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文学》对各地市州的诗歌联展，并非单纯展示四川诗歌大省的创作实力，而是通过全川各地诗歌生态的整体呈现，完成巴蜀区域和族群记忆的身份再确认。这是巴蜀诗歌的当代赓续，也是四川文学杂志社连接四川文化纽带、肩负巴蜀文明传承的责任担当。
诗歌是民族精神的图腾。四川是多民族聚居地，汉、彝、藏、羌、苗等民族在不同地域孕育出独具风物与民族特色的诗歌。杜甫的春夜喜雨、李白的巍峨蜀道、刘禹锡的悠悠竹枝词，早已成为巴蜀精神的独特符号。黄河滋养《诗经》，铸就质朴厚重的民族性格；长江孕育《楚辞》，成就浪漫瑰丽的文学巅峰；尼罗河赋予古埃及诗歌庄重神性，恒河让泰戈尔诗作饱含宗教虔诚，多瑙河成为欧洲浪漫抒情诗的激情动能。四川本地梁平的《蜀道辞》、吉狄马加的《裂开的星球》、赵晓梦的《钓鱼城》等诗作，以个体意识融入民族的地理、历史、风物等场景，搭建起巴蜀文化基因的诗歌图谱。
《四川诗歌联展•内江卷》（以下简称“内江卷”）是巴蜀重要区域文化特质与多元交融的精神印记。内江作为沱江流域的枢纽，见证并参与了沱江流域的文明发展历程。东兴区的红色文化、市中区的糖业文化和沱江流域的航运文化，为地域文学源源不断地提供创作滋养；沱江水的奔腾、浩渺与梦幻，资中的喀斯特地貌、威远的穹窿地貌、隆昌的“三古文化”，滋养了我们抒情的想象与激情。在我读来，这61首诗，是内江诗人群体对母亲河沱江的理性礼赞，亦是藏于笔墨间的柔情抒怀。
一、内江诗歌：巴蜀文明核心区的文化弦音
巴蜀与中原文明的交集，陆路依赖于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陈仓道、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水路则凭借嘉陵江、岷江、沱江水道与长江三峡水道。历史上，文化、文明交往主要的还是水道。嘉陵江发源于秦岭，岷江源自藏地弓杠岭，沱江源于绵竹九顶山，流经德阳、成都、资阳、内江、自贡，在泸州汇入长江，流域面积约2.78万平方公里，全线贯穿古蜀核心区，是古蜀文明传播、辐射的轴心，也是中原文明扩展、传扬的核心中转站。
沱江支流的蒙溪河，自乐至、安岳，在资中县重龙镇蒙溪口汇入沱江。流域内的蒙溪河遗址，距今8至6万年，其完整的旧石器时代文明，有力印证了古蜀人是中国原住民的史实，破解了中国人起源的相关学术争论。沱江的一级支流资阳黄鳝溪，出土了3.5万年前晚期智人“资阳人”头骨化石。沱江的支流鸭子河畔，更是诞生了3800年前后的三星堆文明，鸭子河也因此被誉为“古蜀文明的母亲河”。沱江以自己的文明和作为古蜀文明的核心中枢地位，在古蜀文明的传播和与中原文明的交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长712公里的沱江，横贯古蜀核心区，从蒙溪河遗址到三星堆文明，良渚文化中的玉琮，从长江下游到长江中游的石家河遗址，再经沱江由内江中转，先后抵达三星堆、金沙遗址，这条水系早已镌刻下古蜀文明的生长轨迹。河流育文明，文明生诗意，沱江的每一朵浪花，都藏着内江的文脉与乡愁。
（一）巴蜀治水文化的形象展示
《尚书·禹贡》中“沱潜既道”的记载，印证了大禹治水时期便已疏导沱江。三星堆文明期，沱江主航道基本成型。春秋战国时期，蜀王开明氏凿通金堂峡，优化沱江水路。战国后期，李冰再次疏导沱江。西汉文翁开凿蒲阳河，连通都江堰与沱江，助力漕运。唐宋时期，沱江是长江上游三大主要航路。明清时期，依托盐、糖贸易，沱江航运鼎盛。历代治水，完善了流域水利，更孕育了厚重的治水文化，西汉资中人王延世治理黄河功勋卓著，被后世誉为“小禹王”。
“内江卷”中，我们顺着治水文化的脉络看，沱江孕育的区域产业，更是内江诗歌现实主义的底色。秉周的《四眼桥》以水利与交通兼具的古桥意象，写到桥梁、水系与庄稼，呼应大禹疏沱和历代治水的贡献。王典馥的《梭磨河之水》写先民依水而居、因水兴治，探源巴蜀先民顺应水性的文化根脉。而顾靖玲《清风一缕》更道出先民与自然共生的深层智慧。官震《硅化木》以木化石的千年沉淀为喻，精准对应沱江治水文化绵延千年的厚重底蕴。
（二）区域产业的诗意展现
沱江作为内江的母亲河，以奔流之势打通商运脉络、润泽沃土、积淀人文底蕴，助推内江经济兴旺，这在“内江卷”中得以印证。
内江依托沱江航运与盐糖古道，形成以船帮组织、商业契约、船工生活为核心的船帮文化，椑木镇船帮行规碑、沱江船工号子、船帮菜等文化遗存，是该文化的鲜活见证。同时，威远煤、铁经陆路、水路运入沱江，销往川内外，形成资源、运输、外销一体的经济模式。特别是糖、盐产业与域外经济的相互交融，构筑起内江诗歌的现实主义气蕴。
清静的《古驿道》聚焦依江而建的驿道和商贾往来，传译了古今人文气息。刘小芳的《牵马人叙事》勾勒乡土劳作与交通旧影，展现沱江哺育下民间生产、生活的鲜活图景。晨晖的《红炉春秋》书写传统手工业与地方技艺，体现沱江水利支撑手工业兴盛、民生发展，是地域产业的诗意表达。杨红英的《苍耳子》关联民间物产、农耕生态与乡土经济，表现了沱江滋养下物产与生计相依的现实。蓝的《蚁》隐喻民间百姓勤勉营生、聚力生存的状态，折射出内江农耕、手工业、商贸等发展中民众的辛勤耕耘。申福建的《新米》勾勒沱江冲积平原农耕丰收图景，再现内江政治经济繁荣的物质基础。曾淑华《油菜花，三月里最美的花》以盐煤古道商贸流通盛景，表现了产业兴旺与民俗传承的共生。吴畏《写给我的越溪河》让江水承载商贸往来、人文积淀的印记；吴潇的《笨蚂蚁》以笨蚂蚁象征平凡劳动者的坚持与耕耘，地方产业离不开一代代人的默默劳作。
（三）佛教文化的禅意对话
沱江流域佛教文化底蕴深厚，安岳佛像石刻开凿于南梁，兴盛于唐宋，10万余尊造像上承云冈、龙门，下启大足石刻，堪称中国佛教文化的活化石。资中重龙山摩崖造像横跨唐、五代、宋，是晚唐石窟艺术的重要代表。资中宁国寺始建于东汉，被誉为“巴蜀第一禅林”，被武则天封赐“禅宗六祖”的高僧智诜在此创立保唐禅派，无相禅师在此修行成就中韩佛教交流佳话。明末清初的内江人丈雪，系中国临济宗32代传人、著名诗人、书法家，被誉为“南禅高僧”和“川西第一禅林”成都昭觉寺的中兴祖师。
深厚的禅学文化，为内江诗歌注入禅意哲思。
古石，内江威远人。他是中国现代禅诗流派的重要成员，《现代禅诗精品赏读》一书的副主编，“现代禅诗欣赏”公众号创办人，也是现代禅诗的实践者和传播者。以古石为重要代表的现代禅诗，主张必须立足于现实生活，关注当下世界的现实生存和精神状态。他的禅诗，在保留传统禅诗明光、流水、云霞、鸟鸣等表达空灵意象的同时，赋予其诗现代语境。古石代表作之一《秋日私语》中的“一个人可能胜过两个人、三个人、十个人”等句，以诗人个性化体验为主体，将禅宗的觉悟刻度置入现代语境中进行对写，让禅诗不再神秘莫测、高情逸态，而是融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中。古石主张，“诗是一种呈现”，禅意只有在生活中才能真切对应个体的生命本体。他的《灯火》诗，将“星星点点的灯火”转化为“越来越亮的鸟声”的通感手法；他的《一切都在缓慢中趋于宁静》以轻、简、淡的词性，打破传统诗歌语言的逻辑惯力，借鉴矛盾修辞以触动现代生存秩序环境的刹那顿悟，都是他的禅诗化今用意的具体体现。这次入选的《秋日私语》诗，体现了他探寻天地同寂的禅悟境界，用质朴语言营造空灵意境，呈现出现代禅诗的美学特质，是沱江佛教文化与当代诗歌的深度融合。
（四）内江文化与精神的立体呈现
内江自古文脉昌盛，享有“一师二相三状元四大家”的人文美誉。苌弘为孔子师，赵雄、赵贞吉为一代名相，范崇凯、赵逵、骆成骧为科举状元，张大千、张善子、范长江、喻培伦各领风骚，十贤荟萃，筑牢了内江的文化根基。
内江地处沱江流域核心，自古文人辈出。西汉时期资州的辞赋家王褒，其《洞箫赋》标志着散体大赋向抒情小赋转变，他的《僮约》是中国留存最早的契约文献。唐代的内江状元范崇凯，巴蜀首位文状元，《花萼楼赋》被誉为“天下第一”。唐代著名女诗人、蜀中四大才女之一薛涛，更与古资州有着割舍不断的文脉情缘。其夫郑纲于贞元年间出任资州刺史，薛涛随夫居于此地，夫妻二人筑亭赋诗、临水吟咏，后郑纲戍边战死，薛涛写下多篇悼亡诗篇，为内江留下珍贵痕迹。当代内江辞赋家曾令琪、顾建德、刘君等承续王褒、薛涛文脉，是内江弘扬辞赋、延续诗韵的代表性文人。
在近、现代文学中，以沱江为轴心的文学脉络对内江影响巨大。曾隶属于内江安岳县的康白情，是中国白话诗开拓者和新文化运动推动者。简阳的罗淑以细腻笔触书写底层民生，周克芹以乡土作品斩获茅盾文学奖。沱江上游金堂诗人流沙河、富顺鲁奖诗人张新泉、资中鲁奖诗人傅天琳等，都为沱江赋予厚实的诗魂。沱江流域当代诗人中，李自国《沱江，沧浪之书》、凸凹《沱江踪迹史》、刘仲《在河之洲》等长诗，从整体上书写沱江的历史变迁与人文情怀，构筑出沱江诗歌的宏大格局。
笔者梳理内江新诗40年发展脉络发现，20世纪80年代，内江诗人范策、丁鸣、黎威等发起“太阳群”诗社，倡导“新古典主义”，引领内江诗歌创作潮流。90年代，陶春、刘泽球、谢银恩等创立“存在”诗社，坚守神性写作，影响全国民间诗坛。80年代至今，灵子、未弋、吉树奎、吴清静、曾令鹏、吉方清、尧宗国、伍国亮等老诗人笔耕不辍；青年诗人不断崛起，刘敏、艾蔻先后参加《诗刊》“青春诗会”；谢安军、唐呱呱、曹永胜等诗人、作家各有所长。黎冠辰的《巴蜀风散板》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巴蜀民风民俗题材的诗歌空白，并借鉴新媒体推广诗歌朗诵，带动一批本土朗诵人才。
陈位萍的《拍照》，立足于沱江流域，紧扣个体生命与乡土共生的核心特质，通过“过敏”这一细微意象，生发对草木、大地的敬畏，并以小我平常视角为切口，细腻地完成了个体抒怀。这是内江诗人扎根土地、关照生命的典型文本，也是内江人文精神的诗意呈现。牧马苍桑的《荒草燎原》，以野草坚韧生长、蔓延成势的意象，象征着内江文脉质朴而强劲的生命力。林映忠的《风传》传递乡土声音、民间记忆，展现沱江地域文化的传播力与生命力。冷国文的《我住在城市的高楼之上》书写现代生活与故土情怀的交织，呈现内江在时代变迁中的文化坚守。曾勇的《子来桥》以沱江支流岸边的桥梁为切入点，将江水、渡口、市井生活与人文情怀融为一体，体现沱江对城市人文精神的塑造。凤凰的《醉汉》展现内江民风质朴、生活鲜活的文化样貌，丰富了地域文化的民间性与生命力。陈致远的《秋叶》，以叶落的轻柔意象，将秋景与情思相融，诗意含蓄纯净，体现了内江诗人对本土自然的细腻感知与抒情的自由向度。
未弋的《河流的形式》以“奔流与探索”为意象，揭示沱江是内江的文化和精神之源。沱江的温润水土滋养四时花木，花草树木皆是内江诗人寄放心境、参悟人生的载体。陈杰文的《又见桃花》语言清淡质朴，由观景抒怀升华为生命的思辨，以江畔寻常花木承载自省的透彻，为沱江流域风物抒情写作增添细腻温润的哲思。周英德的《星期天》以市井图景，体现河流养育下民风温润、文脉绵长的气象。刘建刚和伍国亮的同名《乡愁》，以沱江、故土为情感内核，印证沱江是内江诗歌的情感根基和文脉原乡。吉树奎的《橘子洲》，看似书写湖南长沙的地标景致，实则以历史人文为纽带，将沱江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内核相连，抒发对家国情怀、历史人文的敬仰，彰显内江人由沱江孕育出的宏阔格局。刘红的《红军纪念碑》以红色记忆刻写地域史，丰富内江文化内涵，是沱江流域新的人文情怀的体现。罗高亮的《进藏》以远行视角拓宽了内江诗人的诗域视野，具有沱江文化多元包容的品格。苍狼的《心事》饱含故土眷恋，体现沱江的情感根脉对诗歌灵魂的涵养。刘艺霖的《短诗三首》以沱江流域的民间生活，丰满内江的文化气质。
回望内江新诗四十余年发展，诗人始终扎根沱江文化土壤，创作未曾中断。内江卷也正是以沱江为精神母体，将河流文明转化为诗歌的内在力量。
二、“内江卷”的多维诗学呈现与创作价值
（一）内江诗歌：沱江的精神谱系
在我看来，沱江对于“内江卷”而言，不仅是地理与历史的根，也是情感与美学的根。
读谢银恩的《夕阳揉碎了忧伤的言辞》，我仿佛看到沱江水不再是水流，而成了诗人与历史对话中，那一道正在愈合的裂痕。他延续“存在”诗社写作理念，将沱江相关意象内化为更为宏阔的抒情，承续了沱江流域现代诗将地域经验转化为东方智慧的写作传统。文国云的《柳塘心曲》以柳、塘为视觉，构筑区域性精神谱系。海清涓的《雪债冰还》将个人与“雪”之间未了的“债”，置于资中具体时空，挖掘存在的真实价值。李伟的《云松》，将黄山气魂深植于沱江流域的“山水相依、刚柔并济”，体现了内江人在温润水土中涵养的柔韧心性与不屈品格。刘萍的《洄游》将湟鱼洄游“前赴后继的身姿不断”，与“走滩”的沱江船工人格血脉相通，体现沱江精神中的坚韧不屈。葛友富作为农民工，在《梦做的流水》中，将流水与梦境、劳作与诗意赋予当代沱江人的生存韧性。樊碧贞的《簌簌落下的种子》通过描绘返乡的心灵轨迹，重申了个体与土地之间的本源性联系。
当然，沱江所承载的精神内涵极为丰富，仅一册内江卷，尚不足以完整建构起沱江的精神谱系。但值得肯定的是，诗人已不再满足于简单描摹一条江，而是以自身真切的感知贴近沱江，尽力捕捉属于这条河的每一段细节、每一朵浪花。在新的时代，这些写作，也在不断为故乡赋予新的意义。
（二）沱江诗韵里的个体抒怀与文化扎根
沱江蜿蜒穿过甜城，滋养内江厚重的人文底蕴，也成为本土诗人坚实的创作土壤。“内江卷”中，多位诗人以沱江流域的乡土风情为依托，将个体生命感悟、乡愁情思与地域文化深度融合，让诗歌既有细腻的情感温度，又蕴含浓郁的乡土气息。
珠落的《辜负》，将个人的情感缺憾，置于自然的景致中，表达清新自然，也让普通的个体抒怀，带上本土文化的温婉气质，丰富了内江情感类写作的层次。云的《妈妈》以朴素书写诠释乡土亲情，充满人间温度。温涛《他在垂钓一场更盛大的雪》写出内江山水的清幽，将个人精神追求融入本土山水，与地域文化相融相生。张用生《童年月饼》把个人岁月感慨，融入具有集体记忆的民俗与亲情之中；杨俊德《凉水井》将个人情感深植于家乡变迁与乡村文化根脉；彭华斌《春天》则立足于本土自然生态与乡村日常……这些作品，共同呈现出沱江文化对诗人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
内江诗人以个体情感为切入点，以沱江文化为底色，将乡愁、亲情、哲思扎根于家乡的自然、历史与民俗之中。他们的写作，既是个人情感的真诚抒发，也是对沱江地域文化的深情礼赞，实现了个体抒情与文化根脉的有机融合。
（三）厚植于博大土地，亲情、日常与生命叙事
亲情、日常与生命叙事，是文学恒久的主题。“内江卷”中，不少诗人从最普通的生活场景中提取诗意，以真诚的笔触展开书写。
谢安军的《民宿早餐厅即景》，在平凡日常里捕捉生命与时间、存在与虚无之间的诗意，在具体物象中融入哲思，让普通场景成为思考存在的空间，也拓展了内江诗歌在日常与亲情主题上的思辨深度。曹永胜的《阳光从八楼病房窗户照进来》，将视角放在医院这一特殊空间，写困境之中爱与希望的力量，真挚而动人。卿光桥的《一场秋雨》以雨水起笔，牵出个人与家族的生命记忆，让秋雨成为时光流逝、情感绵延的象征。王奎的《老年痴呆症》，以克制白描的手法写出亲情的力量，平实却极具冲击力。刘学会以《感恩母爱》直抒胸臆，完成对生命源头的温情回望。江浪的《望飞机》以“望飞机”这一现代意象，写出亲情联结与漂泊之感。刘长祝在《故乡，在我诗里绽放》中，将个人生命叙事融入故乡；念华的《永恒》则在变化的世界中，尝试完成对生命意义的追问。
这些来自日常的细微瞬间，连接起个体与一方水域绵延不息的生命史，也让诗卷更具人间质感与生命力。
（四）新语境下的诗歌实验
在写作观念多元、媒介与审美不断更新的语境下，内江一批诗人立足本土经验，从个体感受出发，在题材、意象、语言与精神向度上展开了自觉的探索与实验，在意象重构、视角转向、文体革新、精神拓展等方面，都体现出鲜明的当代性，让内江诗歌保持着鲜活的生命力。
在我看来，唐呱呱的诗歌实验，是内江青年诗人最具代表性的。他在《我握着黎明的引信》中，没有沿用传统写作中对黎明的温柔抒情，而是将其转化为带有现代意味的“引信”，语言简洁、冷峻，写出个体与时代、希望与焦虑并存的精神状态，强化内心真实，将日常感受上升为现代人的生存体验，句式短促、富有张力，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抒情模式。傅斯年的《阿者科山雨》，具有现代生态诗学的实验意识，跳出古典山水诗的抒情套路，以叙事“爱情”为假托，克制地描摹山雨与地域质感，是当代诗歌轻滥情的创新写作，也是传统题材在新语境下的一次理性转型。资水水《虚构一场雪》在虚拟与现实之间搭建诗意通道，以隐喻表达细腻的内心情绪。
王小鸥的《在三星堆旁仰望星空》，则是历史视野、宇宙视野结合的跨界尝试。作品打破传统咏史怀古的写作，将三星堆、青铜神树、太阳鸟等文化符号，与现代航天、宇宙时空、人类存在的思考结合，实现古今对话、人文与科学交织。黎威的《家常菜》则是日常生活写作的微观叙事实验。他避开宏大主题与煽情表达，专注城市里细碎、平常的场景，将个人情绪与城市人际经验结合，向内、向细微处扎根，是新语境下诗歌走向生活化、内心化的典型探索。
总而言之，“内江卷”以诗为笔，勾勒出沱江母亲河的精神档案。作为内江地域诗歌研究的热爱者，我期待未来内江诗人群体继续扎根母亲河，写出更具地域温度、更富精神深度的作品，让沱江诗意在当代文坛永续流淌。当然，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对众多作品一一精准谈透，难免有落珠之憾，敬请各位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