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十月杂志：请简单谈谈您这次专辑里的作品，比如最初的写作意图、所涉及女性处境和女性经验、性别之外的其他因素等等。

孙频： 这篇小说里用了貘这个意象是有原因的，因为在传说中，这种生活在东南亚的动物是一种很特别的兽，它会吃梦。而我要写的这个女主人公是一个曾经追求女性的真正存在，做了很多梦，最后却回过头吃掉了自己所有的梦，也包括吃掉了一部分文明的女性。她最后跳入湖中有太多的含义，可以是自救，可以是示威，可以是自溺，可以是真正的勇敢和迷人。现实中也许并没有这样的女性存在，但她身上会有那些处在夹层里的女性的影子，她也许是那些夹层里的女性集体的一只梦貘。

文珍：我这篇《寄居蟹》是写一名深圳的工厂女工的故事。最初的意图是想写深圳“三和大神”，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知道这个群体的存在，就一直感兴趣；但在寻找资料及实地调研的过程中，我不经意地发现了这个庞大群体中女性劳动者的尴尬与错位。她们在日本NHK的纪录片和各种关于三和人才市场的社会学纪录中基本上是缺席的，没有声音的，但人才市场里又不时会穿插一些穿着入时的年轻姑娘充当女招工员——这是我自己生造的词——在无数拉着箱子满脸疲惫的男性求职者中间往来穿梭，分发传单，耐心讲解招工单位的情况，仿佛作为一种未来美好愿景的具象化而存在。很多招工广告上甚至会赤裸裸地写明：厂里流水线有大量年轻妹子，速来。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执行多年之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大量男性进城务工人员成年后难以找到合适的对象，在大城市同样难以解决个人问题；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女性进城务工者悄然变成了狩猎和觊觎的性对象，她们年轻，单纯，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却茫然不知前路布满陷阱，和一百年前美国作家德莱塞的《嘉莉妹妹》《珍妮姑娘》里的女工心路历程颇有类似，只是工作环境和命运走向甚至还大大不如。所以突然有天，我发心想写写这些身处危险之中的女孩子们。她们就像没多少防御能力的小家畜，而都市丛林里到处都是沼泽和洪水猛兽。我说的危险当然不仅仅只是同样身处底层难以打破阶层固化的男性进城务工者，也包括整个高速运转的无情的资本世界的其他部分。

淡豹：《山河》写一个逆来顺受的妇女，她经过生活的捶打，逐渐以忍耐为使命。她的女儿则开始迷信自我成就的力量，把“孤独”这个概念当成美学。她们二人都在寻找信仰。

这两种人我都熟悉，她们因此而产生的代际关系，我也比较熟悉。现在的互联网上，许多像她女儿这样的女孩子在发言，把家庭当做一种对自己太过危险的诱惑，把自足当成自立的标准，对父母、对爱情都保持相当的心理距离。

除此以外，我还想借这篇写写我熟悉的城市空间自90年代以来的变化：

——对许多人来说，飞机场和高铁站不再只是过渡性的空间，而是像家，像办公室一样，人连贯地置身其中、处理情感处理工作，是真正的生活场所。

——城市开始密布711这样的24小时便利店，提供一种冷光的安慰。

——巨型城市中楼群构成的天际线和小镇、和乡村不同，它不平缓，高低扭动，夜里光怪陆离。这种空间既是人的家，又让人总想寻找家。

城市变成新城市，这既帮助也推动女性变成新女性。一方面，女性想要过一种崭新的生活，在私人领域作心理上的自我改造，不想像上一代那样生活，不想按上一代的要求那样生活，另一方面，这些变化也是种全球性的趋势，难以阻挡，“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社会应该对此作好准备。

张天翼：我给这次专辑交的小说叫《我只想坐下》，故事讲了一个女人在长途火车上的一夜经历。火车是个有趣的密闭空间，被迫紧挨在一起、亲密无间、相与枕藉的旅客，有一种奇特的“至亲至疏”的关系。很多东西会在这个高压锅里现原形。我认真算过，我大概坐过一千小时的火车。我站在车厢厕所外排队的时候，被后面的硬物顶过，也被邻座男人摸过大腿。现在，我用写成小说的方式来反省和检讨自己的怯懦、软弱。

林白：都是随意写下来的，并没有要怎样的心思。自然也没有考虑某种主义。失之随意免不了，那也无所谓。忽然想起小引的一句诗，酒配不上粮食，衣服配不上棉花。不过我想，酒也不是我的酒，粮食也不是我的粮食，我仅仅是，只能是一个喜欢诗的人。

周瓒：谈自己的写作令我窘迫、难为情。请放过我吧。

叶弥：我这篇《对岸》，写于2019年9月，原先是要发表在别的刊物上，当知道《十月》有这么一个专辑，我就放在《十月》上发表了。最初的写作意图产生于对女性的身体之迷惑，身体与灵魂息息相关，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女性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生物。这个问题也来自于我的自问：我是谁？我是什么样的一个女人？我对世界满意吗？《对岸》里的女性，想挣脱女性性别的桎梏，最终无法达到。如果女性不能完全接受和原谅自己，就会带上性别的枷锁，那么也无法真正地与男性和解。

玉珍：我写的是我自己的经验，回忆，身边事，身边人，不全是自己，也不全是他人，是事物与人物，自己与别人的一种混合，很多东西在我身上的反应，一种直觉和条件反射，我也不知道有什么意图，就是想表达，对我来说它代表一种隐秘的亲切感，我只能写我熟悉的无中生有也来源于熟悉的“无”，它得有一种让我激动的美和严峻的反省在里面。只要是我笔下的，任何他人也是自我的映照。我翻找了很长时间才找到三首与女性相关的作品，其他的作品，我不知道怎样形容，看不出是个男的还是女的写的。大概是我思考女性与性别差异的东西太少，我大多时候还跟儿时一样，那时跟男孩一样爬树玩耍上课下课。很多事一起做，男孩女孩一堆儿玩，没区别，没那方面意识。但我知道童年的社会不是成人的社会。我独处的时间太长，参与和承受的性别差异体验太少，当我特地去写女人时，比如母亲、奶奶、女孩，跟写男的也没什么区别，也许以后当我做了母亲，一切会不一样，我这些诗里写到的是让我产生了心疼或激动的部分，童年中的女孩，怀孕的女人，可爱乖张的地方，笼罩命运感的地方，浓烈的母性光芒和温柔惨烈的对比，这给我带来难以磨灭难以言传的感触。我观察她们脆弱敏感的地方，自己也没有注意到的与生活矛盾与战斗的地方，宿命化日常化的地方，前者发散她们强韧真挚的永恒光辉，后者将她们拉回无趣或惨淡的滚滚红尘。在她们身上的无力和力量，随波逐流和歇斯底里，这些伴随着某种略弱于男性的生理局限，那种“瘦弱”感，和刺激后的精神“强力”感，在身上形成强烈戏剧冲突。我写的大概也是这些触动。我的思考还是不够深入，也看到过女性作为弱者甚至被物化的遭遇，部分女性失败的社会工作，生存日常和婚姻状况让我深为同情，也看到她们了不起的抗争和比男性做得更好的地方，这关系到每个女性的生活和未来。他们都有各自的脆弱与强大。女性在我的生命中是最最亲切寻常的所在，她们的伟大毋庸置疑，她们的脆弱毋庸置疑。

蔡东：最初想写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怀念，写着写着，那个被怀念的人清晰起来，我被她吸引了。我对她一生的认识是逐层深入的，最后那一层也就是第三层震荡了我，这个人物又往前走了一步，她身心皆在陈套之外。

金仁顺：去韩国次数多了，见的作家也多了。我发现，韩国的女作家在“性别”问题上，还是很受压制的，就像在公司里面，倒咖啡天经地义是女性职员来做，聚餐时，倒酒、替大家搛菜的，也通常是女性。写作圈子里的女作家的境遇也差不多是这样。女作家一直有“当红”的，但文坛上的“权威人物”几乎都是男性。我写这篇小说的时候不知道有这个专辑，我当时真的是想写写这样的文坛背景下，一个女诗人的可能遭遇。当然这只是小说的一部分，更多的以及更重要的，是生命体验，爱情态度，以至人生意义方面的东西。

乔叶：《小瓷谈往录》是非虚构作品，除了工作单位和当事者姓名之类的必要回避，内容都是小瓷的真实讲述。当牵线人雪姐告诉我，小瓷的故事“可有意思”时，我的心理也如文中交代，对雪姐说的“有意思”没有抱太多期待。不过，当和小瓷畅谈了几个小时后，我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小瓷的故事尽管说不上多么惊心动魄，作为无数平凡女性中的一个，她的经历却也有相当的代表性。从这个角度上去看，她意味的“有意思”就是无数平凡人的“有意思”，这就有意思了。小瓷本人更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她能够比较清晰地回顾自己的过往，比较清醒地审视自己的成长。这也保证了她讲述的质量。文本主体基本就是她原汁原味的讲述，让我捡了个少有的现成。

十月杂志：写作中的性别意识与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有何不同？作品如果涉及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您的观察和写作方法是？

翟永明：写作中和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我不认为有何不同。如果生活中和写作中的观点是分开的，我认为这种写作就是不真实的，是虚伪的。我理解在中国，甚到整个亚洲，一说到女性意识，男性就谈虎色变，认为这是针对男性的二元对立的观点。这也可以解释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出现女性打9.8分，男性打2.8分的情况。事实上，围绕这部电影内外的表现，很可能说明现实中的性别状况，电影并没有设定一个与女主角对立以供批判的男性角色，恰恰相反，男主是一位关心妻子，尽职尽责的好男人形象。但是电影也没有遵循大众思路，表现女人只要找到一位好男人就万事大吉。而是女性即便在一段美好婚姻中，仍然需要寻找独立的生存意义。这一点在现实中，比较难以引起男性的理解。现实中，更少有像电影中的男主会暂时放弃自已的事业，去支持另一半的发展。如果我写小说或编剧，我也会乐于塑造这样的一位异性。毕竟这是男女两性能够融洽和谐相处的基础。

叶弥：在很长时间里，我写作时，用的是一种文学化了的性别态度，类似于中性化。不管是写男人和女人，最终写的是人。这样有利于把小说保持在客观和公正的水准上。我在2019年，因为张莉的性别问卷，我对性别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在此之前，我从没有在我的小说里有意反映这一问题，我开始觉得，性别问题可能是我们解开世界之谜的钥匙之一。所以我用开放的心态接受了我这一变化，并且为此连续写了几篇不成熟的“女性小说”，《对岸》是其中之一。说实话，我不知道称之为“女性小说”是否准确，也还不清楚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女性小说”，生活并没有给这种小说量身定造一些材料。我需要寻找，摆脱理论化和概念化的痕迹。

我很乐意在小说里塑造完美的男性，恐怕这是我热爱异性的唯一方式。完美的父亲或完美的恋人，都是我心中希望的模样。我在生活中认识许多男性，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平常人，有着平常心和平常的生活。我观察到一个有趣现象，这些男性或多或少都会表现出令人感到温暖的特质，我可以毫不费劲地拿来用到小说里，升华或者扩充。但如果我想在小说里塑造恶的男性，我发现生活中无素材可用，想像力也达不到，只有从别人的小说中得到启发。我觉得，可能是作为作家，力量不够。

乔叶：这两者肯定是有区别的。就我个人的体验而言，在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强烈一些，对自己的女性身份更感性，比如在社会生活中，不自觉地就会很享受男士们主动开车门、帮拎行李之类的行为，觉得他们很绅士。对于亲近的男人，比如我儿子，我也会不客气地主动要求，会说，我是女人啊，你为什么要跟女人计较啊，应该让着我呀，总之就是很喜欢撒娇、任性，不怎么讲道理，现实中会习惯性地把自己置于一种弱势位置。

但写作就不一样了。生活中我是比较懵懂和糊涂的，容易飘浮在面儿上。只有到了写作中，才会行得远一些，至幽微处。写作是我深爱的职业，尽管和生活有密切的镜像关系，但还是有本质不同。生活中的很多东西进入写作，即使有原型，也还是有一个沉淀的过程，哪怕说笔下的角色是个女人，让我很容易有代入感，但进入文本也是一个相对理性的思考过程，我会更从容，更客观，更冷静，更缜密。也正因此，有时候作品反而表达得更为极致和激烈。

金仁顺：在大部分文学作品中，作家的性别观是内在渗透的。一个作家在预备写一部作品时，会想结构，想事件，想人物，想思想内涵，除非有某种特殊性，只怕不会有很多作家专门考虑性别问题。性别问题不用讨论，它天然地存在。就像好作家大多是雌雄同体。

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其实仍旧是作家性别观的体现，只不过，这面镜子里的人，是反的而已。细节很容易完成，这个从来不是问题。

周瓒：理想的状态，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这两个方面应是统一的。相对来说，写作中的性别意识经由理论思考，是理性的、反思性的；而生活中的性别意识往往处于感性状态，有时可能是下意识的。不过，生活中也有思考，写作也需从感受出发。因此，如何分开这二者呢？极端地说，写作也是生活的一种。写作中性别形象可以是自由的，性征也是流动的，正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奥兰多一样。

淡豹：我觉得自己作为观察者去评判社会话题时，性别意识也敏感也尖锐，是个女性主义者，喜欢用“社会”“结构”“历史”这些概念去想问题，读到一条新闻可能也会叹息“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的古训。在生活里遇到自己的事倒克制思想，多半还是把人当成特殊的个人，事当成单件的事——也许是软弱的表现，如果每日生活在评判他人中，作具体斗争，太辛苦了。也因为这样，我尽量去理解和我一样害怕对峙和斗争、想理解他人又不敢分析他人的软弱者。

我理想的写作，是希望性别观念能更锋利一些。我很喜欢伯恩哈德、穆齐尔那些充满观念的小说。

当然也希望多种观念能在小说中更充分地开展对话，以冲突、以争辩、以调解、以沉默的并存、以联合国的形式、以合同的形式、以战争的形式、以奴隶制的形式。我很喜欢一个英文词“porous”，它很软，念起来发音有点暧昧，是“多孔”的意思，一个形容词。如果小说能够多孔，像海绵一样吸水又滴水，还能透过阳光，全身都是纤维质，观念穿透它而留下故事和人物，那就好了。

特定角色视角中的异性形象——我能想象男人眼中的女人，毕竟几乎整个社会都在按男人的方式看待女人，批评女人，要求女人。可我真是不懂男人！

玉珍：对我个人来说本质上没多少区别，可能创作更理想主义，主宰权在自己手里，可以任性创造，而生活中可供编排的太少。我在写作中没多少“女性”的意识，想到什么写什么，写的内容也与性别大多没关系，文本若中有透露性别的，才能看出我是个女的。如果涉及特定异性形象，我也没什么方法，人性太复杂了，我不一定把男的写得像大家都认为的某种男性，他怎样都行，性格像某种强悍的女孩也行，面对压力时也有女孩的脆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但不脆弱的时候又会有不知从哪儿而来的优越感，任何可能都会发生在人类的身上。至于观察，就是日常经验的集合吧。

蔡东：生活中的性别意识更多的是先天和生理的，写作中的性别意识有本能的一面，也有自觉的部分。我早年的作品在涉及异性的时候，谈不上对抗，但比较尖锐，也不是姿态性的写法，是当时的认识在那一步。

文珍：很多被目为女性弱点的特质我都有，比如情绪化——具体表现就是心情大起大落，容易落泪，轻信，也爱买东西——这点很容易被指责为消费主义，不过在家庭中负责采买必需品者的确多是女性。这其实和女性承担家务较多，更容易注意到各种生活需求有关。即便如此，写作时我仍会更关注实际生活背后的心理层面。千百年的社会性别角色分配，由男女不同的生理特征而来；已有的传统又不断强化了女性的自我规训。就像鲁迅说的，女人天生有母性，有女儿性，却没有妻性。其实所谓的母性女儿性，也都是后人总结出来的：好比儿媳在家中被婆婆批评：哪有你这么当妈的！光这一句话就够严厉的了。同理女儿也是如此，都说女儿是父母的小棉袄，那儿子呢？

我从小和男生一起长大。青春期开始恋爱，工作后也会有一些异性朋友。所以要写异性对我来说似乎不难：只要可以真正做到设身处地。甚至因为太理解男性，被女友开玩笑说成“渣男”。说这个，是想说我对男性并无敌意，当真发生性别战争，男女双方都是受害者。所以，我其实也不喜欢单一性别视角。一边倒的控诉揭露太沉闷，而且很容易暴露自己的傲慢与偏见。不平等、性别歧视固然存在，但这是千百年来的渣滓沉积，究其原因走向，也许比单纯怨诉更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