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某作家发帖称，自己创作的散文被上海某区初中模拟卷选为阅读测试题，结果她自己做其中的客观选择题就做错了，而其主观问答题的回答较之参考答案也不够全面。这一话题引发了热议。不少人质疑，阅读究竟有标准答案吗？更有人认为，连作家自己都答不对这些题目，说明这些阅读题命题的质量就令人怀疑。

其实，热议的背后是公众对于语文阅读教学究竟应该教什么、应该如何教的关注。对此，中学语文教师与大学中文系老师也持有不同观点。

中学语文阅读教学的本质并非教会学生机械地套题、答题、甚至背诵答题思路，而是通过教学唤起学生生命的成长与发展。这其实对教师本身的阅读素养、知识积累等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现实中，究竟有多少教师能够做到这一点？ ——编者

别以机械的教学回应机械的考查

■詹丹

语文考试中阅读题选用的文章，连文章作者都无法正确“解析”自己的作品。这样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而且不出意外，这一话题又一次引发全网热议。

之所以说“又”，是因为这样的消息已屡见不鲜。网民的讨论主要围绕命题的科学性展开：如果连写作者自己都答不上来，那么命题者设计的答案标准，就很值得怀疑。

参考答案成“唯一标准”，合理吗？

从阐释学理论和接受美学角度来说，作家的理解未必是阐释自己作品的唯一标准，读者即使从作品得出作家根本无法认同的观点也有价值，这已是文学常识。

但显然，这不是讨论的关键。网友们关心的是，凭什么命题者给出的参考答案才是唯一标准，以此引导阅读教学，让学生包括作者本人都要以他们的解读为依据。这样的结果，只能让阅读教学的路越走越窄，让阅读理解变成了机械操作的套路和贴标签的教条。

还记得笔者去年跟一位参加了高考的学生聊天。这位学生说，他看到现代散文中有一段描写的主观理解题涉及了想象，还没仔细看文章，头脑中已经跳出“虚实结合”四个字，然后立马写到试卷上。我听后大笑，因为据我了解，这道题的参考答案正有“虚实结合”这一要点。但笔者一阵笑过，还是觉得有点悲哀，接受了阅读教学训练的学生变成如此机械式的条件反射，这对于他们的心灵发展和人格养成，究竟能有多大的积极作用呢？

有学者还建议，既然学生面对阅读理解试题的主观发挥余地几无可能，那就干脆对主观发挥的部分进行压缩，将语文教育引导至对客观的基础能力的考查。比如，可以考语法、修辞、逻辑，也可以考单句的主谓宾、复句的层次的划分等等。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这些题目可能无法展现出题人的“精妙水平”，也无法拉开过大的分差，但无论是从尊重作者和文学，还是提高学生文学理解能力的角度，有一定合理性。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建议其实是以更机械的操作来应对机械，形成的只能是考试和教学的恶性循环而已。

阅读理解，当回到“具体”之中

那么，阅读理解该如何教？如何考？如何摆脱阅读测试和教学的机械、教条之病，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回到具体。

回到阅读的具体，首先是回到学习情境的具体，回到学习课程的具体。网上曾经广为流传的一个段子说，老师在课堂上问学生，冰融化了是什么，学生回答说是春天，结果被老师批错，答案应该是水。

这个段子的流传，当然是在指责教师的教条可笑、头脑僵化，没有学生的那种诗性智慧。但这个段子本身，就是以缺乏学习情境而抽象出来的。因为如果这是在一堂物理课的学习情境中，是学习固体向液体的变化知识，学生的回答当然是错；但如果是在语文课上，在学习文学的形象思维的理解和表达时，学生的回答才算正确。不提供相应的背景知识、抽离具体的学习语境，就要学生下判断，其实只能让阅读理解测试近乎儿戏，也只能在教学中开展一些机械和教条的训练操作。段子的搞笑其实把笑话指向了段子以及搞笑者自身。

最近，跨学科学习成为一个热词，阅读教学如何在跨学科学习的背景中划出语文课程的边界，也是回到学习课程具体的题中之义。

还记得笔者曾听过一堂语文公开课，课文选自《列子》的《两小儿辩日》故事。教师执教时，让学生扮演两小孩，重新来辩论太阳远近的问题，换了几轮学生，始终辩论不出一个结果来。

当时点评的老师毫不客气地对执教者说：“您这样的设计，是重蹈了两千年前的覆辙，因为故事已经证明，太阳和地球的距离问题，单凭个人来自生活的观察和思考，是得不出结论的，这是需要通过现代天文仪器的测算才能办到。真要讨论，就应该将天文学得出的结论直接告诉学生，然后讨论，为什么两千年前孔子回答不了的问题，今天我们能够知道。这样的讨论才是有意义的。”这位老师的点评，提醒我们，厘清语文课的具体特征，划出跟其他学科的边界，是有效的语文阅读教学的保障之一。

理解文本中的“冲突”，也是理解生命本真

此外，让阅读教学回到具体，也是回到文本的具体，在文本的上下文关联中，获得对内容的整体理解，哪怕上下文的联系具有一种内在的冲突感，我们也要努力地、辩证地接受下来。

也许大家都读过鲁迅回忆自己童年时代和他的保姆阿长的故事，那篇文章叫《阿长与〈山海经〉》，我曾在许多场合谈到这篇作品。因为这篇作品前部分是在写阿长对鲁迅的不好，包括睡觉不照顾他，踩死他的宠物，给他立奇奇怪怪的做人规矩。而后半部分则主要写了一件事，写阿长怎么给他买来心心念念的《山海经》，让鲁迅对阿长充满感激。

当我们发现文本的前后立场、褒贬态度有很大差异时，我们怎么来理解？也许我们会用后来看到的好来遮蔽前面写到的不好，或者用一种修辞手法所谓“欲扬先抑”来解释。其实都不对。

鲁迅想告诉我们的是，在生命的不同阶段，别人对你的好与不好都是真实存在的，你的感受也都是真切的。借由客观的真实和主观的真切，我们抵达了对生命的本真理解，因为生命的整个过程都保存下来了。换言之，在完整理解具体的文本时，才让我们有了理解完整生命的本真和具体。

我曾经在课堂上把这一理解跟进修的教师分享，有位教师也把她来自生活的真切感受分享给我，她写道：

我想起了我妈妈对我严格的教育，可能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都会有的一个普遍的教育特点就是打压式教育，我小时候也不例外。虽然妈妈对我很好，很爱我，长大后也不会用打压式的教育方式对我了，我也很爱我妈妈，但是那并不代表着以前的那些不当的教育方式带给我的不好的影响就会完全消除。我承认这一点的那一刻，反而有一种释怀感……

当我读到这段话时，我突然有一种感受，对文本的具体理解是能够唤醒或者安慰生活中的一个个具体的人的。甚至是不能被AI替代的，因为这种具体理解是贯穿在阅读的过程中，而不是只追求一个结果。

是的，回到阅读教学的具体，回到具体的过程，就是要回到人的具体，回到培养学生主体人格的具体，回到生命发展、成长的具体。

教育部颁布的最新版的“语文课程标准”，关于阅读教学，提到了要善于发现、保护和支持学生阅读中的独特发现。而独特发现，必然会因具体人的个性差异而有不同，会因为生命发展的不同阶段而呈现多姿多彩。于是，无论阅读测试还是阅读教学，不再拘泥于唯一的标准答案，让答案变得多元、开放，让具有丰富内涵的作品成为激发学生丰富想象力的养料，才是我们需要积极倡导的，也是时代所要求我们语文人去做的。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中，拘泥于唯一标准答案的文学作品的阅读理解和测试，才一次次如段子一样被世人所嘲笑。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

作者做不对自己文章的考题，其实不荒唐

■王希明

中学阶段语文试卷中现代文语段的阅读题，作者自己也做不出或者做不对、做不好，这种现象早已见怪不怪。

大约17年前，作家周国平来我所在的学校做讲座，就曾提到他自己文章被拿来出题，朋友的孩子让他试着做一做，结果他自己得分也很低。他说：“有道题问作者为什么要用这个词，我看到这道题愣住了，仔细回想，感觉写的时候根本没有多想就自然而然用了。但是看看题目的答案，竟然觉得还挺有道理。”

讨论作者写作用意的题目结果作者却做不出来，听起来很荒谬，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对于连作者都做不出的题目也不必一棍子打死。阅读理解题是为了检测考生的文本解读能力，只要能反映出考生语言、思维、审美、文化各方面素养的高下，就算成功。

文学性的语段向来“千人千面”

现代文阅读语段大致可分为社科类和文学类。引起争议的，几乎都是文学性语段的阅读题。道理非常简单，社科类的语段追求信息把握的准确性，一是一、二是二；文学性的语段向来是“千人千面”，每个读者心中都有自己的哈姆雷特，原本就很难有标准答案。

人们通常会诟病文学性语段阅读题，特别是主观题的答案一直有着对文本“过度解读”的嫌疑。这里就先要搞清楚“过度解读”的所谓“度”是什么。

文学性文本解读的有关理论，大致来说主要有三种：作者中心、文本中心、读者中心。“作者中心论”认为阅读应该追求理解作者的本意，这就是传统文学理论中所说的“以意逆志”，为此就要结合作品写作背景，包括作者的情况以及时代的情况来分析，也就是“知人论世”。而“文本中心论”则认为作品一旦创造出来，就具有不听命于创造者的自己的生命，是独立自主的系统，假如其客观呈现的内蕴与作者本意不一致，那么宁愿以作品为准。至于“读者中心论”，则强调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参与构建的，文本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如果“过度解读”的“度”是指作者的本意，那么作者做不出别人拿自己的文章出的题就是不正常的；如果“度”由文本确定，那么作者做不出就是正常的；如果“度”由读者确定，那么不但作者做不出正常，而且压根儿就不存在什么“过度解读”。

中高考语文阅读究竟考什么？

真正要考虑的是，对于中高考的阅读理解题，答案到底是根据什么来定的？

传统语文教学当中的文本解读非常注重确定性，强调对作者本意的探寻。而新的课程标准强调“在阅读各类文本时，分析质疑，多元解读，培养思辨能力”“多设置主观性、开放性的题目，展现学生智慧，鼓励学生发挥和创造”，可以说是兼顾了作者、文本、读者中心的不同理论。从目前基础教育中文本解读教学的情况来看，基本上一方面仍旧致力于探求作者的本意，另一方面也不排斥基于文本乃至基于读者个体经验的解读。

此外，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考试时考生、作者、读者所处的解读情境是非常特别的。作者写作时，表达出的东西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下面还有没有文字写出来的个体经验的支撑。而读者阅读时只能通过查阅资料，了解作者情况以及时代的背景，才能进行情境还原。这种还原必定是受限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探寻作者本意本来就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而在考试中，做题者获得的信息更是极其受限的，这种情况下，考生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来推测作者本意。一旦语段写作的时代、作者的情况和青少年的生活有隔阂，背离作者或者文本的“误读”就极容易产生。这也是考场情境的特殊性。

凡能自圆其说的答案都应酌情给分

2008年上海高考现代文《灯笼红》有一道题目：家乡的女人把丈夫叫“汉子”，曾祖母却这样叫“我”，这是因为______。参考答案是：曾祖母热切盼望“我”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汉子。但是后来大家发现文章的作者是牛汉，于是很多网友就认为曾祖母只是在叫作者的名字，答案是过度解读了。

当然，后来有人又写文章说题目无误，牛汉最开始的名字是史承汗。但其实这一补充本就多余，“汗子”“汉子”同音，曾祖母这样叫，未必就没有寄托对作者的期待。没有这一补充，原题也未必就不成立。这里有一个关键点，那就是这一年的高考语段没有给出作者的姓名。考生根本就不知道作者叫这个名字，那么结合文本曾祖母对“我”的慈爱，结合问题当中曾祖母与“我”之间长辈与晚辈的关系，很容易推出“热切盼望‘我’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汉子”这一答案。再退一步讲，如果语段给出了作者呢？那么这个答案仍旧成立。只不过需要修改一下：表层来看，曾祖母是在叫“我”的名字；深层来看，曾祖母热切盼望“我”成长为顶天立地的汉子。

所以，综合考虑文本解读的不同理论，结合课程标准的规定，根据实际教学中文学解读的情况，再考虑考场情境的特殊性，笔者认为，语文考试中的语段阅读题，即使作者做不出来或者做不对，并不意味着题目就出得不好，也不意味着答案就是无效的。当然，笔者并不认为语文考试中阅读题的答案可以脑洞大开随意来做，而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些题目语段的作者做不出来，也不必惊讶，这并不荒唐。

那么，对于文学性语段的主观题，标准答案到底该怎么定呢？

笔者倾向于不预先设置标准答案，而根据学生答题的情况临场生成答案。利用人工智能对答卷进行分析，如果一半以上的考生回答出某个点，而又合情合理，就确立为有效得分点；四分之一考生回答出的点讨论后就可以作为附加得分点。此外，还需要让阅卷者具有一定的自由度，凡是能自圆其说的答案都要酌情给分，这样就能使多元解读也能得到鼓励。换句话说，文本解读的“度”，比起考虑作者和文本，更应该着落在考生身上。以考生为本，这才是我们的考试应该做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学语文教研组长，上海市特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