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苏文韬的《对“新大众文艺”内涵的几点误读及辨析》。文章通过梳理当下对“新大众文艺”的几种典型误读，从主体、内容、功能、生产传播四个方面探讨了“新大众文艺”的丰富内涵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作者认为，“新大众文艺”不是传统文学的重蹈覆辙，而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对大众与文艺及其关系的重新定义，意在建构良性发展的文艺共同体。本文系“文学新批评”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自《延河》杂志首次提出“新大众文艺”理念以来，这一文艺理念已逐步引发业内讨论并获得公众认同，且正式纳入国家“十五五”规划与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战略。然而，在当前学术界、文艺界和社会公众层面，对该理念的理解、阐释与接受均存在清晰度与准确性不足的问题。既有研究与评论中，有部分观点将“新大众文艺”的内涵误读为“底层写作”的地位提升或“素人写作”的迭代升级；也有部分观点将其等同于“旧通俗文艺”的流量复刻；还有部分观点将“新大众文艺”与“精英文艺”置于相互对立的位置，进一步将其创作主体窄化为体力劳动者，等等。基于上述认知偏差，本文将梳理当下“新大众文艺”阐释中的几种典型误读，试图在重新回到“新大众文艺”提出的背景及其原初内涵的基础上，对“新大众文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面向进行再阐释。

一、对“新大众文艺”的几种典型误读

第一种误读是将“新大众文艺”等同于“旧通俗文艺”的流量复刻。诸多评论习惯性地将“新大众文艺”简化为适配短视频流量逻辑的“爽文、段子、口水歌”，认为其不过是早年地摊通俗读物更换传播载体后的产物，其内核仍属于媚俗趋利、消解思想深度的文化快消品。该判断完全割裂了“新大众文艺”所植根的具体时代语境，旧通俗文艺发轫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时期，服务于早期市民阶层的业余休闲及娱乐需求。而当下“新大众文艺”生长于数智媒介赋权及平权的时代语境，创作者本身即为下沉市场的普通劳动者，内容核心是普通群体依托自身职业对生活经验的原生态表达。譬如：山东“三农”博主拍摄的胶东渔村日常并非仅以卖惨博取关注，而是对渔业转型阶段渔村真实生态的记录；工厂务工者创作的流水线随笔并非刻意渲染悲情，而是将当代蓝领的生存处境转化为可被感知的文字表达，这种“创作者本身即为大众一员”的本质属性，是旧通俗文艺完全不具备的核心特征。

第二种误读是将“新大众文艺”与“精英文艺”置于完全对立的位置。既有话语体系中往往隐含着非黑即白的二元叙事逻辑，精英文艺承载思想深度，“新大众文艺”仅能提供情绪价值。前者高级、后者低级，二者天然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二元划分本身就是由知识权力建构所形成的认知偏见导致的。在当下的文艺生态中，“新大众文艺”早已不再是精英文艺的边角料和边缘补充，反而成为诸多精英创作的素材来源。譬如：电视剧《漫长的季节》的破圈传播就离不开对东北民间叙事逻辑的吸收，近年来音乐节中广受追捧的民谣本身就脱胎于大众日常生活。在“素人作家”中，诸如获得鲁迅文学奖的“外卖诗人”王计兵、“清洁女工作家”瑛子、“体育老师作家”章新宏等的创作实践，都早已打破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人为设定的鸿沟。健康的文艺生态本就是循环流动的有机整体，大众文艺为精英创作提供鲜活的生活素材，精英文艺为大众创作完成思想提炼，二者并非谁取代谁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相互滋养的共生关系，强行割裂二者的关联，本质上是精英话语对大众创作权的变相剥夺。

第三种误读是将“新大众文艺”的“大众化”“人民性”等同于“泛娱乐化”。不少监管平台与评论环节直接将“新大众文艺”的“大众化”“人民性”特征与“泛娱乐化”画上等号，认为其普及会拉低全社会的审美水准，因此对其采取限制、边缘化的处理方式。但实际上，“新大众文艺”的“大众化”“人民性”本质是数智时代创作权下放的必然结果。在传统语境下，文艺创作是少数专业阶层垄断的文化特权，普通群体仅能作为受众被动接收内容，而当下每个人都可以借助移动终端拍摄视频、撰写随笔、发布音乐作品，创作门槛的消解推动着文艺重新回归“大众创作、大众共享”的原生本质。这种大众化并不等同于“泛娱乐化”，诸多“新大众文艺”作品承载着比传统精英文艺更尖锐的现实关怀。譬如：东莞农民工创作的打油诗就揭露了工厂管理中的不公平现象，小镇青年拍摄的县城改造日记记录了城镇化进程中普通群体的生存选择，这类内容的公共价值，远高于诸多无病呻吟的圈层内创作。

二、“新大众文艺”丰富内涵的再探讨

“新大众文艺”的内涵不是单向度的，其既赓续了百年中国大众文艺的“人民性”基因，又是在密切结合新时代社会结构、媒介环境与文化需求的基础上，对当下文艺特征作出的新论断，体现出复杂性、丰富性的时代特征，可以说是一场系统性的文艺变革，我们或许可以从主体、内容、功能、生产传播四个主要方面来理解新大众文艺及其未来的发展方向。

首先，从文艺主体性层面而言，“新大众文艺”完成了主体边界的重构，突破了阶层、群体的固化界定。大众从单一的文艺接受者延伸至创作者，成为文艺生产的重要参与者。这离不开新媒介的加速发展和普及，如短视频、UGC内容平台与AI创作工具的广泛应用，降低了文艺创作的技术门槛，普通创作者也可以是新大众文艺的创作主体，并且涵盖不同年龄、职业、地域的社会群体。这种主体层面的多维度拓展，刷新了我们对创作主体的固定看法，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创作主体还在持续表现出新的特征，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展现出新的变化。

其次，从内容维度来看，“新大众文艺”在日常个人叙事与时代公共叙事的融合方面实现了突破。“新大众文艺”的内核是锚定新时代中国人民的生活实践，实现了日常个人叙事与时代公共叙事的有机融合。“新大众文艺”的内容天然具备新时代的公共属性，它从大众的个人体验出发，承认并接纳大众的日常审美需求，契合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向往，自然生发出对时代议题的回应。例如：短视频作品《回村三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从创作者个人的亲属记忆切入，投射出当代青年对焦虑、奋斗与生命意义的集体思考，引发了全社会范围的广泛讨论。这种“从日常出发回应时代”的内容特征，区别于传统宏大叙事的表达范式，进一步强化了文艺与大众生活的联结。

再次，从文艺价值与功能维度来看，传统大众文艺的核心功能突出启蒙属性，而“新大众文艺”不再发挥文艺自上而下的教化功能，广大人民群众才是文学的主角，但在新媒介时代也表现出与传统大众文艺相杂糅的特性。“新大众文艺”依托大众喜闻乐见的传播形式，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大众的日常文化生活，例如：许多“脱贫题材短视频”“抗疫主题vlog”，均是普通大众记录自身的亲历故事，这种“大众讲，大众读”的方式，赋予大众个体用文艺表达自我的可能。在“新大众文艺”的生产过程中，普通大众通过创作实现自我表达、获取群体认同，完成了个体的精神价值建构，更易引发情感共鸣，凝聚全社会对新时代发展成就的认同，构筑全体人民共同的精神家园。

最后，从重构文艺生产传播机制来看，在媒介融合语境下，“新大众文艺”构建了开放多元的全新文艺生态，其所倡导的是整个文艺共同体的开放性建构与重塑，算法推荐的普及使得碎片化内容得以便捷触达用户，流量逻辑驱使文艺创作逐渐转向迎合受众需求的路径，传统阅读秩序中遵循的生产传播路径正发生根本性重构，重塑文艺生产与阅读关系的深刻变革正在持续进行。在当前多数网络文学平台中，读者可随时介入故事文本，修改情节、补充细节，甚至可自主从零开始完成独立创作。“阅读”不再局限于对既有成品文本的接受，而是从内容接受到创作完成覆盖整个链路中的用户体验。将“千人一面”的标准化阅读转化为“千人千面”的精准情感匹配，在生产传播中产生了新的文学创作形式和传播机制。

综上，“新大众文艺”不是传统文学的重蹈覆辙，而是在新时代语境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创作导向，对大众与文艺及其关系的重新定义，意在建构良性发展的文艺共同体。上文只是笔者个人的一点观察和思考，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技术的革新，“新大众文艺”的内涵和形式也将会不断呈现出新的特征，其本身便内涵着面向未来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