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先生一辈子写过数千封信，这一封比较特别，它是打印在红色抬头的“中国作家协会”的信纸上面的短简：
出版社：
凡有付给我的稿费，请迳[径]寄：北京八一○一信箱，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收。备注项请注明“稿费”，以便登收
此致
敬礼
巴金
年 月 日[1]
出版社和时间空白，预留使用时填写，这是巴金在1980年代初写给出版社的通用信函。巴金一生不曾领过国家的工资，靠稿费生活，这份短简自断“财路”，等于把自己的生活保障都捐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尽管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但是这足以证明中国现代文学馆在他心中的分量。
从一个设想，到一代作家共同呼吁，再到筚路蓝缕中梦想实现，中国现代文学馆从创立到发展，可见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强大的行动能力和践行自己信念的不懈努力，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践行理想的一个成功样本。
一、“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
1978年春天，巴金到北京出席第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会议结束后留下来访友，很多老朋友都是劫后重逢。3月15日上午，两位在《人民日报》做编辑的朋友夏景凡和姜德明去前门饭店看望巴金，中午，他们又一起去晋阳饭店与在那里的袁鹰会合一起请巴金午饭。在去饭店的路上，喜欢新文学书刊收藏的姜德明同巴金谈起女作家罗淑：
我谈起已故女作家罗淑，非常惋惜她生前写得太少了。巴金说他手头好像还保存有罗淑的几封信，应该有个单位来搜集这些东西，包括别位作家的资料，都应放在一起，好让人们来研究。我说可以考虑把原稿先在报刊上发表，巴金以为：“那倒不一定，只要有人管起来就好。”[2]
姜德明后来把他们的谈话内容写进文章发表，这一次谈话，可能是巴金最早向友人透露建立类似文学馆这样一个“单位”的设想。历史地看，我们不能不敬佩巴金的敏锐，他的资料保存、搜集的意识走在了大多数作家和学者的前面。1979年巴金访问法国、1980年访问日本，在海外，他看到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资料搜集的热情，这与国内刚刚结束的文化浩劫中被当作“毒草”恰成对照。他还看到一份资料，讲日本东京有一家近代文学馆是靠作家们自己的力量建立起来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能行动起来建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呢？
1980年8月15日，巴金访问瑞典归来在北京居停期间又见到姜德明，他再次提起文学馆的事情：“‘原来我也想过，是不是由作家们出一点稿费支持一下，这也是作家们都很关心的事。后来周扬同志说，还是由公家来办吧。’巴老以为只要有了房子就好办了，馆内的书刊杂志，谁若需要提供的话，请出一点手续费就好了。他又说，有个朋友准备写文章要为文学馆呼吁了，让我也考虑写文章。”[3]巴金已与周扬等领导沟通过，此时创办文学馆的想法已趋成熟。
四个月后，巴金正式发出“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
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4]
此文写于1980年12月27日，次日在为《创作回忆录》所写的《后记》中，他再次呼吁：“出版这本小书，我有一个愿望：我的声音不论是微弱或者响亮，它是在替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出现喝道。让这样一所资料馆早日建立起来!”[5]
1981年4月，在“随想录”专栏中，巴金专门写了一篇《现代文学资料馆》，“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6]巴金是这么写道，他对文学馆的盼望之热切竟然以“着了魔”来形容。1982年，他又写了一篇《再说现代文学馆》。这两篇文章基本上把他倡议建立文学馆的主要构想和意图讲清楚了：“我设想中的‘文学馆’是一个资料中心，它搜集、收藏和供应一切我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五四’以来所有作家的作品，以及和他们有关的书刊、图片、手稿、信函、报道……等等、等等。这只是我的初步设想，将来‘文学馆’成立，需要做的工作可能更多。”[7]搜集研究资料之外，这个倡议还跟巴金后半生的经历和晚年的反思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段时间，现代作家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他们的作品被污蔑为“毒草”，究竟该如何评价“五四”以来的作家的贡献和这一代作家所走过的道路，如何看待这些作品，巴金有自己的思考。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推进，巴金认为有必要建立一座文学资料馆，将那些宝贵的资料留给社会、留给后人。“有了文学馆，可以给我国现代文学六十多年来的发展做一个总结，让大家看看我们这些搞文学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8]
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部分捐款清单
对于正在推进中的中国现代化事业，巴金认为精神的现代化更不容忽视：“点着火柴烧毁历史资料的人今天还是有的；以为买进了最新的机器就买进了一切的人也是有的。但是更多的人相信我们需要加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提高对我们民族精神的认识。认识自己，认识我们的文学，认识中国人民的心灵美。我们有一个丰富的矿藏，为什么不建设起来好好地开采呢？”[9]这等于说文学馆从设想中就不仅仅是史料保藏的“仓库”，它是与一个民族的精神史和文学史联系在一起。
二、“建个文学馆，好”
“创办一所‘现代文学资料馆’，您感兴趣吗?”[10]这是巴金1980年11月15日给姜德明信中的一句话。随后的几封信中，他们都在谈论此事，巴金表示：“我愿意为它的创办出点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您觉得怎样？”[11]“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建立这个馆。您看怎样？”[12]渐渐地，设想已进入操作层面的计划：“文学资料馆的事还需要大力鼓吹，我给罗荪写信也提到了。我建议中国作协负起责任来，钱和资料大家捐献吧。”[13]
姜德明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了巴金的呼吁，使得私人间的交流扩展到文学界，作家们纷纷响应这个号召。那又是一个春天，1981年3月12日《人民日报》第八版发表了两篇跟文学馆有关的文章，一篇是巴金的《创作回忆录》后记，另外一篇题为《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议》，姜德明以编者的名义摘选巴金文章中谈文学馆的话，他说：“巴金同志文末提到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事，在他写的《创作回忆录》之十一《关于〈寒夜〉》中也曾提及，现摘录如后，以见他的迫切心情。”随后姜德明又组织几位文学界重要人士撰文呼应巴金的主张，臧克家认为“建个文学馆，好”：“今天，读到巴金同志的文章，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我举手赞成！”[14]罗荪转达茅盾和其他老作家的看法：“他非常赞成这个建议，并表示要把他全部创作资料提供给文学馆。”“这个倡议，还得到了老一代的作家叶圣陶、夏衍、冰心等同志的热烈支持。”[15]曹禺说：“它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让我们更加地认识自己。这也将是祖国的一个荣誉。”[16]唐弢认为：“我赞成巴金同志的建议：这是回忆，也是前瞻！[17]
巴金的设想能成功落地，跟在北京的老友罗荪积极奔走、大力推进分不开。那段时间，在他们通信中“文学馆”是主题词：
我在搁笔之前还想促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谈过，他来信说你也赞成，不妨请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赠资料外，还可以捐点钱，我看由作协来创办最好，政府拨给一所房屋就行了。搜集资料，供给资料，人不在多，作协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领导。所有作家的材料都收，不作评论，只向中外研究人员供应材料，收手续费。你看怎样？[18]
罗荪回信，谈到他在北京为此事奔走的初步成果：
得来信后，我曾与光年、周扬同志讲到这事，他们十分赞成还自告奋勇，必要时他将去活动一所房屋，以作馆址，需要先搞一个缘起和方案，征集一些同志参加……我想总要促成此事。[19]
关于作家资料馆的事，……我想先写个缘起，请大家签名发起，再拟出个办法来，逐步促其实现，如可能，则在作协理事会上把这建议正式提出来，形成一个决议就更好了。[20]
巴金回信中再次明确自己的想法，并要带头捐款：
考虑再三，我觉得成立现代文学资料馆比较有意义。我愿意捐献一笔钱（大约十万吧）和一些书刊、材料。只求政府拨给一所房子。收也好，放也好，这样的资料馆什么时候也需要。它只是一个资料中心，对哪一派都无妨碍。而且有了它，对旅游也有好处，还可以吸引外国的研究者。资料馆可以保存一些珍贵的材料如照片、信札之类。[21]
罗荪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文艺报》主编，是巴金与中国作协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巴金关于文学馆设想最为切实的支持者和实践者，在文学馆的提出、筹建和规划中，他起到关键作用。除了他之外，巴金的那些老友们在那时候和以后的岁月中也都为文学馆贡献了力量，他们中有代为呼吁的，有捐赠资料的，还有为文学馆募集资金的。在这些人中间有茅盾、夏衍、冰心、李健吾、唐弢、萧乾、汝龙、辛笛……这是一份很长很长的名单。众人拾柴火焰高，在大家的全力支持下，巴金的设想越来越接近目标。
三、“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
中国作家协会积极地承担文学馆的规划和筹建工作。
1981年3月27日，中国作协主席茅盾逝世，4月20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扩大会议，巴金被选为主席团代理主席，在这次会议上，现代文学馆的筹建问题也列入议程。当年10月13日中国作协召开主席团会议，会议由巴金主持，“会议还听取了关于‘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工作的汇报。由巴金提出的关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倡议，获得了各方面的响应和支持。将要建设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具有国家档案馆的性质。它将逐步建设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资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资料、研究中心。巴金已捐献15万元作为建馆基金。他表示还将继续为文学馆募集基金，促进文学馆早日建成。”[22]开会当天，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接见巴金、张光年、贺敬之、朱子奇等人，他也对文学馆的筹建寄予希望，后来的新闻报道中说：“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是巴金同志1980年倡议的。1981年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中国作家协会筹备。胡耀邦同志在一次接见巴金等同志时，对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表示热情关怀和支持，并作了重要指示，说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会议决定由巴金、谢冰心、曹禺、严文井、唐弢、王瑶、冯牧、孔罗荪、张僖９人组成‘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孔罗荪任主任委员。”[23]——这则报道中确认了：现代文学馆的筹建在1981年得到中宣部的正式审批；在这次主席团会议上，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备委员会组成，它标志着这项工作正式展开，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巴金保存的一帧现代文学馆（万寿寺）正门照片
在这一过程中，很多事务性的工作正在逐步落实，每一步都牵动着巴金的心。改革开放之初，国家比较困难，很多事情在进行过程中一波三折。罗荪1981年6月28日给巴金信上说：“关于文学馆的事，一是中宣部已经批了，同意成立，只是房屋尚需要再作一番努力，打算先租一所房子。”[24]随后，“筹备小组”成立：“日内先建立一个筹备小组，并成立一个二、三人的小班子，负责做准备工作，如提出部分规划，寻找适当房屋，以便进行工作；……”[25]房屋问题是关键，也是最难解决的，巴金曾在文章中为它找不到地方而忧虑，罗荪等人在北京也是多方面想办法：
关于文学馆的事，我同光年同志研究了，现在领导上还是比较重视，冯文彬同志提议先由北京市拨一所房子作为过渡之用，年过后就需要自己去跑、去催，否则仍然是一纸空文。地方是北京原国际俱乐部（在东交民巷），抓紧一点也许能给，这样可以先有落脚之处，便可着手工作了。叶老的字已经写好了，我将去取来，先把招牌做好挂起来，其他一些准备工作，都将逐渐开始做起来了，还想向各省市文联作协发信请协助搜集有关资料。您有什么意见，望随时示知。[26]
当时很多有文化眼光的领导的支持是文学馆得以建成的重要保障：
读了您的信深受感动，多次提到文学馆能早日实现，我在作协的书记处会上也一再提出，现在是领导上十分重视，除了胡耀邦同志、习仲勋同志、乔木同志外，冯文彬同志也很重视……
……
这几天我想和朱子奇一同去找一下乔木同志，另外由延泽民同志去找习仲勋同志，千方百计先弄个过渡场所，现在的事，领导讲了话，下边照样不理，实在太不正常了。要扭转这个局面，还要花大力气。[27]
1982年5月，筹建中的文学馆总算有了落脚之处。巴金在给罗荪的信上说：“乔木同志也有信来。房子问题解决，文学馆可以开办了。”[28]胡乔木亲自致信巴金，是为巴金释忧，大家都知道巴金在为此事挂心。筹委会成立一年后，1982年10月16日，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于北京万寿寺西院正式挂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前往祝贺，亲自为它挂牌，前往祝贺中国现代文学馆筹建处成立的还有：周扬、贺敬之、华楠、王政柱、刘导生、张大中、刘白羽、艾青、曹禺等。[29]这个临时馆址是在中央和北京市领导等各方面协调下才解决的，然而，它并非最理想的保存资料的地方。有人曾描述当时的状况：“万寿寺西院是明清时代的遗物，曾为慈禧的驻跸之地，园林式的多重院落，占地近一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为五千，而使用面积又递减一半。房屋是砖木结构，刚经历了一场焚去三座大殿的大火，断壁残垣，枯树荒草，令人触目惊心。院内有几处用房尚被占住，麻烦层出不穷。文学馆的第一批工作人员在各方面的支援下挺身去应付面临的重重困难和考验了。”[30]
别无选择，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修缮。罗荪向巴金汇报：“文学馆的事已作了布置，下周将去访乔木同志，拟一面修缮，一面着手收集资料，并住进人员，订出进度规划，积极进行。”[31]随后，罗荪又向巴金详细叙述由张光年支持的中国作协党组会关于现代文学馆面临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部队占用的房子正在有期限的撤出，商请清华大学建筑系设计初步方案，“拟订了修建计划，分三步进行，第一步修缮二、三两个院落，第二步清除火烧场，修建第五个院子，第三步修建第六个院子”还有专门修建一个文物资料存放处……”[32]
罗荪对巴金说：“我将尽可能摆脱其他工作，全力抓文学馆的事。”[33]“承您的信赖，我总尽一切力量促其成”。[34]1983年，罗荪，虚岁七十二岁；巴金，虚岁八十，他们都已经进入了人生的暮年，在这个年纪，在身体都相当不好的情况下，他们一南一北共同为一个事业的开拓而殚精竭虑，想来不能不令人感动。文学馆，从一个梦想到短时间里落地生根，是一大批人在艰苦的条件下努力奋斗的结果，开拓者们的奉献精神，不容忘记。文学馆的第一任馆长杨犁就曾以“创业难，但亦乐在其中”谈文学馆创建的不易：“文学馆从无到有，由小及大，是由于文学家的响应，由于多方的支援，也有同仁的努力。所进驻时还不过五六个人，从清除院场、瓦楞上的蒿草做起，以零为起点的资料汇集就更为艰难了，他们捕捉每一个信息，从报刊杂志上，也到旧书店收购站去，甚至打算到造纸厂寻找线索。那是一点一滴的积累。”[35]黄裳1983年去北京特地去了万寿寺，他看到的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在废墟后面的一进大殿里受到接待。听负责同志介绍万寿寺拨交现代文学馆后的工作进展情形。李枫同志后来也赶了来给以指导、说明。工作是艰难的。地处西郊，交通不便；生活设施几乎全无。因为是古文物建筑按规定在寺的周围若干米之内不得建造取暖的锅炉房，殿里更不能生火。北京的冬天，在这四面透风的大殿里办公就先是一种严峻的考验。殿里的佛像早已没有了。改为练功房后，方砖铺地也改成了水泥地平，大殿里疏落地堆放着一些新购置的书架、铁床和零碎的办公用具，此外就是一捆捆新出版的文学书。有的还没有解开、上架。每种书大抵都有两套复本。报纸杂志也有一些，一切都呈现着草创的样子。”[36]二十多年后，黄裳还深有感触地说：“一九八三年秋赴京之前，去看巴老。他嘱咐我一定要抽空到现代文学馆去看看，回沪后把见闻告诉他。那时是文学馆的草创初期，暂时借住在万寿寺。我设法借了一部车子去了一趟，见闻就写在《东单日记续篇》里。设备简陋，困难重重，那真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工作之艰辛，看了使人感动。”[37]
四、“我想把赠款早日汇到北京”
有了文学馆的设想后，巴金打算捐款、捐资料，日本作家是这么做的，他相信中国作家也可以办到。当文学馆的筹建启动后，这位一辈子自食其力的作家迫不及待地要兑现承诺。
“文学馆的筹建工作希望你抓一下，趁热打铁，能早些办起来最好。我想把赠款早日汇到北京，请代问会计课（或财务组），如何汇法，是否写明作协的银行帐号。”[38]几经周折，这个事情，1981年7月13日终于办好了，在当日的日记中，巴金平静地记道：“上午辛笛偕潘抒来。下午两点国煣陪我去华东医院和卢湾区人民银行办理划款手续，将赠款十五万元交上海文联转给中国作协。”[39]在1980年代初，“万元户”都能上新闻，巴金捐出的这十五万元并非区区小钱，而老人不是富豪巨商，这都是他辛辛苦苦写字所得，他毅然为文学馆的建设捐出，堪当“无私”二字。
1981年7月，他进一步表示：“我还想把今后出书所有的稿费都送给资料馆，还准备为它募款。总之，使这个事业早日办起来，大发展。”[40]说到做到，立即行动，“最近给宁夏出版社编了一本《怀念集》，给四川人民出版社编了一套十卷本《选集》，大约都会在年底出版。我已对出版社讲清楚稿费全部送给文学资料馆。”[41]后来，他又郑重地对罗荪说：“以后我要办到：所有稿酬都送给文学馆。但这种办法绝不能宣传、推广，讲出去也没有好处（我是个例外，是特殊的情况），请不要对外人讲。钱汇来请筹委会作为捐款收下就是了。”[42]大约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打印了那张致出版社的空白函，以通知各出版社把稿费直接支付给文学馆。
巴金为中国现代文学馆部分捐款清单
巴金曾叮嘱主持四川人民出版社工作的侄子李致：“以后不要再给我寄稿费了。今后所有我的著译的稿酬，新出的书如《回忆与探索》和十卷本《选集》的全部稿费一律赠现代文学馆，已出各书如有再版的机会，稿费也送给文学馆（萧珊的译著也包括在内）。以后请一定照办。”[43]在1985年和1986年巴金给文学馆杨犁馆长的信中也多次谈到捐赠稿费的事情，[44]巴金故居藏有一份“巴金同志捐款清单”，内容如下：
1982年
7月31日 为文学馆捐款 150711.23元
7月31日 为文学馆捐款利息 156.74元
7月31日 《探索与回忆》稿费1590.50元
12月4日 《读卖新闻》稿费627.14元
12月25日《序跋集》稿费2164.80元
1983年
1月29日 《父与子》再版费155.52元
2月26日《高尔基文集》稿费11.66元
2月26日 《家》再版稿费183.46元
2月26日 《春》再版稿费147.42元
2月26日 《秋》再版稿费187.67元
2月23日 《怀念集》稿费1339.44元
2月22日 上海款转北京利息款1308.00元
4月19日 《新文学史料》稿酬39.00元
10月29日 上海款转北京利息3716.10元
11月15日 活期存款利息23.75元
11月15日 《屠格涅夫中篇小说》稿酬200.51元
12月1日 日本公论社汇《随想录》稿酬83.21元
1984年
3月21日 人民文学出版社《巴金选集》稿酬585.00元
1982年7月31日—1984年3月21日合计：163231.15元[45]
这里显示的仅仅是不到两年的捐款数额。这个细目上的数字，多则十几万，少到十几块，数额并不一定很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捐款是“涸泽而渔”式的，一个不留啊。巴金对文学馆真是全心全意。
巴金捐赠书刊资料陈列说明
与此同时，巴金也开始源源不断地捐赠珍贵的书刊、手稿、字画。1981年他就表示：“关于文学馆，以后我还可以：一，捐赠资料；二，继续捐赠稿费；三，捐赠解放后出版的文学书刊，如《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戏剧报》等全份。”[46]后来他又说：“一有房子，我就准备把捐赠的书刊和资料送出去。……我要在去世前把这些事一一办好。这的确是件好事，也值得花费您晚年的宝贵时间、精力和心血。”[47]这些书刊都是他亲自挑选和整理的，这个工作占据了他不少时间：“从香港回来，还要清一点书和资料送给文学馆。摇旗呐喊的事情我还可以做一点。总希望让文学馆早日建立起来。”[48]“我下次去京，还要带几本书给文学馆。我的作品馆内缺的，我可以陆续补齐。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49]——“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通知。”这几乎是有求必应啊。巴金给文学馆捐资料不仅仅是那一段时间，而是一直持续到1990年代中期，直到老人身体衰弱无法再做这件事情为止。
巴金到底捐了多少东西？目前尚无精确和全面的统计。从可查的数字看，书刊，近九千册。“出版时间最早者为1909年，至迟者为1993年。其中1949年12月以前出版者二千余册，1950年1月至1966年5月出版者四千余册，1966年6月至1976年12月出版者约三百册，1977年至新世纪初出版者二千余册。”[50]这些书分十多批陆续捐赠给文学馆的，里面有大量的作家签名本，也不乏现代文学的珍本书。《人民日报》在1983年11月19日曾发表一则题为《巴金捐献珍贵资料》的简讯（署名“文”），谈到的应当是巴金第一批的捐赠，尚以书刊为主：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巴金最近将他多年所藏书刊，信件、手稿等珍贵资料3161件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这批资料中，有巴金手稿36件，巴金各种版本的作品112种……有译成23种文字的巴金外文版著作49本；译文34种；具有研究价值的《煤》（后改为《雪》）《家》《秋》等出版清样8件。所捐书信中，有巴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