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的表面之下，所有的存在——无论多么不同，无论多么对立——都是相互连接的。每一种存在都是其他存在的镜像和见证，共同组成了“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的交响乐章。而在这交响乐中，沉默可能是最深刻的音符，伤痕可能是最独特的旋律，边缘可能是最清晰的视角。
异质存在的边缘视角：老宋的观察者位置
在骆平的《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中，老宋这一角色的设置构成了整部作品的基调。一位退休的宣传部工作者，曾走遍世界观鸟，在乌兹别克斯坦突发心肌梗死捡回一命后被女儿收缴护照，活动半径仅限于“国内有三甲医院的大城市”。这一设定形成了独特的叙事视角——一个已半退出社会竞争却保持清醒观察的边缘存在者。
老宋对三只青头潜鸭的执着关注，不仅是叙事的表层，更是一种深刻的隐喻。这种濒危鸟类的生存状态违反了群居生物的常态，三只鸟，两雄一雌，两只雄鸟是一伙的，形影不离，另一只小雌鸟形单影只。
笔者认为，三只青头潜鸭的存在方式背离了生物繁衍的逻辑规律，所呈现的是知识分子在学术场域中的异质性存在方式。老宋从这种关系联想到韩国电影《霜花店》：关于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迷离破碎的命运。这一跨文化的联想绝非偶然，而是指向了欲望、权力与生存困境的普遍性主题。
《霜花店》讲述的是朝鲜时代男伶与国王之间复杂的权力与欲望纠葛，暗示了权力结构下的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老宋从青头潜鸭的关系联想到这部电影，实则是对学术场域中权力关系的本体论思考——周启森与陶哲声作为两个不同性格的“雄鸭”，在知识生产的权力场中争夺着有限的资源与认可，而那隐形的“雌鸭”，或许正是学术声誉本身。
黑眉锦蛇：理性吞噬与野性转化
小说中对黑眉锦蛇的描写构成了另一重要的存在隐喻。老宋与周启森在荷塘边的竹林中发现了冬眠中的黑眉锦蛇，周启森提出“为民除害”，二人将其捕获并食用。这一场景超越了简单的回忆，构成了一种深刻的本体论隐喻：自然的野性如何被文明的理性所吞噬，却又在这种吞噬中被内化。
蛇在特定文化语境中都具有双重象征意义：既代表智慧，又象征诱惑与危险。老宋与周启森对蛇的处理方式——将其捕获并食用，对于老宋来说，这样刺激的行为实则将二人捆绑在一起。
这是老宋“毕生唯一一次吃蛇肉”，我们将“蛇肉”看作二人之间的恩情纽带。对于老宋来说，这更像是吞噬了给予周启森恩情的关系，但又被这种关系所定义和限制。周启森则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展现出“蛇”般的冷血与灵活，从被恩情滋养的受惠者转变为操控恩情叙事的策略者。
这一场景也可被理解为周启森对自身“野性”的克服与同化。通过杀死并食用蛇这一行为，周启森不是简单地消灭了外在的威胁，而是将这种野性内化为自身存在的一部分，从而在后来的学术竞争中展现出类似的捕食者本能。这种从害怕到成为的存在转变，构成了一种本体性悖论：我们所恐惧的，终将成为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学术场域的权力游戏与存在困境
周启森被指控学术不端构成了小说的核心事件：他与一名博士联名发表论文，对比唐朝诗人罗隐和李商隐诗歌中月与夜的意象，却与三十年前出版的《唐朝诗人述评》中的核心观点高度一致。这一伦理困境的复杂之处在于：周启森本人作为学生助手参与了那本书的写作，但未获得正式署名，只在后记中被感谢。这构成了存在的悖论：他同时是剽窃者与被剽窃者，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
《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通过这一曲折的伦理困境，揭示了学术场域中权力游戏的复杂本质，以及知识生产体系中被遮蔽的劳动关系。学术不端在这里不仅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更是知识生产结构性矛盾的表征。这种矛盾指向了一种深刻的存在处境：在现代学术体制中，知识分子如何在理想与现实、纯粹与功利之间寻找平衡？
贪婪与节制的变奏
周启森与陶哲声作为两种对立的学术人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周启森人格即“那种时刻攥着拳头、竖着耳朵、浑身绷紧、咬牙切齿、目眦欲裂式的较劲”，他被描述为“一株行走的卷心菜”，象征着过度的自我中心与贪婪。而陶哲声则是“情商超高的领导”，“讲话温文有礼，没有一波三折的话术，也没有曲里弯拐的虚伪”，在复杂的家庭关系中维持着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和谐。
这两种学术人格的对立不仅仅是性格的差异，更是对两种不同的存在哲学的隐喻：一种是永不满足的贪婪，另一种是节制与和谐的追求。骆平借小汤之口提出：“周启森这人……太用力了”，而陶哲声则被评价为真正的“君子”。这种对比展现了现代学术场域中的存在两难，即成功的欲望与道德的底线之间的冲突，以及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矛盾。
恩情的记忆与遗忘
《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表面上是一个关于学术伦理的故事，深层次上，还讨论了“恩情”如何在现代知识分子生活中被记忆、被遗忘、被激活。通过恩情这一镜头审视文本，我们能看到一种更为基础的存在伦理学。
首先，作品精心构建了“恩情”的多重时间性。老宋与周启森的关系建立于后者的大学时代——“周启森读的是乡村学校，小学五年，高中两年，两头一缩水，进大学时才十六岁，还没开始发育。一个干瘪矮小的小毛孩儿”。老宋不仅提供工作机会，还经常“叫他去家里吃饭，补补身子骨”，老宋的母亲甚至“掏出体己钱，给这孩子买奶粉买鸡蛋糕”。这种几近亲情的照顾在周启森成功后被选择性遗忘，直到危机时刻才被重新激活，周启森突然能够准确地叫出“奶奶、金阿姨、小宋”，仿佛恩情的记忆随着实用性而开关。
相比之下，陶哲声则呈现了另一种恩情观。当他父亲在老家受伤时，他依然努力完成稿件。虽然稿件最终未被使用，但老先生仍给了他约定的酬劳，而“陶哲声用来给去世的父亲修葺了一座像样的墓碑”。这种恩情的传递与回报形成了一种道德的循环经济，与周启森的功利性恩情观形成鲜明对比。
更复杂的是晋老师夫妇与周启森的关系。文中描述：“周启森跟前妻结婚时，捉襟见肘，晋老师两口子把他当亲儿子，赠送了全套松下家电……周启森被前妻抛弃，难过得都要上吊了，也是晋老师夫妻把他接到家里住着”。然而，“晋老师先生患骨癌去世，前后缠绵病榻五年多，周启森没来探视过一次”。恩情在这里被时间和成功稀释，变成了一种可以选择性履行的社会仪式，而非伦理必须。
作品也通过青头潜鸭与老宋的关系，建立了一种超越人类社会的恩情隐喻。三只鸭子的非常规存在方式，以及雌鸟“受伤的翅膀”与其“埋头捕食”的坚韧，共同构成了一种关于坚守与生存的寓言。他们不依赖恩情，而是依靠自身的适应力在生态系统中找到位置，这与人类社会中的恩情经济形成了对照。
黑眉锦蛇的意象则提供了恩情另一面的可能解读，吞噬与被吞噬的关系。当年周启森和老宋捕获并食用这条蛇，象征性地吞下了它的特质；多年后，周启森在学术场域中展现了类似的“冷血”特质，仿佛完成了一种存在的循环。这暗示恩情有时也是一种吞噬关系，给予者在某种程度上“吞噬”了接受者的一部分自由与自主性。
法斗对周启森的本能排斥，则象征了恩情的真伪鉴别机制。它能感知到周启森那种“浑身绷紧、时刻都处于冲刺状态”的不自然状态，对比老宋的“松弛感”。这种动物本能的判断力揭示了恩情需要一种自然的松弛与真诚，而非紧绷的功利计算。
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作品探讨了恩情作为一种存在确认的方式。当周启森在危机时重访老宋，不断提及过去的恩情，他实际上是在寻求一种存在的连续性确认——他需要老宋来证明，无论学术成就如何，他仍是那个曾经受到关爱的年轻人。而老宋的冷静与距离感，则表明恩情不能成为简单的交易品，它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被持续培养与维护。
总的来说，《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通过"恩情"这一视角，探讨了现代知识分子在追求成功与维系伦理之间的张力。周启森的轨迹暗示，当恩情被工具化为成功的阶梯而非生活的基础时，个体必然面临存在的危机与孤独。而真正的存在智慧，或许正如老宋那样，既能给予恩情，也能保持观察的距离，理解人性的复杂性，同时不被功利的恩情叙事所蒙蔽。
动物园隐喻
骆平的《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以其丰富的动物隐喻系统，构成了一部关于人类存在的动物学寓言。作品超越了简单的学术伦理叙事，触及了更为本质的存在哲学命题：我们如何在竞争与功利的现代社会中保持自我的完整性？
在这个动物园式的隐喻系统中，每种动物都代表了一种存在方式，一种生存策略，一种伦理姿态。
从青头潜鸭的非常规共存，到黑眉锦蛇的被吞噬与转化；从尘螨引发的身体过敏，到法斗的本能判断；从蜜袋鼯的边缘滑翔再回到湖边。形成了对现代知识分子复杂处境的多维隐喻，“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指向自然界的生物多样性，指向人类社会中存在方式的多元性。人类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处境，恰如这些飞禽走兽，各有各的生存之道。
而更为深刻的是，这些动物形象也构成了一幅关于“恩情”如何在现代知识分子生活中流动的复杂图景。也寓言了记忆中的温暖既是人际连接的纽带，也是功利化的资源、权力运作的工具。
微观上，《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可被解读为对当代中国学术伦理困境的一次存在论探索。在这个高度竞争的环境中，成功的欲望与伦理的底线如何平衡？知识生产的劳动关系如何界定？个体如何在制度压力与个人理想之间保持精神的独立？当恩情被工具化为职业阶梯的垫脚石，而非生活的基础时，个体必然面临存在的虚无与孤独。
宏观上，《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既是对自然界生物的客观描述，也是对人类社会的隐喻表达，更是对存在本身的一种哲学追问：在这个充满竞争与欲望的世界里，每个存在者都以自己的方式寻找着生存的可能性，而这种寻找本身，就构成了存在的本质。
当我们穿过名为《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的动物园，真正的存在智慧或许在于：既能给予与接受恩情，也能保持观察的距离；既理解成功的渴望，也不被功利的恩情叙事所蒙蔽；既能在竞争与合作之间，在自然与文化之间，在记忆与遗忘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也能在恩情的给予与回报中保持生命的真实与完整。《这世间所有的飞禽走兽》不仅是对学术场域的批判，更是对我们每个人存在方式的深刻叩问。
（作者系山西省大同市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