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午十二点刚过，美珍在车站接到了我。

走在花吟湖小区围墙外的小路上，我忍不住感慨生活的不易——就像美珍，家在城西，上班却要跑到城南，每天都得坐摇摇晃晃的公交，在城郊的路上颠来颠去。正念叨着，一抬头就撞见了她家那扇漆黑的大门。进门时是十二点半，我的肚子突然不合时宜地叫了起来，忙解释：“早上没顾上吃早饭。”这时刘玲已经把菜都摆好了，正招呼妹妹吃饭。桌上有竹荪鸡汤、凉拌折耳根、油炸土豆和南瓜饼，那鸡汤是用农村的笨鸡炖的，说是能清热解毒、润肺滋阴。我刚舀起一勺，香味就裹了过来；一碗汤下肚，从喉咙到五脏六腑都暖得熨帖。美珍说这汤是刘玲熬的，我忍不住羡慕她——有两个这么懂事的女儿，也太幸福了。

刘月牵着我在屋里转，指着满墙的照片跟我炫耀。其中一张旧黑白照里，一位威武的军人站在中间，旁边是位年轻的少妇，身后还跟着两大一小三个孩子。月月说，那是她外公。

美珍把牛奶倒进咖啡里，顺着今天的阳光倚在竹藤椅上，慢悠悠开口：“借着这光，才看清这照片。”

“这是我们家四十多年前的老相片了。”她补充道，“我爸是军人，本来就很少回家。我妈是趁他某次探亲，硬拉着他拍的全家福。”

她抿了口咖啡，我赶紧接话：“能带我见见老人家吗？方便不？”

美珍扭头看了看身后学习的大女儿、玩耍的小女儿，笑着说：“方便啊，这就带你去。”

二

虽说在滨城生活了十多年，我对这城市还是陌生得很，像昨天才刚到似的。美珍的父亲贺振国住在三环外的老小区，破旧的小楼一栋挤着一栋。楼梯间的声控灯昏黄又忽明忽暗，我们喘着气爬到6楼，眼前那扇破木门看着都能一脚踹开。美珍礼貌地敲了半天门，没人应声。隔壁刚回来的邻居搭腔：“得使劲砸，老头子耳背，听不见。”

终于，门开了，是个老人。

屋子里的陈设出奇地简单，墙上挂着一枚褪色的军功章。美珍扶他坐下，介绍道：“爸，这是我朋友，想听听您的事儿。”说完她站起身，朝我挤了挤眼：“我去洗水果。”我试探着叫了声“贺大爷”，见他没反对，又说：“我是个作家，想听听您以前当兵的故事。”

老人顿了一下，轻声说：“那都好久以前了哟。”

三

贺大爷年轻时不叫贺振国，本名叫贺二柱，是后来才改的名。

“有年山里闹旱灾，啥吃的都没有，我饿得眼冒金星。那时候年纪小不懂事，偷偷摸了大伯供奉山神爷的窝窝头吃。我爹知道后吓得脸都白了，说我冲撞了神明，抬手就把我踹进了羊圈里——羊圈里又脏又臭，我蹲在那儿哭了半宿。”

说到这儿，他咳了两下，才接着讲：“当时心里堵得慌，当晚就偷偷跑下了山。后来没处去，就参了军，被分到了北方的哨所。那地方苦啊，土坯房四面漏风，冬天裹着两层薄棉衣都冻得直打颤，好多战友还没站稳脚跟就病倒了。饭也总不够吃，顿顿是麸皮拌野菜，冬天就啃冻得硬邦邦的白菜帮子，咬一口能硌得牙酸。”

“突然有一年，班长攥着立界碑的命令进来时，嗓门都亮了：‘咱国家腰杆硬了，该把界碑稳稳立在边境线上。’这话一落，我们攥着工具的手都热乎起来，连夜就往边境赶，雪粒子砸在脸上都像在敲鼓助威。”

“当时零下三十多度，百余斤的界碑压在肩上，风像刀子似的剐脸，每一步都在冰上打滑，冷不丁就踩中暗冰。正咬着牙挪步时，班长为保护界碑，脚下一滑坠了山崖。我那腿早冻得没了知觉，等捱回哨所，裤腿一掀，整片都紫得发黑，一碰就钻心疼。”

“我那条冻得紫黑的腿，终究没能完全康复。军医说伤势太深，我再也没法扛枪，没法继续守在边境线上了。”“部队给我办理退伍手续那天，首长亲自把一枚军功章递到我手里，声音低沉而郑重：‘这是你守护界碑、丈量国土，用血汗换来的，你受之无愧。’”

“我紧紧攥着那枚军功章，冰凉的金属贴着手心，指腹一遍遍摩挲着上面的纹路，眼眶瞬间红了。脑海里闪过班长坠崖时的身影，闪过雪地里扛着界碑跋涉的日子——这枚章不只是荣誉，更是我和战友们把青春刻在祖国边境线上的印记啊。后来我带着它回了家，郑重地挂在了墙上。”

四

美珍把洗好的水果搁在桌上，笑着打断：“爸，您难得说这么多话，快歇歇吧。”

一束阳光恰好透过窗帘的缝隙，轻轻落在墙上的军功章上。这枚早已褪色的军功章，被阳光一衬，像是漫出了微光——它映着窗外的暖光，也映着那段永远不会褪色的岁月。

岁月无声，山河无恙！

（作者系成都市第三十七中学校初二（6）班学生，指导老师：刘郑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