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清流的时候，正是川西平原最好的季节，阳春3月，空气微凉温润，油菜花开得正旺。也许刚刚下过小雨，或者雨还在下着，空中飘着若有若无的雨丝，风也若有若无地吹着，树梢和竹叶都没有动静，脸上却能感到丝丝的凉意和吹拂。这股温柔的力量拂过油菜花开放的田野，大片大片的明黄立刻暗香浮动起来，让人感到大地深处由衷的诗意。

清流是“流浪文豪”艾芜的故乡，位于成都北部的新都区。清流是新都著名的古镇之一，建制于宋代,在艾芜的作品中被称为“清流场”。现在的清流乡间，还依稀保留着作家笔下的田园风光，菜花遍地，庄稼生长，路边开着各种不知名的野花，伴着清白江日夜不息的流涌、一派天然野趣。

虽然艾芜自青年就离开了故乡，但他对故乡的一切充满了怀念，在南行的艰难困顿中，在人生的茫然彷徨中，在激越的希望中，故乡是艾芜心中和笔下最沉静、最踏实、最眷恋的底色。艾芜笔下的清流镇像岁月静好的世外桃源:“沿路都是开了菜花的菜田，这是川西平原内冬季的主要农产物。嫩黄色的繁花简直像把广大的土地装饰成了一片黄金的世界。花上成群的蜜蜂，一面勤勤恳恳地采蜜，一面嘤嘤嗡嗡地唱歌，太阳暖洋洋的。蓝色的天空像是抹上一层薄薄的脂粉，看来没有秋天那么明净，但却显得有些艳丽，远处拥有竹林的村庄，含着淡淡的烟霭，仿佛一幅幅着色的图画。这是春天最好的时节。”“渐渐屋边长的南瓜，牵起藤子，爬上茅檐。渐渐门前的麦子，抽出毛穗，变成了可爱的金黄。渐渐沟旁的禾苗，茂盛滋生，长成一片的青绿。渐渐屋后的橘树，开花发叶，挂起红红的果实。渐渐有鸡的影子，在向日葵底下，啄食野草的籽粒。渐渐有羊子的叫声，响在田野里面，和鸟儿的唱歌，一道传了过来。”

因为艾芜在国内外文学界的影响，当地政府在艾芜幼时生活的地方修建了纪念馆。我们到时还没有彻底完工，各处还在修缮着，但能看出基本模样和规划。纪念馆占地很大，像一个小型的主题公园。印象中分两个主要部分，一个是按照川西农居的样貌复原的故居小院，一处是独立一处、两三层高的新建展览馆。我们先进了翻新的故居:院子不大，像个普通人家的方正小院，印象最深的是进门之后左边的几棵修长参天的大树，听说那是当年留下的老树。靠近主屋前的空地中间，伫立着一尊汉白玉的艾芜头像，雕工细腻、刀法有力，表现了作家经历风雨的神韵。雕塑旁边的空地和屋脚处，摆满了木工用的木床、木板和各种工具，几个工人在各自忙碌着，见有人进来，抬头望一眼，又接着做手中的活计。

纪念馆不远处是乌木泉。乌木泉因泉水而得名，水的旁边竖着一根乌木，就是在艾芜的记忆中一直被称作“乌木沱”的地方。虽然附近都是当地政府开发的文创基地，但是难得的是保留着浓郁的天然野趣，从一个主题到另一个主题需要穿过大片的稻田、菜园和油菜花田，还有一眼望不到边的梨树园。这时正是梨花节，花田里、田埂上穿梭着欣赏的游人。梨花却并不繁茂，可能梨树的树龄还没有几年，都不高，枝头开着雪白娇嫩的花，一株一株矗立在田间，像一个一个羞涩的小姑娘。梨园中间穿插着大片油菜田，油菜花是金黄的，田埂和路边各种寂寞盛开的小花，粉的白的紫的。远处竹林边上，偶尔还能看到几株桃树，是那种未经改良的传统的桃树，深浅浓淡的绿叶间点缀着疏朗俏皮的粉色花朵，让人想到“竹外桃花三两枝”的意趣。

这样的清流镇，仿佛与艾芜笔下的家乡相差不大，当游人退去、夜晚降临的时候，应该可以看到萤火虫的光，听到蟋蟀的叫声吧。

但是这些诗意的田园牧歌，并不能让艾芜满足，他天性中仿佛就有自由的灵魂，对外面世界充满了向往。艾芜的流浪是主动选择的流浪，他要去外面的世界过不同的生活。这些静美生趣的文字几乎都是他在流浪途中、离开家乡之后写的，也许，正如贾樟柯在一次采访中说的:“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

艾芜原名汤道耕,从字面即可看到家人对他寄予传统、稳妥的“耕读传家”的希望，但是他恰恰选择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路。后来，他在胡适新文化思想的影响下，把名字也改成了“艾芜”。他在《我的幼年时代》里，曾写过一篇“魏小儿西天问佛”的民间传说，在那时，他就显露出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他小小的年纪，竟能孤独地西行，常常把我幼稚的想象带得很远。家乡没有山.无论瞭望到哪里，都是天空和地乎线连接在一道的。我想，天的边缘，既是接在地平线上，那我们一直走去，不是可以走上天吗?”“我想起魏小儿曾经那么小就敢一个人走到西天去，为啥子我不可以去呢?”

20世纪20年代，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思潮已经影响到这个边地小城，艾芜在同伴和前辈身上也领略到了躁动。他多次提到一位接受了新文化思潮的、名叫“刘作宾”的亲戚，称其是对自己命运思想影响最大的人。后来，年轻的艾芜在思想上已经开始寻找新的出路，生活中又遇到被父亲逼婚、母亲故去等打击伤痛，他决定南行，真的用双脚，一个人走到了“天边”。

1925年至1931年，艾芜从家乡清流镇起步，用双脚开始了流浪，并一路决绝地走了下去，一直走到缅甸。在这途中，艾芜选择了一条艰难而又古老的险路，经四川、云南、缅甸等地，跨越了“哑瘴须臾不可救药”的怒江、艰险奇绝的金沙江，穿越了瘴气杀人的克钦山、毛草地，穿越了荒凉、贫瘠的彝族聚居地，见过飘着鸦片烟的小店、八莫的异国风情、美丽大方的摆夷姑娘，提着大刀赶路的大汉、神秘气质的印度女人，洋修女、土官、偷马贼、鸦片烟贩子、英国官员、拐卖妇女的骗子，等等。为了生存下去，艾芜做过杂役、教员、流浪汉，曾经山穷水尽，最终卖了仅有的一双草鞋度日。

艾芜做这样的选择，开始也许是一时冲动，但是决意走下去，经历六年的困苦折磨，应该是一种类似于苦行僧的修炼吧，就是要通过肉体的痛苦来悟道和修行。饥饿、寒冷、疼痛、孤寂，在某种时候的确能在精神和思想上更沉静和升华。前几天在李修文《山河袈裟》里看到类似的经验，那是他流浪到甘肃青海一带、在一个孤寂月夜生发的感触，或许与艾芜在南疆的心境是相似的，是对生命之苦的主动体验。“离窘迫如此之近，离徒劳如此之近，但是所谓宿命，并非只是躲闪和顺受，它也可能是抵挡和奔涌，唯有荒棘与繁花同生，方能算作是有血有肉的宿命，若不如此，便不值一顾。”

所以，在艾芜的作品中，虽然充满了饥饿、疾病、酷热、寒冷、孤寂等描写，但他却从不绝望，更不会停止脚步，多少次绝处逢生的间隙中还能看到人的善意，看到南国的美好。“成天只与饥饿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的巡游”“坦然接受着一个劳动者在旧社会里所能遭到的一切苦难”“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个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强烈地想着: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天空。”“这时正是 1927 年春末，前夜在腾越城外息店，被窝厚厚的，还感到寒冷，而来到干崖土司管辖的傣族坝子，天气却像五六月一般炎热。头上的天空，蓝闪闪的，面前的原野，迷蒙着热雾。我知道我已经走进热带了。从云南流入缅甸的大盈江，通过原野，有时近在路边，可以望见浩浩的青碧江流，有时绕到远处去了，连隐约的江声，也不大听得见。原野两边，排着雄大的山峰……”(艾芜《我的旅伴》)

这一路上，他与那些赶马人、偷马贼、鸦片私贩朝夕相处，在小客店肮脏的油灯下、在山间浓密的林荫下，他总是见逢插针地看书写作，把拴着细麻绳的墨水瓶吊在脖子上，将纸铺在膝盖上，也要不停地思考、记录、写作。1931年艾芜结束了流浪回到上海，遇到同乡沙汀，两人一同给鲁迅先生去信，请教有关小说创作问题。没想到，当年的12月25日，鲁迅先生居然回信了。这次回信对艾芜和沙汀的命运具有根本性的影响。1932年，艾芜加入左联，自此开始自觉的文学创作。他把自己的传奇经历和奇异见闻写入作品，出版了《南国之夜》《南行记》《漂泊杂记》等作品，被鲁迅称之为“最优秀的左翼作家之一”。

艾芜非常热爱自己用双脚走过的地方，曾说:“南行过的地方，一回忆起来，就历历在目，遇见的人和事，还火热地留在我心里。”“我始终以为南行是我的大学，接受了许多社会教育和人生哲学（《南行记》第一篇的标题就是《人生哲学第一课》）”。

艾芜南行到云南时，曾写过一句“看到家乡杨状元题写名字的泉水”，这杨状元，就是明朝的杨慎，与《永乐大典》总编撰解缙、诗书画全才徐渭并称“明朝三才子”，并因其著述最多、才情最高被誉为三才子之首。今人对杨慎的熟知，多来自《三国演义》的开篇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词不仅是对三国乱世的描述，更是作者对自身命运的抒怀。

杨慎，字升庵，新都人。出身名门，自幼聪慧过人，是明代四川地区唯一的状元。入仕较早，曾为明朝两位皇帝明武宗朱厚照、明世宗朱厚熜服务，官至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即给皇帝写传和给皇帝上课。但他禀性刚直，遇到任何不平事都敢明言直谏，做人为官的标准是儒家理想的人君人臣。所以在他为政期间，多次批评两世皇帝，从个人行为到治国理政，几乎天天进谏，最后因为“大礼议”案被贬云南。简绍芳《升庵年谱》记载:“甲申七月，两上议大礼疏，嗣复跪门哭谏。中元日下狱，十七日廷杖之，二十七日复杖之，毙而复苏，谪戍云南永昌卫……”，32年后困死于此。

从地理位置和乡间文化上，艾芜和杨慎是名副其实的同乡。常理上说，幼时的艾芜在日间生活和开蒙读书的时候，估计常能听到与杨慎相关的旧闻与史料，对其性情为人、著述学说、命运辗转等，应当比较了解。两个同乡，虽然生活时代相差几百年，但是他们的人生轨迹却颇为相似，都是年少离家并飘泊南国，都是离开了故园、常在天涯。只不过，同样是经历荒芜、困寂的境遇，一个是被动流放，一个则是主动流浪。

当艾芜历经万难一路流浪到杨慎的贬谪地时，好像并没有表现出他乡遇旧的亲近与感慨，只是简单地记录了一句话，也许是对杨慎的儒家忠君思想并不认同吧。

回归到当时的社会，新文化思潮成为精神主流，全中国都急切地想要摆脱已经沿袭了几千年的思想理念与生活方式，艾芜等新青年要追求的，正是与杨慎等恪守的旧规矩、旧标准完全相悖的自由、自主。而艾芜自己离家出走的原因之一，就包含着对旧式婚姻的抗争。也许在艾芜看来，家乡的才子杨慎，虽然因直谏皇帝而遭贬谪，但是根本上还是希望皇帝变好、稳固朝廷统治；哪怕流放边地，也仅仅是感慨世事无常，并没有真的摆脱什么。

其实，在传统文人价值体系中，杨慎和艾芜分别是两种知识分子的典型，一个人世做官立德立言，儒生救国，最高理想是居庙堂之高，闲暇时怀江湖之远。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有许多这样的典型，如张载，曾国藩等，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主流。另一个表面远离主流，流浪为生，成为远江湖的自由知识分子代表，如庄子、竹林七贤、徐谓等，表面上不关心世事，内心里仍在牵念国家和使命。李白，最著名的浪漫派诗人，整个山林都是他的想象，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仍然是为国效力，被皇帝认可。艾芜，一心关注新文化运动，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甚至感受到了一番乱世英雄的豪情:“抗日战争的到来，已经吸住了我们全部的热忱，个人方面的牺牲，正如失掉一些小小的爱物而已”，却不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