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表达，让我们被看见。”江苏徐州“外卖诗人”王计兵，送餐7年里写诗4000多首；江苏泰州馄饨店主常玫瑰，让“玫瑰有约”书吧开在了馄饨香气里；北京通州的保洁员王柳云，长年坚持画画、写作……这些遍布城乡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是当下最新鲜、质朴的文学力量。本报推出“我与新大众文艺”专题，邀请部分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以记者采访或署名文章的形式，畅谈他们对新大众文艺的看法以及自己在平凡生活中不平凡的创作故事，以飨读者。
种一个桃源梦
作家 麦苏
2024年底，《陶三圆的春夏秋冬》获得“五个一工程”奖后，我常被问到一个问题：你写的这个故事，究竟“新”在哪里？陶三圆不过是个返乡创业的普通姑娘，桃源村也不过是中国大地上无数个正在变迁的村庄之一。起初我答不上来，只是本能地觉得，我写下的是我亲眼见过、亲身感受过的真实人间。直到“新大众文艺”这个概念进入我的视野，我才恍然明白，我所做的，恰恰是这个时代无数普通创作者正在做的事：从被代言的人，变成自己“说话”的人。
新大众文艺最根本的“新”，在于创作主体发生了质的飞跃。如“十五五”规划建议所强调的，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个“新”字，意味着人人皆可创作，处处皆为现场。网络文学作为其中最具活力的代表，正在让无数普通人的故事被看见、被听见。这是一个深刻的变革。外卖小哥、保洁阿姨、卡车司机、退休职工——无数普通人拿起笔、举起手机，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陶三圆的春夏秋冬》的创作，正是这一理念的践行。小说中的主人公陶三圆，一个圆润可爱的返乡女大学生，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有的只是对故乡最朴素的愿望：让沉睡的村庄重新热闹起来，让搬出去的村民都能回来。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的平凡梦想，却与国家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形成了奇妙的共振。
小说以“轻逸”的方式完成“厚重”的叙事，这正是新大众文艺的独特魅力。在《陶三圆的春夏秋冬》里，我试图将网络文学中经典的“成长叙事”与“闯关模式”植入中国乡村变革的语境。陶三圆的“升级”之路不是修炼功法，而是实实在在地“为桃源村立人设”、搞直播带货、发展乡村旅游。她遇到的“关卡”是资金短缺、观念冲突、产业瓶颈；她获得的“助力”是宝来舅等老一辈的支持，是“桃源三胖”等年轻伙伴的加入。这部小说刻意规避宏大叙事的直陈，以轻快流畅的笔触塑造了活泼可爱的主人公形象，讲述了一个兼具趣味性与思想性的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这种“轻盈感”并非刻意为之，而是源于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
写陶三圆时，我常常想起那些在采风中遇到的年轻人。他们对乡村有一种质朴的热爱，希望村子能不停向前发展，并以生活在乡村为骄傲。这种热爱不是口号，而是具体到每一天的劳作、每一次的尝试、每一回的挫折与重来。我想写下的，就是这种具体的、有温度的人间情味。作品完成后，当我收到来自扎根乡村的年轻人的反馈，听到了他们不断提起“以生活在乡村为骄傲”。他们对乡村生活的热爱感染着每一个人，这份希望乡村能不停向前发展的渴望，让大家看到了乡村发展的未来，我知道，这就是新时代最动人的故事。新大众文艺的要义，正在于“写大众”和“大众写”，这些普通人的故事，让我们与千万颗心灵连在了一起。如今，新大众文艺的浪潮正在奔涌向前。据媒体报道，仅网络文学作者就有数千万之众。微短剧、短视频、素人写作……各种形态的新文艺作品层出不穷。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文化热土，也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时代。
新大众文艺是浩浩荡荡的时代洪流，但我深知，流量不等于价值，热闹不等于深刻。我愿继续做一个生活的记录者，在烟火深处倾听、观察、书写。因为我相信，每一个普通人的生命里，都藏着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新大众文艺，正在让这些史诗被看见、被听见、被传颂。
生活朝我扔泥巴，我拿泥巴种荷花
王柳云
在人生并不宽阔的现实缝隙中，有人选择退让，有人却在逼仄处培植精神的花朵。1966年出生于湖南娄底新化农村的王柳云，中途辍学，当过售货员、裁缝、服务员，也在北京做过保洁员。命运并未为她铺设坦途，却没有阻断她与文字的联系：她坚持阅读、写作与绘画，陆续出版非虚构作品集《青芥人生》
《月光不迷路》《走过一座海》以及长篇小说《风吹起了月光》。在她看来，“读书这件事不是爱好，是活法。”围绕阅读、写作与个人命运的交织，她向《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记者讲述了那些在尘土中生长出来的精神与阅读轨迹。
阅读，是王柳云一路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撑。真正意义上的阅读，是从哥哥带回来的书开始。哥哥在乡村学校教书，偶尔带回杂志和文学作品，但买书几乎不可能。小时候，王柳云曾认真列了一份书单请哥哥代为购买。然而哥哥听后脸色骤然沉下来，反问她“买这些做什么”。直到后来回望往事，她才逐渐理解：哥哥当时月薪不过28元，还要维持个人生活与感情开支，经济十分拮据，自然无力承担额外购书费用。
进入初中后，王柳云读得如饥似渴，《人民日报》《湖南日报》《参考消息》都成为重要阅读对象。她告诉记者，那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有钱买书。虽然阅读之路坎坷，但王柳云并没放弃。她形容那是一种持续的精神需求：“我可能一辈子都离不开书。读书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为了写作，是为了让自己心里有光。”如今她仍保持随手阅读的习惯。“没有哪本书完全无用，所有书多少都有启发，就像吃饭，各种营养都要一点儿。”
2020年，王柳云来到北京务工，50多岁的她选择了保洁岗位。生活随后再次出现波折，丈夫突发恶疾，给她带来近20万元债务。“我那时真的觉得天都塌下来了。”后来靠卖画、打工慢慢还清欠款，“手里还是没有什么存款，只能继续干活。”
阅读与写作在这一阶段成为重要支撑。“凡是痛苦的东西，我就让自己赶紧忘记，然后去读书、去写。”王柳云把这种方式理解为自我疗愈，“写作和读书其实是调整心态。”她并不把写作视为改变命运的工具，而更像一种自我修复。“生活有时候确实会往你身上扔泥巴，但你要是能把它种成荷花，就不算白受那一遭。”
阅读积累最终指向写作，但在王柳云看来，这并非职业选择，而是一种自然延伸。“我写书没有什么技巧，就是读得多，做笔记多。有些书读五遍以上，前两遍是囫囵吞枣，后面才算研究性阅读，慢慢就熟能生巧。”
王柳云对写作结构其实有清醒认识。“开篇要有环境，要有人物主线、副线，还要有时间线，可以有回忆、倒叙。”但她坚持认为这些不是技巧，而是阅读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感觉。“别人说我有点天赋，我觉得没有，就是读书读出来的。”
现在王柳云还有不少选题在策划中。但对于写作节奏，她显得格外克制。“我不想一年一本加速写，而是慢慢沉淀，多读、多想，写几本真正好的就行。”她还透露已有新的非虚构作品和乡土题材写作计划，“普通人的历史特别值得写，我想把那些人和事留下来。”
谈及《风吹起了月光》的深层创作动因，王柳云还提到一段重要经历。2019年，她曾赴河南商丘打工，其间坚持画画。当地一位校长注意到她的画作后，主动邀请她到学校担任美术老师。那所学校里不少孩子是留守儿童，她每天带着他们画花鸟鱼虫，也画不同光影下的人物。“孩子们特别认真，也特别需要陪伴。”她说，那段时间与孩子们朝夕相处，让她对乡村教育有了更直接的理解。
王柳云印象尤深的是校长对学生细致而长久的投入。“校长对这些孩子是真的用心，既管学习，也管生活。”在长期观察中，她反复思考一个问题：这些孩子缺少父母长期陪伴，却非常阳光、踏实。“后来我慢慢明白，这背后其实是教育的力量，是老师、学校一点一点托举出来的。”
这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坚守让王柳云深受触动，也逐渐沉淀为写作冲动。“我后来才意识到，很多孩子能够健康成长，是有人在默默付出。”正是在这样的观察与体悟中，她萌生了系统书写留守儿童群体的想法，并最终转化为长篇小说创作动力。她告诉记者：“他们是当下社会中的现实，也是民族的未来。我希望更多平凡人通过努力，把一点点微光汇聚起来，最后成为灿烂的星空。”
王柳云形容这次写作过程没有仪式感，也没有文学理想式的铺陈。“就是利用碎片时间，一点点写起来的，没有什么技巧，就是心里有东西想说。”她强调，这部小说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把多年压在心里的东西释放出来。写完之后，人一下子放松了，好像一段路终于走完。”
品出生活最纯的滋味
外卖诗人 王计兵
这几年，借着网络文艺的东风，我一路前行，陆续斩获了一些奖项。2023年，我获得第八届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时，曾忐忑地问评委老师：“我获得这个奖项，是不是因为我的身份得到了怜悯？”即便老师笃定地告诉我并非如此，我的心底依旧藏着一丝不安。也正是这份不安，让我更加勤奋，唯有笔耕不辍，才能守护这份文艺的纯粹与荣光。
要知道，我是新大众文艺写作的多重受益者。或许更多人知晓王计兵，是因为一个标签“外卖诗人”，会想起那个一边送外卖、一边写诗的外卖员。可我与写作相伴，已然走过38个春秋——自1988年起，一路坚持至今，也曾为了追逐写作的梦想，近乎痴狂。那时为了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我夜以继日。却因过度勤勉，拖垮了自己的身体。最终，父亲一把火，烧了我的所有稿件，从此，我的写作遭到了家人的全力抵制。
我后来写下：一座梦想大厦，刚刚建好，就被父亲拆了。那是我唯一的梦想之地，我绝不肯让它沦为一片废墟。为此，我用了25年的时间清理，之后，诗歌便如庄稼，一茬又一茬，开始生长。这就是梦想，梦想找到我们，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生活，绝不是生命的一种禁锢。即使留下一片空白，也是留给梦想的最好纸张。
2023年之后，我写的书籍陆续出版，我在我的村庄里，便被自然而然地视作了“文人”。从前，村里的红白喜事，我不过是帮忙打杂、接送宾客的乡里乡亲；如今，我总会被安排坐上账桌，成为执笔书写的人，这是村庄对文化最质朴的认可。
时至今日，我依然不愿以文人自居，我始终觉得，自己只是一个纯粹的文学爱好者，秉持着“我写作，我快乐”的初心。在与朋友的交往中，我也无数次阐明这份心意：作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无论何时，都该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将写作当作相伴一生的一种爱好。爱好文学，就像一日三餐里的柴米油盐，是平凡生活的调味品，唯有心怀这份热爱，才能以更好的心态，品出生活最纯的滋味，无论苦辣酸甜。
2023年农历十月初九，是母亲过世3周年的日子（父亲已过世5年多）。清晨，我抵达邳州高铁站，恰逢当时老村庄拆迁，彼时回家的全部意义，便是奔赴父母的坟前。我放弃了打车，选择徒步18公里，从高铁站走向父母的安息之地。一路行走，一路思潮翻涌。中途路过舅舅家的老屋时，我想起母亲自幼便是孤儿，是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想到我们“弄丢”了舅舅最疼爱的小妹，心底的遗憾与悲伤便翻江倒海，难以抑制。长久以来，我习惯用语音写作，而这份汹涌的悲伤，便成了写作最真切的切口。我一路走，一路倾诉，将满心的思念与酸楚化作文字，走完18公里，也为母亲写下了一篇1.5万字的散文。
网上曾说，人有三次死亡，一个人当世间再无人记得，才是真正的消逝。那一刻，我突然萌生了为母亲写一本书的渴望，我想用笔，把母亲永远留在人间。2026年1月，以母亲名字命名的散文集《成珍》正式出版发行，我泪如泉涌，用文字留住母亲，我做到了。
常有人问我：“你现在还在送外卖吗？”我总会底气十足地回答：“当然送。”送外卖，依旧是我的第一职业，我甚至骄傲地说，2025年，我凭借认真的工作态度，荣获了江苏省五一劳动奖。写作，悄然改变着我的生活态度，也重塑着我的人生。我更清楚，我的社会意义远大于文学价值，这就是新大众文艺带给我的使命感。我为自己定下了清晰的写作计划，到2029年，写作完成10本书，让文字在岁月里持续生根发芽。
今年，是我自2002年以来，第一次回到故乡，在家中过春节。过去的23个春节，要么为了避开春运高峰、节省车票钱，要么为了春节多赚一些加班费，我始终留在异乡。尤其是父母过世后，回家的渴望渐渐淡去，即便归乡，心头也会萦绕着淡淡的哀伤。这个春节，我在故乡的家中待了6天，写下22首诗歌，一篇2000多字的散文。
我是一个行走在大地上的文学爱好者。我在人间奔跑了几十年，历经风雨，踏过沧桑，幸而今日，遇上了新大众文艺的这驾马车，得以让文字陪伴我更好地走过往后的岁岁年年。我相信，只有向光而行的人，才会把影子留在身后，也会因为普通而不凡。
传递日常温暖
油漆工 白保林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首过往，2025年是我文学创作路上的幸运之年。我的长篇小说《驼峰山下》，有幸入选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推出的“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并于2026年1月7日在北京举行新书发布会。从未到过京城的我，也应邀前往。这样的认可，让我真切感受到，新大众文艺为我们普通作者，提供了表达自我的广阔舞台，也让那些藏在烟火日常里的平凡心声，多了被听见、被关注的机会。
这段经历也让我愈发明白，文学创作是扎根大地、贴近人心的真诚表达，它属于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新大众文艺的核心，就是讲述基层故事、传递日常温暖。那些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更能触动人心，让读者找到共鸣，看到希望，汲取力量——这样的作品，才真正有价值、有意义。
文学于我而言，是苦难日子里的慰藉和支撑，更是贯穿岁月的精神依靠。16岁那年，我因家境贫困被迫辍学，从而踏上了更为艰难的人生道路。也就是在那段艰难无助的日子里，我拾起了笔，开始在稿纸上倾吐心声。从此，文学就像一束微光，照进了我的生命，指引我走过泥泞、踏过坎坷，更让我学会了观察生活、理解生活，在困境中保持清醒，苦难中守住希望。
在榆林，我从事油漆粉刷工作已有27年。这期间，我始终坚持诚实守信、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为雇主营造舒适的居住环境，也正因这份真诚，好多雇主成了我的朋友，粉刷活儿广开门路，四季忙碌。作为家庭的顶梁柱，一家人在城市里安身立命是最现实的问题。于是，我给自己定下规矩：忙时好好干活，闲时用心写作。然而每到行业旺季，连续工作四五个月停不下来是常有的事。
坚持写作多年，文学已成为渗进我骨子里的精神养分，没有文字陪伴的日子，生活都失了味。后来，随着电子产品的升级，我一边干活一边在手机上收听文学作品；有时手里干活，心里构思小说中的故事情节，或者组织语言打腹稿，一有灵感，立刻记在手机里，等到晚上收工回家再慢慢整理修改。但是，干一天活儿实在是太累了，很多时候，我写不了多少字，就趴在平板电脑上睡着了。有几次因睡着后胳膊碰到键盘而误删了文字，之后只能凭借记忆又一点点补回来。对我来说，每年年关前后，才有相对充足的时间。所以，我的写作进度非常缓慢，甚至是间断性的。可一旦进入状态，吃饭、走路、干活、睡觉，满脑子都是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很多人认为写作不是体力活，而我觉得这不比粉刷轻松，尤其长篇创作，如同爬格子上山，一字一句都得反复推敲、仔细打磨。但我并不觉得粉刷与写作矛盾，粉刷是为了生活，写作是为了热爱，是生活滋养了我的文字，是文学照亮了我的生活。
一路走来，我的创作，就是一个普通人在平凡生活里坚守与热爱的故事。我的笔下没有华丽的辞藻、精巧的布局与宏大的叙事，身边的人和事，就是我创作中鲜活的素材。我写他们的挣扎与坚守、写他们的辛酸与希望，以及脚下的故土乡村、奔波中的城市烟火，黄土高原的苍茫厚重、大漠边城的市井万象，这些都是我故事里最朴实的生动图景。《驼峰山下》出版后，有人称我为“作家”，真心夸赞也好，善意调侃也罢，我从不敢接受这样的称谓。在我心里，“作家”二字太过厚重。而我，只是一个喜欢用文字记录生活的粉刷匠。
我是城市建设的亲历者，也是时代发展的见证者。新大众文艺给予了普通人追梦的舞台，让每一分努力都有被看见的可能，这将激起我更大的创作热情。今后，我仍会在繁重的家装工作之余，继续握笔深耕，用自己的经历和笔下的故事，告诉更多和我一样的人：生活或许平凡，道路或许艰难，但只要心怀热爱、守住初心，平凡的人生也能在岁月里活出属于自己的色彩。
灶台生诗意 烟火见文学
常玫瑰
在江苏泰州的一家馄饨店里，热气翻腾的不只是锅灶里的汤水，还有日常生活中被重新点亮的文学之光。店主常玫瑰，一手持勺、一手执笔，从在报纸副刊发文章到出版散文集，她用最质朴的方式证明：文学并不遥远，它就生长在日常生活的烟火之中。
很多读者初识常玫瑰，是通过“馄饨店老板出书”这个标签。然而在她看来，“老板”与“作家”并非彼此替代，而是彼此成就。
常玫瑰说：“用诗意的眼光看待生活，你会觉得再泥泞的路上也有美好；用烟火里的尘埃去点燃诗意，你会发现再肤浅的诗意中也有生活的哲理。”在她看来，文学并非生活的对立面，而是深藏于烟火日常之中。让文学回归生活、让生命回归自然，是创作得以生长的根基。
无论是经营一家馄饨店，还是从事文学写作，在常玫瑰心中都是生活的真实组成部分。“是馄饨店老板的身份也好，是作家的身份也好，它们其实是并列存在我的生活中的。”常玫瑰表示，左手经营一家小店，右手记录生活的波澜，在这样的日常实践中，再枯燥的日子里也能生出崭新的梦。
常玫瑰的写作，并非一蹴而就。学生时代的写作热情，曾在现实压力中中断。直到多年后，她重新意识到，写作并无“来不及”，人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重新出发。“阅读别人的故事多了，我便觉得我的生活也可以试着去书写。”在她看来，写作的意义并不在于宏大表达，“它只是我记录生活的一个留痕。只要我的生命不止，我人生路上的文字便也是不止的。”
真正点燃常玫瑰写作热情的，是女儿一句朴素却深情的话——“我愿意做你的第一个读者”。女儿离家上大学后，母女之间的情感牵挂，成为她重新进入写作状态的重要契机。常玫瑰说，正是这句话，唤醒了她心中沉睡的文学之梦，也让写作成为一种稳定而长久的生活陪伴。
常来的食客、日复一日的经营琐事，是常玫瑰散文中反复出现的书写对象。“我的写作素材大多从我的生活中来，从我的馄饨店的烟火日常中来。”常玫瑰说。她并不刻意修饰生活，也不追求技巧性的加工，而是选择真实呈现生活本来的样子。正是这些酸甜苦辣的瞬间，构成了她文字中最有温度的部分。
这种不加修饰的真实，使常玫瑰的文字被读者评价为“接地气”“不造作”。对此，她强调：“在写作中，我最在意的是真情实感。我始终认为，能打动我的瞬间，我只要真实地记录下来，我相信也一定能打动我的读者。我相信，这样的我，是可以被我的读者理解和共鸣的。”
2020年7月10日，是常玫瑰人生中的重要节点。那一天，她的散文《小草也开花》首次在报纸副刊发表。“从那一天开始，我文学的梦被开启在一个全新的轨道上。它让我明白了，我们老百姓也可以走上文学的舞台。”常玫瑰说。
5年后的同一天，常玫瑰的第一本散文集《左手诗情，右手烟火》正式出版。她说：“这5年间，我只管努力书写我生活中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思，我从没有想过，我能拥有一本完全属于自己的书。”图书出版，对她而言是一种确认，更是一种鼓励。她感慨：“我是无数普通写作者中幸运的一员，这本书出版后，它对我这样的普通写作者来说，最大的意义应该是，你尽管努力，时间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常玫瑰的馄饨店，也在不经意间演变成一个阅读与交流的公共空间。顾客、读者、文友在这里相遇、交谈。“是真诚让这个日常生活场所有了巨大的凝聚力。”她说，“在这里，我和我的馄饨店都是自由的诗，而阅读恰恰是通往灵魂自由最捷径的方式。”
谈及新大众文艺，常玫瑰有着朴素而清晰的理解。“新大众文艺与传统文学最大的不同，应该是强调了人民性。”她认为，在当下，“我们这些老百姓从被别人写，到我们自己写，这是人民自我书写的力量，它让文学真正地来源于生活，也走进了老百姓的心中。”
在常玫瑰看来，写作早已不是标签或身份，而是一种日常。“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灶台前，她依旧忙碌；灯光下，她继续书写。当普通人的生活被认真书写，文学便在最朴素的日常中，获得了新的生长空间。
以无声写有声
诗人 左右
时常有朋友替我的命运打抱不平，而如今的我，心态早已沉淀，只希望往后的生活，能够获得一份平静与从容。这份平静与从容的背后，从不是向命运妥协的淡然，而是我始终在与命运、与缺失的声音做着最坚决抗争，从未有过一刻放弃。
纵使世界充满了喧嚣，我也要让我的世界万籁俱寂。
于是，我的诗集《万籁俱寂》出版了。作为“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之一，作品收录了180余首诗作，我从3年前便开始着手整理。彼时落笔，不过是想将自己与声音的纠葛、与无声岁月相伴的点滴、与命运较劲的模样，以及和生活慢慢和解的细碎瞬间，一一凝练成诗，整理成册。直到书稿交付的那一刻，我才恍然发觉，这些诗句所承载的情感与力量，恰是新大众文艺本真的底色：无论身处何种人生境遇，历经怎样的坎坷磨难，都始终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对未来的向往。
对于“新大众文艺”这个词，我一直对其中的“新”字有着格外独特的执着。在我看来，这个“新”，是对创作多元开放的不懈追求，打破固有的语言边界，让每个平凡人的心声都有被听见的可能；这个“新”，是立足世界格局的创作思维，以更开阔的视野书写平凡；这个“新”，更是对写作者的写作能力与写作素养有着更高要求的期待，让文字既有温度，更有厚度，也有诗意。
我作为芸芸大众中的普通一员，在新大众文艺的土壤里生长。这些年我一直在无声世界里寻找声音、寻找工作、寻找爱情、追求有声生活，这其中有很多心酸、不甘、无助，但我一直在寻找一个突破口。所幸我已经找到了——我通过写作、通过读书，将身体困境转化为独特的诗意表达，传递我对无声生活的热爱，传递我以诗歌对抗命运、探寻生命本质，以文学代替声音来发声的坚韧力量。
写作于我，早已无法用兴趣、习惯、使命等这类词汇来简单形容，它早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我每天都离不开的空气、粮食、水和阳光，是支撑我走过无声岁月的底气。恰如苏东坡所言“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于我而言，便是“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诗”，诗歌与写作，早已融入我的日常，成为生活本身。
常言道：大象无形，大音希声。于无声的我而言，写作早已成为一种至高无上的、无形的、希声的信仰。它是我与世界对话的桥梁，是我表达自我的出口，是我在寂静中寻得的最响亮的声音，让我即便身处无声之境，也能拥有丰盈的精神世界。
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工作，有适合我的，也有不适合我的，每份工作都来之不易，为了珍惜眼前的机会，我大都不得已牺牲了自己的写作时光，唯有在忙碌的间隙，熬着深夜的灯，在疲惫中坚守着心底的热爱。如今我的生活有着清晰的节奏：清晨迎着晨光提笔写作，直到午后才放下纸笔稍作休息。这份工作或许并非十全十美，却让我得以在写作与工作之间自在穿梭。
我的写作之路，从16岁那年便已启程，一路笔耕不辍，至今已有二十余载。一位老家的姑娘爱上了我和我的文字。一来二去就成了我的新娘。文学，让我的命运与众不同，也让我的生命有了归属。
在这2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文字陪我走过了人生的迷茫与困顿，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我也将继续以笔为声，在新大众文艺的路上坚定前行，以无声之躯，写有声之诗。
在生活里擦肩 在文字里相逢
核雕工艺师 蟠桃叔
我叫蟠桃叔，我是一个不出名的小作家，也是一个生意不红火的核雕工艺师，俗称刻桃核的。但是，我勤勤恳恳，这几年出了不少书，也刻了不少桃核。这不，最近，我的一本名为《长安掰馍英雄传》的新书问世了，是“不负星光·新大众文艺丛书”中的一本，我因此觉得很光荣。以我对新大众文艺的粗浅认识，就是文艺工作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踏踏实实为咱群众服务。
说到《长安掰馍英雄传》，它是一本汇集我近年来写作成果的短篇小说集，讲西安普通人的故事。编辑老师是这样评价的：本书聚焦了西安城巷深处的烟火日常，以幽默温情的笔触勾勒出一幅幅市井小人物的生动画卷。书中从微末处透视城市精神，重现人间百态。那些市井匠人、江湖故人、饮食男女，在蟠桃叔的笔下完成了在钢筋森林里编织出的柔软诗意。
是啊，我在西安已经生活27年了，有那么多关于西安、关于西安人的故事要讲。我曾经在西安的某报社工作了10多年，从报社辞职后搞文学加刻桃核也已经5年了。我的写作基本都取材于我在西安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这几年，出了五六本书，也都是献给西安的。
《长安掰馍英雄传》其实不是武侠小说，书里没有一个拿刀拿剑的、飞檐走壁的。书中所写的种种人物，乃是西安城里羊肉泡馍馆子掰着饦饦馍的张三李四。虽是平凡人物，我却认为他们每个人都活得热辣滚烫、有模有样，是凡尘俗世间的好男儿、好女子，是没有功名的英雄也，故有此书名。书中，《吃油饼》里的范青青，《捏脖子》里的春山，《引生刻铜》里的引生……都是这样。生活有时会让他们疼，他们却会对着生活笑。
小说绝大部分篇章都是我虚构出来的，当不了真，但是其灵感与素材均来源于我的亲身经历。例如《曹小毽》一文，人物原型就是我的好友，英年早逝的西安市丝锦画
非遗传承人李健。现实中的李健不像文中的曹小毽踢毽子、舞大刀、骑摩托车。李健一直单身，母亲去世早，他和父亲两人住在一起。父子二人都有好手艺，他的父亲做撕纸画，他做丝锦画，俱是非常罕见的工艺美术技艺。我当年常去李健家喝茶聊天，看他作画。记得有一次，去李健家，李父正颤颤巍巍地剥一碗银杏果仁……这些画面我都印象深刻，也都写进文章里了。
目前，我努力地写作，也努力地刻桃核。虽然劳累而忙碌，但我深信，我非常幸福，因为我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而且是双份，我的幸福也就加倍了。最重要的是，我的努力渐渐得到了认可，我更有勇气走下去啦。
在丛书的首发式上，作家陈彦老师做了发言，他提到正视生活本质的“粗粝性”与“毛边性”，说得真好。我会继续自觉地做好新大众文艺的实践者。
我是用小说记录生活、记录时代、记录西安这座城，和城中的芸芸众生的。我为自己写，我更为读者诸君而写，为广大人民群众而写。我爱热腾腾的人间，爱人间每一个具体的人，特别是那些常被忽视和遗忘的平凡渺小的人。因为，我也是常被忽视和遗忘的，平凡渺小的。所以，如果您在我的文字里隐隐约约找到了自己或者自己熟悉的人，不用怀疑，那就是，一定是。我们终究在文字里相逢。
回首这几年来的文学之路，我觉得自己非常幸福。一路上收获了好风景，也收获了情谊，就是我和读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我一篇一篇地写，在传统媒体上发，也在网络上发。一些读后有共鸣的读者没有吝啬他们的赞美，也不忘分享感受。于是在回馈中，我在以后的写作中不断改进和修正。我也在聆听他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感受。这对于我来说，都是一笔财富的馈赠。所以，我的新大众文艺之路是不孤单的旅途，真幸福啊。
是的，我亲爱的读者朋友，我们在生活里擦肩，我们终究在文字里相逢。
从象牙塔到大众
高中历史教师 易翔
我的经历比较单一，基本上都是在校园度过。从幼儿园一路读书，直到考上东北师范大学，毕业以后又应聘到东莞做高中教师直到现在。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按照既定的轨道结婚、生子，每天忙于处理工作和生活中各种细碎的事务。文学像是少年时代种下的一粒种子，在不断社会化的过程中，一直给我一种隐秘的力量。
高中时代我接触到当代文学作品，毅然决然地放弃了更有优势的理科，选择了读文科。真正开始写作是在大学时代，那个时候，书包里准备着一个本子，只要一有灵感就赶紧记下来，不管是在人声鼎沸的饭堂还是已经熄灯的宿舍。大学时代给我的印象基本是除了完成学业，其他时间都是在为写诗做准备。但是一走出大学的象牙塔参加工作时，生活就把我的诗意击碎了。做教师刚刚起步的时候比较艰难，准备好一节课、把讲台站稳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加上新教师一般都要做班主任，从大学时期自由自在到要管理50多个孩子，工作的强度是垂直性地推送过来的。所以，当坚硬的生活扑面而来，应付种种琐碎事务足以让人精疲力尽，我根本没有闲情逸致再用诗意的眼睛打量这个世界。
直到2012年，女儿的出生再次激活了我对生命的惊叹，我又尝试用诗歌记录这种全新的体验。我把诗歌理解为“创口贴”，它既能帮我喊出来自生活的疼痛，也能抚慰生活带给我的伤害。由此，我找到了生活与诗歌内在的连接，打开了诗歌创作的另一个通道。我的写作内容和风格也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前段时间我创作了一本新诗集《东莞时间》，从书名就可以看出，我的写作内容侧重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譬如孩子蹦跳扬起的灰尘、家庭晚餐的碗筷等，并从中提炼厚重的诗意。诗歌不再是青春期沉耽于幻想的通道，更多是呈现生活场景、记录生命轨迹的图纸。
我的这本诗集忝列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新大众文艺丛书”之中，新大众文艺是一个还在讨论中的概念，当然也达成了一定的共识，至少对我的个人写作有很好的理论定位作用。从象牙塔到大众，这种身份的转换无形地影响着我在写作上的追求。大学刚开始写诗时，我喜欢运用“阳光”“雪”等意象，这些都是凌空高蹈的事物，现在更多能体现日常生活复杂情景的意象出现在我的笔下，写作内容更加“大众化”。更为重要的是，新大众文艺对我的写作心态起到了很好的调整作用。人到中年，写作上的理想很大程度上已经被磨损，写作的目的回归到了文学表达的初心，即作为大众表达日常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这就足矣。有了这个认识，心态就更为自由和松弛。新大众文艺这一思潮，在我涌向大众的浪潮中，很有“安全感”地接住了我。
回头去看，其实也是因为大学时代有大量空闲的日子，正好可以用诗歌来填充。现在大多数时间都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工作、家庭和孩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用诗歌调剂生活、安顿内心，才更感受诗歌的真正可贵。所以，我依然相信自己需要诗歌，而不是诗歌需要自己。把自己置身于大众中，实际上也是如此，并不用担心写作灵感是否枯竭，写作素材是否欠缺。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大众本身是有生活的，我一直保持“间歇性写作”，有的时候一年中没写几首诗，但是过了一年生活也许又会眷顾我，让我的写作迎来一个高峰期。在大众中写作，保持大众的心态去写作，我认为这是新大众文艺给我最重要的启示。
让平凡的人生被看见
东莞市东城体育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章新宏
作为一名在基层摸爬滚打了30余年的体育工作者，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与“作家”这个身份产生联系。但新大众文艺的浪潮，确实让这一切发生了。
作为这场大潮中的一名写作者，或者说，作为一位被时代浪潮托举起来的新大众文艺创作者，我在持续深入的讨论中，在各种学习研讨会和培训课堂上，对文学的认识日渐增长。我的写作，也开始从过去纯粹自发的生活记录，向更具文学自觉的创作方向拓展。
在我看来，新大众文艺与文化强国建设的关系，与我从事的体育工作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我在基层体育战线奋斗30余年，深刻认识到全民健身是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路径——只有当运动融入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竞技体育的金牌才有更坚实的土壤，健康中国才有更广泛的根基。同样道理，新大众文艺正是实现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只有当书写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利，当更多普通人拿起笔记录时代、表达生活，文化的繁荣才真正有了根基。
正是得益于这种浓郁的文化建设氛围，我的创作得到了东莞市文联、东莞市作协的关注和重视。2025年，我的散文集《从江右到岭南》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记录了一个江西游子落脚岭南30余年的人生轨迹，写下了故乡的风物、儿时的记忆，写下了异乡的打拼以及平凡但惬意的生活。
书出版时，恰逢新大众文艺浪潮兴起，我的创作故事和这部作品，得到了国内多家重磅媒体的关注和报道。许多老朋友看到新闻后联系我，表示祝贺的有之，表示刮目相看的有之。当然，也有人打趣我现在是“网红作家”了。说实话，每次听到这个称呼，我既感到荣幸，又有些惶恐。我深知自己的写作水平，出书固然值得高兴，但我更清醒地认识到，这本书之所以能引起关注，我想，是因为它代表了一类人群、一种生活——一个基层体育工作者的文学尝试。其社会意义，或许远高于它本身的文学价值。我慢慢领悟到：创作是一门静心的艺术，是重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力量。写作让我在繁复的基层工作中，找到了一方可以静下来的天地。于是，我脑海里常会浮现一幅画面——静静的夜灯下，人人在写作。
如何平衡工作和创作？其实二者并无矛盾，反而相得益彰。创作讲究主题鲜明、谋篇布局、首尾呼应、详略得当；工作亦然。回想一下，工作中我许多好点子，正得益于写作带来的创作思维。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当然，这里的生活是广义的，其必然包括工作在内。所以，工作对于我而言，也是我最好且最便捷获得的创作素材。工作与创作既不矛盾，也不割裂，只有见缝插针的坚持，才是二者的完美结合。我的写作大多发生在夜晚和周末，发生在上下班的晨昏，发生在运动场边休息的间隙。30多年的体育工作教会我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坚持——就像长跑，不在于起跑多快，而在于能否一直跑下去。写作也是如此，每天几百字，积少成多，便有了这本集子。
最后说说创作背后的故事。创作《从江右到岭南》纯属无心插柳，纯粹是内心的一种写作萌动，起初只是为了记录儿时的趣事而写下的随笔。写作之初既无主题，也无主线，更没有书名，可谓“乱写一气”。
11年前的一个早晨，我慵懒地躺在床上，饥饿唤醒了儿时的一段记忆，突然很想吃母亲做的面条。于是，母亲在灶台边忙碌的身影、一根根细长的面条，加上父亲惩罚我时的那碗“黄花下面”，在手机屏上汇成了一碗情与爱的《面条》。我将它发在朋友圈里，引来无数点赞和评论。最有趣的是一位面条作坊主，他咨询能否用这篇文章做广告文案，还说可以寄些面条给我。文字受人喜欢，我自然高兴，当即应允，并表示不用寄面条来。
就这样，随着与读者的互动，我的写作一发不可收地开始了，并一直持续着。《从江右到岭南》中有篇文章叫《假如死亡降临》，写的是一次核磁共振检查。那次走出检查室，看着楼外照常升起的太阳，我忽然明白：生命的长度或许由天，但生命的宽度，握在自己手中。从那以后，我愈加珍爱生命，惜时如金，希望能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我所喜欢的运动、音乐和写作中。
新大众文艺是什么？在我理解，它就是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拥有表达的勇气，让每一段平凡的人生都有被看见的可能。我很庆幸，赶上了这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