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在涪陵，这里没有大山大川的险峻，却守着一条浩浩汤汤的大河——长江。因地势的原因，老家一带很少听说泥石流，也少见山洪冲垮房屋田亩的事，但正因为这门前的大江，有一个词，像夏日里疯长的藤蔓，从我童年的墙根下缠绕而生，至今不绝——涨水。

每年一入夏，六七月间，空气便闷热得让人发慌，上游雪水消融，加上雨季来临，长江总要涨几回水，多数年份，那是自然的常态，潮起潮落，见怪不怪，但有些特殊的年份，比如1981年，那场特大洪水至今记忆尤深。

关于涨水的记忆，不止于此，更多时候，它混杂着泥土、腥气，还有一种莫名的焦灼，常在深夜伴着窗外的风声雨声，悄然闯入脑际。

我在涪陵永安场上小学，从家到学校，步行大约二十分钟，那段路，我闭着眼都能数过来，出门先经过饲养场，然后是李子坝，接着是过那座小石桥，过了桥便是榨菜厂，咸鲜的气味老远就能闻到，过了榨菜厂就是敬老院，最后才进场镇，场镇的尽头就是学校，至今想起学校似乎还能闻到校园内那几棵高大古老的槐树开花时的馥郁幽香。

而涨水的季节，过那个小石桥并不容易，现在回想起来都觉得十分危险。

长江在我老家那一段有很多溪沟与大河相连，这些溪沟平日里大多干涸，或是只有手臂粗细的涓涓细流，但在靠近长江江边的一截，由于江水常年倒灌冲刷，豁然开朗，形成了一片片由泥沙淤积而成的沙滩。春日里，我们有时在沙滩上嬉戏打闹，有时看着麻柳树的新芽，望着江边飞舞的燕子发呆。而在冬天，我们在沙堆上挖工事、打沙“仗”欢笑怒骂，那是我们的乐园，可到了夏天一涨水，这一切都被大水淹没。

那座小石桥，不过二十来米长，一米五宽，架在十米高的沟壑之上，光秃秃的，没有栏杆。平日里，我们成群结队地奔跑其上，或杂乱或整齐的脚步声咚咚作响，如履平地。但涨水时，长江水顺着宽阔的溪沟倒灌进来，起初，水刚没过桥面，我们卷起裤管，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去，水花溅得满身都是。若是水再大些，没过了大腿甚至腰际，我们就把裤子褪下，连同上衣、书包一起抱在怀里，或者顶在头上，小心翼翼地踩着湿滑的石板，这时候，“走直线”成了一门技术，平时乱跑乱跳的我们也变得十分小心，因为桥面湿滑，稍有不慎踩空，便会跌入桥下浩荡的黄汤之中。水若涨到脖颈，甚至漫过头顶，大部分同学会选择沿着溪沟往上绕很远过河，而我和几个胆大的伙伴，往往是把衣物书包紧紧顶在头顶，靠踩水游过去，那种惊险，现在回想起来，手心还会冒汗。只有当水涨得实在太大，江面实在太宽，踩水很难游过去，我们才会收敛野性，乖乖地去沿着溪沟走“冤（yuan）路”（音，四声，绕远路）。

1981年的那场涨水，至今印象深刻。那时，我和弟弟已经转到父亲工作的工厂子弟校读书，正值暑假，我们要坐船回永安场老家看我妈，可七月初的长江，像是发了疯，江水一天一个样，不断吞噬着岸边的礁石和树木。涨大水的一个最直观的标志，便是“停航”，那几天长江上的客船、货船一律禁航。

我们被困在了工厂回不了家，那种郁闷，像潮湿闷热的空气一样压在心头，更让人煎熬的是不安——老家的房子是土墙大瓦房，会被淹到吗？母亲一个人在家，她害怕吗？那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网络，甚至连通往老家的电话都没有。父亲和我们一样焦虑，但他不说，只是每天下班后，准时拧开那台红灯牌收音机，调到新闻频道，仔细捕捉上游的降雨情况和寸滩、涪陵的水位预报，吃完晚饭，他便会带着我和弟弟，步行到工厂的江边码头，我们站在江边，看着浑浊的江水裹挟着树枝、杂草、甚至是死去的猪羊，打着旋儿向下游冲去，水面比平日宽了好几倍，原本裸露的礁石早已不见踪影，父亲望着那浑黄的江水一言不发，但我们能从他的沉默里读出担忧，我们只能望着下游老家的方向，在心里一遍遍默念，老天爷，不要涨水了，不要涨水了，我们要回家看我妈。

那几天的等待，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后来水终于退了，我们迫不及待地搭上复航的第一班船，回到永安场，眼前的景象让我至今难忘，大水过后，整个世界仿佛被重新涂抹过，原本绿色的江岸、金黄的沙滩、青翠的包谷地，全都被一层厚厚的黄泥覆盖，沿江的树木东倒西歪，走在码头路上，脚下软绵绵的，一踩一个泥印，那种劫后余生的荒凉感，让人恍如隔世。

回到家，听母亲讲那几天的经历，她说，那水涨得不紧不慢，看着慢悠悠，一晃一晃的，却十分嘿人，先是淹了船码头，接着漫过屋前的溪沟，然后淹了家里的包谷地，沿着地坝下的路上来，漫了地坝，最后，那水停在了堂屋土墙前的阶沿下。母亲说，那一夜她根本不敢睡，听着江水拍打阶沿的声响，心提到了嗓子眼，讲到这里，母亲的眼神里仍有惊恐。如今，夜深人静时，我回想起那个场景，想到母亲独自守着老屋面对汪洋，想到那近在咫尺却又戛然而止的大水，后背依然会觉得一阵阵发麻，同时又感到神奇。

后来看了一个资料，1981年那场洪水，重庆寸滩站洪峰流量达85700立方米每秒，为1870年以来实测最大值，受灾人口约1584万人，这场洪水因短时强降雨导致多条支流洪峰叠加，是新中国成立后长江上游最严重的洪水，它直接推动了后续三峡工程漫长而审慎的论证与建设。

印象中我还经历过几次涨水，有赶在涨水前抢收包谷的经历，有看见大鱼在被淹没的庄稼地里翻腾的情景，有坐在屋檐下望着眼前黄色的宽阔江面发呆的情景。

再后来，我离开了涪陵，关于涨水的记忆，似乎也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慢慢模糊了，钢筋水泥的城市里，很难再有那种赤脚踩在湿滑石桥上的触感，也很难再有那种父子三人围坐听收音机预报水情的焦灼。

但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每当夏日暴雨倾盆，听到窗外雨打芭蕉的声响，我总会下意识地想起老家的大河，想起大河涨水，想起老屋，想起那座小石桥，想起校园里那几棵老槐树，想起母亲眼中的惊恐，那不仅仅是对涨水的记忆，更是对远去的故乡、对逝去的亲人的一份深深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