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只有一半属于诗人，另一半则来自他脚下的土地。这个由原野与家宅、交游与独处、过去时与进行时共同耦合而成的庞大系统并不总是很显明，却又使诗人的笔端时时受力，敦促着他们在诗中画下隐约或清晰的胎记。对于置身其中的诗人来说，一个地方的山水人文对诗歌辞章、语感，乃至视野情怀的塑造，是无法回避的。地处米仓山南麓的巴中，山川雄奇、民风刚健，是巴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与传承地，兼具南北过渡地带的杂糅气质，巴山夜雨的古典意象和号子山歌的民间资源，绵延而深厚地滋养了巴中诗人的新诗创作，既诞生了一批风格成熟、气象蓬勃的诗人诗作，又持续地涌现出具有探索意识和先锋潜质的诗歌新人，在代代传承中不断吸纳新的诗学资源，并最终呈现出当下巴中诗歌多元共生的发展格局。

“巴山万叠水千条，此地羁魂易寂寥”，因偏处川东北群山腹心，巴山巴水在古典诗歌中通常是历代文人流寓寄怀的精神驿站，及至现代，新诗的种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余波中随现代教育的建立悄然落地，早期以零散的校园写作和地方报刊的零星发表为主，尚未形成自觉的诗歌生态。巴中新诗写作的真正勃兴，始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诗歌热潮，最初的诗人是零散的，甚至是孤独的，杨通最有代表性——他是当代巴中诗歌的灵魂人物；还有走出巴中的王敦贤、廖忆林等，他们为山地书写者走出大山开辟了一条有效路径。随后，以杨通、周书浩、张万林、王志国、马嘶、岳鹏、李杰、陈杰、孙梓文等为核心的“原点”诗群不断集结，不断壮大。2004年“原点诗社”的创立与《原点诗报》的创办，标志着巴中诗歌从自发走向自觉，这份以“始于原点，终于原点”为精神宗旨的刊物，不仅为本土诗人提供了持续发声的阵地，更以民间姿态凝聚了一种坚韧的写作共识：即使身处地理边缘，诗歌依然可以通往辽阔。进入网络时代，巴中诗人借助新媒体平台获得了更为便捷的传播通道，与成都、重庆乃至全国诗歌界的交流日趋频繁。如今，巴中已形成以《原点》《巴中文学》等为阵地、以《四川文学》2026年第7期“四川诗歌联展·巴中卷”的68位参展诗人为代表的老中青三代梯次分明、性别结构均衡的创作群体。诗人们重章叠句，将共同的故乡巴中从角落处一次次牵引到地图的正中，是巴中诗歌生态及其成果的集中呈现。这些诗作携带着大巴山的自然与文化记忆，又关涉现代人纷繁复杂的个体境遇，展示了诗人们在文体探索、语言锤炼与精神追问上的不懈努力。

地域书写与空间经验

巴中诗歌最显著的外部特征，是其与地理空间之间那种近乎血脉相连的紧密关系。关于诗歌地域性书写的讨论早已成为一种滥熟的批评视角，或许并不新鲜，但事实是，诗人的创作天然会从地方经验里寻找材料、汲取养分，而四川大地上的每块拼图彼此亲密，又那么不同，使巴中诗歌也拥有了自己的特色与个性。巴中地处巴、蜀、秦陕文化的交界处，既汇通四方又似乎总处于边缘，大巴山的巍峨耸峙、诺水河的回旋奔流、光雾山的旖旎变幻、南龛石刻的神秘隐喻、恩阳古镇的深厚底蕴、王坪烈士陵园的庄严，都赋予了巴中更加强烈也更为丰富的地域特质。在巴中当代诗歌的创作中，地名及地理现象从来不是单纯的背景或装饰，而是被提炼为一种精神空间，成为感知故土与表达情感的深层语法。

杨通在《巴中》中写道：“山外流水的声音，在我的阁楼里荡漾/我一直在巴中这块大地的胎记上/为热爱抱残守缺”，揭示了巴中诗人与这片土地之间宿命般的精神联结。胎记与生俱来、无法剥离，它是构成人身体与身份的本质部分，而将巴中作为大地的胎记，既强化了生养在兹的家乡热土与更广袤的华夏大地紧紧相依的咬合感，又不无试图将一座山间小城从地理夹角推至中心的强调意味。一般而言，把家乡地名写作自身的胎记才是习见的比喻，但诗人始终把巴中置于身外，拒绝将地名作为诗歌的肤浅文身，更显对家乡的谦卑与敬重，他以“不去关心梦寐之外的风花雪月”的决绝姿态，表达了对这片土地“抱残守缺”式的忠诚。这种忠诚并非简单的乡土抒情，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近乎宗教性的精神皈依。李欣蔓在《年轮刻成峡谷》中则从另一维度处理了地理经验：“落日似血红的玉坠挂在大巴山胸前/众多的山神和悬崖站立在周围”。大巴山在此被赋予了神性的庄严，“年轮刻成峡谷”将时间的流动固化为空间的形态，亿万年的地质运动被收纳进诗人匆匆一瞥的打量，而峡谷的纵深约等于历史的纵深，英雄的人民还将在这高山深谷之间继续向前。岳鹏的《父亲的早晨》在题材上并不新鲜，但是诗人写出了父亲的艰辛与牵挂，写出了大山一般的父亲形象，也写出了乡村的变化：“村口的老松树又脱了一层皮/他数着疤迹上的年轮/一圈一圈，一直数到那个/年少的自己”，诗人没有写父亲在回忆，而是以可感的方式来表达，将父亲的沉重的人生岁月呈现在读者面前，“提起水桶，却像提着/空荡荡的村庄”，这里有历史，有现实，也有无奈，但这也正是诗人认知的大山和大山中人的命运。

除了山岳的雄奇，巴中诗人也对流水投去了同等重量的注视。王珏在《诺水河，三潮水》中写道：“水，在涨潮时才算活着/像人，在起身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水都在死或者临死的途中”。诗人将自然现象与人的生命状态进行直接类比，三潮水因每日定时涨潮三次而得名，这一地理奇观被转化为关于生命节律的沉思，“三潮水，潮三次，便活三回”。结尾处“在三潮水，我满身傲骨/却羞愧地弯腰”，则在自然的伟力面前建立了一种谦卑的主体姿态，暗示了地理空间对人的精神重塑。米黎明的《三宝溪》则以更为细腻的笔触描摹了一个隐秘的自然空间：“三宝溪在大山深处，白鸟侧着身子飞去/来到谷底，长满苔藓的石桥/谨慎地引我过溪”。诗人以朝圣般的姿态进入这个“秘境”，“天空掉下来也是一条细线”的视觉奇观既写实又写意，在精确的地理描绘中注入了精神的仰望。而“导游的山民都是神”一句，则将日常生活经验进行了神圣化的处理，使普通的行走跋涉升华为一种精神仪式。

在山水地理的书写之外，巴中诗歌中还有一些作品呈现出在故乡与他乡之间的精神拉扯。这种张力体现在地理空间的转换中，也体现在心理空间的游移里，现代城市意义上的巴中成为最重要的参照。王志国作为藏族诗人，从阿坝高原迁徙至巴中，《暮春的死讯》写故乡亲人的离世：“暮春的死讯/来自遥远的家乡”。诗歌中的“遥远”不仅是地理的距离，更是心理与情感的隔膜，“放下手机，那离开的人/茫然浮现于眼前”。手机的现代通讯技术与死亡消息的古老沉重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对照，而“千里外的雪山/化为隔空飘落的雨水”则将阿坝的高原意象与巴中的多雨气候熔铸为一体，诗人在两个地理空间之间建立了情感的通感。孙梓文的《在缙云寺》写的是重庆北碚，以过客身份、他者眼光打量一个陌生的地方，诗中充满反思，“我慧觉太浅，深陷于碑林的点横撇捺”“我修行欠缺，不适合打坐/只适合心灵归依，‘相看两不厌’”，但他的内心还是受到触动的，“我是被佛音唤醒的”，暗含着诗人对自我、现实和超然的感悟。杏林春早的《今夜，又说起故乡》更为直接地处理了离乡者的身份困境：“今夜，又说起故乡，依旧是一壶/渴饮的空话，不像在梦里一抬腿就能抵达”。诗人坦陈故乡话题已成为一种无法真正抵达的言说，而“盐井”村名与实际无盐井的错位，则隐喻了故乡在记忆与现实之间的双重存在，这种对故乡的寻而不得与无处不在的相悖体验，正是离乡者精神状态的真实写照。

显然，巴中诗歌的地域书写已超越了简单的风物描摹或乡愁抒发，通过从在地出发却不止于在地的写作姿态，去撞破地理空间久闭的樊笼，经由对山、水、植物、气候等地理元素的具体书写以及历史、文化等精神元素的深情回望，使地方经验唤起更加具有普遍意义的生命体验。

创作群体的多元生态

巴中诗歌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非少数几位诗人的孤立写作，而是拥有结构完整、性别均衡、代代相衔、风格多元的创作生态。本次联展收录的68位诗人，年龄跨度从出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谷继文到出生于2004年的岳兰茜，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代际链条。老中青三代诗人各持所长、相互砥砺，其中，女性诗人占据了相当比例，而以《原点》为核心的诗歌共同体则为这一生态提供了持续的精神凝聚与组织支撑。

巴中诗歌从零散走向自觉、从个体走向群体的历史性跨越，离不开《原点》诗群的凝聚与推动。世纪之初，杨通、张万林、周书浩、王志国、马嘶、岳鹏等一批在各自写作道路上摸索多年的诗人，意识到个体的零散发声难以形成真正的诗歌力量，遂于2004年创立原点诗社、创办民刊《原点》，将巴中境内及周边地区有志于诗歌写作的同道凝聚起来。2006年，著名诗人舒婷为巴中《原点》题词：“从生命本真出发，抵达日常生活的中心”。从2007年开始，每年一次的“原点•端午诗会”以及各种形式的诗歌分享、交流、采风活动，一直不曾间断，并在全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随后的《原点年选》既刊发本土诗人的作品，也关注国内诗歌的前沿动态，在精神上、艺术上追求与更广阔的诗歌版图对话。

在代际结构上，巴中诗歌同样呈现出令人瞩目的均衡性与连续性。出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一些诗人，如汭柏（余定平）、周延奎、谷继文、杨通、米黎明、张学文、张学党、杨章圣、杏林春早等，是巴中诗歌的奠基者，这一代诗人虽然风格各异，却共享着深沉的土地情怀与坚定的文学信念，他们深知在地理边缘坚持诗歌写作的不易，在语言锤炼和形式探索上保持着近乎执拗的认真。中坚一代是当前巴中诗歌创作体量最为庞大的群体，以周书浩、张万林、王志国、孙梓文、雷文、罗凤鸣、李中焜、李杰、李常青、陈杰、苗芳、陈紫烟、李欣蔓、岳鹏、蒲苇、王珏、刘丽英、陈勇、谯丽娟、苏长龙、谢发印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歌观念成熟或趋于成熟，写作风格稳定或相对稳定，主题涵盖面也更广，从乡土印象到城市体验，从个人情感到历史抒怀，从地域书写到存在之思，在多个方向上持续拓展巴中诗歌的内涵边界。这一代诗人多数已出版个人诗集，在全国各级刊物上持续发表作品，构成了巴中诗歌最稳定的产出力量。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以唐海峰、赵星宇、谭智文、刘磊、马佼、鲜宗美、墨鸣（岳磊）、孙澜僖、岳兰茜等为代表的90后、00后青年诗人的迅速成长，他们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诗学视野更为开阔，语言意识与形式自觉也更为鲜明。赵星宇入选《诗刊》社“00后”诗人十佳；唐海峰、马佼、鲜宗美在《星星》《飞天》等刊物频频亮相；最年轻的岳兰茜在《婆婆》一诗中对女性命运的关切与超现实手法的运用，已显示出不凡的才华。而且，这些诗人大多在巴中之外学习、工作，他们带着巴中的底蕴，逐渐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人生与艺术之路。这批青年诗人的不断成长，为巴中诗歌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悄然改变着巴中诗歌的艺术面貌。

巴中诗歌创作群体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性别结构的相对均衡与女性诗人创作的持续活跃。本次联展收录女性诗人约20位，接近诗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这样的性别比例在地方性诗歌群体中并不多见。女性诗人并非零星点缀，每一代都有代表性的女性写作者持续发声，从杏林春早、李欣蔓、刘丽英、苗芳等到杨燕、孙琳、谯丽娟、何秀琼、孙澜僖，再到最年轻的岳兰茜，她们往往以内敛的方式处理家庭亲情与乡土记忆，在温婉的语调中暗含对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我们可以明显感觉到，年轻的女诗人展现出了更为大胆的表达方式，为既有的有些固化的诗歌路径提供了突破的可能。多元而活跃的女性创作，不仅为巴中诗歌注入了更为细腻的情感质地与更为丰富的生命视角，也使巴中诗歌群体在整体上获得了更为健全的精神结构。

诗艺探索与先锋潜质

如果说地域书写和群体生态回答了巴中诗歌写什么和谁在写的问题，那接下来自然要追问写得怎么样以及还能怎么写。巴中诗坛有一批诗人和作品，在语言锤炼、形式探索、思想深度上呈现出较强的艺术自觉，这些气象鲜明的写作构成了巴中诗歌向更广阔处亮相的底气。与此同时，青年诗人的崛起正在为巴中诗歌注入更为鲜明的先锋潜质，值得持续关注与期待。

在诗艺探索的前沿，老一辈诗人和中坚力量显示出高度的语言自觉与形式经营意识。李常青《琉璃寺》中“非砖，非石。剔透之焰凝固成壁/寂静高耸，内部悬停着/风也不敢振翅的真空”，语言凝练，以否定句开篇将减法做到了极致，意象纯净而具有形而上意味。雷文则以其底层经验为根基，在质朴的语言中注入思辨的锐度，《惯性》中“罪恶的惯性将他身体带出很远/如早晨公路上，事故后轮胎留下的/那道长长的擦痕”，将内心的罪恶感外化为触目惊心的视觉场景，实现了从个人经验到普遍命题的跨越。张万林在《繁星的夜晚，想象一次野外攀岩》中尝试了一种跨界的想象力，“不断变换攀爬的姿势：抱石或阿尔卑斯式攀援/不要绳索的束缚，不要头盔与器械”，将极限运动的身体感受与诗歌写作的精神过程进行了艺术化的重构。此外，王志国在民族身份与汉语写作之间的独特位置，使其作品在情感纯度与意象丰沛度上具有较高辨识度。

值得重点关注的还有00后诗人在诗艺探索上展现出的先锋潜质。赵星宇《发现》中“夜读二十四史，翻过一页/再去寻找朝代遗留的文字，已不见”，以个人阅读行为与宏大历史对话，在短小的篇幅内完成了一次关于记忆与遗忘的沉思，其语言的克制与思想的重量超越了年龄的限制。鲜宗美《寻路记》中“大雾如同某种情绪/在记忆遗失之后，巧妙地掩盖了/人们心中积攒多年的空虚”，以一种近似存在主义的语调处理精神困境，“雾灯试图穿透的距离/便是我们所能掌握的全部”，将认知的有限性转化为精准的意象，显示了相当的语言成熟度。岳兰茜在《婆婆》中“梦见她身体里，一万次潮湿的等待/正在啃食她的关节”，以超现实手法呈现长期压抑的情感对身体的无形侵蚀，这种将抽象的心理状态具象化为生理感受的能力，显示了年轻一代在表达上的大胆与精准。这批青年诗人对现代汉诗的语言肌理有着更为自觉的认知，他们在想象力、开放性和纵深度上所展现的潜力，为巴中诗歌走向更先锋的写作提供了可能。

当然，在肯定巴中诗歌诗艺探索成果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巴中诗歌在艺术上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总体上看，虽然巴中的诗人、作品不少，但如果走出四川，放眼全国，真正能够在中国新诗发展的巨大版图上占据独特位置的巴中诗人和作品还不多。在具体的创作层面，部分作品的语言缺乏足够且有效的经营手段，语言的质感和密度参差不齐，意象的创造力和表达的陌生化程度也有待提升。另外，不少作品对形式探索的自觉性尚显不足，对存在境遇的书写有时流于一般性的感怀而非真正的追问。尤其应该警惕的是，每个诗人都应该置身时代的潮流之中，敏锐感受影响我们生活、情感的各种变化。巴中曾经是一座偏远、封闭、贫穷的小城，如今已经通过航空、高铁、高速公路以及看不见的网络和外面的世界连成了一片，如果依然以过去的经历和记忆中的感受来写巴中，那一定存在虚假的成分。基于此，巴中诗歌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提升的地方。首先要拓展艺术视野，在坚守、发掘山地文化的同时要有走出山地的视野与雄心，以更高的站位反观既有诗歌探索中存在的过强的惯性力量，突破封闭性的山地意识、盆地意识；其次要强化语言意识，在保持地域文化根性与情感真挚的基础上，鼓励更丰富多样的语言实验，拓展意象创造的广度与陌生化的深度，使诗歌从表达情感走向创造语言，在语言的探索性甚至探险性方面做出新的尝试；再次是鼓励形式探索，在诗行的建筑性、节奏的内在逻辑等方面进行更自觉的经营，使形式本身成为意义生产的重要维度。更进一步地，还应从一般性的感怀与抒情走向对存在困境、历史记忆、精神危机等命题的深入勘探，在诗歌中建立更为坚实的思想地基。总之，当下的一些诗人写得太顺了、太容易了，必须克服思维与表达上的惯性，在诗歌艺术探索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断加大难度，尝试过去不曾尝试的观念和方法，通过难度写作，为巴中诗歌的提档升级，开辟一个新的丰收时代。

从米仓山麓的地理根脉出发，巴中诗歌以深具辨识度的地域书写展现精神底色，以代际均衡的多元生态筑牢创作基座，以不断掘进的诗艺探索拓展表达边界，在川东北群山间构建起鲜活而自足的诗歌场域，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巴中诗群，形成了当代新诗中具有较高辨识度的“巴中现象”。从《原点》诗群的民间集结到青年一代的先锋突围，尽管当下和未来都还存在许多挑战，但巴中诗歌依然稳步前行。我们相信，随着艺术探索的不断深入，这片土地生长的诗行，终将穿越群山，穿过雨水，到达更遥远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