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学院到现场：以读者为中心的当代文学立场

许婷：您最早进入中文系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职业想象？当时的设想，后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您今天作为一名学者的位置感？

邵燕君：从我的简历来看，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标准的学院派：“三北”（本科、硕士、博士都在北大），最后留校从事当代文学研究。但如果按照传统学院派的标准来看，我其实属于“野路子”。

我从小对职业的想象一直有两个，一个是研究者和老师，另一个则是记者。所以硕士毕业之后，我先去做过一段时间记者，之后才又回到学校继续读博。其实在本科时期，我就在校报担任记者。1988年底在校刊发过一篇叫《进退之间——从商品经济的冲击看知识分子的命运》的大稿子，采访了一些当时的风云人物，这个经历对我影响很大。

现在回头来看，我的学术道路里始终保留着一个“记者”的侧面。记者这个职业，往往是在介入他人的高光时刻，本身带有一种攫取性。你会因为“记者”这个身份，借助各种机会，去接近那些你感兴趣的人或事件。记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必须写出吸引人眼球的东西。这一点我在中新社工作时感受尤其深。中新社的记者和其他平台的记者不太一样，我们的稿件主要是提供给海外媒体使用，某种意义上更接近于投稿。在当时中国的新闻环境中，这种工作方式显得尤为特殊。

许婷：听起来，在中新社的工作环境里，读者和市场的压力会更直接？

邵燕君：中新社没有自己的媒体版面，我又在专稿部，稿子主要投香港的《明报》、台湾《中国时报》等主流媒体。和别的记者一起去参加活动，领了“通稿”，但必须把通稿写成真正吸引人的新闻。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特别擅长给学生起论文题目，当时领导总是告诫我们说：香港读者很匆忙的，溜一眼标题就完了。回过头来看，这一点其实和金庸小说、网络文学都很接近，因为它们同样处在一个面向市场、面向消费的环境之中。

我后来不再做记者，但这段记者经历，也让我和传统意义上的学院派学者有了很大的不同。做过记者的人，心里天然会有读者意识。我在做一件事情时，不只是考虑它“有没有意义”，而是会进一步去想：别人会不会觉得它有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走出象牙塔的训练。

除了记者经验之外，我也深受钱理群等老师的影响。我从来不把自己看成一个纯粹的学者，而是很在意知识分子如何介入现实。也正因为如此，我最终选择了当代文学研究。相比其他文学领域，当代文学与现实生活、与当下的社会结构联系得最为紧密，也最具有介入性。你不仅是在把握一个正在生成的文学现场，同时也在参与对它的建构。

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会对当代文学中的一些现象感到愤怒。有些作家占据着主流文学期刊的重要资源，却写得轻佻、恣意而傲慢。我对这种“占据资源却破坏生态”的行为感到愤怒，这背后其实是一种责任感：当代文学理应对社会、对文化、对文学本身负责。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常说自己在学院体制里是个“野路子”。因为我并不属于1990年代以后那种纯粹的学术路线，我身上既有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也有记者对当下性的执着。

从这个角度看，我的优点和缺点是同一件事。我的理论阅读并不算多，也谈不上特别深入，很多后现代的西方理论我当时读不下去。比如，罗兰·巴特，当时看他说什么“可写的文本”，说什么“作者已死”，还说得特别细，真是烦死我了，根本没看懂。但后来研究网络文学以后，觉得他说得真对呀！罗兰·巴特不仅是后现代，他还超越了他所在的印刷文明时代，他在说网络时代的事儿。但我读书时，整个身心都正处在启蒙时代，完全性情不合嘛。所以，我觉得我看不懂很正常。我觉得看理论和看作品一样，都是有契机的，也要看彼此是否性情相合。

许婷：那么当时有哪些理论让您感觉更为契合？这些经验在您后来的学术实践中，带来了哪些影响？

邵燕君：布尔迪厄算一个，因为他的很多观点都能和我的想法匹配。后来读麦克卢汉也是。当然，我对他们的理解肯定有很多一知半解和误解，但能够解决问题就可以了。我现在对理论的态度也依旧如此，不追求原汁原味，能为我所用就行。不过我也必须承认，我的理论训练是不系统的。我是从问题出发去找理论的，在有问题意识之后，对理论会产生一种情不自禁、如饥似渴的感觉。

这种进入理论的方式，其实和当时中文系的专业氛围存在一种微妙的张力。在我读书的时候，中文系当代文学的学生们反而没那么关注当代的文学作品，大家忙于学习各种新鲜理论。那时候，文学理论有一种特别大的特权膨胀，有一种说法是，原来的文学批评是依附于作品的，但20世纪以后理论可以独立于作品存在。我们那时候对当代文学创作有一种普遍的疏离。

举个例子，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宿舍里四个同学，一个学文艺理论，一个学现代文学，两个学当代文学。有一天，裴老师（我先生，当时还是男朋友）到我们宿舍来，拿了一本《收获》，告诉我们上面新发表的一篇小说写得特别好。他是化学系的，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被作品打动了，向我们介绍。我们这群中文系的研究生才第一次看到这篇小说，这篇小说就是余华的《活着》。这件事对当时的我触动很大。

许婷：顺着您刚才谈到的这些经历，后来您也逐渐把目光转向了具体的文学现场。博士毕业后，您长期主持“北大评刊”这个以当代文学期刊为中心的工作坊。当时为什么会想到做评刊？对您来说，这是一种介入现实的方式，还是一种学术训练？

邵燕君：选择做评刊，和我导师曹文轩老师的影响有关。曹老师自己是作家，他也有些反感那种理论当道的状态，他的观念就是要回到作品，回到朴素的文学基本面。当时怂恿我开课的是我几个在读的师弟师妹，李云雷、徐则臣、魏冬峰，他们当时爱读期刊，徐则臣正在写小说，四处投稿。所以，那时上课，学生都不管我叫“老师”，都叫“师姐”。后来一些跟我们走得近的朋友也管我叫“师姐”，我是文坛著名的“师姐”。从我自己来说，做评刊的想法其实可以追溯到我的博士论文时期。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结合了我的记者经验，想要呈现一个文学场域的变化。那时候开始，我就变得非常重视文学的生产机制。选这个题目是受到洪子诚老师的影响，他在课堂上向我们提出了很多未完成的课题（这门课后来整理出版了《问题与方法》一书），文学生产机制就是其中之一。于是我开始思考文学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的“出口”是什么。

我很快意识到，那时候当代文学的主要出口就是文学期刊。期刊有完整的谱系，几乎所有重要作品都先在期刊发表，再出版。在文学场稳定运转的时候，期刊这个渠道卖的是“期货”，是一个筛选系统。作家不需要自己打名头，发在刊物上，自然有人从头看到尾。所以我后来决定研究期刊，因为期刊和文学场、文学生产机制研究是直接相关的。逐篇考察期刊，能最快把握文学的整体面貌，而这种整体考察，会帮助我们发现很多超出惯性认知的新问题。打工文学等重要的现象最早都是我们先在期刊里发现的。这也就是回到现场的一种介入性。

这种介入性还体现在另一个方面，也就是对读者群体的关注。我一直非常重视裴老师和他母亲（也就是我婆婆）的阅读趣味，他们曾经是期刊文学的忠实读者，是我长期观察的对象，这比什么田野调查都管用！我婆婆是个不太典型的农村妇女，她小时候家里比较有钱，所以读了师范学校。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嫁到渔村。我听他们讲从前的事，受的那些欺负，很多是来自家庭内部的暴力，听得我“三观尽碎”。但如果不是刻意挖掘，平时生活感觉不到那些黑暗。我觉得是文学庇护了他们。所以，他们永远需要故事，那是一种刚需，需要故事的世界来与现实隔离。我做评刊的时候，我婆婆正住在我家里，她把我带回家的期刊全看完了。当时我觉得，我们做当代文学研究的真是有责任啊！我们有责任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期望。

很有意思的是，我后来研究网络文学，采访那群最早做网络文学的人，他们也几乎都是这样痴迷小说的人。比如，路金波（网名李寻欢），他说他看到地上有个纸片，也要捡起来看完。有时什么都没得看，要看说明书。我称他们是“吃书人”，他们的胃口太大了，最后只好自己办了网站（笑）。不过，后来我意识到，他们不是我们常说的“文青”。他们不叛逆，不边缘，不文艺，是社会主流人群，“沉默的大多数”，所以应该叫“故事群众”。他们需要的就是故事，因为当时除了期刊文学没有什么其他的故事载体，所以看起来像是文学青年。后来我婆婆也不看文学期刊了，改看电视剧。现在年纪大了，不然应该是短剧的最佳受众。

许婷：这样看来，这种介入现实，一方面是当代文学学者应当关注当代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是否也意味着，文学要去面对真实生活中鲜活的文学消费者？

邵燕君：对，面对消费者。他们是“故事群众”，但也是文学的基本群众。他们所说的好故事里，就是有文学的庇护和温暖。为什么路遥《平凡的世界》在大众中有那么深远的影响？恰恰是因为很多人在其中获得了温暖和感召，而不仅仅是看故事欲望的满足。我曾经问过我婆婆，《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哪个更好？她说“都好”。但一定要选一个的话，是《平凡的世界》。因为，“那个作者很老实”。说得多准！

我采访网文作者愤怒的香蕉，他也非常喜欢《平凡的世界》。他说《平凡的世界》读起来“香甜”，还用了一个词，“鲜美多汁”，来形容细节。我问他印象最深的情节是什么？他说：“孙少平在窝棚里看书，有一盏灯。”《平凡的世界》可以说是对网络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文学作品，没有之一。我问过很多网络作家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他们几乎都会提起这一幕，一个人在读书，还有一盏灯。这些读者和我们学院派的人，视角确实不一样。

许婷：带着对读者的这种关注和理解，您当年投入评刊工作时是什么样的心境？

邵燕君：是幸福的，而且是热烈的、激昂的。它回应你的学术职业，也回应了你对普通读者的一份责任。这很朴素，也正是我们评刊当时想做的。你是学当代文学的，不能说《活着》这样一个作品得让一个化学系的学生来向你介绍吧。

我一直觉得，学当代文学，毕业时应该具备的能力有两个：第一，拿到一个作品，能判断它的好坏，就像古玩店的学徒一样，看了就知道成色，不需要别人告诉；第二，是表达能力，基本的写作能力。这是我们专业的看家本事。

但我刚留校那时候，大家都去看理论。一方面是因为理论新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理论能进行学术生产。那时候，大家已经不能单纯靠写作家作品评论来进行学术发表了，必须谈理论。于是学院里的文学批评跟着理论走，对文学现场、对当代文学的真实样貌几乎完全不了解。偶尔看一篇，也掂量不出分量和行情，只好跟着夸赞或是骂“垃圾”，又或者说一句“我不看中国文学”。当时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我们那时候做评刊，点评稿每期2万字，在华东师大一个叫《中文自修指导》（现在改名叫《现代中文学刊》）的期刊全文发表，特别感谢当时任主编的刘晓丽教授。这个期刊那时还比较边缘，但也是正式的学术期刊，所以，学生的点评文章都可以算学术成果，后来也有一次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我们还和《文艺理论与批评》合作过，这个也要特别感谢祝东力主编，他一直对有创新的、接地气的研究很支持，包括我们后来的网络文学研究。这其实就是将评刊的工作和学术体制联系在一起。发表的同时，我们的稿件也逐期在左岸文化网（http：//www.eduww.com）发布，这个影响就大了。

二   出走的决心：期刊的危机与评刊实践的终结

许婷：您最初的那种热烈和幸福，后来慢慢变成失望，直至离开。失望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浮现的？在您的感受里，它更多是来自具体的作品与环境，还是一种逐渐累积的判断？

邵燕君：这种失望相对来说比较模糊。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选不出好作品。我们每年看这么多期刊，但最后出年选本推选年度优秀作品（一般10—15部）的时候总是很困难。在当时的期刊生产环节里，新人变得越来越少。最关键的是，没有了核心读者。我的一位朋友是程序员，他曾经是期刊文学的受众。他有一次跟我们说，你看我们写的电脑程序对你们的服务多么贴心，而你们的文学怎么如此对待我们？后来采访起点中文网创始人之一吴文辉时，我讲了这个事儿，他是北大计算机系毕业的，我对他说：“到后来还是你们程序员自己为自己解决了文学问题。”（笑）

文学期刊不好看，问题出在机制上。“新时期”时，期刊机制运转得很好，比如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涌现，那时候期刊能够通过一套机制把全国的文学青年选拔上来，也有很好的编辑。但1990年代以后就开始出问题了。我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是2000年，那时候全国正在掀起一场规模巨大的文学期刊改版潮，因为传说中的“断奶”（即政府停止经济拨款）政策要落地了。但这次面向市场的改版其实并不成功，当时流传的一句话是“不改等死，一改准死”，因为整个机制摸不着市场真正的脉搏，一改又失掉了过去的品格。后来，“奶”并没有断，这得益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成长，哪个省、市养不了个文学期刊？但这对于文学期刊未必是好事。如果当年在世纪之交的那次改版潮里真断了政府拨款，完全让期刊自负盈亏，毫无疑问会死一大批期刊，但或许也能有期刊真活过来，说不定反而可能逼出真正市场化的纸质文学。郭敬明、韩寒他们后来做的畅销杂志就证明过，至少在当时，纸质杂志还有空间。

许婷：当时有没有新的力量来尝试接住过去的这群核心读者？

邵燕君：有，但没成功。比如“布老虎丛书”，还有要做“好看小说”的《北京文学》等等。这其实就是要做类型小说，但出于各种原因，中国纸质畅销书机制没能建立起来。也恰恰是如此，给了网络文学成长空间。

许婷：这样看，期刊生产机制的困境，是促成您转向的重要原因。那么除了这一点，有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

邵燕君：期刊的危机是最主要的方面。我当时因为在一线干了六年，对机制深层的危机感受得特别具体，绝望得也很彻底。但不做评刊还有一个现实的原因，那就是评刊团队其实带不动了，这是因为当时的学生代际发生了变化。李云雷、徐则臣他们是“70后”，后来的文珍、季亚娅、丛治辰他们是“85前”，到了2010年左右，学生差不多都是“85后”了。他们和期刊是比较隔膜的，主要是为了选课而来。而评刊的工作是带着一群学生一起看小说，我是信任每个学生的判断力的。但随着学生年龄的变化，我发现他们看小说，尤其是那时候的新历史小说，出了很大的问题。小说作者对历史的把握本就是非常个人化的，读的人不理解这段历史，经常出底层逻辑错误。我一看不行，这事没法干了。

我在评刊做的事情，一是找文学出口，二是抓核心读者，三是带真正成长在这个环境里的人做切身的、真正的文学批评，建构自己的文学生活。我们有很多学生是因为从小爱看小说才上的中文系，但我们的课程设置使“中文系”和他们原来的文学经验越来越没关系。评刊的课，曾经帮助一部分学生将学习和他们当下的文学生活重新接上了。我在评刊的工作里看见了那种热情，看见了我特别需要的那种饱满的精神和兴趣。我挺能探测这种能量的饱满度的，这算是我的一个核心能力，我能闻味儿！当一个东西能量饱满的时候，它是Strong的，而等它能量不足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败坏的气息。这个时候，我就会出走。

三  在不熟悉的地方：网文课堂里的学者粉丝

许婷：您那本《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的前言里，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如果它（文学）已经不在我熟悉的地方了，一定在什么我不知道的某个地方生长。”在那种失望的状态下，您为什么选择了转向当时被忽视和鄙夷的网络文学，而不是已经被学术体制接纳的影视剧或通俗小说研究？

邵燕君：因为我做的是当代文学。每一行有自己的语法，文学专业的做电视剧研究，更多是做文化研究。至于通俗文学，指什么？金庸吗？金庸不是当代文学，不是我们自己文学土壤里正在生长的文学。

选择网络文学，是因为当代、当下的文学就在这里。当时的主流文学其实也已经关注到网络文学这个新现象了。我在选不出好的期刊小说的2009年，就写过一篇《传统文学生产机制的危机和新机制的生成》，当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陈建功老师让我在作协主席团大会上做了个专题报告，就讲这篇文章，在文章最后部分，也将视角投向了迅猛发展的网络文学和它背后的生产模式上来。

许婷：您从2011年开始在北大开设网文课，当时有没有过担忧？和此前评刊的课堂有什么区别？您常在课堂上说“偷偷读网文的孩子长大了”，您当时如何理解这种“偷偷”？

邵燕君：当时开课还真没担忧过。因为我原来做评刊的时候，课堂就是“用户生产内容”，带着学生一起工作。虽然我并不懂网络文学，但仍然觉得自己可以开课，这事想想也确实有点怪。我记得第一次的课名里还不敢直接提“网络文学”四个字，而是叫文学生态之类的，怕系统过不了。但总体来说我觉得北大还是很自由的。

网络文学的课堂像一个实验场，但其实这种实验形式在评刊那里已经做了六年了。以前做评刊的时候，大家围着张桌子，像茶话会一样讨论，课也从来不准点下。团队拿到的稿费也全拿去吃饭了，都是很快乐的回忆。网文课也是一样的形式，只是参与的学生和讨论的对象发生了变化。

“偷偷读”其实是中文系里一个比较特色的现象。很多爱读网文的中文系学生，大三选专业时甚至会刻意不选现当代文学方向乃至文学方向，就是为了避开网络文学和现当代文学评价标准的正面冲突。咱们系里也有几位老师看网络小说，都不是现当代文学专业的，他们对待网络文学没那么严肃，只是一种消遣，更像普通的读者。

许婷：您前面提到，评刊团队的学生本身就是期刊的核心读者。在网文课上，您提出了“学者粉丝”的说法。现在回头看，这两类学生之间有多大的差别？您当时为什么会特别强调“学者粉丝”的身份定位？

邵燕君：你今天这个采访才让我意识到这一点。在做网络文学研究的时候，为什么我要强调自己是“学者粉丝”呢？这个自我定位和以前的“文学批评家”身份有什么不一样呢？你知道在当代文学领域，我们都很尊敬洪子诚老师，洪老师还是当年给我们上“中国当代文学”专业课的老师。洪老师有一句话，我一直当作“家训”来执行，他说，做当代文学批评的，不要和作家太熟。

但在进入网络文学研究前，我想必须得能进入粉丝状态，必须得有人值得我“粉”，因为网络文学的核心读者是粉丝，或者叫“书友粉”更合适。我是金庸的粉丝，我知道粉丝和非粉丝之间可是有楚河汉界的。对于我们“金迷”来说，如果你不爱，我就跟你没得谈。粉丝是第一位的，然后才论谁是学者。大概研究流行文化都有如何看待粉丝身份的问题，所以，1992年当亨利·詹金斯提出“学者粉丝”概念时，大家才觉得那么扬眉吐气，终于拥有了学术合法性。

咱们就常理来推推这个问题。如果一群学者里有人对某类作品或某个作家特别着迷，如数家珍，他是不是应该更有研究者资格？其实未必，这取决于那个作家的文学史地位。你可以是莎士比亚的粉丝，可以是《红楼梦》的粉丝，可以是鲁迅的粉丝，甚至张爱玲、汪曾祺……事实上，这些作家的研究者很多其实就是粉丝状态。至于金庸，现在可以了，因为他已经被经典化了，当年则不行。我们上大学的时候，金庸的地位还在租书摊，研究金庸需要北大之类的学院身份和学者趣味背书。比如，吴晓东老师在《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的前言中说，他读一会儿卡夫卡，就会换成金庸。也就是说，一个学者只有把20世纪最难读的现代派小说都给你讲透了，他才有资格以金庸粉丝的身份说话。金庸后来的经典化，确实和孔庆东、吴晓东、蔡恒平（网名王怜花）等北大中文系83、84级的几位才子有关，也就是我的师兄辈，他们影响了我们后几级（我是86级的）。我们又强力地把金庸推荐给我们的老师，后来北大的两位系主任严家炎老师、陈平原老师都开了金庸的选修课。金庸后来被聘为北大的名誉教授，我记得严家炎老师当时说这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个故事其实不陌生，《红楼梦》成为经典不也是胡适先生他们那一辈努力的成果吗？那时候，他们也很年轻，还是“青椒”。每一次重写文学史背后都得有一场文学革命。

所以，今天让我逼问自己，为什么一开始研究网络文学就认定自己是“学者粉丝”？甚至先要找到值得自己“粉”的作家才敢研究网络文学？大概就是因为，我是抱着研究自己心目中真正的当代文学的态度去找上网络文学的，一开始就把自己研究的价值和网络文学的价值绑定在了一起。

非常幸运的是，我读到的第二本网络小说就是猫腻的《间客》，我也成为了他的粉丝。猫腻至今都没让我失望。

许婷：所以“学者粉丝”本身就带着一种挑战“正典”的姿态？

邵燕君：对。如果我当时不说自己是粉丝，我就没法和网络文学站在一起。很多人跟我说，你可以研究，但千万不要为网络文学“张目”，要“客观”。那种“客观”，其实是站在了原来的文学经典谱系里，难免带有傲慢与偏见。

所以，在我转向网络文学后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面对网络文学：学院派的立场和方法》（《南方文坛》2011年第6期）里，我说，研究网络文学要打“阵地战”，不要做文化研究，要做文学研究，尽管网络文学非常适合做文化研究。文化研究在当时已经正统化了，很安全，你永远站在岸上，两脚不沾泥，但只有研究作品本身，才是真的站在里面。

现在很多年轻的研究者不需要再提“学者粉丝”，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粉丝。你们现在谁没有“粉籍”啊？这挺好，我的问题终于不是问题了。

许婷：网文课在前沿现象研究上和评刊的课堂有很多相通之处。但从2017年开始，网文课团队还做了一些网文史的整理工作，还有大量的访谈工作等等。您在这些史料书的序言里反复强调这是一种工具书式的写作，希望同行或后来者能有一本案头工具书。这里是否有您对文学史的一些新理解？

邵燕君：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学科建设的问题，也就是研究领域的基础建设。网络文学最初被接受时，是通俗文学的概念。如果你有通俗文学这个概念，其实就不必太重视基础建设。但如果你把它当成一种新媒介文学，把它当成可以和纸质文学对话的形态，它的基础设施就非常重要。否则，你根本摆脱不了原有的评价体系。相当于要重新打好地基，才能盖新房子。我们做的这套史料，包括《创始者说——网络文学重要网站创始人访谈录》《创作者说——网络文学经典作家访谈录》《中国网络文学编年简史》《新中国文学史料研究·网络文学卷》（即将出版）都是在打地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写一部《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史》。这些工作这一两年都会完成，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谱系。

一个学科要建立起来，首先就是搞史料建设。我们也确实是在采访中渐渐摸清了这个行业的基本形态。尤其是做《创始者说》，和网络文学网站的创始人深聊，打通了很多底层逻辑。采访时你会发现，同样是网站负责人，是不是创始者完全不一样。创始者身上就是有能量，对机制的理解就是深入，那种鲜活的精气神儿是极为珍贵的。很多时候，他们一句话，就把窗户纸给捅破了。如果这层窗户纸不破，你很可能得在学术圈的话语里打转很多年。所以现在，我每过一段时间，就得和业内一线的人聊聊，不然心里不踏实。

有人认为当代的史料没什么价值，这个我是不同意的。当年我做记者，采访了很多先锋作家，我的学术背景保证了访谈质量。而现在，我们带着史实判断和研究中的所有问题，直接通过访谈寻找史料，这显然很有价值，比凭运气翻故纸堆靠谱吧。

许婷：所以这不是考古式的“挖”，而是有问题意识的选择？

邵燕君：对，是我们来选。比如我们刚刚完工的《创作者说》，是我们基于网文史标准挑选了13位经典作家，然后，我们都访到了。其中有几位是相当难找的，这个我必须要小小得意一下。

四  重新命名当下：概念、理论与研究者的位置

许婷：在您的研究和您带领的团队研究中，除了史料挖掘、网文史梳理外，还特别重视理论的创新。您鼓励学生用自创的概念表征新经验，比如您经常提的高寒凝的博士论文《罗曼蒂克2.0：“女性向”网络文化中的亲密关系》，整部论文的框架架设在她自己原创的概念“虚拟性性征”上。最近您经常使用的另一个概念是“数码人工环境”，也是由王玉玊、王鑫提出。您觉得这是一种“基础设定”的变化吗？您如何看待新概念的出现？

邵燕君：我确实特别鼓励学生们原创理论。当然，前提是得必要，不是为原创而原创。原创理论是最难的，你得有这个本事，一个概念能不能立得住，能不能留下来，除了逻辑自洽外，还得看别人愿不愿意接受。

其实，原创概念总是迫不得已，因为现有的理论概念是从前的学者基于他们当时的生命经验创建的。你用印刷文明时代创建的概念说网络时代的事儿，就容易把新事儿说旧了。而作为第一代“网络原住民”学者，你们最宝贵的就是新经验，把一代人的新经验理论化，也是你们的责任。所以，每个想读博士的同学，我都问：你要做什么博士论文？你的博士论文解决你的什么核心问题？这个核心问题最好不只是你的学术问题，也是生命问题。甚至，如果四年之后，因为不可抗的外部原因，你拿不到博士学位了，呕心沥血做出这么个论文，你后悔不后悔？

就像你说的，新理论概念是一种“基础设定”，在这一新的基础设定上，才能建立新学科的理论大厦，也才能和既有理论对话。也就是说，加进来网络文学这个新参数后，一些既有的文学概念，可以再度被打开。比如“数码人工环境”这个概念提出后，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中提出的“文学世界”的概念被再度打开了。我看王玉玊的文章，感到她似乎一直在对我说：“我们是这样的，其实你们也是这样的，只是你们自己不知道。”在出现了一个“他者”之后，你才会发现你身在其中的那座山，才能反观原有那些概念是在什么条件下成立的。对我来讲，研究网络文学的一大收获，便是获得了一个新的视角，让我更理解了哺育我长大的那个传统纸质文学的“文学世界”是这么建构起来的，对“文学原理”的认识也有了一种打通之感。

许婷：您怎么定位自己在网络文学研究中的位置和贡献呢？

邵燕君：我的自我定位一直是“引渡人”（好像更常用的是“摆渡人”，意思一样），就像我上大学时，钱理群老师说的“历史中间物”。我觉得，网络文学研究终究是网络一代的事。就像“数码人工环境”这样的概念，我提不出来。在这个概念提出之前，我也一直在研究“网络性”，如果你想把网络文学定义为一种新媒介文学，而不仅仅是通俗文学的网络版，那你就必须把“网络性”的内涵说清楚。但是，我一直是在原有的维度上推，比如，我在2015年的论文（《网络文学的“文学性”和“经典性”》，《北京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中提出过，网络性有三重含义，超文本性（这点是引用崔宰溶的观点）、根植于粉丝经济、与ACG文化的连通性。这些，都是对现象的描述。“数码人工环境”的概念是从另一个维度提出的，只有在这个环境生活的人，才能提出来，并且，更关键的是，才能真正理解它的内涵。因为，这是“基础设定”，更深入和丰富的研究要在此基础上展开。

我觉得我对网络文学研究如果有贡献，首先是打地基吧，网络文学生产机制的研究，史料的挖掘，网文史的梳理，应该有用。另一贡献就是培养学生。我很看重我主编的那套“北京大学网络研究丛书”，就是你们的博士论文，加上你最新签的那本，已经11本了，应该还有几本。看到你们把自己最深的生命经验用专著的形式写出来，而且各开一片天地，真是很骄傲！

我的另一个比较有用的功能应该是作为你们的对话人。我记得王玉玊好像在一次研讨会上说过，她很多时候写文章，把我当作潜在读者。我觉得这很好，我也给你们提供一个可感知可对话的参照系。老实说，我觉得“网生一代”也有你们的“时代局限性”。比如有一段时间我带学生看韩国电影，我跟学生们说，我都向你们学习十几年了，你们也看看我这边的东西行不行？但有的同学，看那种社会政治题材的电影，注意力全落在嗑CP上，这就有点太简单化了。所以对新一代研究者来说，一方面，提出新的概念非常关键，因为只有新的概念，才能撬动、打开那些看起来已经非常完善的文学理论；但另一方面，了解过去、理解纸质文学的传统，同样不可或缺。

许婷：您曾经和一起做评刊的朋友说也许哪天还会回去。这两年您也和我们说过，想回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研究。那您所谓的“回去”，具体是想去做什么？

邵燕君：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文学批评，作家作品评论。并不是回到传统文学，但也不局限于网络文学，可能也包括影视剧、短剧什么的，就是我喜欢的，有感觉的，作为我自己文艺生活的一部分。

做评刊、做网络文学研究，本质上都是学术工程，而且是那种比较大的工程。如果不是我带着大家一起做，很多事情其实是完不成的。

就我个人来说，目前出版的关于网络文学研究的两本书《网络时代的文学引渡》（2015）、《网络文学的新语法》（2021），都是论文集，最新的一本今年应该能出来，还是论文集。现在还写不出专著来，有些事还没想明白，但最后会写出一本，算是一个交代。我的论文集差不多是五六年一个“合订本”，要是从头看到尾，前边有的观点后边自己就推翻了，所以，唯一的价值是展现了一个从传统阵营转型而来的网络文学研究者的进步史。

我现在真正的渴望是做一个纯粹的文化消费者，说得高级一点吧，享用者。这么多年下来，很少有真正不工作的时候，好像哪天没干“正事”，就会产生一种愧疚感。就像马尔库塞说的“非工作不可是一种病”。这真“太不网络文学了”。我真正想体验的，是一种无所事事、没有任何计划、完全被欲望驱使的闲荡的、沉浸的文艺生活，只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享用多久，是不是会有一种“生命不可承受之轻”。

在纯粹的享用之后，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还处在一种“非说不可”的状态。如果到那个时候，我依然有特别强烈的表达欲望，那我大概会选择继续做文学批评。文学批评比文学研究原始，但生命可能更长。

许婷：您这些年的学术研究，从评刊到网络文学，似乎一直在争取某种正当性——应有的权益、应有的自由。您如何看待这种正当性？

邵燕君：从我自己来说，我一直享有着自己应有的权益和自由。觉得有价值、有意义、有劲儿的事，就去做。你说的那些“证明合法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而是在事情走到那一步时再说。这份自由今天看来非常的“凡尔赛”。我们这代人确实运气好，我们的青春正值改革开放的春天，1980年代北大的环境后来是很难复制的，这给了我们底气，家庭气氛宽松的孩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太知道怕。一方面不会把创新看得过于神圣，另一方面也是忍受力差，一旦觉得事情不对，就很难勉强。

但我其实也没有那么任性。我一直很清楚，光有“爱”是不够的，它必须落实在可行的运行机制上。网络文学之所以能发展起来，是因为有收费机制支撑；没有机制，再大的热情也只是烟花。学术也是一样，如果不能嫁接在现有体制里，课开不起来。大家都没有学术成果，没人跟着你干，我也不敢忽悠你们干。

所以这些年，我一直在做的，就是探索这个体制所能给我们的最大空间：怎么利用现有的体制资源把事情做出来，把桥梁搭建起来，使基于“趣缘”的研究有现实基础，有可持续性。现在看到你们都凭研究网络文学拿到博士学位了，还找到教职了，就很欣慰。

许婷：您会更愿意把自己视为网络文学研究者，还是一位处在转型时期的当代文学研究者？

邵燕君：我宁可说自己是网络文学的研究者。就像我们前面谈到“学者粉丝”这个说法一样，把自己放在“转型时期研究者”的位置，似乎在规避着什么，这对我来说没太大必要。尤其是在网络文学仍然会被“污名化”的情况下，我更愿意跳下去，站在那个地方。

（作者单位：邵燕君，北京大学中文系；许婷，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原载《当代文坛》202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