放遗产。由此出发，他对21世纪的危机保持清醒。更进一步，吉狄马加力图重新激活20世纪未尽的理想，致力于在正视现实裂痕后，通过诗歌寻求精神弥合与文化对话，最终升腾起一种乌托邦式的伦理呼唤。在诗学传承上，他融合了郭沫若式的世界主义激情与历史介入感，以及林庚式的危机意识与创伤敏感，并加以超越，最终形成了一种于历史断裂处寻求弥合，具有强烈伦理承担和文明史诗性质的深刻时间意识。这三重维度共同构成了其立体而充满张力的诗学，为其“世界诗歌”的实践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石。
二 吉狄马加“世界诗歌”的生成
“世纪”不仅意味着时间意义上的新态势，也是空间意义上“同时代性”的生成，即在全球化进程中，世界各地在同一时间维度下联结得日益紧密。在20世纪中国的开端，“世纪”想象生成的是梁启超、郭沫若等人宏大的世界想象。他们站在时代的潮头，以超越疆界的眼光审视世界。例如，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就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势想象与空间想象，“尔时太平洋中二十世纪之天地，悲剧喜剧壮剧惨剧齐鞈鞺。”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危机时刻，梁启超在太平洋上的“世纪”之思与世界想象，具有世界主义的意味，与晚清旧式士大夫的狭隘观念迥然不同。譬如在中国新诗的起点之际，郭沫若在《笔立山头展望》中写道：“一枝枝的烟筒都开着了朵黑色的牡丹呀！/哦哦，二十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呀！”本诗的核心在于“二十世纪”这一关键语境。郭沫若以其独特的诗性想象，审视20世纪初兴的工业文明，并对此展开了充满主体热情的文本实践。在其早期新诗创作中，常见一种基于全球视野的想象性建构——诗人往往从世界图景出发，对20世纪的新人类、新社会与新世界进行情感丰沛且想象奇崛的诗学书写。
而吉狄马加的“世纪”之思，也生发出独特的“世界诗歌”。如有论者指出，“世纪”意识传达的是一种“同时代性”的感受，一种将不同空间及其历史脉络纳入同时代性的普遍想象的认知方式。吉狄马加由此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纪”意识与“世界诗歌”：其视野超越个体或特定群体，投向更广阔的人类社会；他力图通过诗歌呈现人类共同的挑战与机遇。例如，在《致马雅可夫斯基》中，出现十次的“世纪”一词构建起一套从具体历史向永恒时间展开的诗学坐标。诗歌不仅明确将“20世纪和21世纪两个世纪的开端”并置，指出其共享的“精神堕落”。更重要的是，这种并置超越了简单对比，通过“你正穿越一个对你而言陌生的世纪”等表述，将马雅可夫斯基的批判精神塑造为一种跨越世纪的诊断性坐标，使其得以审视当代的全球性困境。诗中“那响彻一切世纪的火车”的宣言，更将诗人的使命从具体历史时刻升华至“所有世纪”的永恒尺度。
这种从具体历史节点向永恒时间维度的升华，正是诗歌实现其“世界诗歌”姿态转换的关键。它不再局限于对20世纪革命诗人的追怀，而是将诗人的精神遗产转化为介入21世纪全球性精神困境的普遍性力量，从而在诗学上完成了从历史对话到当代诊断、从民族叙事到人类关怀的深刻转换。由此，吉狄马加也抒发了自己对“世界诗歌”的思考，“因为你——诗歌从此/不仅仅只代表一个人，它要为/更多人祈求同情、怜悯和保护/无产者的声音和母亲悄声的哭泣/才有可能不会被异化的浪潮淹没”。吉狄马加通过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致敬，深切地缅怀这位诗人，也进一步坚定了自身的诗学信念。诗歌不应局限于个人抒情或技艺演练，而应成为一种凝聚人心的力量。
进而言之，“世纪”视野，使其诗歌获得了处理文明总体性危机的史诗尺度与结构性框架。倘若没有“世纪”所提供的宏大时空坐标，诗人便无以将奥斯维辛的阴影、全球变暖的灼痕、马雅可夫斯基的呐喊与“裂开的星球”并置同一现场，进行紧迫的辩证思考。因此，“世纪”对吉狄马加而言，是其思想能量与伦理激情得以形式化的重要视野，催生其生成“世界诗歌”的独特品格。
吉狄马加的新世纪诗歌，展现出对诗歌写作伦理的高度自觉，体现了“世界诗歌”的品质。正如他在《裂开的星球》中的感叹：“我怎么能在这样时候去阅读苏非派神秘的诗歌/我又怎么能不去为叙利亚战火中的孩子们悲戚。”他认为，灾难之后，超然的玄思其本质是回避文学与现实世界的根本联系。因此，诗人必须勇于承担起反映时代、关切人类命运的责任。吉狄马加也在诗论中呼唤一种与人类命运相连的写作。在吉狄马加的诗论中，诗歌被赋予了超越“个体”和“自我”的深远意义。他坚信，中国诗人应将个人艺术追求融入“世界诗歌”关怀之中，衡量价值的标准不仅取决于艺术成就，更在于作品能否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刻印记，并经受住时间的考验。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世界诗歌”并不等同于宇文所安所批判的“世界诗歌”。后者是一种“成为或者是英美现代主义或者是法国现代主义的翻版”的、缺乏根基且投机媚俗的写作。恰恰相反，诚如上文所述，吉狄马加通过对现代性的辩证思考，实践了一种基于本土而又走向世界的“世界诗歌”。他的写作路径，首先是一种深刻的“回归”：回归彝族文化中的史诗传统、仪式思维与万物有灵的宇宙观；继而是一种“出发”：将这种回归所获得的精神资源与形式能量，转化为对全球化时代人类共同困境的回应。正如杨庆祥指出：吉狄马加的“‘世界诗歌’立足于本土文化的根部，在一种谨慎的发现和创造中，呈现出双重甚至多重的‘他者’，不仅是本土文化的他者，也是上述假想的‘世界诗歌’的他者。”“回归”，在吉狄马加这里并非一种退却，而是一种策略性的精神回溯与传承转化。诗人正是借此纵深，来应对“世纪”提出的宏大命题。当他面对20世纪遗留的创伤与21世纪全新的危机时，他所“回归”抵达的彝族文化本源，提供了另一种时间哲学与伦理资源。这正是其“世纪”思考的独特性所在：他并非在单一的现代性叙事内部比较两个“世纪”的优劣，而是引入了一个来自本土文明内部的、循环的、万物关联的“史诗时间”，来审视和疗愈这两个“世纪”所代表的、已然“裂开”的现代性线性时间。
因此，“世纪”视野构成了吉狄马加“世界诗歌”思考的核心动力与根本问题，而“回归”所获取的本土资源则塑造了其“世界诗歌”的独特语法与核心词汇。这有效地区别于宇文所安所批评的、那种失去文化根基的同质化“世界诗歌”。质言之，吉狄马加的诗歌观主张诗歌应当具有一种面向世界的姿态，勇于承担起反映时代、关切人类命运的责任，呈现一种高远的“世界诗歌”理念。这种“世界诗歌”的伦理内核，在于其坚定的文化主体性与开放的人类关怀的辩证统一，进而在美学上预演了人类携手合作、共渡难关的精神图景，“在此时，人类只有携手合作/才能跨过这道最黑暗的峡谷。”
三 吉狄马加“世界诗歌”的多重面向
吉狄马加以“世纪”为坐标展开的思考，之所以能生成具有实质内涵的“世界诗歌”，关键在于其“世纪”视野本身是一个充满价值张力与文明关切的问题域。它提出了一系列紧迫的诗学议题：如何面对20世纪遗留的创伤与未竟的理想？如何诊断21世纪的新危机？在断裂的线性时间之外，是否存在另一种时间智慧？对这些议题的回应，塑造了吉狄马加“世界诗歌”三个相互关联的核心实践面向。
首先是以中华文明为根基的疗愈方案。吉狄马加的“世界诗歌”，源自中华文明的本源。这种“民族志”的书写是从“地方”出发，走向整个祖国，旨在追求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如刘大先指出：“既尊重差异又追求共识，在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之中，激活边地所蕴含的文化因素，进而重铸整体性的文化自觉和自信，创造出一种新的共同体文学。”回到文本，在吉狄马加2018年创作的长达166行的诗篇《鹰的诞生与死亡》中，“鹰”承载了深刻的民族寓言意味，它象征着民族的诞生与不懈开拓，不禁让人联想到郭沫若《凤凰涅槃》中死而复生的“凤凰”意象，一个拥有古老灵魂的民族在现代的觉醒。吉狄马加的这部长诗，延续了五四新诗以来对民族命运的想象与书写，将“边地”的独特经验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既书写了少数民族的生命经验与特殊性，又将这种特殊性置于中华民族现代进程的整体性视野之中加以融汇，从而使文本超越地方叙事，获得了一种更具普遍意义的精神高度。
进一步来说，吉狄马加的长诗从中华民族的文明资源出发，对“世界诗歌”进行了深邃的思考。正如《我·雪豹》写道：“当我从祖先千年的记忆中醒来/神授的语言，将把我的双唇/变成道具，那父子连名的传统/在今天，已成为反对一切强权的武器”。这种将民族叙事置于自然宇宙框架的书写，与其早期联结个体身份与族群史诗的抒情逻辑一脉相承。二者的区别在于，此时的“史诗”已从彝人的民族历史，扩展为整个星球的生命史诗。在《裂开的星球》中，诗人并非单纯展示文化符号，而是激活彝族史诗的精神资源，以此疗救线性进步史观所造成的“星球裂开”。概言之，诗人试图以彝族文化为药来疗愈这个“裂开的星球”：“孤独的星球还在旋转，但雪族十二子总会出现醒来的/先知。/那是因为《勒俄》告诉过我，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兄弟。”此处，古老的宇宙观被转化为弥合现代性裂隙、重建万物关联的诗学隐喻。这些诗篇，将“生生不息”的韧性与“万物有灵”的智慧，熔铸为一柄直指现代性断裂的精神锻锤。由此，《勒俄》中“雪族十二子”的古老智慧，被“世纪”视野重新激活，成为一种能够回应21世纪危机的思想方式。吉狄马加的“世界诗歌”，正诞生于这种文明根性与世纪视野的交汇处。
第二是21世纪人类命运的共时性见证。吉狄马加的“世纪”之思，使其以见证姿态书写人类相连的命运。吉狄马加“见证诗人”的伦理姿态，在《裂开的星球》中具象化为一种诗学实践：通过一系列精准而冷峻的诗句，呈现生态被工具理性系统宰制的全球图景。“从刚果到马来西亚森林对野生动物的猎杀，无论离得多远，都能听见敲碎颅脑的声音。”诗人用“敲碎颅脑”这一意象来描绘猎杀行为，“敲碎”一词的机械冰冷与“颅脑”所象征的生命灵性形成剧烈冲突。这种将工具性动词施加于生命核心的语言构造手段，以诗性的方式，揭示了工具理性对生命尊严的戕害。
进而言之，这种“见证”的伦理紧迫性，直接源于“世纪”视野所揭示的“同时代性”苦难图景。当诗人将“意大利的泪水”与“伦敦的呻吟”并置，并发出“我又怎么能不去为叙利亚战火中的孩子们悲戚”的质问时，他正是在履行对由“世纪”意识所结构化的、同步发生的全球灾难的诗歌责任。这里的“世纪”并非一个空洞的时间刻度，而是一种将全球苦难“共时化”的视野。正是“世纪”视野的存在，使“意大利”“伦敦”“叙利亚”不再是他者的故事，而成为“我”不得不回应的伦理命题。由此可见，这种“世界诗歌”不是对全球化现象的泛泛而谈，而是将散落于世界各处的苦难重新书写为一种可感的语言经验，使读者意识到苦难并非孤立的新闻碎片，而是同一“世纪”的不同剖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纪”视野使“世界诗歌”超越了题材的全球漫游，成为一种真正具有历史厚度的见证诗学。
第三是基于历史辩证法的未来想象。吉狄马加的“世纪”视野在进行反思之际，同样绘下一幅历史远景。他虽自言“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但仍旧执着地坚信，只要人类能够联合起来，放下偏见和歧视，“温暖的风还会吹过大地的腹部，母亲和孩子还在那里嬉戏”。这一系列充满生命温情与宇宙宁静的意象并置，成功构筑了一个超越现实困境的、充满救赎意味的乌托邦空间。诗人在直面历史暗影的同时，始终以高远的灵魂维度，昭示着精神拯救的可能。这种对未来的乌托邦想象，并非盲目乐观，而是源于其时间哲学中对“所有世纪”永恒维度的坚守。它是对“世纪”线性叙事可能导致的虚无与绝望的一种诗学超越，展现了在历史暴力和现实阴霾之上，“世界诗歌”所能达到的高度。
这种未来想象所指向的是一种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诗学想象，它既不同于20世纪以意识形态进行划界的冷战格局，也不同于21世纪以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化。它是一种基于相互承认、对苦难的共同记忆与对未来的共同创造的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世纪”不再是一个撕裂的时间单位，而成为人类共同穿越的精神旅程；诗歌不仅是一种个人的抒情，而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此地与远方、自我与他者的精神纽带。当读者在《裂开的星球》中与“叙利亚战火中的孩子们”相遇，与“雪族十二子”的古老智慧相遇，与“温暖的风吹过大地的腹部”的救赎意象相遇时，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结便在语言的共鸣中悄然生成。这正是吉狄马加“世界诗歌”的重要意义：在裂开的星球上，诗歌仍然可以成为缝合的力量；在断裂的世纪里，语言仍然可以成为连接的桥梁。
结 语
综上所述，吉狄马加新世纪的诗歌实践，展现了一种以“世纪”视野统摄历史反思、现实关切与文明对话的卓越努力。吉狄马加1980年代浓郁的抒情风格与鲜明的地域文化书写，已蕴含着超越性的民族文化资源；1990年代对“他者”文化的关注与共情，则为其新世纪诗歌中“世纪”视野的形成积累了必要的跨文化感知基础。由此，在吉狄马加21世纪诗歌中，“世纪”已从一个单纯的时间标尺，转化为一种高度自觉且具有结构意义的诗学框架。诗人自觉地将20世纪与21世纪并置对勘，并非简单的历时排列，而是将它们视为两种现代性经验进行辩证思考的时空坐标：一方面是充满革命、集体、解放与创伤的历史遗产，另一方面是全球化、个体化、生态与精神危机并存的当代现实。在这一过程中，“世纪”被诗人从线性的纪年框架中解放出来，锻造成承载其复杂历史思考的诗学载体。它本质上是一种贯通古今、连接本土与全球的整体性诗学构想，既体现为对现代性时间的结构性反思，又具象化为独特的诗歌形式，更在中华文明中探寻超越现代性困境的诗意路径。这不仅意味着个人风格的确立与成熟，更预示着一种在文明对话中重新定义诗歌当代性的可能路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3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