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病房不大，却安了六张床。母亲、姨妈和表姐相对坐着，那里靠窗，或许可以透一口气。药液正一点点滑下来，窗外的白昼，仿佛也这样一点点渗入黑夜。白天里，小孩的哭声、病人的呻吟声、护士呵斥病人家属的声音，全部消失了。病房里，所有人也像约好了一般陷入短暂的沉默。
走廊上响起高跟鞋的声音，来人是我二妹，大家都叫她“吴总”，而我被叫做“林老师”。吴总穿着橘色套装，挽着包像去参加晚宴，一到病房门口就停下来，把周围打量一遍，一挥手把半支燃着的烟扔进垃圾桶，就皱着眉嚷道：“条件太差了！马上转院！”她习惯于这种口吻，就像在工地上大声说：“这个水泥不行！马上换！”
母亲瞥了一眼姨妈和表姐，自然，她们的脸色很不好看。母亲迎上去，拉住吴总的手，低声告诉她，表姐安排好了，明天主任医师亲自做手术。母亲转过头，像对姨妈和表姐，也像对病房里十多个躺着或坐着的人匆忙介绍：“二女过来看看。”母亲又很正式地告诉吴总：“这是姨妈和表姐。”母亲的语气柔和而恳切，她大约希望吴总会在这个语气的影响下，热情地跟姨妈和表姐打招呼，以掩盖进门时的无礼。毕竟，父亲能顺利入院、及时安排手术，都因为表姐帮忙。主任医师是表姐婆家的堂姐夫。然而，吴总只对她们微微点点头。我姨妈，一位退休多年的老干部，向来不屑于与粗俗的人一般见识，虽脸色不好看，却还是保持住一丝微笑。她和表姐的愤怒，是在向我倾诉时表达出的，那已是父亲手术过后几天了。
“老汉儿，你好点没有？”吴总称呼父亲为“老汉儿”，沿袭了老家的习惯，显得亲切随意，当然，她一直这么称呼还另有原因。父亲努力地笑了，说了个“好”字，或许他更想说这里也很好。吴总从包里拿出两叠钞票递给母亲，说这两万块钱给“老汉儿”治病。母亲犹豫着没有伸手接，但钱已塞入她手中。病房里的人都看着她俩，母亲想说什么，电话铃却响起来。吴总并不理会母亲可能会说什么，只对着电话吼：“我在第六人民医院。住院部203。现在就来接我。其他的，你们看着办。”吴总声音很大，就像往日里父亲接电话总怕别人听不见一样，这是一脉相承的大嗓门。
这一幕，母亲给我讲了三四遍，姨妈讲过两遍，表姐讲过至少两遍。她们带着各自的情绪，不厌其烦地对我倾诉。我已经深谙其中的细枝末节，甚至恍然以为自己当时就在病房里。但那时，我应该正在火车上，听着单调重复的“咔哒”声，感到困倦不堪，却又无法入睡。远处，黑黢黢的小山包在奔跑，偶尔一两处灯火跳出来，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那天下午，我下课后才看到手机上有十多个未接来电，都是母亲打的，我忙打回去，不停回拨才终于打通。母亲压制着哭腔说父亲生病了，疼得满头大汗，镇上的医生说可能是胆结石，建议去市医院，他们正坐着出租车往市里赶。在我的意识里，母亲从没掉过泪，父亲从没生过病，我只感到耳朵里轰鸣声不断。四月的晴天里，灰白的浮云挂在对面电梯公寓的楼顶上，沉闷得就要跌下来。我声音发颤地说，叫司机送中心医院，我马上请假回来。
中心医院是市里唯一的三甲医院，母亲答应了我，却听从姨妈的安排，进了第六人民医院。她的这个决定，让父亲遭受了六十多年来最痛苦的煎熬。
母亲胆小，路况复杂的城市，陌生冰冷的大医院，她找不到方向。姨妈的安排，无疑是茫茫大海上驶来的诺亚方舟。车子一到院门口，医生和护士就推着父亲到CT室检查，母亲只需在姨妈的陪同下缴费、到住院部找床位。母亲对这种迅速入院的方式很满意，她不再慌乱，那位“转折亲”的主任医师已成为她的精神寄托。主任医师告诉母亲：小问题，需要做个小手术，他会亲自操刀。母亲千恩万谢，小心地在一系列授权书上写下自己名字，那三个字，歪歪扭扭，她一辈子也没写过几次。
吴总一来就说“转院”，能转到哪里，有熟人吗，有病房吗，有主治医生是亲戚吗。现在提出转院不仅不合适，还会得罪亲戚。
二
我到医院时，父亲已在手术室里待一个多小时了。母亲坐在空荡荡的走廊上，逆着光，单薄得像一张剪影。我知道，她肯定一夜没合眼。
我在走廊上来回走了几十遍，终于，门开了。护士提着一个特制的袋子，问要不要拿去化验。那个口袋里，红的绿的是模糊成一团的血肉，是父亲的胆囊。早上它还在父亲身体里，分泌胆汁，用疼痛抗议结石，现在却被取出来，与父亲脱离了干系……护士见我傻愣着，很利落地告诉我：“不化验也可以，就由医院处理掉。”我和母亲同时点点头。护士进去了，却不允许我跟着，我只好眼睁睁地看她面容冷峻地把门重新关上。门后是隧道一样幽深的走廊，父亲应该在走廊的转角处无声地躺着，他的胆囊，就这样和他永远地分离了。
又过了一阵，医生出来宣布说：“手术很成功。”他叫我们去病房等着，然后又关上了大门。这个宣布结果的人，就是我们的“转折亲”。
就像所有安慰我的人说的一样，这只是个小手术。当父亲被准许可以吃东西时，他一口气吃了一碗粥、两个馒头。这令我十分感动，母亲很高兴地给我妹林燕打电话，说不用回来了，带着那么小的孩子不方便。
母亲也是在那些时候反复给我讲起吴总的，说她没恨我们已经不易，还要送钱来。“我宁愿不要她的钱，我们老了，花钱的时候少。但这毕竟是人家的心意，不能不收。我想把这钱存起，等玲玲考上高中后，发红包还回去。”玲玲是吴总的女儿，上初二。我说，你喜欢怎样办就怎样办吧。母亲叹了口气：“她和你妈一样没文化，说话不知好歹，你要多体谅她。”我没好气地说：“你太操心了，人家有钱人哪需要我这个穷人来体谅。”母亲最不愿听到这样的话，瞪了我一眼，站起来就走了。我忙跟出去问：“你去哪？”“我能去哪？我给你爸熬粥！”我只好回来看着父亲。父亲告诉我，那天，吴总在电话上说“你们看着办”之后，司机和助理过来接她，还各送了两千元红包。父亲说:“不该叫他们来，人家打工，一个月才挣多少钱？这不是为难那两个年轻人？”他精神好起来后，就喜欢评判是非。
那天，姨妈和表姐也给我讲起吴总。姨妈说：“有钱人我见多了，有钱也不能目无尊长！”我赶紧点头。表姐笑道：“妹儿呐，你没看到她的傲慢样子，真的气人哪！要是听她的，你爸能这么快做手术？能这么快就好了？”我不停地点头，忙说了好些感谢的话。
一星期后，父亲出院。我便回学校上课。
三
周五的黄昏，我从教室出来，就听同事在走廊上喊：“快来接电话！你妈打的，响好几遍了！”我的心怦怦直跳，父亲不会出什么事吧？我跌跌撞撞地跑进办公室，就听母亲在电话里哭喊：“你爸疼得不行了！比上次还严重！”“快送中心医院啊！”我急得跺脚。母亲却哭着说，姨妈安排到第六人民医院，请医生再检查，说是不是吃过不干净的东西。
父亲是各种数据正常后才出院的，这才几天？药不会有问题吧？医生不会把手术刀落在父亲身体里吧？我胡思乱想地跑校长办公室请假。
第六人民医院没有查出痛因，父亲已疼得快要虚脱，。母亲慌忙给吴总打电话，把父亲送到中心医院。
等我到住院部时，已是凌晨三点过。惨白的大楼静静地矗立在夜色里，地上到处是黑黢黢的树影。病房在十一楼，从电梯出去，还要穿过幽深的走廊。父亲蜷在病床上，没盖被子，口鼻上都插了管子，明显比几天前更消瘦。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怕一出声就是哭腔，只好木然地站着。母亲把检查报告递给我，说结石卡在胆总管，切除了胆囊，却并没解决问题。
父亲体重比生病前降了二十多斤，连续检查带来的辐射伤害只能忽略不计。
林燕回来后，说父亲的病被“转折亲”医生耽搁了，要去找他承担责任。母亲把她训斥一番，还让她把孩子带远点，说医院里阴气太重，怕小孩子撞见什么。
吴总是中午来病房的，林燕不想见她，带着老公和孩子先走了。吴总告诉我们，她得去签一个重要的合同，手术的事全都安排好了。我把吴总送到电梯间，看电梯门缓缓合上，我终于说出一声“谢谢”，也不知她听到没有。如果我声音太大，会不会显得见外；如果不说，我是不是也成了不知好歹的人？
吴总是在出生第六天被送出去的。
三十六年前，我们小镇只有一条街，狭窄，弥散着臭气，两旁的破旧房子挤挤挨挨，偶尔还有瓦片像一泡鸟屎般地当街跌落，那些刚走过的人又慌张又庆幸。七月的某天，母亲挺着大肚子，一手提着半篮子鸡蛋，另一只手攥着三岁的我往回走。白晃晃的天空里没有太阳，热气是从地上升腾出的。母亲走得很慌张，仿佛怕撞到瓦片下落。母亲把我的手攥得很紧，后来却慢慢松开了。那时候，前方立着一个木头电线杆，母亲似乎想去抓住它，却缓缓倒在它旁边。鸡蛋从篮子里滑出来，泻出一滩浑浊的黄水。有人在惊呼，很快围上来一圈人……不知是谁在叹息：“肚里的娃怕是保不住了！”。
此后，母亲身体越来越差，有一次倒在家里，两三次倒在地里，但她肚子里的老二却安然无恙。老二每天吃饱喝足，足月了也迟迟不肯出世。
到六月初三的下午，母亲已痛了整整两天。接生婆看过几次后，渐渐有些慌张。就在大家把滑竿绑好，要送母亲去医院时，老二却顺利出生了。她白白胖胖，远比此后十多年里可爱。舅妈从接生婆手里接过老二，欢喜地从里屋抱出来给大家看：“多俊的……”，话音未落，老二却急迫地尿了舅妈一身。那滴滴答答的声音，很多年都响在母亲心头，她经常夜不能眠，恨不能回到这一刻，先用厚厚的尿布包住老二的屁股，或许，日后的几十年就是另一番光景了。刚出生的林家老二，日后呼风唤雨的吴总，用一泡尿把所有人震慑住了，人们贺喜的话刚有个开头，空气就像凝滞了一般。人们目瞪口呆地看到，老二的尿从舅妈的手掌里慢慢流下去，一点一点滴在地上，没有人想起要给舅妈递个破布片擦手，或者，帮她搂住这个刚出生的“妖孽”。
谁能告诉我，老二为什么不能憋一会儿，晚一点尿呢？
我们老家有句俗语：“下地一杆枪，不杀老子就杀娘”，据说，很多实例都印证过这句话。那些一出生就撒尿的娃，后来不是没爹就是没妈，还有王家坝那个娃，硬是把爹妈都克死了。我上学后常琢磨这句话，老二“下地”了吗？最多只能算“下肚”。父母怎么就相信一泡尿有“一杆枪”的威力？
关于老二的去留，引起了亲戚和邻居的热议。舅妈很热心，想回家把自家两岁的小儿带来换这“天生带枪”的女娃，还说总归不会克养父养母的……邻家的赵婆婆撇着嘴跟我祖母嘀咕：哪能由她说了算，好端端的女娃，带到夹皮沟去，长大了婆家都不好找……
母亲哭过几次，还昏过去几次。家里先后来了两个算命的，掰着手指头，无一例外地得出结论：这个女娃克母。
第六天，赵婆婆的侄女来了，一进门就到处瞅。据说她还顺带拍拍柜子，那声音和拍在鼓上的效果差不多，里头也和鼓里头一样空。赵婆婆的侄女对母亲说着“掏心窝子的话”：“得送个近点的，家庭条件好的，以后看得到，放心。最好是没有生育的，不会亏待你的娃。”这是为吴家量身定制的条件，吴总的养父吃公粮，在轮船上工作，养母有先天性心脏病，不能生育……重要的是，他家离我家不到两公里。
母亲被深深地打动着，觉得老二能到这样的家庭是天大的福分。母亲坚决不要什么“感谢”，唯一的希望是，吴家能把老二当亲生女儿一样……她还没说完，赵婆婆的侄女就迫不及待地打断她：“那还用说？”她以同样迫不及待的方式，抱走了老二。
吴总叫“吴成凤”，是那边祖父起的。吴家说，抱养的娃，一定要好生对待，免得遭人说闲话。吴家告诉吴成凤：你亲生父母想生个儿才把你送了，多亏我们养你，你要好好报答我们……
他们说的比实情还像真的。那时，计划生育已在小镇上刮起微风。许多年轻父母不顾家境贫寒，憋着一股劲儿当“超生游击队”，躲到哪里也非要生出儿子来。
十多年里，吴成凤没有成“凤”，却成了远近闻名的捣蛋鬼，比男孩子还野还浑还能惹事……她留级和林燕同班，林燕成绩好，老师都喜欢她。吴成凤上课揪同学头发，踩同学的脚，还敢偷拿商店柜子里的钱，老师见她就头疼。老师走家访，表扬林燕爱学习，临走时却问母亲为什么要把亲生女儿送给别人，母亲就像犯错的小孩，红着脸说不出一句话。不久，吴成凤的养母也来找母亲哭诉，说这女娃已经无法无天，没人管得了。那时候，吴成凤和林燕正在上小学四年级。
一天，母亲抱着一斤便宜毛线喜滋滋地往家里走，她打算给林燕织件新毛衣。林燕长那么大，一直穿我的旧衣服，而我的衣服，大部分来自姨妈家。
吴成凤那天又被老师赶出教室，说是要请家长来陪着才准上课。这类事情对她而言，已成家常便饭。她慢腾腾地走出校门，满不在乎地四处张望，刚下台阶就看见母亲了，她便停下来，双腿交叉着斜靠在围墙边，不屑地看着母亲走近。忽然，她轻轻地“呸”了一声。母亲惊愕地看着吴成凤，手里的毛线便颤抖起来。吴成凤大约觉得自己“呸”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索性再连续“呸”几声，然后昂着头就要离开。我小时候如果靠着门或墙斜站着，母亲会一言不发，一耳刮子拍过来。母亲扔了毛线，飞速地折断一根竹枝后就把吴成凤揪住，仿佛老鹰抓小鸡一样。竹枝噼噼啪啪扫过去，一瞬间，吴成凤就被打得在地上打滚。看热闹的人来了好几个，却没人拉住母亲，门口摆摊的瘸腿老婆婆竟然还喊道：“打得好！看她还来偷泡泡糖！”可怜的吴成凤，过街老鼠一样横行乡邻，深受其害的人还不少。
吴成凤跪在地上，双手背在身后，凌乱的头发遮挡了半边脸。十多年来，她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她抽泣着，两肩也跟着一起抖动，一只鞋子散落在旁边，她也不敢拿来穿上。母亲当街教训了吴成凤，还逼她承认错误，甚至让她把不做作业的事也“交代”清楚了。围观的人没弄清楚母亲为什么打吴成凤，直到吴成凤的养母赶来，他们还在窃窃私语。那个先天心脏病的女人，个头不高，脸庞瘦小，还没走拢，声音已经发颤：“你怎么狠得下心……”她夺走那个竹枝，把它扔出好远，又偷偷地抹了一把泪后，才过来扶起吴成凤，替吴成凤擦了擦脸，又穿好鞋子。她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带着哭腔对母亲嚷道：“你再打她，我可不依了！”她俩走出好远了，母亲才把毛线捡起来，心里比那堆毛线还乱。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老镇上原来不认识母亲的人都在议论她，说她想生儿子，把亲生女儿送给了别人……
四
我提前把父亲推进手术室，里头很大，很空，好几个白大褂在准备器材。医生告诉我：这次手术，要用一种细微的仪器，从口腔鼻腔分别伸管子进去，将胆总管处的结石一粒一粒地取出来……
我在走廊上等着，林燕哄睡了孩子，也来到手术室外。林燕抱怨说，母亲什么都听吴成凤的，她不就是有几个臭钱吗？她就是个骗子，说不定又打什么主意来了……“那你说怎么办？”我忍不住打断她，“医生都是她找的，不然，起码还得等上三天。”想起父亲蜷在病床上咬牙忍痛的样子，我的鼻子一阵发酸。
吴成凤确实骗过我们，还骗过她的养父母、亲戚、邻居、同学。可是，现在那些人都原谅她了，难道我们还要记一辈子？
我上大学那年，林燕也考上中专。镇上的人把这视为了不起的大事，我们再次成了众人热议的话题。我同学李桃的父亲说：“这林家硬是奇怪，老大老三都有出息，这老二怎么不争气？”
她母亲说：“那都是吴家惯的。”
“还是得怪林家，亲生的娃，怎么送给别人？”
“想生儿嘛，结果老三还是个女。计划生育来了，都生不成了嘛！”
这个解释实在更合理。可是，什么是“有出息”？如果知道二十年后吴总修房子，修路，修大桥，他们会不会收回此刻说的话？
但那时，吴成凤已成无业游民，还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来往。他们合伙开歌舞厅，她把养父养母的积蓄全投入其中，还借了不少钱。
小镇发生了巨大变化。街道拓宽了，有人外出打工赚了钱，有人就在家门口开了各种店铺。他们不再畏手畏脚地张望陌生人，而是动辄豪气冲天地聚在一起打麻将、吃火锅，说着“钱嘛，就是纸，酒嘛，就是水”之类的话。一到晚上，他们就去歌舞厅搂搂抱抱，像狼嚎一样吼着“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小镇上盘旋的不只是响亮的歌声，还有一些闪烁的光芒，它们飞向深邃的宇宙，仿佛不知疲倦地向世界宣告着：我在这里，我是小香港，我是小上海。
吴成凤的歌舞厅就在老街尽头，彩灯最多，声音最大，还有一种说法是“小姐”最多。那时候，往返于小镇和市区的班车一路颠簸摇晃，人们昏昏欲睡，一些嘀嘀咕咕的话语以及暧昧的笑声就在车里回荡，“小姐”一词总是频繁从他们嘴里冒出。我曾以为，“小姐”就是《牡丹亭》里莺莺燕燕唱着昆曲的杜丽娘，或者走在大观园里如同弱柳扶风的林妹妹，等我明白它的意思发生巨变时，已经有很多光着长腿穿着拖鞋的外地“小姐”涌入我们小镇。
半年没见李桃了。她愤愤不平地告诉我：“这地方没法待了！乌烟瘴气，到处是准备发财和已经发财的人！考不上大学总得活命吧，过年后，我也出去打工！”李桃还说：“你二妹就是发财的人，听她说，要让你们家好好看看她多能赚钱，还说要让你爸妈后悔死。”我摇摇头，爸妈才不会后悔，他们一定很庆幸，这样的女儿就是不克死父母，也要气死父母。
起先，吴成凤遇到我父母，总会躲着往别处走。后来，她却大大方方地喊着：“老汉儿，老娘，你们上哪去？”父亲黑着脸，一言不发，却恨不得要向天下人宣布：“这个人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母亲迫于父亲在场，只答应一声，就赶紧往别处瞅。终于有一次狭路相逢时，母亲一把抓住吴成凤的手：“你干啥要不得，非要去开歌舞厅？你去学个手艺！想学啥都可以，我给你找师傅！”吴成凤仿佛被电击中一般，愣了几秒，然后嫣然一笑：“老娘，你太操心了。我是不会去学手艺的。”说完，她轻盈地离开了，留母亲在巷子里进退两难。
我没有遇到过吴成凤，林燕也没有遇到过。
我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一所中学里，离家远，工资低，但我觉得当老师好，打算“长治久安”地干下去。一天中午，寝室里刚安不久的电话轰鸣般响起来，我喂了一声，以为是母亲或者林燕，然而，只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亲切地说：“姐姐，你吃饭没有？我是吴成凤……”我愕然，没想到她把“姐姐”喊得如此自然。
吴成凤是来借钱的，要五千，她说歌舞厅被派出所抓了现行，“小姐们”都被关起来了，要交钱才放人。“姐姐，你要是不借我钱，我都不知道找谁帮忙了。小姐们是外地的，很可怜……”吴成凤的声音很温和。我想起小镇上空的“霓虹灯”还有“北方的狼”，便冷静地说：“我没钱。”
“那你可以帮我想想办法吗？找你同事借借。”
我说他们也没有。吴成凤沉默了半晌后，电话里响起了忙音。
我得承认，吴成凤的电话让我无法平静，确实没钱，但如果是林燕借呢，我会不会找同事找同学帮忙？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是五百八十九元。吴成凤一开口就让我为难，一想起她借钱的原因，我更是羞愧无比。
再回小镇时，个别歌舞厅还在，但灯光黯淡，歌声也低了。吴成凤去了外地，那之前，她向很多人借过钱，和跟我说的话一样。事实上，派出所整顿时，她已经提前得知消息，把“小姐”们都遣散了。
五
医生把轮椅推出来。父亲垂着头，脸色黯淡，但他低声告诉我：“这里医生的医术要高明得多。”我难以想象两根管子在胆管里探索取石有多痛苦，但父亲一出来就“评论”医术，我不由得苦涩地笑了……
我和林燕推着父亲回病房。父亲的手垂在腿上，衣服的后背被肩胛骨撑起，格外突兀，头顶的白发更是刺眼。这一次，石头该全取出了吧？
父亲又一次出院了。
我继续上班。一听到电话骤然响起，我还会感到心惊。林燕一家在老家住几天后也回去了，临走前给我打电话：“你有几个妹那是你的事，反正我只有一个姐。”她总是那么健忘，父亲出院时，母亲还欢喜地跟姨妈和表姐说：“病是彻底好了，三姊妹也团圆了。”母亲在一些事情上总喜欢臆想，似乎并不在乎其他人是否配合，“三姊妹”只有我一人在场，她俩都没听到她的宏愿。
这类“团圆”不多。有一年春节前，母亲办五十大寿，家里来了很多客人。小镇上，一到庆寿总要放鞭炮。人们把那些圆如满月的鞭炮盒子拆散，一个接一个排在路上，从鞭炮长龙的尾巴上点火，只听得噼里啪啦的声音震撼着耳膜，那长龙冒着烟不断扭曲，一会儿就燃到头了……四邻惊动，都知道某家人在办寿宴，还会趁着鞭炮声赶来送礼。那天，表姐的儿子小文正把红彤彤的鞭炮在地上排出了个长龙，却发现没有打火机。他站在那里大声喊着：“谁有打火机，甩一个过来！”没人理他，亲戚们都围着几张麻将桌，兴致勃勃地看最后一盘谁能胡个“杠上花”。小文拎着鞭炮的引线正要搁下，一只打火机就从天而降般递到他手里。小文诧异地看着来者：怀抱婴儿的年轻男子，后面站着笑吟吟的年轻女子……此时，我也抱着孩子，从屋里拿了打火机正给小文送过去。我一看到他们就僵住了，吴成凤怎么来了，她什么时候结婚生子了？
所有客人吃了一惊。母亲的眼眶立刻红了，一把接过吴成凤的女儿玲玲，对着她的小脸不停地亲着，唤着“乖孙女儿……”吴成凤站在院坝里，掏出一个大红包递给母亲，大声喊着“老娘生日快乐！”又拿个大红包塞进父亲手里：“老汉儿新年快乐！”
母亲和吴成凤一家以及姨妈一家坐一桌，父亲、林燕还有我先生，分别坐在不同的桌上，这是母亲嘱咐过的，说便于照顾客人。我抱着孩子无暇自顾，只能不停招呼大家“别客气”。母亲更忙，把玲玲抱在怀里，还一直给玲玲爸夹菜。林燕去厨房添饭，顺便过来捏捏我孩子的脸，小声嘀咕道：“小艺，你外婆喜新厌旧，不要你了哦。”小艺太小听不懂，对着小姨没心没肺地咧着嘴，笑得很开心。
那天晚餐后，吴成凤一家三口没有走，坐在电视机前跟父亲聊得热火朝天。玲玲爸讲起父亲当过兵的地方，说自己常在那一带转悠。我很诧异，那是我出生之前的事了，他怎么比我知道的还多。父亲不断发出爽朗的笑声，母亲摇着拨浪鼓正逗玲玲笑。
林燕不参与谈话，一声不吭地把小艺抱出去看烟花。我匆匆打个招呼，也跟着出去了。
一朵朵烟花绽放在深蓝的夜幕上，把小街弄得忽明忽暗。我见林燕皱着眉头，就跟她开玩笑：“你应该感谢吴成凤，如果不是她一出生就撒尿，你肯定因为计划生育而被暗害了。”林燕不屑地哼了一声说：“我命好，哪会遭那样的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