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良新著《朝向大地：新大众文艺时代文学批评的反思与试验》（以下简称《朝向大地》）抛出一个尖锐问题：当前新大众文艺蓬勃兴起，我们的文学批评却为何还在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文本？

文化自信，顶层设计早已明确。从2014年提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到党的二十大强调“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方向清晰：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软实力。然而现实尴尬——批评界尤其是学院派，习惯“以西律中”，生搬硬套西方框架，面对新大众文艺的创作实践，这种批评方式方枘圆凿，引发作者与读者双重抵触。

徐良在书中痛切指出，这种“文化不自信”的根源在于：我们忘了自己有成熟且早于西方的文学批评传统。先秦《尚书》“诗言志”与《论语》“文质彬彬”，比西方“希腊三贤”早数百年。此后，《毛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确立抒情规范，《典论·论文》《文赋》标志文学本体“自觉”，《诗品》“滋味”说、《文心雕龙》“体大思精”构建体系，唐宋“妙悟”说、明清“性灵”说，直至王国维“境界”说——这条脉络清晰展示中华文明在文论上的独树一帜与延续发展。这些思想曾深刻塑造民族审美品格，一度成为世界学习的典范。

反观现当代，西方意识形态强势渗入，传统文论地位被削弱。批评者醉心于柏拉图、布瓦洛或列维-斯特劳斯，却忽视本土资源。“理论先行”模式引经据典、注释繁密，甚至牵强附会，严重背离中国文学的审美思维。

症结找到了，但改变的动力来自哪里？来自新大众文艺的崛起。

新时代创作主体早已不局限于学院派。跨界创作成为常态，“素人创作”层出不穷——倪萍的《日子》、韩红的《我与蒙面诗人》、外卖骑手王计兵的《低处飞行》、钻探工人张二棍的《我愿埋首人间》，这些作品没有系统的理论框架，却饱含生命真情。内容上，工业经济、脱贫攻坚、生态文明进入视野；载体上，微博、微信公众号、短视频、直播等新媒体崛起。导演饺子凭《哪吒》登顶中国电影票房便是明证。新大众文艺符合中华文化内涵与思维方式，文学批评必须与时俱进。

然而部分批评家仍抱残守缺，用西方文论解读新大众作品。他们不知创作背景，不解事件脉络，不虑读者需求，机械照搬、生拉硬拽，致使批评“自言自语”，失去普及文学、传递思想的桥梁作用。

为此，《朝向大地》提出关键词——“发现”：“这个世界从来不缺乏美，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发现美，发现价值。”作者呼吁批评者认真学习中华优秀文论，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史，发现真善美，从而“找回自我”，真正做到古为今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也只有这样，批评才能适应大众审美思维，引导大众创作，“更有效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理论主张之外，该书分文体开展批评试验。

小说领域，受西方思潮影响，“为艺术而艺术”脱离大众，致使《平凡的世界》初期被全盘否定。《朝向大地》从现代性依旧重要、严肃更需通俗、想象力不可或缺、现实主义回归、细读解构与重塑等方面做出示范。

散文领域，“国民性”文体因“内卷”一度迷失。该书从新散文新在何处、传统是一种力量、小文章的大作用等角度，倡导既坚守“双百”初心，又兼顾人民性和时代性。

诗歌领域，诗人努力对抗固有表达形式，呈现“反叛”精神。该书从创新首先要继承、反传统很有意义、主题是时代需要等方面，引导批评者“拓宽眼界、打开格局”，走进内心，窥见本质。

报告文学等非虚构写作，题材既有乡村振兴、人工智能的宏大叙事，也有英雄故事、百姓日常的微观视角。该书从须与时代同呼吸、文学形式突破、人文精神树立等方面，揭示非虚构创作体现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多重哲学关系。

无论分析何种文体，该书不否定西方理论，但评论时基本沿用中华传统文论。从剖析内容与形式、语言与结构，到探究创作背景与目的，都接地气、贴民心，满足现实与大众需要，可谓充满了坚定的文化自信。

《朝向大地》是一部反思录、一部方法论，更是一部唤醒之书。它提醒我们：中国文学批评有着丰厚的本土资源，完全可以构建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让批评真正“朝向大地”，朝向我们自己的文化根脉——这不仅是学术命题，更是时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