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在新文学百年历史里多次遭遇“她们”和“她们”的写作，也曾在日常生活处境里感同身受“她们”笔下的细节，“女性”作为个体、群体、他者、自我，一直是不同历史时空里社会总体意识的“性别”镜像。2020年第2期，《十月》杂志邀请批评家张莉主持“新女性写作专辑”，包括张莉、贺桂梅两位学者对当代“女性写作”的理论与创作梳理，翟永明、林白、叶弥、乔叶、金仁顺、孙频、文珍、蔡东、张天翼、淡豹、周瓒、戴潍娜、玉珍等十三位女性作家的小说、诗歌和非虚构新作。相信这些作品，会带来更具丰富与包容性、更具想象力与异质性的经验表达，推动当下语境里对“女性写作”的再次定义和重新理解。

本专辑面世之时，这个特殊的3月8日，疫情中的女性劳动者正在进入大众视野，越是幽暗的时刻，越是期待“她们”在公共话题中的显形。十月杂志微信公众号邀请“新女性写作专辑”的作者们，就“女性写作”“疫情中的女性”等话题与读者分享。

十月杂志：您如何理解今天女性的处境，总体的与个体经验意义上的？比如您更多关注哪一类女性群体，她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性别意识上有什么特征？

叶弥：中国的女性处境挺有意思，无法一言以蔽之。北方和南方不大一样，经济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有很大差别。家庭富裕或开明与否，也会造成女性不同的境况。很多时候，关上门，女性就是家里做主的那个人。开了门，她就是丈夫或儿子身后的那个人。我认识一位优秀的女性，她嫁在南方，丈夫对她很尊重和宠爱。八十年代她带着丈夫回北方老家，丈夫惊讶地看到她不能到客厅的大桌子上吃饭，所有的女眷只能去厨房吃饭。时至今日，社会已有了很大进步，很少有女性需要为自己的性别去挣体面和尊严。当今社会，女性需要的更多的是求证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努力体现价值。当女性在体力上与男性存在差异的情况下，女性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应当与男性一样具有价值。这是一种需要被肯定的前提，因为女性如果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一定要获得更多的权利。

我更关注知识群体的女性，她们对世界具有更明晰的责任心，并且更有实现理想的途径。理想，有时候就是权利。她们中的许多人具有不同一般的话语权，她们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是“建设者”、“创造者”、“指挥者”，而非仅仅是“女性”。她们已经挣脱了传统女性的桎梏，所以更能感受到女性解放的意义。女性解放，关乎爱，关乎人类进步。而女性的修养、智慧、勇气、能力，是女性解放的重要因素。女性争取应有的权利并担当更多的责任，最终目的是自我完善。

张天翼：今天女性处境其实是变糟了，不过女性变得更警惕更清醒了，比如资助失学女童的某慈善项目的广告语：“今天的女童是未来的母亲，母亲的素质影响未来全民族的素质。”这句类似今天我们给神户牛听音乐、将来牛肉会更好吃的话，其实不是今天出现的，它在九十年代创设基金时就有了，那时似乎没人反对（否则也不会留到今天还没改），但现在女性把这句话骂上了微博热搜，她们清晰地说：恶心！她不是谁的母亲，她首先是她自己。

我更多关注的是那种“糖果深渊”里的女性，她们觉得眼前都是静好的岁月，都是糖，其实已身在深渊之中，就像儿童游乐场里彩色球的沼泽，挣扎不出去，躺下来哈哈大笑。

孙频：我觉得现在在我国，现实中的女性处境还是比较尴尬的(不包括各种理论和主义），有趣的是，随着社会经济和文明程度的发展，以及女性意识的增强，这两年的社会环境对女性尤其是单身女性反倒更为不利了。已经从一个旧秩序里出来了，但那个新的秩序似乎还没有确立，心里已经接受了两性平等，接受了女性应当拥有更多的权利，但一旦进入现实又有深重的无力感，发现女性仍然是隐形的弱势者，仍然得向一系列规则与约定俗成的东西妥协。写作中，我一直比较关注处在各种夹层里的女性。

蔡东：说到女性处境，有时候我觉得挺意外的。我接触过一些职业女性/知识女性，让我惊愕的是，她们居然可以容忍来自所谓男性权威的贬抑和打击，接受女性在智力活动方面是弱者的暗示，自我评价很低。在家庭中实现经济独立的女性，可能还处在精神依附的一段关系中。我关注比较多的还有年轻学生，相当一部分女同学的女性意识较为鲜明，懂得质疑陈腐之见，对于被引导或塑造成为符合男权标准的女性——“受欢迎的”女性，有些女同学明显没有兴趣。回想起来，我在她们这个年龄段的时候，对性别可能造成的不公平远没有她们敏锐。当然，观察的样本有限，女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性也很大，大家活在同一个年代，同时也活在迥异的意识里。

金仁顺：这个话题如果以“总体”而言，实在太大、太复杂了，只能从个体经验上谈谈。

我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很多见过她的人都讲，怀的是个男孩儿。结果生下来是个女儿。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像男孩子一样度过，疯跑、游戏、打架、冒险，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在母胎里就受了暗示。

一方面野蛮生长，另一方面，因为出生于朝鲜族家庭，我见了太多男尊女卑的现象，男人永远坐在桌边，享用美食美酒，颐指气使；女人在厨房忙碌、侍奉，除了酒桌边的男人，还要照顾家里的长辈和孩子。事实上，她们大部分是职业妇女，工程师、医生、教师，甚至是领导干部，她们的收入并不比男人少。我很奇怪那些不幸福的女人们为什么不离家出走，而是选择默默忍受？事实上，没有男人，很多女人能生活得更好。这些女人因为无休无止的家务以及家庭负担浪费了自己的才华，追忆逝水年华时，她们不后悔吗？很多人热衷于歌颂母亲的伟大无私，但“伟大无私”作为对某个女人倾其一生奉献的结论，多么空洞虚无。

我从少女时代就没打算过这种生活。我对性别问题的关注完全是出入对性别不公平现象的无法释怀。母胎时期的被性别预期、成长际遇、以及很早就开始的阅读，这些因素集结起来，形成了我的社会性别，我是中性。我的精神世界里面，一直是雌雄同体的。针对不同的事件和情绪，有时候，“她”会奋起；有时候，“他”占上风。

我关注和我的境遇差不多的女性、以及我熟悉的女性群体。她们如何靠自己的努力在社会上站稳脚跟，如何处理爱情和婚姻在生命中的比例关系，如何生存才是最有意义的。这种努力和意义能否改变整个社会的性别观？社会角色很重要，对性别观起着重要作用，

我认同社会性别的说法。我觉得社会性别是一种个人选择。

乔叶：近些年，我更关注大龄未婚的女性，因为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女性。她们热爱工作，赚钱不少，独立，聪明，可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婚恋对象。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她们对男人都有相当的要求，即使年龄不小了，也不愿意降低这种要求，不愿意妥协。可以说，这些女孩子的小宇宙都挺强大的。就新时代女性的理想价值观而言，她们的态度所意味的似乎都是正确答案。但是，她们也有相当虚弱的时候，却又不能很好地解决这种虚弱。所以我其实也有些困惑：女人的强大到底应该怎么来阐释？男人和女人到底以怎样的状态相处才是最和谐？传统女性的存在意义何在？我想，这些都可以是女性写作的内容。

周瓒：简单说，从身份与责任的角度去理解今日女性之处境，各种观念与成见都会显现出来。仔细考察，在很多方面，中国的女性尚未被当成与男性平等的个人，而是在各种利益与偏见的意义上被物化和利用。社会对女性的要求，总是大于或偏离了女性实际应承担的责任。我不是说女性应该承担更少的社会和家庭责任，而是认为现实情况总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落差。泛泛而言，我关心各个阶层的女性处境，只要我能够看见，我都想更深刻地了解她们的生活与遭遇。

文珍：我觉得现在女性的处境其实比较两极分化，虽然总的来说仍然处于一个总体性的男权社会里，有一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性别意识已经进步，所处的工作环境也相对性别友好，即便遇到糟糕的事，也多少知道如何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权益，平时也会不断学习加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也更容易因为个人能力获得外界的尊重和工作机会；但另一些相对没那么幸运，受教育有限的女性，则可能受到性别的桎梏更多一点，被侮辱和损害了也未必可以明确地自知，一定要到非常严重的情形下才会反抗，否则就始终默默忍受。我可能出于写作者的本能，会更关注后一类群体多一点，希望能够为改变她们的处境尽绵薄之力。

戴潍娜：伍尔夫的时代，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今天女人需要一间自己的大房间。那些狡猾隐蔽地强加在女人身上的社会角色，让女性必须放弃很多，才能朝着幸福前行；而任何女性意识的觉醒，几乎都是以幸福作为代价。一个醒来的女性，必会时时察觉到那些埋伏在日常生活中的不公感和损失感。这些感受都是在挑战最根深蒂固的公序良俗。从一开始，规则的制定就是为了配合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尽管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人作为劳动力这一基本事实一直没有改变。但未来的AI革命，有可能会实现某种去性别化，人机战争取代性别战争。

这几年伴随着女性主义的烽火燎原，传统的婚姻和繁衍结构正不可逆地遭遇重创。传统婚姻中的三大基石：性生活、经济财产和生育繁衍，正在逐一与婚姻相剥脱。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的维稳原子，也是劳动力供应的原初机制。这是为什么女性主义一直以来颇为敏感的原因。女性革命撬动了这番社会变革，它要求另一套全新的逻辑，以及价值体系支撑。打破既有的权力结构和精神结构，发出女性自己的声音，背后会形成一套新的话语、新的伦理，发明出新的真理。女性主义是引发旧有结构瓦解的撼动之石，亦是这场危机的解决之道。

玉珍：女性的处境看上去某些方面有改善，在进步，但付出的努力和代价也大，细想仍然很难，压力很大，不过有更多女性更勇敢自由地表达自己，争取得到更高的社会尊重与更好的生活质量。我没有特意关注某一类女性，生命中遇到的任何女性群体我都关注。

十月杂志：您如何理解这种处境中的“女性写作”？

翟永明：在中国，大家都觉得不存在性别不公的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不但存在，这些年还有很大的退步。从80年代写《女人》开始，我写作已经三十多年了。三十多年以来，我并非只写跟女性有关的诗歌。我大量的诗歌与现实有关，与别的主题有关，与当下社会问题有关，甚至与未来有关——我写过与未来有关的诗——或者与环保有关。但是，在我多年的写作中，女性议题、女性意识，一直时隐时现地伴随着我的创作。我也习惯了别人给我贴一个“女性写作”的标签。虽然写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刻意去想到自己的身份。别人评论作家的时候，总喜欢归类，比如什么80后、90后写作，第三代，女性诗歌。这种归类，是批评家做的事情，很多女性作家不喜欢这种分类，所以总会强调“超性别写作”，但是不管女作家怎样焦虑，总有一只筐子把你装进去。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在意任何人的评价和分类了。

叶弥：即使不提“女性写作”，许多小说也都有女性意识在内。女性意识，不外乎就是女性的解放、权利、责任。我们都知道有一本经典革命电影《红色娘子军》，现在好像可以这么解读：它是把女性的解放放到了一个阶级解放的宏大叙事里。我小时候，六、七十年代，到处都可以看到“妇女能顶半边天”的标语。妇女解放了，与男子同工同酬，也有了权利，但这些权利还是不够稳定，时有变化，几千年的封建幽灵还在徘徊。“女性写作”在今天的意义，是要坚定地竖立女性解放的一面旗帜，倡导女性更为全面地认识自己的灵魂和肉体，主动加入到维护世界和平的行列中，从思想解放到能量解放，承担更多的责任。……当然这一切都要有更多的权利。

金仁顺：女性写作，是个很复杂的话题，在写作的初期，我从来没考虑过性别问题。我更担心的是自己怎么能写好以及是不是有能力持续地写下去。其实我更介意另外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一个好作家还是一个差作家？”

作为女作家，女性意识自然而然地深埋在我们的写作中，出现在我们作品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的视角和格局必然地受到性别的影响，但这些事情和“女性主义”“女性写作”未必有关系。除非你想要有关系。

好的写作一定是客观的，至少在个人视角和感受上，是真实而且诚实的。人性都是相似的。无论男人还是女人。有些男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女人，而有些女人的身体里面住着一个男人。有些女人性格比男人还要豪放，有些男人的细腻比女人更加极端。所以，女性写作归根结底，跟男性写作没有什么不同。定义和归类，要具体到每一部作品，才能谈得上客观。但有一种特殊情况需要撇清，有些女性写作者，起头就要充分利用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写作中有意加入女性色彩，以达到某种效果，产生某些影响，这类写作不在我的讨论。

文珍：我知道有很多同行不是很喜欢这个词，觉得写作的范畴就此窄化了，甚至本能地抗拒“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的概念。我有一段时间也不怎么喜欢自己总被放在女作家队列，就好像作家和女作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甚至希望自己尽快抵达所谓雌雄同体的最高境界。但这两年我的想法又有一点改变。怎么被外界定义、是否被放在女作家序列，这是他人的事。而性别是我很难摆脱的生理属性，与之相伴而生的社会属性和社会角色分配，早已内化于自己的思想情感和感知世界的方式里，一个人既然不可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大概也没办法写出完全去性别化的文学。那么，就坦然接受自己的性别，如同接受自己的长相、性格和原生家庭，并在此基础上努力理解陌生的群体，试图和世界不同的部分沟通，我觉得也蛮好的。在这种层面上，也许强调“女性写作”更有其意义，看似局限、片面、偏安一隅，却也因此拥有一个基点，可以向对岸架起桥梁。

孙频： 这种处境中的女性写作未必多么有力量，但它的存在仍然是必要的，就算声音微弱，就算短时间内确实不会改变什么，但人类的文明发展总是薪火相传又生生不息的，借用《白貘夜行》里的一句话就是，人类的文明总是向前发展的，总不会倒退。

张天翼：就像引起强烈反响的《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有时女性争取权益的运动能从“女性写作”那里借到力量和声势。文学的一种基本道德是要站在弱者这边，而在男权社会里女性是资深弱势群体。至于我自己，我没有刻意去做专门的女性写作，只是女性既为生理性别，就要诚实面对已得到和将得到的生命体验。不过强调某一种性别化的东西，会削弱小说的力量，我记得张莉老师跟毕飞宇的一次对谈，毕飞宇说，好的小说是没有性别的。

戴潍娜：维多利亚晚期，小说的阅读者主要是那些被精致家具围绕的女性；一百多年过去了，现如今根据统计，全球女性图书消费远超男性。一直是女性的口味在引领文明。

当下女性写作愈发显性和主动。翻看《外国文学动态研究》去年的年度报告，“女性写作”几乎成了各语种写作中的年度热门关键词，例如阿根廷发起了争取堕胎权和终止对女性暴力的“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和创作，爱尔兰文学中女性题材的大放异彩，日本女性写作“护理文学”的出现等等。

蔡东：女性写作者大都有避嫌心理吧，“女性写作”本身当然极具价值。如果有意地关注和挖掘，这里面有很多值得被书写、被看见、被讨论的东西。只是就小说写作而言，写作者可能不希望作品以“问题小说”的面目呈现。注重艺术呈现，作品的后劲儿会更大。比如《早间新闻》《致命女人》这样的电视剧，有态度、有立场、有思考是一方面，关键它不是生硬和符号化的，编剧写得好，演员演得好，真正辨析和展开了女性问题的复杂性和层次感。有这样一些直击本质的艺术作品，改变才能有望一点点发生。

周瓒：“女性写作”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写女性和女性写，两个方面同等重要。“写女性”可以由女性和男性分别或共同完成，前提是真正关注和理解女性的处境，以及破除新旧性别歧视观念，保持对性别不公现象的敏感；“女性写”强调女性写作者的主体性，她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对女性遭遇不公正命运的反抗，以及她寄予的尊重性别差异和多元文化理想等。

玉珍：没看懂这个提问。我乱答一下，无论怎么写，挖出现状反应诉求，说出点儿难以言表不便言传的秘密痛苦，或者仅仅写出看到的。我爱语言纯粹的魅力，也喜欢它协助沉默的力量。对那些明目张胆的性别偏见或无聊的怪诞之事，写作要为那处境适时提醒尖叫。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