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南的春雨总是这般绵密，如丝如缕，淅淅沥沥地敲打着窗棂，也敲打着我的心。这是母亲离开之后，我的第一个生日。没有了母亲的陪伴，这个生日显得格外冷清和孤寂。我独自坐在老屋的书桌前，思绪万千，回忆起与母亲共度的那些点点滴滴，心中涌起无尽的思念和感伤。
一个月前的那几天几夜，是我到成都求学后单独陪伴母亲最长的时间。然而，与其说那是陪伴，不如说是守候。我默默地坐在她的身旁，看着她安详地躺在那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哀伤和无奈。我按照习俗，定时地为她点上两炷香、两根蜡烛，让她在另一个世界也能感受到我的思念和祝福。这是我唯一能为她做的事情了。
出殡那天，我捧着母亲的遗像，走在熟悉的田埂上。那条曾经无数次与母亲一起走过的路，如今却只剩下了我一个人。一里路，原本是那么漫长，但在唢呐与锣鼓的催促下，却仿佛快过了儿时母亲打火把背着我赶场的脚步。我跪在母亲的墓前，磕头、烧纸钱，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悲伤和不舍。看着面前新鲜的水泥墓室，我才真正意识到，这就是平日里耳熟能详的一个词——阴阳两隔。
还记得与母亲的最后一次谈心，是在正月十八，父亲的生日。那天，我老早就答应她要回家一趟的，但总是被各种理由和托词所牵绊。母亲耳背，但她还是执着地给我打来电话，说：“二娃，你还是回来一下吧，哪怕是吃一顿午饭也好，我想看看你。”我知道，这几年她每周三次的透析已经掏空了所有精力，医生也早就断言了她的生命倒计时。但我却因为忙碌和疏忽，没有能够常常陪伴在她的身边。
当中巴车在家门口刹车停住，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了母亲。她正努力地想要从椅子上站起来，但身体却不听使唤地又坐了下去。她开心地大声喊道：“我二娃回来了！我二娃回来了！”她的声音充满了欣喜和激动，仿佛这一刻是她最幸福的时光。尽管大家都在厨房里忙进忙出，周围无人留意。我赶紧小跑过去，扶着她，怯生生地喊了一声“妈”。我看到了她眼中隐隐的泪意，那是对我的思念和牵挂。
见我坐定，母亲从棉袄内衬口袋里拿出一个用卫生纸包裹好的东西，迅速而悄悄地塞到我手里。她说：“这是我和你爸爸给你的一点儿心意，我们都知道你在大城市生活不易，不仅要还房贷，还要养家。”我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千块钱。纸币上还残留着她手上的温度和湿度。我问：“家里一年的主要收入就只有那些为数不多的枇杷，况且你和爸爸租住在县城，有房租费、生活费、医院透析费，再加上爸爸为了照顾你也一直没有外出挣钱，这一千块钱是哪来的？”她回答道：“我们的钱够用，家里的米带到县城去，可以省下不少的钱。而且，你姨妈、舅舅他们每次来医院看我，都会给我钱。你还年轻，更需要钱。你看你，越来越瘦。你要少熬夜、多吃饭、多吃肉。如果身体垮了，什么都是零。你看我，这段时间精神还可以，主要原因就是我很能吃，不管啥，我都吃个饱。”我问：“那你都吃的啥呀？”母亲说：“在县城，我爱吃猪蹄，你爸爸每隔一两天就去买来炖。我一顿可以吃半根。”当时我还想着，一定得抽时间去蹭一顿。
母亲摸索着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相册来，翻看我们过去的照片。她指着一张我小时候的照片说：“你看你小时候多调皮啊，总是到处乱跑。那时候我还年轻，能追得上你。现在啊，想追都追不上了。”我看着照片中的自己，那是一个满脸稚气、无忧无虑的孩子。再看看眼前的母亲，她的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和沧桑，那是岁月留下的痕迹。我鼻子一酸，差点哭出声来。
吃完饭，我找了个间隙跟父亲了解这一千块钱的事。原来，这钱的确是母亲平日里攒下来的。亲友们来看她时送的钱，她都自己藏起来，还不让父亲看见。有次在无意间，父亲看到母亲把刚收到的一百块钱用卷纸包好藏进了一双旧鞋子里。
在家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几个小时的相聚，一顿温情的饭。父亲准备了一些自家的柑橘、花生、大米、黄豆等，装了满满一大口袋。母亲虽然已没有力气去地里亲自摘取，但她还是一步一步挪动着，拿出机器打好的大米，倒在筛子里，几乎是一粒一粒地分拣着，把小石子和稻谷拣出去。她的双手不停地忙碌着，嘴里还念叨着：“你看你都瘦成这样了，哪怕是有再大的压力，你也得把饭吃饱。这点米吃完了，再回来拿。”那袋大米，是母亲用最后的力气为我准备的，每一粒都饱含着她的爱。
我知道，她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支持着我，哪怕是在她生命最后的时刻。我让她不要担心我，告诉她我一切都很好。但我的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不敢让她看到。
此后不久，因为要回资中办事，我顺道去了父母在县城的出租屋。没有提前打电话，是想给他们一个惊喜。当我推开门的那一刻，我看到母亲半躺在床上，正在打开一袋榨菜，往盛有半碗的米饭上倒。她的身影显得格外瘦弱和憔悴，仿佛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看到这样的情景，我心里一阵阵发酸。
我对她说：“妈，你怎么能吃这榨菜呢？不仅没啥营养，而且还高盐。”她看到我突然到来，连忙放下手中的碗说：“你回来啦，怎么不打个电话呢？我们好准备一些你爱吃的菜。哦，你吃午饭了没？下午又要回成都了吧？”一连串的几个问题，我都没有作声回答。
当她颤颤巍巍地把手伸过来，想要拉我到床边坐时，我突然间就绷不住了。我强忍着鼻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我哽咽着问：“这就是你每次打电话所说的经常炖猪蹄吗？”她怔了一下，也明白我这话的意思。她解释说：“你爸爸去医院办理费用账单了，我有点儿饿，就想着先吃点儿。这榨菜很开胃，还是有作用的，可以让我多吃一点儿饭。”我随即去阳台看了一下简陋的厨房，房东赠送的破旧小桌上摆放着几瓶辣椒酱、榨菜的瓶子。那一刻，我的心像被刀割了一样疼。我抹着眼泪，小声地对她说：“我先去医院找爸爸回来。”然后便飞快地逃出了门。
在医院，我找到了父亲。我问了一下母亲的饮食情况。父亲说：“你妈妈哪里吃了什么猪蹄。每次我都说去给她买，她都说不爱吃这油腻的东西，还说没有胃口，就想吃点麻辣的、重口味的榨菜。我拗不过她，就只有随她心意了。但我知道她是想把钱省下来给你，因为她知道你一个人在大城市太不容易了。她还常说，二娃从小跟着我们受了那么多苦，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所以，她想尽自己的一点儿力，不管多与少。”听完父亲的话，我早已是泪流满面。
在父亲的陪同下，我去附近的炒菜馆炒了一份母亲最爱吃的青椒回锅肉带回出租屋。看着我买回来的回锅肉，母亲高兴地说道：“好香啊！你还记得我的这个小爱好。不过，下次不要去外面买了，这样一份至少二十五块钱，有点儿浪费。如果我实在想吃，会让你爸爸去买肉回来炒。能省一点儿是一点儿。”
我连忙安慰她：“不贵不贵，我是在手机上买了优惠券的，跟自己做的价格差不多。”为了彻底打消她的疑虑，我赶紧给父亲使眼色，让父亲帮忙圆场。如此一番，她才安下心来。我把几片回锅肉夹到了她的碗里，并说：“妈，我来喂你，你躺着也不方便。”她高兴地点点头。
我一口饭一口菜地交替着喂她。只见她嘴唇一张一合，下巴一下一上，两腮一伏一起，然后将饭菜快速嚼了几下就咽下了。很快，她又张开了嘴。我知道，她是怕麻烦我，所以就想尽快吃完。此时的母亲，俨然成了一个孩子，一个饥饿的孩子。她很听话，也很享受地吃着我给她喂的饭菜。
“妈，好吃吗？”我问。“好吃，好吃！”她回答道。不知不觉间，饭菜快喂完了。母亲将身子往后一斜，便躺下了。很显然，她是累了。不过，在躺下之前，她再次对我说：“这次的饭菜真好吃！”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母亲喂饭。那一刻，我仿佛回到了小时候，她也是这样一口一口地喂我吃饭。只是现在，角色已经互换了。
我从小就对亲情的表达比较内敛，不仅仅是因为家庭一直比较困顿，还在于母亲从我记事起的教导——识人，不要只看言语，还要看行动。那些教导和关爱，伴随着我度过了人生的每一个阶段，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记得高考结束后的那一段时间，应该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日子。当时，农村“读书无用论”依然盛行。小学、初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挣到钱后回来修新房，在村里的例子比比皆是。而我们家，因为父母从没出去打过工，只靠人均三分的土地让我和哥哥都念完了高中。由此带来显而易见的后果就是家徒四壁，吃肉成为最奢侈的一件事。每天三顿的白薯汤，至今让我对各种甘薯都不再触碰。
当乡里邮递员送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们一家除了短暂的惊喜，更多的便是面临学费和生活费的难题。最关键的还在于，从当年开始，大学也不再包分配，也就是失去了所谓的铁饭碗的基本保障。所以，当时村里的人都纷纷劝父母：“你们家两个儿子都是高中生了，没必要再让自己受苦。大学毕业还是得进厂打工。”其时，我已经做好了去乡场上学修家电的准备。
然而，在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三天晚上，母亲来到我的床前，郑重地说：“我们决定让你去成都读大学，无论接下来面临怎样的困难。我始终相信‘读书才有出路’这句话。”那一刻，我看到了她眼中的笃定和坚韧。那是对未来的期待，也是对我无限的信任和支持。
接下来就是如何凑够学费、生活费的问题了。鉴于母亲的身体原因，经过商量，父母决定不再出去打工，打算靠养殖和种经济作物来挣钱。父亲去找村里出去打工的人家，承包他们已经荒下的土地，种上辣椒。因为辣椒生长周期短、结果期长，而且不管是青椒还是红椒，都很有消费市场。如果用塑料棚种植，两个月的时间就可以见到收益。事实也果真如此，经过精心打理，在开学前的那一段时间，父亲几乎每次赶场都会挑上两筐辣椒去卖。第一年两千块左右的学费，有近一半都来自这辣椒。当然，更多的是向亲戚朋友借。
母亲也没有闲着，她买回几十只小鹅，准备养大后用来下蛋。在当时，一个鹅蛋要卖一块钱，比鸡蛋贵一半。后来我的每个月六百块钱的生活费基本都来自此。然而，就是这鹅蛋，让我挨了母亲的第一次打，也是唯一一次。
大二元旦时，学校放假，我回了趟家，主要想每月增加一百块钱的生活费。那天我回到家，父母都去地里干活了。肚子有点饿，我便去厨房找了找，居然啥都没有。于是便开始翻箱倒柜，在装满稻谷的柜子里，我发现了十个鹅蛋。我知道这鹅蛋是我的生活费，但实在是敌不过咕咕直叫的肚子，就拿出一个煮着吃了。等父母干完活回到家，因为喜悦，我忘记将吃了一个鹅蛋的事告诉他们了。
结果，该来的还是来了。因为父亲第二天要去赶场，准备卖掉这昂贵的鹅蛋，结果一清点数量才发现少了一个。一圈找寻下来，最终在垃圾桶里看到了鹅蛋壳。母亲找我来问话，我知道闯了祸，只得如实相告。当时母亲急红了眼，让我像小学生一样伸出手掌，用厨房找来的一根小树枝，重重地打了一下。我的手掌上顿时泛起了一道红痕，火辣辣的疼。
“妈……”我嗫嚅着，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母亲打完我，却哭了。她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道：“我知道你饿，都是我这当妈的没做好。但你知道这鹅蛋的重要性，就不应该拿来吃了。在农村，像我们这种家庭，挣一块钱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另外，我还要告诉你：不能偷吃东西，做人要诚实正直。”
四年大学生活就在这度日如年的时光中蹒跚地走过了。从媒体的广告人员到记者，再到编辑，母亲见证着我这一路走来的不易。老家村里的人比较简单，认为只要在大城市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便等于挣到了大钱。不过，只要有人向母亲问起我是否拿了钱回家，她总是说：“我二娃拿了钱的，而且工作是坐办公室的。”一脸的骄傲。其实，我工作后，几乎没拿过钱回家。
在母亲眼里，最骄傲的事莫过于我四岁时踩着小板凳用沼气为她煮粥。
自我记事以来，母亲就有胆囊炎，疼痛的时候，只能躺在床上，唯一可以让她身体好受一点儿的就是喝碗白米粥。
有一段时间，父亲去了相邻一个乡的一个工地干活，因为想多挣点钱，所以就暂住在了工地上。哥哥也跟着爷爷奶奶去了城里的幺叔家。在母亲胆囊炎发作的时候，四岁的我便成了她嘴里的“有担当的男子汉”。
我问：“怎么熬粥呀？”母亲说：“先点燃沼气烧水，再拿一点儿米来，用水把米洗干净，等水烧开了，再把米倒进锅里就可以了。”就这样，在她的指导下，我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熬粥。当我把熬好的白米粥端到床前，她撑起身子，接过碗，先用汤匙喂了我一大半黏稠的粥。最后还剩一些米汤和少量的米粒，她才几口喝了个干净。
此后不管多少年过去了，只要说起我做事从不偷懒，她总是会不自觉地谈及这煮粥的事，眼里满是自豪。
如今，又是一年春风起。都说“生日是母亲的受难日”，此刻，我看到挂在老屋墙上的时钟，想的是如何将这铮铮嚓嚓声往回拨，回到我搭起凳子煮白粥的日子，回到我最初记事的日子。毕竟，“来处”的意义对一个人短短几十年的光阴而言，远胜“归途”。
父亲正蹲在门口剥枇杷，果皮堆成小山。“你妈种的树，今年结得格外好。”他递给我一颗，指尖的裂口渗着血丝。我含住果子吮吸，酸汁激出满眼泪——原来思念是有形状的，像脐带，像针管，像母亲临终前攥紧又松开的我的手。
山风掠过墓前的烛火，青烟在碑上勾出浅浅的痕。看着坟头冒出的几根野草，恍惚间，我又成了那个踩凳煮粥的孩童，而她仍是会痛会笑的母亲。原来，所谓阴阳，不过是她在岁月里凝成的刻度，从此我每长一岁，便离她更近一寸。
作者简介：何 建，读者报首席记者，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濯锦工匠。著有纪实文学作品《熊猫香香》，合著《濯锦工匠·百匠大集：初心》《中国蜀葵：走向世界的丝路之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