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在一个儿童福利院的偶然一瞥里，从一个少女的眼神中，读出了复杂的内容。读青年作家易晓典的悬疑小说《失踪的鹿月》，当年那一瞥里的疑问似乎得到了回应：每个人终将长大，无论他或她长大后是什么样的境遇，真实生活中的痛与爱，只有自己才能体味。

从这个维度看本书中的女主李双雪，她剔除了生活中表演痕迹的痛与爱，方显得无比真实——尽管辗转白缔、南洺、申城到日本，再从日本回到申城的履迹多少显得有些神秘与让人费解，但短暂的生命旅程仍然折射出无数真实的高光：与小虎在福利院的相互扶持与怜惜，和叶蕾在少女时期的互助，在漫画家盛北月那里获得一段虽然短暂但是刻骨铭心的爱情。

作者以感同身受的写作，帮助弱势甚至天生残缺的女性完成了平等的、必要的世间行走，使长大后的孤女如何融入社会的话题，在悬疑小说的类型化叙事中得到了显现。

更为难得的还在于，本书不仅仅聚焦于李双雪这条单一的女性叙事线，而是以案件为纽带，在紧锣密鼓的悬疑编织中，将女性群像串联，以此聚焦女性情感挣扎与自我重建，突破了悬疑类型中女性单一的工具化设定，深化了女性意识的表达，使悬疑叙事超越“追问结论”的简单情节架构而显示出较有高度的人文关怀。

在小说中，无论是不得不学芭蕾的叶蕾，还是看起来置身案件外的女记者姜歌，都不得不在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意外时，保持维护日常生活尊严的定力。

作为付出者和牺牲者的上一代女性群像，无论是为爱付出却最终抱负成空的叶蕾母亲，还是只作为“牺牲了的生命背景”的小虎生母和养母，她们命运自振的机会“牺牲”了，叶蕾和姜歌乃至李双雪绝不能重复这样被“牺牲”的命运。因此，她们的自我重建之路，方显示出不可替代的时代意义。

姜歌与小虎（化名后的李双河）重建生活的设定，即是这种女性情感挣扎与自我重建的最高结晶，代表着类型小说靠近严肃文学人文关怀和生命伦理表达的一种可能性。

其次，易晓典在本书这样的悬疑短制中表现出来的精密编织能力值得一说。与一些动辄50万字架构的悬疑小说相比，本书的悬疑显得并不复杂，因为它拒绝福尔摩斯探案的类型化。另外，悬疑只是人文关怀和生命伦理表达的一个初级手段而非最终目的，也因此，悬疑并不能作为写作的最高目标而高“悬”，“疑”也只能作为文学表达的一个技巧。认清了这点，悬疑的编织才可能说得上举重若轻，或者说化繁为简更为准确。

但要说化繁为简就是让叙事线头一眼洞明，那也不对，本书的悬疑叙事，仍然可以说得上是较为精巧的：3条回环式的时间线推进叙事，多视角、非线性结构编织线索，让悬疑张力与叙事层次共生，提升类型文本的叙事复杂度。当然，也维护了悬疑类型小说必要的审美要求和阅读趣味。

如果注意到作者这种并非炫技式的编织，只是为了让类型叙事为上层架构的人文关怀和生命伦理表达服务这一点，那么，这样的精巧编织不仅值得尊重，还理应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写作示范：悬疑如此有限，而人文关怀和生命伦理表达如此广大无垠，只有将有限的悬疑植入无限的关怀和表达中，悬疑才足够呈现出其类型化表达的意义。

最后要谈到本书的悬疑美学。就阅读体验而言，这样的悬疑美学大约是和惊悚无关的，当然也完全和血腥乃至暴力无关——我并非要否认惊悚、血腥和暴力在悬疑类型写作中的必要性，而是借这个文本探讨它需要怎样与现实观照、有机融合。

大约作者尚未进入悬疑类型写作的深水区，或者说是“红海”，仅就本书的文本来看，其悬疑写作是温情脉脉的，甚至在温情脉脉上充满优雅和诗意：满月意境下如仙似幻的白鹿、大舞台上如泣如诉的大提琴演奏，乃至那些看上去意象迷离实则缠绵悱恻的诗歌，以及南洺城里明媚耀眼的九重葛，它们组成了作者初具形态的悬疑美学。这种美学不是对悬疑的冲淡，而是对悬疑写作的诗意强化。

作家不缺乏着手成春的能力，但意识往往比能力更重要。当这些诗意的意象在作家的意识里醒来，悬疑真的只能沦为一种技术手段。更何况，强大的现实情感，总是迫不及待地要介入这样的类型写作。也是从领悟到这样的悬疑美学开始，我解读出了作者青春而饱悟“沧桑”的类型写作密符：她不过是要借失踪案内核，探讨亲人离别、原生家庭残缺等现实情感议题，实现悬疑外壳与社会深度的统一。

如此，本书里的女记者姜歌，和现实里的青年女作家易晓典，在书中虚构的时空关系里，终于浑然一体了。

（《失踪的鹿月》，易晓典著，成都时代出版社，202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