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参加诗刊社第29届青春诗会、两次入选“甘肃诗歌八骏”。有作品发表于《人民文学》《诗刊》《星星》《作品》等刊物，并被《新华文摘》《青年文摘》及各年度选本选载。出版诗集四部。获第十二届华文青年诗人奖、《诗刊》年度青年诗歌奖、《飞天》十年文学奖、李杜诗歌奖新锐奖等奖项。
写给父亲的一封信
父亲突然离世，感觉这个世界上最疼我的人没了，我的生活突然有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总也弥补不了。父亲走后的许多个深夜，我总在半梦半醒间伸手去摸床头的灯，指尖触到的凉意，像极了他最后留在我记忆里的体温。那种不停歇的想念、不断的回忆，一直折磨着我。因为无限的愧疚和怀念，在父亲去世十年的时候，我写了《祭父帖》这首诗。《祭父帖》像一封被打湿的信，载着我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千言万语。之前，我试过很多种表达，但都失败了，突然某一天，感觉内心里有一股暗流驱使着我，逼着我找个出口，一些词语就从身体里自然而然地流出来了，笔落在纸上的瞬间，最先跳出来的不是句子，而是气味：厨房的油烟味，他袖口沾着的泥土气息，还有雨后院子里的梨花香气。
那就是我写诗最好的状态，出现的也是最好的诗歌，一切都恰到好处，多一点或少一点都不行。《祭父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完成的，全诗一共四十一行，我是流着泪一口气完成的，期间没有任何停顿，之后我再没动过一个字。我写他捉给我的七星瓢虫还在他掌心里，写他教我辨认庄稼时，指尖划过麦芒的轻。这些曾被我忽略的日常，在他缺席的岁月里，突然有了琥珀般的质地。后来我总在想，或许父亲从未真正离开，他只是把自己拆成了无数细小的存在。父亲去世后，我依然为父亲假设了很多种重新活着的方式：一丛花草、一只昆虫、一阵风，或者一场雨中最清冽的那一串雨线，杏树上的青杏是他，地上爬过的蚂蚁是他，甚至风掠过树梢的声响都带着他唤我乳名的调子，他在我曾工作的小镇中学，看着我为腹中的孩子织毛衣，他盈盈的笑脸，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单纯，多么难得。之后，只要是我经过的地方，我想他就有可能在那里等我，但也可能已经认不出我来了。
假如他真的认不出我来了，我们该怎么办？
我多怕他在另一个世界孤独，便宁愿相信万物有灵，处处是他归来的痕迹。
“我很后悔”四个字，是咬着牙写下去的。不是刻意的沉重，是千回百转的悔意终于找到了最朴素的表达。后悔总嫌他唠叨，后悔没多陪他坐一会儿，后悔他走那天，我没能在他身边。想起我的第一本诗集出版后，我去父亲的坟上给他烧了一本，在我用力撕下第一页的时候，早已经泪流满面。撕开一本诗集，仿佛撕着我自己，我一块一块地撕，它们一页一页在火中慢慢成为灰烬。可又有什么用呢？他真的能读到那些写给他的诗吗？
我想，也许父亲已经读到了，因为火光轻轻拂着我的脸和我脸上的泪，那么温情，像他的手拂过，竟然没一丝灼烧感。
某天下午，我一个人开车走了大半天，从小城的几个方向出去，再折返回来，最后只剩下夕阳的时候，我才到我的老家六一村。每次心里难过了，就想去看看父亲，在他的坟前坐坐也好，我看着那么多草，曾茂密，然后枯萎、松弛、不安，我想从它们的缝隙里发现点什么。
我知道我的亲人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可他现在会是什么样的呢？
之后的每一年，我依旧会挑选几个日子，去父亲的坟地里烧纸，陪他坐坐，在心里和他说说话……在埋着父亲的那块地里，我每踩下去一小步，都是小心翼翼的，双脚不敢随意踩下去，真怕每一株庄稼都是从他身上长起来的，甚至地边上那些杂草，我看着都亲切。
我一直很矛盾，甚至深陷于那个矛盾的怪圈。
诗的最后我这样写了：“这一年我过得并不好，就加倍地想你/有时在夜里哭醒，睁着眼睛看看/窗帘上的月光，想你若是光，飞来/你可以上到天堂（是我的所愿）/也可以回到人间（是我所等的）/光穿不透的地方，再不要去了/比如地下。我再也不会借着土的力量/把我们分开。”
写完最后一行时，天刚蒙蒙亮，我一直被揪紧的心终于松弛了下来，像父亲坟头的那些草，软塌塌地落在夜色里。我仿佛看见父亲坐在对面的藤椅上，手里摇着蒲扇，那一刻我突然明白，所谓《祭父帖》，只是给父亲写的一封信，借着诗歌和他说说话，让他在我的诗歌里，又活了一次。
杨通：男，四川巴中人，笔名逸鹤、杏子，号逸鹤楼主人。业余诗歌爱好者，20世纪80年代开始发表作品，获过几个小奖，入过一些选本，著有诗集《柔声轻诉》《朝着老家的方向》《雪花飘在雪花里》三部。
生活成就诗歌
童年时的“一块石头”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中，那是乡村生活的一次际遇。我在巴州区三江镇天马山读小学，大雨已经下了几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经过数丈高的坡坎时，突然从上面滚落一块石头，把我惊了一大跳。从此，童年时雨水中滚落的“一块石头”总是在脑海里挥之不去。
二十岁后——即20世纪80年代初我开始习诗，那块“石头”时常会在我的诗歌边缘徘徊，它仿佛是在提醒我——该为它写首诗。怎么写呢？写什么呢？我也想过西西弗斯推着的那块石头，但它不是我要表达的那块“石头”——西西弗斯的石头和我的石头是反方向的。断断续续地，我也写过几首关于“石头”的诗，皆与我童年时的那块“石头”不相匹配。
到了2000年，在某幅摄影作品里，林中湖泊边，一位离群索居的白发老人坐在傍晚秋雨的木椅上，垂首而息。那一刻我刚好看见离开乡下老家跟我进城居住多年的父亲，坐在十二楼的阳台上，呆呆地望着远方的落日……随之，“孤独的老人”和“发呆的父亲”引出了我的《一块石头》：“一块石头挤在雨水的队伍里/从山顶走下山谷//雨过天晴/在空旷的草地上/我看见石头在孤独地老去”。写下这几句后，当时我挺满意的，以为完成了一首诗。一段时间过后再看，感觉这几句并不是一首完整的诗，我还得等待下面的诗行出现。这一等又到了2006年初，在乡下采风时，我听人讲了一个“故事”，说某村一位青年外出打工，走后一直杳无音信，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以为儿子已经死在了外面，便在家为其修了坟墓，随后不久，母亲也去世了，她把自己与儿子葬在了一起。三十多年后的某一天，两鬓斑白的儿子回来了，跪在自己和母亲的坟前哭诉：他一直在到处打工，一直没有挣到钱，一直都是孑然一身，居无定所，所以不愿意回家……由此，我又想到了前些年每次回三江天马山老家，总会听到乡亲们讲村里人为了追求理想人生、过上富裕生活而纷纷外出打工，有的人也是一去不复返，有的人客死他乡……至此，我的《一块石头》终于“等”来了后面的句子：“它让我想起一个浪迹天涯的人/一生奔走，因为理想的包袱太沉重/再也回不到故乡。”
短诗《一块石头》的完成时间是2006年5月，在《诗刊》发表是2010年第1期（上半月刊），编辑是唐力先生。在“编后语”中，唐力先生请朱先树老师点评。朱先树老师写道：“短诗要有两点：一个是好的句子，一个是好的诗意……我印象较深的是杨通的《一块石头》，写一块石头从山上掉下来，掉在山谷里，再也回不去了。最后三句：‘它让我想起一个浪迹天涯的人/一生奔走，因为理想的包袱太沉重/再也回不到故乡’，这种诗意的发现我觉得挺好，有一种生命的沉痛感。就如你，也可归入‘石头’这一类，心灵的浪迹。他生活的感受，既是社会的，又是人生的。”
是的，为了奔赴一个好的前程，我们或背井离乡只身前往远方，或拖家带口漂泊异乡，却始终在颠沛流离的路上。诗歌应是生活经验和生命感悟的积累，没有自己的生活、人生在诗里，写出的作品就是虚的、飘的、不诚实的。梭罗在《瓦尔登湖》中写道，“每个人降临世间，就是一个这样的沙洲升到了水面之上”“任何一种自然潮流，都无法使其保持独立性”。在我看来亦是，如果“一块石头”在自然形态中只是保持了它的“独立性”，它就仅是冷硬、孤僻、索然无味的个体，只有与它周围的、或更深远的事物发生关联，它的存在才更具有意义。
习诗伊始的20世纪80年代，在达县地区《巴山文学》编辑部组织的创作笔会上，听老师讲诗歌的表达。“燕子来了，春天就来了”，有错吗？没错，但不是诗歌，是散文；“春天伏在燕子的翅膀上来了”，这才是诗歌的表达。诗歌是“形象思维”，是把抽象的东西具象化、拟人化。诗歌是“想象”（设想、遐想、联想、幻想）的艺术，如果没有“由此及彼、由彼及此”的物象与物象之间的相互勾连、转化与提升，就没有诗歌。所以说“诗人是会飞翔的人”。正是我诗中的“石头”因雨水被动迁徙与“浪迹天涯的人”为求得改变而迁徙有了相通性，才完成了艺术的统一。当然，“想象”也不是信马由缰地“乱飞一通”，想象的“初始地”与“目的地”之间一定要有一根线连接着，且不能断掉。这也是一首诗的形式与内容的问题。一座外部造型别致、十分美观的建筑物，其内部结构一定是钢筋一环紧扣一环的，而“钢筋”即“逻辑”，若缺乏它就会溃散坍塌。我很看重诗歌的“外部形式”，必须有行数不等而分段的节奏美，长短句子错落不齐的参差美，但内在逻辑更是不能丢掉的灵魂。在《一块石头》中，我由“雨水的队伍”想到了“打工潮”，由一块从山上掉下来的“石头”想到了被理想裹挟着不能回头的“人的命运”。这便是朱先树老师说的“诗意的发现”和“生命的沉痛感”。
一首诗的诞生并不是偶然的。《一块石头》虽然只是一首短诗，但其形成诗的过程却是漫长的、艰难的、复杂的。如果说这首诗还算“成功”的话，毋庸置疑，是源于人生阅历与情感经历的不断叠加——是生活成就了我的这首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习诗以来，我并不刻意强调“写作的技巧”，我相信“水到渠成”，所以我会等，等诗歌的出现，诚如《一块石头》，等了数十年，终于等到了满意的结果。我没有想过“如何写好一首诗”，但我一直在努力去写一首好诗。
写一首好诗，值得毕生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