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春天，和前一年的春天没什么两样，都是灰色的。前一年的春天，父亲走了，留给我的债还在。1996年的春天，母亲住进医院。他俩的身边没有桃红柳绿，我也没有。

我1992年大学毕业，留校在校报当编辑，一个月就几百块钱工资，除了糊口，都用来给父母治病，有一回听信某报纸的中缝广告，给广州方向汇去五百元讨买包治百病的“秘方”，却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害得我两个月的饭菜里都见不着油花，只好隔三岔五端着比自己的脸盘还大一号的饭盅子站在李海洲家楼下，一边敲一边喊：“干妈，稀饭馒头有没有？”

李海洲家紧邻重师后门，稀饭馒头当然有，回锅肉鱼肉鸭肉也不少，还有干妈干爸的嘘寒问暖，温情款款。那时候李海洲不在家，去什邡当兵了，走时托付我照顾好他的父母和弟弟“二娃”。我和海洲是拜过把子的诗歌兄弟，他的父母当然就是我的爸妈，“二娃”就是我的弟弟。有时我会去他家看看，陪干爸喝二两小酒，顺便给上初中的“二娃”补习下功课。说不上照顾（其实正相反，多数时候是我被干妈干爸照顾得很好），但家的温馨感的确是浓浓的。那时我的经济状况很差，为给我的父母治病，欠了一屁股债。我常给海洲写信，信的开头结尾都是醒目的三个字：穷疯了。

1995年底李海洲退伍回到重庆。早期他在部队编过油印杂志《坦克兵文艺》，后期在成都的《西南军事文学》杂志混过，算是见过世面。所以回重庆后不愿被他爸安排去上班，也不想打工。怎么办？雄心勃勃的他和穷困潦倒的我，还有他的几个穿开裆裤的文学小兄弟，在1996年春天某个没有月亮也看不见星星的夜晚，聚在重师篮球场边的“防空洞老火锅”，喝着“小绵曲”，抽着劣质烟，密谋干一件“大事”。

这里必须插叙一下。我和李海洲大概相识于1990年，地点在沙坪坝文化馆。那时文化馆办有一张名叫《沙坪文化报》的小报，一月一期，主要刊登像我这样的业余作者的习作。为便于作者领取样报和交流切磋，编辑部会在每周的星期三晚上组织开展“文学沙龙”活动。有一次，责任编辑陈晓明老师指着刚出版的报纸说，看看这些文章中有没有顺眼的，写篇短评，鼓励鼓励作者，也给其他人一点信心。于是我把当期《沙坪文化报》上的所有文章都认真读了，发现有一组题目叫《落寞的相思红》的散文诗，内容好像与爱情有关，虽形容词和比喻句用得多，显得有点扭捏，但还算文从字顺，于是勉为其难写了一篇千余字的所谓“评论”——《情真而辞达——浅析李海洲的散文诗》。里面都写了些啥，我又是怎样凑够编辑要求的字数的，早已不记得，只记得写作时的情绪和评论对象在散文诗里所表达的情绪是一致的——痛苦。“评论”见报，原文作者和我也顺理成章地在“文学沙龙”上见面了。实话实说，这第一面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现在想起来仍有点心惊胆战：只见一个面带凶相、年纪轻轻的“小崽儿”朝我走来，身后还跟着两个同样看起来“飞叉叉的同伙”（嚣张跋扈），我的心一下提到了嗓子眼——莫非评论文章里说了不该说的话，这家伙是来找我“扯皮”（算账）的？！还好，想象中的惊险故事或事故并没有发生。一阵寒暄后，我和李海洲就这样认识了。“文学沙龙”上聊得愉快，余兴未尽，我们又来到重师操场边，花生米、猪头肉佐酒，海阔天空，神吹胡侃，无所不谈，颇有些相见恨晚的味道。不承想一聊就是通宵，直至东方既白，晨曦初露。此后，我便和这个当时像古惑仔学习“操社会”（混江湖），顺便在石桥铺某职高读书混日子的家伙，成了有着过命交情的兄弟，逾三十年而不渝。

顺便再补充下：这事后来被我们诗歌结义“七兄弟”的老大吴向阳（拉吴向阳入我们这个“小团伙”的始作俑者恰是李海洲）写进了散文《陈家湾诗事》，发表后还得了“川观文学奖”，于是坊间纷纷传言“李海洲是刘清泉的学生”，李海洲气得不行，迁怒于吴向阳，遂以“吴向阳”为角色之名写了一篇中篇小说《高手寂寞》，直接把“吴向阳”写死，且死得很惨。小说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反响不错，后来获得了“川观文学奖”的小说奖。以至于李海洲一见着吴向阳就大声嚷嚷：“吴向阳，老子总算报了一箭之仇，哈哈哈哈……”此为笑谈，不必当真。但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从《落寞的相思红》到《高手寂寞》，几十年过去了，李海洲为啥总是跟“寂寞”过不去呢？

书归正传。话说1996年春天那个没有星星月亮的夜晚，我们密谋的到底是件怎样的“大事”呢？这事说文雅点叫卖文为生，说俗点就是当稿贩子。对于“穷疯了”的我们，干这事不花什么本钱，风险小，可以及时止损，想美好一点，包赚不赔。所以海洲一提议，大伙儿立马沸腾，群情振奋，“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团结起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高低不分、参差不齐的《国际歌》歌声响彻“防空洞老火锅”的洞子，老板赶紧跑过来问：“兄弟伙，你们受啥刺激啦……”兵贵神速，第二天一大早，一个名叫“神风特攻队”的神秘组织就在我们租来的位于小龙坎的一间简陋逼仄的旧房子里发起行动。没有宽敞的老板桌，就用小茶几代替，四个人明确分工，李海洲从他此前搜罗的报刊通联地址中圈出可能上稿的若干，从《人民日报》《诗刊》《散文》《读者文摘》到重庆当地的日晚晨报再到《电光源报》（重庆灯泡厂厂报）……大大小小的报刊都有。我安排主投诗歌还是散文，陈强、朱勇分别用方格稿笺纸誊抄，作者统一署名“四个火枪手”，当然，每一页稿笺纸下都要垫上复写纸，一般一式四份，然后装进四个信封，贴上邮票，差不多满满一麻袋了，就让朱勇的哥哥朱军把这些稿子送到邮局，也把我们的发财梦寄往远方或近处。一个月下来，稿费单虽没有像预期那样“如雪片般飞来”，但像“贵如油”的春雨一样点缀着我们贫瘠生活的情形还是有的。大家揉揉通红模糊的眼睛，松开磨破了皮仍在机械地使劲誊抄的手，吆喝着冲进路边店吃着火锅撸着串儿，又开始向往明天的幸福来敲门……其间，据说我们还帮比我们大几岁、言语间做着大生意的诗人傅维和卫明代售过徐志摩诗改歌的音乐磁带，但亏疯了的傅维说一分钱货款都没收到，而李海洲只是淡淡地回了一句，钱被兄弟们喝光了……如此往复，到后来房租交不上了，“四个火枪手”只好灰溜溜静悄悄作鸟兽散，没敢惊动步履蹒跚的老房东……

再后来，朱勇当了特警，陈强成了风水先生，而李海洲则在传媒界混得风生水起。我则回到学校，母亲已永远离我而去，我也终于还清了债，然后继续教书写字，娶妻生子，过着淡如凉白开的日子。

转眼就是千禧年，随着互联网的日益普及，世界仿佛触手可及，信息交互变得更加丰富和迅捷，文学似乎又迎来生机盎然的春天。一夜之间，“天涯论坛”“榕树下”“诗生活”等文学论坛犹如雨后春笋般从全国各地冒出来，而重庆的“界限”诗歌网站也已声名鹊起。在我们因诗歌而集结的“七兄弟”里，曾奇、帅红、谢祥林彻底不写了，吴向阳、白勇、李海洲和我，依然“贼”心未死。李海洲说，我们错过了1986年诗歌大展的旌旗林立，如果再错过新千年的狂飙突进，那就是对中国先锋诗歌的大不敬，罪莫大焉。于是赶紧鼓捣了一个“现在·中国先锋文学网”（刚搜了一下这个网址，得到的响应是这样的：hi，真不巧，网页走丢了）。于是在网上呼朋引伴，招兵买马，同时线下紧锣密鼓地组织诗歌稿件。几年后，一群人直接就开始印纸刊，先是出了一本《现在诗歌读本》，聚焦“70后”，把李海洲、亦来、曾蒙、阿翔、白勇、朵朵、刘春、蒋振宇、黄海、安西、余丛、周薇、宋尾拉出来亮了个相，在浩荡诗歌圈里溅起了涟漪；紧接着，又推出《现在》（第二卷），正式喊出了“现在主义”的口号，开设“现在主义诗歌论坛”，我们的理论旗手邱正伦振臂高呼：“现就是现在的现，在就是现在的在，现在就是现在！”另一个理论旗手唐政也立刻发出感慨：“一转眼就是现在。背过身去，还是。”以李海洲、龚静染、曾蒙、杨见、阿紫、宋尾、刘东灵、姚彬、刘清泉、黑皮等十人组成的首批“现在主义诗群”挥舞着各色各样的诗稿，且歌且啸，提劲打靶，真真在当时喧嚣的诗歌界砸出“轰隆隆”的声响……四川达竹矿务局的诗人游太平就是在听到这声响之后，不顾千里迢迢，跑到位于重庆牛角沱的“三妹餐馆”来，和我们喝了一台通宵达旦的大酒，成了“现在主义诗群”的新成员，第二天又迢迢千里地返回，带着不醒的醉意和疲倦的身体，也带着说不清道不明远非诗歌所能尽述的梦……

然后，就没有了然后。

现在，还有几本《现在》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黑白色的封面，纯粹。李海洲和姚彬几年前就在筹组的《现在主义二十年诗选》，估计也正静静地躺在他们的电脑里，现在还在“踌躇”。王蒙说过：“谁的青春都不是吃素的！”回想我们度过的那个90年代，理理那段非复制不粘贴的“青春”，觉得他老人家说得对极了——在我们的酒局饭桌上，还真的是没几个素菜……

（作者简介：刘清泉，1970年生于四川安县（今安州区），现居重庆。中国作协会员，重庆新诗学会副会长，重庆市沙坪坝区作协主席。出版诗集《永远在隔壁》《倒退》《101个可能》、诗评集《所幸心有所系》，作品刊于《诗刊》《十月》《作家》《星星》《山花》《诗歌月刊》等报刊。曾获评中国新诗研究所“新诗百年百位最具实力诗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