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核心，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文学形态。它突破了传统文学仅关注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局限，将笔触延伸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精神的多维关系中。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指出：“生态学本身并不直接进入自然，而是一种‘学’；生态文学则亲近自然、‘进入’自然，并朝向自然‘敞开’。”这种“敞开”不是对自然的征服或工具化利用，而是通过文学语言构建人与自然的共情、共理与共生。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万物平等自化”“道法自然”等思想，为中国生态文学提供了深厚的哲学根基，也是中国历代文人的精神追求。
道家强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儒家主张“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均体现了对自然生命的尊重与敬畏。甚至，与自然生命天地万物相比，人是渺小、脆弱、短暂的。这一认知，我们的先贤、我们仰慕的伟大文学家诗人是具备的，而且是深入骨髓的。这体现在他们留下的不朽作品中。庄周说：“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他把人的生命和自然、天地相比，看到了人在天地间的短暂渺小。陶渊明（晋）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的死和其他植物没有两样一样。宋人梅尧臣说了和他同样意思的话：人于天地亦一物，固与万类同生死。
苏轼：“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天才王勃（唐），年岁很小时就写下“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的名句。辛弃疾（宋）说得最直白：“无穷宇宙，人是一粟太仓中。”他们先有这种思想，而后才有名世之作。
中国生态文学源远流长魅力四射，它的独特性在于其文化基因中的“整体观”与“和谐观”。
从《诗经》的“比兴”手法到宋元山水画的“天地人”构图，中国艺术始终追求物我交融的境界。比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当代生态文学需在全球化语境中激活这一传统，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生态话语体系。
当下中国生态文学创作呈现蓬勃态势，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比如阿来的作品，苇岸的作品，傅菲的作品等等。但也存在一些困境：
一是题材窄化与表层化。多数作品聚焦环境污染、森林砍伐等显性生态问题，却忽视精神生态、文化生态的深层危机。例如，对工业文明侵蚀传统文化的反思多停留在现象层面，未能揭示其背后的权力结构与消费主义逻辑。部分报告文学甚至沦为生态案例的堆砌，缺乏对人性复杂性的刻画。在当代生态文学创作中，部分作品仍停留在对自然景观的表面描绘或对生态危机的简单控诉，未能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导致文学性与思想性的双重缺失。
二是哲学缺失与审美贫乏。武汉大学汪树东教授指出，当前生态文学“对生态问题的理解过于肤浅，总以为写点花花草草就是生态文学”。许多作品缺乏整体生态哲学指导，生态意识流于分散与感性。例如，对“天人合一”的阐释多停留于乡土怀旧，未能将其升华为现代生态伦理。同时，部分作品为追求“生态正确”而牺牲文学性，导致叙事生硬、情感空洞。
三是人类中心主义的隐性残留。尽管生态文学倡导破除人类中心主义，但部分作品仍以“人类生存”为终极价值标准。例如，在描写水危机、土地污染时，作家往往从人类利益出发，将自然视为需要保护的“对象”，而非具有内在价值的主体。这种思维模式与生态文明要求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存在根本冲突。
当下，这些问题的存在，是不是和缺乏天人合一万物平等万物共生这些意识有关？写生态的扛鼎之作不多，是否和缺乏这种思想有关呢？这是值得思考的。我们甚至问，我们缺少诺贝尔文学奖，缺少影响世界的作品，和我们缺少这种思想是否有关呢？
生态文学创作的突围之路在哪里呢？生态文学作家必须摒弃“人类是自然主人”的旧范式，建立“主客冥合”的新认知。法国哲学家菲利克斯·加塔利提出的“三重生态学”理论（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精神生态）提供了重要启示：自然危机与社会危机、精神危机同构，仅关注自然层面无法触及问题本质。例如，阿来的《蘑菇圈》通过描写藏地采菌人的生活，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自然伦理与商业利益的冲突，展现了宇宙观下的生命互渗。
生态文学作家必须践行万物平等观念，需将自然视为具有感知与权利的主体，而非沉默的背景。在大自然面前，在天地间，人要认识到自己的渺小，在万物面前甚至要无比谦卑。苇岸在《大地上的事情》中批评中国生态文学的写作“唯独不见与万物荣辱与共的灵魂”，这一批判至今仍具现实意义。当代作家可借鉴美国自然文学传统，如梭罗的《瓦尔登湖》通过个人实验探索人与自然的平等对话，唤醒公众生态意识。
生态文学的复杂性要求作家突破文学边界，吸纳生态学、博物学、人类学等知识。傅菲的《客居深山》通过记录乡村植物的物候变化，结合农谚与民俗，创造了新范式。这种写作不仅呈现自然细节，更隐含对传统生态智慧的传承。
作家应牢固树立上述观念，深入田野，记录地方性生态知识，如少数民族的生态禁忌、传统农耕的循环智慧；要关注科技时代的生态伦理，如人工智能对自然认知的影响、基因编辑带来的生命伦理争议。唯有如此，生态文学才能从“问题书写”转向“未来想象”，为人类文明转型提供精神资源。
生态文学的终极使命，是引导人类从“征服自然”的狂妄中觉醒，在“万物有灵”的谦卑中重建与万物的血脉联系。当作家以宇宙观天地观谦卑而不是高高在上地审视笔下的每一株草、每一滴水、每一个生物时，文学便真正成为了生态危机的解药与新文明的火种。
作者简介：侯志明，中国作家协会九届十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南亚国际文学交流中心执行主任，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参与制作影视作品《天上菊美》《邓小平遗物故事》《绝代芳华》等。文学作品散见于《人民日报》《人民文学》《中国作家》《钟山》《天津文学》《人物》《青年作家》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集《行走的达兰喀喇》《少点精致的俗相》《老马识途》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