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作家在场”？什么是“文学再创”？二者之间有怎样的关联？7月20日下午，一场以“作家在场与文学再创”为主题的座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小说家、《人民文学》主编徐则臣，小说家、北京大学教授李洱，非虚构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梁鸿，文学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莉——几位兼具创作实践与理论素养的作家、学者与参加第17期中国作家协会作家活动周的38位作家围绕主题座谈交流。

活动现场

肉身已经“在场”，精神呢？

李洱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大学生》破题“作家在场”的核心议题。这一篇幅极短的作品却被契诃夫本人和亲友视为最出色也最喜爱的篇章。小说通过一名神学院学生在薄暮中为寡妇母女讲述《圣经》中使徒彼得“三次不认耶稣并痛哭悔过”的见闻，探讨了真理、美与人类历史的连续性。“圣经故事此前只是知识而非思维，当有人开口讲述，语言才从无序的思绪变成完整的思维。”“讲述发生时，古老的圣经故事，与发生在薄暮中的‘现实’接通了，当书写发生，这一连串的声音通过时间再次传到‘我’的耳边。”李洱再次确认，小说中让无序的思绪变为完整思维的链条是“讲述”，而这也正是作家“在场”最具价值的一面。

梁鸿从实践角度深化了“在场”的内涵：“肉身抵达不等于精神在场”，“因为我们不可能脱离时代，那么在物理意义上，每个人都具有在场性”，但“在场”远远不止于肉身的抵达，“如果仅仅停留在肉身层面的‘在场’，而忽略了思想结构与情感结构的改变，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在场”。她以常年行走乡村的经验为例，拆解了“在场”的本质要件——“尽可能抛弃预设判断、价值观、知识背景”，“作为一个全然空白的人去感受和体验”，“广阔的现场、广阔的行走会让你的底色变得宽阔。即使它看起来可能没有任何实际的功用，却将依然构成一个人格底色中巨大的基座”，而这无疑是作家拓宽与打开自己所必需的良方。

“在一个村庄拍满365天，起初可能觉得日常生活就那么一点无足轻重的事儿，但一年拍下来，即使对象是一些微乎其微的事物，其所呈现出时间的力量仍然令人震撼”，徐则臣分享了摄影家侯咏的故事，由此引申出“在场”所需要的态度——一旦“沉下心，扎进去，盯着看”，“是否能做到让人物和故事像从这片土地里生长出来一样，便成了检验‘在场’有效性的标准，也成为创作者的使命”。

张莉以萧红为例分析了“具身经验”与“在场”的关联。写作《她走过无数人间：萧红和她的文学世界》时，一个问题曾久久萦绕在她心头，那便是，鲁迅先生资助过的青年作家中，数十年过去，进入文学课本和更广泛读者视野的为什么只有萧红？“生育的惨痛、乡村妇人的生活”——萧红写的是自己的具身经验，以此把个人经验与危亡之际的民族生存图景紧紧纽结在一起，当她写出“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就已摆脱了旁观者的视角，而将个人经验完全转化成了真正的文学经验。对此，李洱放眼世界文坛女性主义写作，进一步回应，“之所以有评论认为安妮·埃尔诺比杜拉斯走得更远，同样是因为‘她把自己的肉身放置于更广大的时空当中‘”。

当私信被一键转发，该如何书写新故事？

李洱指出，在契诃夫小说《大学生》中，故事通过讲述得以升华，这一“从知识到思维的转化”本身就是一种再创造——传统并没有变，但当讲述者的处境变了，语境变了，传统的意义就被重新“生长”出来，这道出了“再创”的本质——“学习传统的方法以应对自己所面临的新的现实”。他以《红楼梦》续作为例，打了个更犀利的比方，“即使有一部续作写得比高鹗还要好，也毫无价值。因为他是‘不在场的续写者’，语言水平再高，也无法完成一部关于现实的小说。” “文学的再创造，是学习契诃夫、曹雪芹应对现实的方法，用这种方法来应对我们自己的现实，而并非仅仅重复他们的故事。学习方法是‘再创’，重复故事是‘仿写’。”他如此强调自己的论断。

“每一个作家都是文学传统的继承者，同时也是文学传统的创造者。”张莉从萧红的创作演变中提炼出“再创”的路径，“多年之后萧红写《呼兰河传》，依然在讨论人如何生、如何死，但却换了一种写法。她从事物身上重新看到了人的生命力。一个作家对同一个故乡、同一个主题在不同阶段有了不同的理解，这也是再创的内涵——不是否定过去的自己，而是在不同阶段完成自我的推倒和重建”。

在高校任教让张莉时常思考写作中“再创”的紧迫性，她举了一个生活中的例子，“如今微信聊天可以一键转发多条，两人的私密对话也可以被转给另一个人甚至陌生人。这意味着习惯了依赖微信等媒介社交的我们没有办法再进行亲密深度的交流，因为你每时每刻说的每一句话都可能成为‘呈堂证供’。这是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事情，但却鲜少出现在我们的小说里”。她注意到，外国作家已经涉猎了这类题材，引起很大轰动，这印证了“真正的再创，与时代精神的变化紧密相连，而敏锐的感知与把握将成为不可或缺的能力”。

“所有的写作归根到底都是地方性写作”，但为什么其中有些“写到最后仍然只是私人化的”，而安妮·埃尔诺这样的作家却“为私人化的经验打开了世界性的格局”，谈到“再创”边界的拓展，徐则臣说，“写一朵花，如何让读者读到一个世界；写一个村庄，如何让读者感受人类整体的命运……如何让个人认知跟背后更广大的时代建立有机联系？这种转化能力，才是再创的真正考验”。

座谈现场，青年作家劳佳迪对梁鸿的提问提示了“再创”中可能面临的复杂性：她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写成一部小说，却被编辑质疑其文体的合法性——对此梁鸿指出，“虚构与非虚构是完全不同的语调，因此即便对同一个题材的处理，也千差万别。小说有小说的逻辑，非虚构的处理则更加直接。写作是个慢慢摸索和成长的过程，只要沿着主题向前，不妨多些无所畏惧，多些尝试”。

活动现场

事实上，“在场”与“再创”并非两个各自平行的议题，而是写作生态中由此及彼的精神闭环。没有“在场”的“再创”，不过是书斋里的空转，技术再高也难免有空中楼阁之危；而没有“再创”的“在场”，则止步于对生活的搬运，困于肉身而思想受到桎梏，难有轻盈的飞翔时刻。讨论尾声，李洱借用历史与经济学术语“在场地主”与“不在场地主”，勾连起“在场”和“再创”的关系——“在场与再创，归根到底，是要重新确认谁是你土地上的人，用你的方式去说出他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