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本是一个宁静而平常的夜晚。
如果不是夜里突然响起的爆炸声。
农历八月初七，中国南方暑气未消，犹是炎炎夏日，但地处东北的沈阳，早已有了霜冷长河的秋日迹象。这一晚，新月皎洁，清寒的光辉隐约地笼着城池，散淡的桂花香若有若无。九点半，宴请完美国人木德博士后，宁恩承回到家，像平时一样，十点钟上床就寝。
多年后，宁恩承对那晚的月色记忆深刻——比这更深刻的，是把他从睡梦中惊醒的爆炸声，“一个极大爆炸之声，声震屋宇，窗门动摇”。宁恩承醒来后看了一下时间：十点二十分。他以为是实习工厂的锅炉出事了，立即打电话给值班人员，回答说平安无事。宁恩承大为惊异，遂披衣出门，“只见新月当空，一般夜景，寂静如常，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就在他疑惑不解时，“一个大炮弹经我头上飞过，一道火光，嗦嗦作响，由西向东如流星一般飞去……我不禁大吃一惊，知道大事不好”。
这一天是1931年9月18日，宁恩承时任东北大学秘书长兼代校长。尽管他通过头上飞过的炮弹得出结论：“日本人开始攻打我方驻军北大营。”但他不可能意识到，就是从这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开始，长达十四年的抗日战争拉开了序幕。而他服务的东北大学，作为抗战内迁的第一所高校，即将在急剧动荡中，踏上漫漫长途，最终，在距沈阳数千里的一座遥远小城，完成它从白山黑水到巴山蜀水的艰难播迁。不绝如缕的衣冠南渡背后，是那个时代铭心刻骨的主题：山河破碎，救亡图存，向死而生……
惊 变
和我去过的大多数大学一样，东北大学也绿化良好。高大的楼宇间，草坪修剪整齐；交错的小道两侧，油松笔直挺拔；小花园里，夏日的花开得正盛。这是东北大学南湖校区——在沈阳，东北大学有三个校区。此外，还在秦皇岛有分校。不过，这三个校区和分校都不是最原始的东北大学。东北大学的根，在距南湖校区十公里外的北陵大街49号。不过，尽管我找到了北陵大街49号，但我没法进去。曾经书声琅琅的百年前的东大校园，如今，是辽宁省多个机关的办公地。我在北陵大街周围转悠，终于在街角小广场后发现一块碑，上书：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东北大学旧址——教职员住宅。四下张望，远远近近都是一些普通的当代建筑，昔年的教职员住宅在哪里呢？碑的后面，有一座小山。登上小山，我看到山另一边的铁栏内，有几栋民国风格的小洋楼。想必，那就是曾经的东大教职员住宅了。
我一直以为，不到东北，不能感知中国之大。2018年暑假，我在东北漫游时，驱车于白山黑水之间，每每感慨东北漫无边际的辽阔。常常，汽车行驶半小时，天上的白云还是那一朵，远处的树林还是那一片，路旁的稻田还是那一方。不过，地域辽阔、物产丰饶的东北，有一个严重短板，那就是文化落后。以大学而言，东北大学组建之前，将近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3000万人口的东三省，竟然没有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东北大学的起源，要从张作霖说起。
20纪20年代初，有东北王之称的张作霖两次挥师入关，在北京组建政府。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作霖战败，退回东北。奉天省省长王永江和教育厅厅长谢荫昌向他提出：“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
张作霖深以为然，决定创办东北大学。1923年4月26日，奉天省颁发校印，此后4月26日就作为东大校庆纪念日。
北陵大街之名，源于埋葬了清太宗皇太极的昭陵。昭陵，民间俗称北陵。如今，这里是以昭陵为核心的一座面积颇大的公园，周遭街巷纵横，车水马龙。一百年前，这里除了圈在大墙内的陵墓，只有原野上不多的农舍。张作霖将东北大学布局于此，乃是看中了它的偏僻幽静，宜于潜心读书。东北大学的面积，宁恩承的说法是足有9平方里——其时的沈阳城，也不过6平方里。比较准确的史料表明，创建之初的东大，至少有1500亩——以校园面积论，东大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大学。
1928年，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奉系元老拥戴张学良为首领，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北大学校长。对东北大学的早期发展，张学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把张作霖的大部分遗产用于办学，先后修建了文学院教学楼、法学院教学楼、图书馆、罗马式体育场、实验室以及教授住宅楼。东北大学每年的办学经费为160万块大洋，远超国内其他大学——北大90万、清华120万。东北大学的办学宗旨，张学良概括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几十年后，当年风流倜傥的少帅和他的东大师生都已垂垂老矣，师生们见到他，仍然恭敬地称他为老校长。
梅贻琦有一句名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尽管东北大学有当时国内一流的校园、建筑等硬件，但缺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教授。为此，张学良下令高薪招贤：凡东北大学教授，月薪最低380块大洋；特别著名者，可达800块。以购买力粗略计算，当时的一块大洋，约相当于今天四五百元人民币。比如，北大图书馆助理员，一个月的工资为8块大洋。与此相比，南开大学教授月薪为240块大洋，北大、清华则为300块大洋。如此高薪，东北大学很快吸引了一大批知名教授：数学大师、北大数学系主任冯祖荀；曾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的法学家罗文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的国学大师章士钊；国学大师、语言文字学家黄侃；机械学鼻祖、后来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刘仙洲；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在东大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化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庄长恭；心理学家陈雪屏；现代体育理论奠基者、后来的上海体育学院创办者吴蕴瑞；体育教育家郝更生……这些顶尖的大学者纷纷出关，来到沈阳。胡适忍不住向蔡元培抱怨：“现在学校的好教员都要走了……北大最好的是物理系……温毓庆君已受东北大学之聘……数学系最受学生爱戴者为冯汉叔（祖荀）兄，汉叔现已被东北大学用三百现洋请去了……”
据统计，“九一八”前夕，东北大学有理、工、文、法、农和教育六个学院以及八个专修科，学生三千余人，教授三百多名。这三百多名教授，百分之九十以上毕业于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早稻田大学等世界名校。可以说，无论硬件还是软件，东北大学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在崛起。
然而，“九一八”那个原本宁静而平常的夜晚，当它被一阵紧似一阵的爆炸声撕裂，正在蓬勃发展的东北大学进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拐点。
后来宁恩承才知道，巨变发生的秋夜，校长张学良远在北平。那晚，他从省主席臧式毅那里得到了确切消息。电话中，臧告诉他：日本人正在攻打北大营。
宁恩承说，乍听臧士毅那句“日本人正在攻打北大营”时，他的反应是，“比大炮弹由头上飞过更可怕”。因为，东大与北大营同在沈阳城北，只隔几公里。日军既然炮击北大营，那么，随后肯定会向北大营发起进攻。东大的两三千学生中，约有两百名女生——这正是宁恩承最担心的，“日本军人如果攻入我校，后果不堪设想”。
东大的体育场是当时少有的钢筋水泥建筑，远比其他校舍牢固，宁恩承下令把女生送进体育场更衣室暂避，又令值班人员把实习工厂的易燃物品移到安全地带，理工楼化学室的爆炸药品也加封隔离。在他安排员工做这些事时，“新月西沉，星光闪闪，夜色渐渐阴沉了”。日军的炮弹每隔十分钟一次从学校上空飞过，“第一次经过头上觉得惊恐，三五炮之后，习以为常不在意了”。等到他再次致电大帅府、省政府和教育厅请示如何应变时，“均没有人接听电话了”。“东北大学就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唯有自救”。
次日早晨六点，只睡了四五个小时的宁恩承在理工楼前召开全校大会。会上，他向师生们通报了日军进攻北大营的情况，并将学生的伙食费发还，宣布男生自行解散，女生凡是在沈阳有亲友的，任其投靠亲友，无亲友的，暂时安置在苏格兰人开办的小河沿医院。会上，宁恩承讲了一段话，他说：“我在英国上过学……英国人有一传统，一艘船将沉没的时候，船上的妇女小孩先下船，先上救生艇，其次是男的乘客，再次是船工水手，最后是船长……今天我是东北大学的船长，我们这条船处在风浪之中，不知要有什么危险。我向诸位保证，我一定遵守英国传统，筹划安全脱险办法。如果遇上危险，逃生的次序一定按我所说实行：妇孺先离船，其次是教授、学生，再次是职工，我将永守舵位，尽力让大家先逃生。”
一个星期后的9月25日，东大几千师生及家属都已四散而去。空荡荡的校园里还有五六个人：两个职员、两三个工友以及代理校长宁恩承。当天下午，宁恩承吩咐职员把各处房屋上锁，然后，他们一同离开了校园。
路 上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徐景明还不到二十二岁，是东北大学俄文系学生。一夜之间，沈阳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尽管有宁恩承努力维持，东大还是乱套了。师生各自逃命，家住沈阳市的学生要好些，悄悄绕道溜回家去。恼火的是外地学生，尤其是哈大铁路沿线的，他们不敢乘坐日本人的火车，只好三五成群地随着逃难人流挤出城。然而，城外的青纱帐里，劫道的强盗趁火打劫，将路过的学生洗劫一空。
辽阔的东北，已经没有一片净土，绝大多数东大师生逃往北平。徐景明即是其中之一。沈阳站已被日军占据，皇姑屯站人满为患，“车上早已超员。只见车上的人手推脚踢，不让下边的人上去，一倒一片。我们也不敢靠近，没法上车”。
好不容易听说有个火车站，花钱买票后可以上车，徐景明赶到时，从一个铁路员工打扮的人手里，花高价买了一张票。上车后，他马上明白被骗了：他上的火车，竟然没有火车头，是一辆开不走的废车——任何时候，都不缺发国难财的人渣。
几经周折，徐景明总算挤上了一辆运煤车。运煤车开了一段，突然停了下来。车厢里的一个妇女，抱着一岁左右的孩子，费了好大劲儿挤到车窗前，把孩子伸到窗外大便。没想到，火车猛然启动，妇女措手不及，孩子一下子掉了下去。多年后，徐景明还记得当时的惨状，“孩子的妈妈哭叫着要往外跳，被旁边人拽住。于是孩子妈揪头发，捶胸大哭”。一会儿，车厢里的人惊讶地发现，有血从车顶流下来——原来，车顶也挤满难民，过隧道时，他们的头碰到了隧道上方……
学生入关如此艰难，教授甚至知名教授同样狼狈。著名古典文学学者、词人刘永济，经吴宓介绍，到东大任教。“九一八”事变后，他带着妻女仓皇入关，“火车走走停停，沿途只见逃难的群众和一簇簇士兵。火车摇晃了三天三夜，我们只能吞咽一点点干粮，口渴难耐。在一次火车停车时，正好有一个士兵烧了一大锅洗澡水，车上的人便一拥而下，将这锅未开的水，抢得干干净净”。像刘永济这样因“九一八”事变而不得不离开东北大学的教授，有一两百人之多。离开东大后，刘永济去了武汉大学，多数教授也就此与东大分道扬镳。这对东大的影响，甚至比校园被占、设备仪器图书被毁更严重。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十天，大多数东大师生通过各种途径抵达北平。1931年9月26日，教授们组建了教授代表会，学生们组建了东大临时学生会，共同推进复校。
北京西直门大街与东新开胡同交叉的西北角，有一条宁静的小巷。小巷中部是西城区教育研修学院。学院门前，两株粗大的槐树浓荫匝地，看上去足有几百年树龄。教育研修学院之前，这里曾是华北小学以及民国时期的陆军大学旧址。而它们都是借用一些道观的房舍。
道观名为崇元观。1909年，法国人阿尔费德·杜帖特游历中国时，曾拍下过一张崇元观的照片：高大而孤独的庙宇前，是一片泥泞的空地——我猜，1931年11月，当东北大学师生将他们动荡的书桌安放到这座据说是明朝太监曹吉祥修建的道观时，他们看到的情景，应该与阿尔费德所见相差无几。
宁恩承于1931年10月抵达北平，其时学校分作三处，崇元观为总校。同期从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冯庸大学和东北交通大学，都并入东北大学。校舍、师资完全不够，宁恩承发明了借读法——他与北大、清华和南开的三个校长，即蒋梦麟、梅贻琦和张伯苓协商后，三校同意收留一部分东大学生，不经入学考试，学籍仍在东大，毕业后由东大发文凭。
东北大学在北平办学四年。四年间，如果只记录一件最有影响、最有意义的事，我以为和东大的一个学生有关——几十年后的今天，在东北大学校园里，有一座现代化体育馆，名为刘长春体育馆。体育馆前，立着一尊铜像。铜像是一个精壮男子，身着印有“中国”字样的运动服。这个人叫刘长春。
刘长春，大连人，中学肄业后，在玻璃厂当学徒。一个偶然的机会，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发现了他的体育天赋，将他带到沈阳，破格录取进入东北大学体育系。
1929年10月，在中、日、德三国田径对抗赛上，刘长春获一百米和两百米短跑亚军。其中两百米短跑创下了亚洲纪录。“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扶持溥仪成立伪满洲国，企图让刘长春代表伪满洲国参加奥运会。刘长春间道潜行，从关外逃到天津，并在《大公报》发表声明：“苟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又岂能忘掉祖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
1932年7月1日，在北平举办的东北大学体育系毕业典礼上，张学良亲自宣布派刘长春代表中国参加在洛杉矶举办的第十届奥运会。与刘长春同行的东大体育系教授宋君复任教练兼翻译。一周后，刘长春自上海登船，经过二十一天航行后抵达洛杉矶，并于次日参加奥运会。尽管由于“考试一个月”，加上“航行劳顿，缺少练习”，刘长春并未取得名次，但他却是中国奥运第一人。
次年，在南京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刘长春创造了百米短跑全国纪录，相当于奥运会第五名，这个纪录在中国保持了二十五年。
“九一八”事变后，在读的东大学生和任职教师纷纷逃往关内，并在北平复校。另有大批更年轻的学子，事变时，他们还在上中学。为了不做亡国奴，他们也想尽办法逃出伪满，后来辗转考进东大，其经历更加曲折惊险。王成福即其中之一。
1934年6月，十八岁的王成福带着两件衣服和一床旧被子，在父亲忧伤目光的注视下，踏上了从沈阳开往北平的火车。他的裤腰带里，缝着他的全部盘缠：十七块大洋。车到锦州，上来一帮人，有日本人，也有中国人，“对我们旅客一个个详查、盘问，对青年男子搜查得更是仔细，看脑门上有没有戴过军帽的痕迹，手上有没有拿过枪磨出来的老茧。对读书人就特别检查随身带的行李和衣服口袋，查有无携带秘密文件资料。锦州到山海关的一百多公里，每隔十几分钟就查一次，也数不清多少人被他们拉下车去盘问、毒打、扣留，被拉下去的人都生死不明”。
到了北平，这个来自黑土地的少年举目无亲，找了一家每天三角钱的小店住下来，白天满城乱窜，听到东北口音，就上前自我介绍，打听哪里有东北人的组织、团体、同乡会以及流亡学校。每天吃饭和住宿，最低也要一块钱，而他缝在裤腰带里的钱，只够半个月。
就在十七块大洋即将用完之际，焦急的王成福在街上遇到了同学杜勃然，杜将他安排到舅舅家暂住。后来，王成福考上了流亡在北平的东北中山中学。三年后，当王成福打算报考东北大学时，已在北平复校四年的东北大学，却迁往了千里外的西安——原来，自从占领东北后，日军开始蚕食华北。到1936年初，局势日益紧张，张学良决定：东大迁西安。
今天，西安以拥有六十四所高校而在全国各城市中排名第七。很难想象的是，20世纪30年代，这座文化积淀极为深厚的古都竟然连一所高校都没有。东北大学的到来，打破了零的纪录。
西北大学校园里，有一座看上去十分古朴的礼堂，半圆形的房顶，长而窄的窗户，圆柱支撑的门头。门前，立着一块碑，上书“西北大学礼堂”。如今，它的主人的确是西北大学。不过，当年它的主人，却是漂泊到西安的东北大学。礼堂奠基时，张学良题词曰：“沈阳设校，经始维艰。自九一八，惨遭摧残。流离燕市，转徙长安。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东北大学在西安的校址，系陕西农业学堂旧址，位于现今二环内。当年，紧邻古城的东北大学一带已是郊区，小小的校园外是大片的农田和林地，站在礼堂前，能遥望到大、小雁塔和更远处的终南山。
东大决定从北平迁往西安是在1936年初。因为学校放寒假，大多数学生已经离校，学校决定分批动身。第一批于1936年2月12日出发，五天后到达；第二批3月6日出发，也是五天后到达。
为了安顿东大师生，农校腾出一部分校舍，计有教室八间，办公室三间，学生宿舍五十余间，教授宿舍数间，饭堂一间，大礼堂则为两校共用。初到西安的东大师生约三百人。学生宿舍五人一间，教授宿舍二到三人一间。实验室和图书馆极为简陋，大量从北平运来的机械、仪器和图书只能堆放在墙角。与北平相比，西安物价腾贵。自建校以来，东大学生伙食费一直由校方提供，虽然此时将伙食津贴由四元五角涨到七元五角，生活水准仍不如在北平。
东大学生在西安的生活，1936年5月出版的校刊上有一篇题为《本校西安分校近况》的报道，其中写道：
学生住的是中古式的瓦房，和农校同学隔屋而居，吟哦相应，谈笑相投，融融一院，俨若兄弟。他们共占用宿舍三列，每列十四间，每间住同学五人或四人。室中除去床位，几乎一张书桌都放不下，土壁砖地，虽陋而洁。电灯还未安妥，现仍以煤油灯和蜡烛照读，咿唔一时之内，颇有古儒之风，亦可乐也。
行路只有步量，因门无车马之喧。同学欲进城者，或绕西门或绕南门，均须步行二里许，始得雇车，而车资之贵，更不堪言。故同学多行云。
沐浴更是困难，城外压根没有浴所。城里虽有不少，但都设备欠佳。入其门臭气冲天，令人欲呕，而浴资之贵，侍候之疏，更不可形容。若是到临潼华清池，路途又远，时间路费，都不经济。
王成福赶到西安时，东北大学在西安办学已一年多了——或者也可以说：东大在西安的办学已经进入倒计时，即将再次内迁。之前，东大从北平迁至西安时，王成福高中尚未毕业。1937年，毕业之际，“七七”事变爆发，他随几个同学流亡到南京。
到南京不久，淞沪会战爆发，南京危在旦夕，王成福和同学靳士光商量一番，决定前往西安报考东北大学。他们搭乘的是一辆闷罐车，车上挤满难民。挤不进车厢的人，就爬到火车顶，“有人就由火车顶上滚下来，死伤不明”。王成福看到，一个女子，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包袱，挤车时，实在挤不上去，便把包袱丢下车。没想到，挤上车才发现，丢掉的不是包袱而是孩子，“她号啕大哭，立刻昏了过去。可是车一开动，她是否跳车就不知了”。
到了西安，王成福找到东北大学。对这些来自东北的流亡学生，东大为他们提供食宿，让他们等待考试。考试完毕，两人成绩合格，被工学院录取。
入学后，王成福暗暗松了口气——学校为所有学生解决了吃饭和住宿问题，他不必再为食宿发愁，可以全身心投入学习。所以，他的感受是，“老师教学认真，同学努力向上”。但是，仅仅半年后，王成福和他栖身的东北大学，不得不再次上路。
入 川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进入全面抗日阶段。四个月后，随着太原会战失利，不仅意味着在华北的正面战场结束，还意味着西安岌岌可危——一个标志是，日军飞机不断空袭西安。东北大学也像在西安的其他高校一样，难以正常行课。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提醒东大校长臧启芳——宁恩承已于四年多前辞职——南迁。臧启芳也深知西安绝非久留之地，遂向教育部请示迁移地点。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教育部的指示是迁往青海。当时的青海，不仅交通不便，且人口稀少，物资匮乏，根本不可能支撑得起一所大学。臧启芳说他“甚感奇怪”，“那样可以说等于不准迁移，因为往青海是绝对做不到的事情”。
臧启芳决定抛开教育部自行选择迁校地点。抗战期间，最理想的大后方是素有天府之国美称的四川。臧启芳也想把东大迁往四川，但到底迁往四川哪里，他派法学院院长李光忠赴川考察。
李光忠的考察很不顺利。一是已有太多学校、机关迁川，四川接纳能力有限，颇感吃力；二是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被蒋介石软禁，而东大系张学良父子创办，张学良还是校长，收留东北大学是否会引发政治上的麻烦？
就在李光忠垂头丧气地打算回西安复命时，他突然想到了离川陕公路不远的一个地方：三台。抱着有枣没枣打一竿子的念头，李光忠去了三台。在那里，他会见了县长郑献徵。没想到，郑献徵爽快地答应了。
1935年，国军入川前，四川有过长达十余年的防区时代，也就是大小军阀各自独立为政，三台属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的地盘。为了扩充实力，军阀们无不横征暴敛，以三台来说，1935年，田赋已经荒唐地预征到了1963年。
三台地形以丘陵为主，虽是宜于农耕的沃土之地，但在军阀多年敲骨吸髓的盘剥以及动不动就天旱歉收的折腾下，三台不仅民间贫穷困苦，城市设施也极为落后——除了一条西通成都东达重庆的砂石公路有点现代化的样子外，入目皆是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房舍、面带菜色的人民。李光忠到三台时，县长郑献徵履新还不到一年。郑献徵系荣昌县（今属重庆）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法政学院，曾应卢作孚之邀，参与创办并主持兼善中学。此后，还出任过重庆大学校长。1937年，他以四川省建设厅主任秘书身份调任三台县县长。抵达三台次日，郑献徵在日记里写道：“要劝人民多种粮食，万众一心，自救救国。”要多种粮食，就得解决灌溉问题。三台有涪江及多条支流流淌，可惜，白花花的水没法上山。郑献徵上任不到一年，就向上峰提出修建水利工程，这工程，就是如今仍在发挥功用的郑泽堰。它的设计者，是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黄万里。为了修堰，郑献徵变卖家财，筹得四万余大洋，约占工程总费用的百分之十。
对于郑献徵拍板接纳东北大学，几十年后，郑献徵的女儿郑碧贤写道：“三台刚遭受旱灾，本身财力不足，困难重重。但他认为知识是民族的希望，战后国家建设需要大量人才，必须尽全力保护这股力量。三台人可以暂时勒紧裤带，也要与东大共荣辱、同存亡。他根本没想过什么政治风险。”如果说女儿对父亲的评论或有拔高之嫌的话，那么，公正地说，郑献徵的识见、胸襟以及公忠体国之心，远高于同时代那些官场油子。更何况，他还做过中学和大学校长，对漂泊的东大学子，有一种天然的同情和亲近。此外，当时的三台教育极为落后，全县没有一所完小和完中。在他看来，“东北大学能到三台，是三台之幸，绝不是负担，不仅会提升三台的文化素质，带来勃勃生机，周边县市的青年也必将大受裨益”。
当喜出望外的李光忠把郑献徵的答复电告臧启芳后，东北大学的又一次迁徙就此提上日程。
1938年3月19日午夜，冷雨如注，一列火车从古城楼下的西安北站缓缓驶出，向西边的宝鸡而去。这是一列逃难的文化列车。绝大多数乘客是几所学校的师生，他们千里迢迢奔赴异乡，就是为了寻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安放他们宁静的书桌。这些学校包括：准备到天水的焦作工学院，准备到汉中的陕西铭贤女中，准备到皋兰的甘肃某学院。当然，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是准备前往四川三台的东北大学。
迁川前，东大已做了充分准备。臧启芳在给教育部部长陈立夫的呈文中说：“全校学生，除四年级少数学生自动请求留陕参加后方抗敌工作或在机关实习外，余均编入。由工学院王院长文华及全体军训教官及职员领导，于本月19日，由西安乘行营所拨火车到宝鸡。由宝鸡起，携带帐篷及行军锅炉，徒步入川，预计4月10日可到三台。”
火车行驶一夜后，于3月20日上午抵达当时的陇海线终点宝鸡。当夜，师生们在车站外的空地上支起十几个帐篷过夜。东大学生阳骥回忆说：“柝声灯火，席地酣眠，倒也别有一番风味。”按计划，当天就得赶路，但淅淅沥沥的春雨下了一天，他们只得于22日午后出发。
同西北联大从西安前往汉中时学生按军队方式编成队伍行军一样，东北大学亦如此。队伍最前面是五十名身强体壮的学生组成的警备队，他们全都荷枪实弹，负责安全警卫。之后是五百名同学组成的三个中队，再后面是一百多个驮子和几十名挑夫——每个学生准许带不超过二十五公斤的行李，由学校统一运输。这支数百人的队伍在古道上绵延近一公里，他们身着青棉大衣和青色制服——枪支和大衣、制服均由蒋鼎文提供，常有路人把他们当成军队，一再上前打听：“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从宝鸡入川，要翻越秦岭和大巴山。从三千年前起，秦巴山地间就有多条沟通川陕的古道，称为蜀道。宝鸡城西南七公里，平原结束了，蜀道转入秦岭北麓山谷。这一线，属于蜀道中的陈仓道。川陕公路虽已修通，师生们仍然只能步行——两天前，另一支学生队伍也像他们一样，从宝鸡出发，徒步翻越秦岭。那是前往汉中的西北联大。
23日晚，东大师生在大湾铺过夜，由于行李没有及时运到，他们只好在料峭的春寒中坐了一夜。次日行走一小时，途经大散关——大散关因陆游诗句“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而闻名。今天，大散关对面的岩壁上，刻写着巨大的红字：铁马秋风。下午一点，开始翻越秦岭中的第一座山峰。阳骥回忆：“爬秦岭攀藤附葛，匍匐前行，愈登愈高，竟行云上。唯时云雾弥漫，山巅远瞩，但见数峰矗立云海而已。西汉公路盘山而上，工程浩大。每行里许，必见筑路民工埋头苦作，不禁发生愧忤与敬佩之感。”
当晚，宿东河桥。东河桥是秦岭南坡的一个小村庄。如今，宝成铁路就从村子北面不远处穿过，村子距秦岭站只有两三里。整个村子大多是白墙黛瓦的民居，青山绿树映衬下，十分秀美。
东河桥之后，东大师生途经黄牛铺、红花铺抵达凤县。在凤县，他们告别了陈仓道，经由明清时修建的连云栈道到达留坝，从而转入蜀道的另一条路线：褒斜道。在一山接一山、一岭连一岭的秦岭中跋涉十日后，重重叠叠的大山终于被抛在身后。他们再次看到了平坝。阳骥回忆说：“在此十日中，每日或行五十，或行百里，朝发暮宿，备极劳顿。宿营地点如下：草凉驿、凤县、留凤关、南星、枣木栏、留坝、马道至褒城。除秦岭外，更渡凤岭与柴关岭，均属峭拔险峻、凹凸难行之山路。而留凤关宿营之夜，匪警讹传，彻夜惊恐，大有草木皆兵之慨……总之，在此二百余公里之旅程中，无日不在山沟中跋涉。山民大都朴实可亲，惟多患沙眼与甲状腺肿之症（约占全数30%以上，妇女患者尤多），大抵系所饮山水过硬之故。”
4月4日，全体师生在汉中休整一天。汉中距目的地三台尚有四百公里之遥，其间横亘着陡峭的大巴山。如果继续徒步，至少还需近二十天。学校临时决定在汉中雇佣汽车，分作两批前进：第一批两个中队于4月10日出发，三天后抵达三台；第二批一个中队及警备队于20日出发，也于三天后抵达三台。途中，第一晚宿宁羌（今宁强），第二晚宿剑阁。三台给阳骥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三台虽仅为县治，但街道整洁，市肆繁密，殊不让开封洛阳之二等都市也”。
从沈阳到北平，从北平到西安——其间，还有一部分师生曾辗转开封，再由西安到三台，东北大学的漂泊极为曲折漫长。这就意味着，东大学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并不是随着学校一起迁移的，而是像王成福那样一路流亡过来的。王成福的流亡经历已经相当艰难，但他还算幸运儿。据东大1944级地理系学生于学谦说，那些流亡的东大学生，“这当中很多人半路受不了的，被抓的，被害的，被抢劫的，我们到了三台以后听了好多这样的例子”。于学谦的一个同学讲述过他惊心动魄的经历：他和另一同学一道去报考东大，途经河南。“水旱蝗汤”折磨下的河南，是当时中国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两人借宿在一个老乡家里。他出去买东西，那个同学在老乡家歇着。一会儿回来，那个同学不见了，老乡的锅里热气腾腾地煮着什么，“据猜测是被杀了以后煮在锅里面，吓得他赶快逃跑了”。
潼 川
丘陵起伏的三台地处川中。对这个历史悠久的古县来说，它的鼎盛时期在唐朝。其时，如今的县城潼川镇，既是剑南东川节度使治所，也是梓州府治所和郪县治所。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集省会、州府和县城于一身。
潼川镇至今还保留着一段城墙和东门城楼。只不过，有些地段的城墙被扒去了一大截，矮矮的，像地主家的围墙。至于东门城楼，变成了生意清淡的茶园。城门前是一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碑，上书：潼川古城墙。碑前，有两个农妇在卖菜。看到我走近，他们一齐期盼地问：买青菜吗？新鲜的。
潼川古城墙一直完整地保存到了20世纪80年代。从老地图上看，城墙圈起的城市近似长方形，南以凯江为天然护城河，东至涪江河滩，北界田野，西至牛头山下。牛头山，又称牛首山，如今，它辟成了公园，叫梓州公园。山顶的小广场上，高大的杜甫塑像屹立在温暖的阳光下。在他脚边，摆放整齐的菊花开出了明亮的花朵，轻风吹过，像是一朵朵跳动的火焰。塑像旁边的一座仿古建筑，是后人为纪念杜甫的梓州岁月而建的梓州草堂。
安史之乱后，杜甫流寓四川，其间在梓州居住了一年又八个月。杜甫在梓州的草堂，其实并不在牛头山上。毕竟，牛头山远在郊外，居住此地颇不方便。不过，杜甫不止一次登山览胜。那时候，山上有一座寺庙，叫牛头寺，杜甫曾在一个春天前去游玩，并有诗为证：
青山意不尽，衮衮上牛头。
无复能拘碍，真成浪出游。
花浓春寺静，竹细野池幽。
何处莺啼切，移时独未休。
那个春日，青山拥翠，曲径通幽，好花怒放，修长的竹子倒映水中，莺啼婉转，空山幽寂……如此生机勃勃而又清静怡人的美景，一千多年后，东北大学的师生将再次感受。
1938年4月25日，三台召开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大会：三台各界欢迎东北大学迁潼大会，人数超过三千。此前两天，全城各商家便在店前悬挂彩旗，张贴标语：欢迎东北大学到三台。当时的媒体报道说：“郑献徵县长与臧启芳校长并肩而行，他们的手紧紧相握，同仇敌忾。”欢迎大会上，郑献徵和臧启芳分别讲话，郑献徵说：“我代表全县人民欢迎勇敢的东大师生！你们历经千辛万苦，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我们三台，增强抗日力量，播撒文化种子。你们将为这座古城带来勃勃生机，是三台之幸！我们虽非富足之县，但三台人民将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人。请把这里当成你们的家！”
对以郑献徵为代表的三台各界人士的慷慨接纳，东大学子心怀感激。秀才人情纸半张，臧启芳赠了一首七律给郑献徵，诗云：
寄迹潼川巧遇君，亦狂亦狷亦温文。
照人胆似秦时月，对我情如岭上云。
万念悲天寰海困，片心忧国一身勤。
寇公奉召灭林胡，应共高歌尽日醺。
今天的三台中学位于县城东部，紧邻一条叫环城路的街道——我极疑心，这条环城路就是几十年前拆了城墙后修建的。三台中学校园里，原有一座草堂寺。父老相传，杜甫流寓梓州时，他的草堂就搭在这里。清代，草堂旧址建了文峰书院。及后，潼川知府沈清任将文峰书院改名草堂书院，并在书院附建祠堂纪念杜甫和李白，称为李杜祠，民间习称草堂寺。民国时，草堂寺是田颂尧二十九军军部。东大迁三台前，草堂寺仍为军队营地。与草堂寺一墙之隔的草堂书院，已归潼属联中。经过郑献徵协调，军方将草堂寺让给东北大学。再加上潼属联中让出的一部分校舍以及文庙和试院，东北大学总算在巴山蜀水找到了一个落脚之地。校舍“因陋就简，勉强复课，缅怀昔日在沈阳昭陵前之巍巍气象不可同年而语矣”。在沈阳，东大占地上千亩；在西安，东大有校舍六百七十六间；而在三台，仅有校舍近两百间。至于图书，在沈阳有二十多万册，而三台仅两万余册，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如同抗战内迁的所有大学一样，东北大学也面临师生众多而校舍不足的窘迫。既然是在国难当头的战争年代，一切只能因陋就简。以住宿来说，学生十人一间，小屋里挤了五张上下铺的白木板床，再安放一张有空格的红色大木桌，每人一个位子，空格处存放书籍，至于行李衣物等个人物品，只能放在个人床头。亲历者回忆说：“寝室里有些像避难所，挤满了人。一走进教室，便见到高黑的屋顶、漏光的墙壁、古旧的小方格窗上，飘着丝丝片片的白纸，地上是像原野初经削刈过的土地，有低洼也有凸起。”
这种如今看起来差得不可想象的住宿条件，放在抗战内迁大学中，竟然要算中等——比上不足，如与华西坝的几所大学相比；比下有余，如与城固的西北联大相比。
三台县城有一条小街叫陈家巷，如今变成了陈家巷社区，密密麻麻的房屋，据说是三台最大的城中村。东大三台时期，陈家巷被称为大学巷——东大的不少教授就租住在这条穷巷中。当时的陈家巷几乎都是夯土墙，墙上挖一个小洞，竖起几根木条做窗户，四川人称为牛肋巴窗。冬天寒风凛冽，便糊上几张劣质的草纸。夏天，蚊蝇通过窗户长驱直入，鸣声如雷。然而，就像李尧东说的那样，“名教授通住土屋安之若素，他们坐在窗前研读撰写；或有二三学生在侧聆听教益；或则室内一派谈笑风生，那正是某些教授的相聚为学论正。他们从未计较过这十分清苦的生活，品德感染了学生，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亲属子女”。
四川多茶馆。茶馆不仅是民众休闲娱乐的场所，还充当着公共空间的角色。作为历史悠久的水陆大码头，三台城里，茶馆星罗棋布，各色人等出没于不同的茶馆。大十字口的五云阁茶馆，是商人爱去的地方，相当于三台的经济中心。南街的谈天茶园文化人居多，相当于三台的文化中心。陈家巷口的一家茶馆，人称大学茶馆，其真名反倒被遗忘了，其原因，便是东大师生喜欢聚集于此。大学里的自修室和图书馆人满为患，一些学生便把茶馆当作自修室。他们“抱着几本书刊，泡上一碗清茶，坐上半天，饿了在门前买个锅盔充饥。或者相约二三同学长年在此茶叙一番，谈点知心话，以消乡愁”。
三台不通电，到了夜晚，全城笼罩在一片墨一般的黑暗中，低低蛰伏的房屋，牛肋巴窗口，扑闪闪的油灯透出一丝细弱的光，如同萤火。所以，那时候，城里的绝大多数居民，几乎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学生不同，他们还得利用晚上的时间读书做功课。学校给每个学生发了一个用洋铁皮敲成的小油灯。黄昏时，东大校园里有一道周而复始的“风景”：学生排成长队，站在庶务组门前，每个人都手持油灯，等着工人将煤油灌到灯里。一度，由于煤油供应紧张，曾用桐油代替。一盏灌满油的灯，可以照明三四个小时。宿舍里，入夜后坐满了一屋人，四壁悄然雅静，大家复习这一天的课程，或看书、写作、写信，直到油干灯尽，全室自然入睡了。
图书馆的照明比宿舍要好，有两盏大汽灯，把那间圆拱门的原二十九军军部会议室照得十分明亮。可惜，僧多粥少，有限的位置，注定只有少数学生能抢到，“每到黄昏时，‘占位子’的书本笔记争先恐后摆放桌前，占着的也令后来者羡慕不已”。
1945年，后来以《丑陋的中国人》和《中国人史纲》而风靡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学者柏杨来到三台，以郭衣洞的名字转学就读于东大政治系三年级——两年后，当柏杨随东大回迁沈阳时，他不仅被东大开除，还被教育部通告全国各高校不得收留。因为，柏杨乃是伪造文书，冒名顶替。多年后，柏杨在他的回忆录里说：“就在三台，我幸福而满足地过着大学生活。”
事实上，这看似幸福而满足的大学生活相当艰难：“天渐渐入冬，四川的冬天绝不是没有棉衣就可以度过的，而流亡学生却没有棉衣。”幸好，基督教会在三台成立了一个学生公社，准备了不少灰色粗布棉大衣，免费借给穷学生。柏杨说：“我在穷的程度上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也借到了一件。”柏杨学会了吸烟，“吸烟成了难以负荷的最大开支。那时候买烟，不是一包一包地买，而是一支一支地买。”
对柏杨这种穷学生来说，进大学有一个最大的保障，那就是解决了吃住问题。抗战期间，国家逐月给每个学生发放贷金，注明是国家借给学生的学费，毕业后分期偿还——由于物价飞涨，这些贷金后来几乎都没有偿还。
贷款只能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或者说，只能吃饱，不能吃好。柏杨记忆中，东大学生食堂里，“八人一桌，四菜一汤，汤只是一碗咸水，四个菜没有一个可以下咽。偶尔有一盘花生米，立刻被抢空，以致大家不得不立出一个互相遵守的公约，就是：‘只可骑马，不可坐轿。’骑马是用筷子夹一粒花生米，坐轿是把筷子横下来，可以一次铲起两粒、三粒。……每月十五日和三十日，中午和晚上都可以吃到一顿肉（最丰富的是晚饭，大概每人可以吃到一大块）……然而，沦陷区学生饥肠辘辘，平常没有一点脂肪，突然一次吃下大量的肥肉和猪油，肠胃不能适应，往往泻肚。我上铺就有一位同学，每一次都逃不过此劫，而且一晚上要拉两三次之多，我劝他以后加菜少吃点吧。‘不，’他正色说，‘拉死也得吃！’”
于学谦说：“在三台流亡的东北青年都很穷，而我也算得上一贫如洗了。”1944年春，身无分文，就连换洗衣服也没有的于学谦在同乡的接济下，从西安赶到三台考入东大。于学谦的记忆中，四川的冬天虽然不像老家东北那样严寒，但“夜里也是冷飕飕的”，关键是“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不多”。大多数学生都睡在用竹条编成的床板上，只有一张床单、一床薄被子，“冻得睡不着觉”。有时，只好几个同学起床，穿上所有衣服再披上被子，围坐一起打扑克消磨漫漫长夜。
东门外的涪江之滨，到处是芦苇。冬天，芦花雪白，随风飘动。一个星期天，于学谦灵机一动，邀约了几个东北同学，扯下大把大把的芦花铺在竹编床板上，再盖上床单，“那一天夜晚，一上床就感到格外温暖，很快进入了梦乡……一觉醒来，被窝里还是热乎乎的。躺在床上许久不愿起床……几天后，芦花压得又硬又薄，寒气又从床下慢慢袭上来”。
自从1931年沈阳迁北平，再到1938年西安迁三台，东北大学在路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整整七年。不论是当年在沈阳还是北平录取的学生，都已毕业。就是说，三台时期的东北大学，东北学生已不占主体，而是以四川学生为主。相对东北流亡学子而言，四川本地学生，经济状况可能要稍好一些。但这种稍好一些，也好不了多少。巴金的堂弟李尧东就是从成都考到三台就读东大的。在他看来，说东大学生衣不蔽体显然过于夸张，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可以当之无愧。他们节衣缩食，多年不添置衣服。几十年后，李尧东说他“现在还留下很深印象的穿着”，是“北方的同学都穿一件黑布棉衣，年复一年，几经风霜，黑布开花绽出白絮，白絮再变成灰黄的棉团；春夏季节又多是一件洗得灰白的长衫，布鞋破靴，穿着实在不能再简朴了”。三台出产土布，“实在无法穿着了，就买点这些布作添补衣裤”。艰难年月里，“人们已习惯于穿着上的不讲求、不贪图，没有也不感到羞涩，更不会去向别人借贷购置，好像都忘了生活中的给养”。
学生生活艰难，教授们的生活也好不了多少。哲学系教授赵纪彬是著名哲学家、思想史家，1943年，他受顾颉刚之荐到东北大学任教，讲授《哲学概论》《中国哲学史》和《论语》。他在东大期间的讲义，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虽是知名学者，赵纪彬有一家人要养，加之物价腾贵，经济仍十分拮据。他的烟瘾向来很大，只好抽最劣等的烟。有时，就连最劣等的烟也要断供。中文系的几个同学实在看不下去了，暗中发起募捐，筹到一笔钱后送给赵纪彬，并附了一封信，信中说“惊闻先生有在陈之厄”——对抗战内迁学子来说，他们大抵在内心认定，烽火中的衣冠南渡，相当于孔子在陈蔡期间遭遇兵火，虽有一时之困，终将云开雾散。钱、信一并送去后，赵纪彬坚决不收。他的夫人李慎仪流着泪说：“我们很感谢同学们的好意，但赵先生就是饿死，也绝不会接受这些钱的。”后来，这笔捐款转而用于中文系所办刊物《文学月刊》的印刷。
师 生
东北大学历任校长中，臧启芳任职长达十年。他领导东北大学先后经历了北平、开封、西安、三台、沈阳五地办学，可谓名副其实的“流亡校长”。也是在他任内，东北大学由省立改为国立，并在三台八年间，逐渐恢复元气。出任东大校长前，臧启芳担任过商务印书馆经理、东大法学院院长等职。令人惊讶的是，以他如此显赫的履历，在三台时，臧家的生活仍然十分清苦。甚至，为了一大家人的生活，臧启芳只好将他的燕尾服和夫人的皮大衣，以及留声机、大挂钟等稍值钱的东西，一一变卖补贴家用。后来，臧启芳的次子臧英年说：“他的原则是在各岗位上革新创造，不墨守成规，同时以绝对清廉的方式，以身作则，而且待人公正。他的清廉甚至到了牺牲家庭幸福的地步。”
《东北大学往事》记载了臧启芳的一桩轶事：东大校园附近有一个旅的驻军，军纪不严，常有女生被骚扰，以致晚上不敢出门。这天，臧启芳设宴，遍邀该旅连以上军官。席上，臧启芳动情地历数了东大辗转流亡的艰辛，学生们漂泊异乡的困难，以及非常时期为国家保存文化火种的必要。他恳请军官们管束士卒，给学生们一个安宁的学习环境。末了，他举杯说，今天就是要请各位在国难当头之际，更加体恤流亡学生。我要用四川老白干敬每位一杯，以示我对此事的郑重。说罢，他一路敬下去，一连干了四五十杯。宴后，臧启芳大醉三天。感动不已的军官纷纷约束部下。从此，再也没有女生被骚扰。
十几年前，我创办过一本杂志，名叫《逆境》，是一本面向青少年的挫折教育刊物。编辑该刊时，常常四处寻找逆境中奋进的案例。可惜，那时候，我还没接触到抗战时期大学内迁。不然，我想，单是这一主题，就有无数生动的故事。今天，回头看当年那些内迁大学，无论哪一所，西南联大也好，西北联大或是东北大学也罢，都面临同样的窘迫。一方面，山河破碎，战火纷飞，家乡远隔千山万水，亲人音讯难通；另一方面，寄身异乡，辗转漂泊，物质维艰，生存不易。但是，就像海明威笔下的老人说的那样，人生来不是为了被打败的。在逆境中，在捉襟见肘的物质条件下，东大师生如同其他内迁大学学子一样，有一种生机勃勃的向上力量：“学生们，尤其是东北籍的，大都身体健壮，朝气蓬勃，平素不愿说话，只有力行，八载的流离颠沛，已刺痛了他们的心，他们在这黄金般的读书时代，脑海里时时刻刻重演着陷落了的故乡父老们的受苦受难图，又怎不以‘枕戈待旦’‘闻鸡起舞’的心来努力学习呢？看起来学生都很辛苦，从早晨六时一直到晚上十时都很少休息。”“全校可见到的是：热诚、紧张、沉毅的脸，到处充满着的是和谐、畅快的空气。”
初迁三台，东北大学只有文、理两个学院，设文学系、历史系、地理系、化学系、经济系和政治系六系，以后陆续扩充为文、理、法、商四个学院，增设了外文系、数学系、物理系和工商管理系，学生增至七百多人，教授、讲师和助教八十多人，成为一所较为完整的大学。
自张学良当校长起，东大就有高薪求贤的传统。到了三台，虽然经费捉襟见肘，校方仍然千方百计加强师资力量。东大校史专家王国钧说：“当时的东北大学在聘请名师方面除了邀请学术界权威以外，也聘请了一些没有高学历，而是自学成才的教授。一旦这些教授有著作、学术成果问世，东北大学就敢于高薪聘请，这是东北大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特点。”
三台时期，东大的师资虽然无法与沈阳时期相提并论，但还是聚集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如萧一山、金毓黻、姚雪垠、姜亮夫、赵纪彬、杨荣国、陆侃如、冯沅君、蒙文通、丁易、陆懋德、蒋天枢、沈刚伯、贺昌群……
三台县城解放下街的潼川二幼，曾是一个宽大的院落。一百二十多年前，这里是三台县基督教堂。东大师生来到三台时，基督教堂有两名外籍牧师，东大聘请他们到校开课。一个是丹麦人麦迪森，教语音学；一个是英国人梯佩蒂，教文法及写作。多年后，听过他们授课的姜丁铭印象深刻：“这种国际音标的学习，无疑会给东大外文系的学生带来益处，他们也能在80年代学习英语的高潮中，赶上潮流，有所贡献。”“她的课使外文系的学生在用英文写作上打下一定基础。”
与其他内迁高校相比，东大最大的特色或者说最显著的优点是风靡一时的社团活动。据1943年统计，东大有社团五十多个。这些社团包括壁报团体、学术团体、文学团体和剧团。用亲历者的话说，“各社团的活动形式多样，生动活泼，犹如繁花竞放”。最活跃的首推壁报团体。1945年，东大学生办的壁报有八十种，教室、实验室和校园的通道两旁，贴满了五光十色的壁报——几十年后，尽管无法进一步获知这些壁报的内容，但从壁报的报名可以感受其丰富多彩：《合唱群》《长江社》《晨风月刊》《火把》《山火》《荒原》《新生》《奔流》《松涛》《晨钟》《播种者》《阿Q壁报》《诗战线》《艺苑》《草堂诗画社》《求实读书会》《地光社》《九月文艺社》《经济园地》《学译社》《东北问题研究社》《戏剧月报》《文潮壁报社》《时事萃报》……
影响最大的社团当属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三台分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于1938年3月，总部设重庆北碚，老舍任总务主任，郭沫若、茅盾、冯乃超、夏衍、胡风、田汉、丁玲、巴金、郁达夫等为理事。在文协的多个分会中，三台大概是所在城市中最寂寂无闻的一个——其他是广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等大中城市。显然，如果没有东北大学，三台不可能成立分会。后来，在三台分会基础上，又扩大为川北分会。分会成员包括陆侃如、冯沅君夫妇以及姚雪垠、赵纪彬、徐放等人。与卞之琳、何其芳并称“汉园三诗人”的李广田，当时在毗邻三台的绵阳教书，也是分会主要成员。
文协分会下属有实验剧团，剧团的主要成员为东大学生。他们每学期演出三四部戏，诸如《北京人》《日出》《家》《雾重庆》。每次演出，三台万人空巷，争相观看。门票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文协分会经费，另一部分则捐给抗日前线。
与实验剧社一样受人欢迎的是国剧社。所谓国剧，即京剧。国剧社演职员以学生为主，另有一些教授和家属，以及当地京剧爱好者。国剧社的演出地点，大多是在学校礼堂或是食堂搭台子，有时则在县城里的华光庙——这座破败的庙宇，有一个同样破败的舞台。《东大校友通讯》撰文报道说，1942年的迎新晚会，“国剧社在大礼堂公演《戏凤》《黄鹤楼》《扫松》《坐宫》《女起解》等五幕京剧，所有行头均系国剧社自己购置，服装鲜艳，作唱俱佳”。同年，为了宣传抗日和为前线募捐，国剧社“公演国剧四日，共售票六千余元，捐赠前方抗战将士”，“售票数目之多，剧目角色之精彩，均打破三台国剧纪录”。
在三台，诗圣流寓时居住的杜甫草堂妇孺皆知，但提起长平草堂，却无人知晓。当然，与杜甫草堂屡毁屡建不同，长平草堂不仅早已荡然无存，甚至就连准确旧址也难以厘清。
三台县城西北侧，街巷尽头，一座苍翠的小山山腰，掩映着一座古老的寺庙：琴泉寺——它既留下了杜甫的游踪和诗句，也是东大师生闲暇时的游观之地。琴泉寺所在的小山，名叫长平山。
长平山以西，山的另一侧，是三条通往绵阳的公路，公路旁，有一个地方叫马家桥。如今，这里是城乡接合部，点缀着加油站、加气站和三三两两的商铺与民居。几十年前，这里已是远离城区的乡村。丘陵和水田间，有两排新建的夯土围墙，稻草为顶的平房。这些平房分别充当工作室、课堂、图书馆、宿舍、厨房和饭厅。其中一间屋子的墙壁上，挂着一张横幅，上书：长平草堂。横幅的书写者，乃是著名史学家金毓黻先生。
金毓黻，辽阳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教育厅厅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想利用他在东北的名望，将其软禁。他在担任过一段时间伪满奉天图书馆副馆长后，借访日之机逃至上海，经蔡元培、傅斯年等人推荐，执教于中央大学。全面抗战爆发后，金毓黻随中央大学迁至重庆。1940年秋，金毓黻来到三台，为东大筹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并担任主任。
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目的，“一则为集中本大学之教师、学生研究东北问题之各方面以其结果贡献于国家；一则为本大学毕业生及其他大学毕业有志研究东北问题之学生，设深造之研究机关，以造就畅晓东北问题之专门人才”。
研究室既是东北大学培养硕士研究生的起点，更体现了东大人的高瞻远瞩与责任担当。臧启芳说过：“救国之术，原非一端。将士以勇于战阵为救国，官吏以忠于服务为救国，学校以瘁于研学为救国。”也就是说，研究室是学术救国的具体行动——尽管抗战正处于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东北已沦陷多年，但包括臧启芳在内的东大师生都坚信：抗战必胜，东北一定会光复。他们这些远离故土的东北子民，有朝一日终将回归故乡。
当无数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以沙场冲锋的英勇和马革裹尸的坚毅报效国家时，在三台城外的田野间，伴随着蛙虫的长鸣，昏灯之下，东大学子以笔为旗，用另一种方式肩负起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几年间，《东北通史》《东北要览》《志林》《东北集刊》等一大批关于东北史地、经济的专著、期刊、调查报告就在几间茅草房里诞生。甚至，国民政府关于战后重建东北的《东北四省建设设计方案概略》，也由这个小小的文科研究室担纲完成。
1944年，研究室在重庆举办了一场“东北文物展览会”。面对故乡故土的文物，置身巴山蜀水的东北同胞仿佛一下子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白山黑水。《新民报》总经理、著名作家张恨水参观后感慨说：“东北人民在水深火热中，过了十三年，在后方的东北人士，也在血泪中回忆着故乡十三年。含着血泪，看了这些图书，实在忍不住和他们喊出来：打回老家去！”
杜甫在梓州写下的作品，最知名、最让东大学子共情的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那时候，这些间关万里的学子，如同杜甫盼望官军打败叛军收复中原一样，他们也盼望中国军队打败日军光复东北——如是，他们也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后 来
1992年11月，宁恩承从旧金山飞往台湾。在台湾，他见到了九十一岁的张学良，并请张学良题写了东北大学校名——此时，世上已无东北大学。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艰苦卓绝的抗战终于取得了全面胜利。8月10日晚上9点，喜讯传到三台，三台居民及东大师生欣喜若狂，鞭炮响彻全城，火把照亮长夜。9月2日，日本在东京签订降书，东大决定自5日至7日举行庆祝活动。校门口，柏树枝扎成的牌坊高高耸立，正中是美英苏中四强国旗和领袖像，两侧门柱上，张贴着陆侃如撰写的对联：
万里流亡，尝胆卧薪，缅怀黑山白水，此时真个还乡去。
八年抗战，收京降敌，珍重禹封舜壤，来日无忘守土难
抗战既已胜利，返回沈阳自是顺理成章。一部分不愿去东北的学生，转到了川大等校。做了种种安排后，1946年5月，东大告别暂住八年的三台，离开巴山蜀水，复归白山黑水。
已经从东大毕业一年的柏杨，也选择了同东大一起到沈阳，他想在东北谋发展。当这个冒牌的东北大学学生第一次见到真正的东北大学校园时，他惊呆了，几十年后，犹自感叹：“和三台的东北大学相比，沈阳的东北大学雄伟壮丽得像一个独立王国，仅工学院，就拥有一个修理火车头的庞大工厂，如果要绕东北大学一圈，步行的话，恐怕要六七个小时。”
东北大学离开栖身八年的三台后，留在三台的校址和设施继续发挥功用：1946年，建起了一所地方性高校，初名川北农工学院，两年后改名川北大学。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中，川北大学改为师范并迁往川北行署治所南充。几经分合，演变成今天的西华师范大学和四川师范大学。
回到沈阳的东北大学，它后来的命运令人唏嘘。1948年，随着国军在东北溃败，东大再迁北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东北大学没能第二次回到东北，而是被解体：理学院、文学院与佳木斯东大合并，后来，佳木斯东大迁往长春，改名东北师范大学；工学院虽迁回沈阳，但改名沈阳工学院，后来再改名为东北工学院。
东北大学不复存在后，东大人一直在为复名而努力。1993年3月8日，国家教委批准东北工学院复名为东北大学。这所饱经沧桑的高校，终于在消失四十四年后再次归来。
1993年4月22日，东北大学诞辰七十周年前夕，复名典礼如期举行。九十四岁的宁恩承亲手解开了盖在校牌上的红色缎带——蓦然回首，此时距他在那个月明星稀的秋夜被突如其来的爆炸声惊醒，已经过去了整整六十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