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十五年来的中国“非虚构”：
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西方的非虚构文学概念便开始被零碎地介绍到国内。不过，非虚构写作实践在中国文学界的大规模展开，要从2010年算起。在这一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辟《非虚构》专栏并推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理论评论界也迅速跟进讨论。此后，文学非虚构、新闻非虚构、历史非虚构、素人写作等多种类型均有亮眼实绩，“非虚构”也从一个合法性暧昧不明的新概念，变为文学期刊、文学评奖、创意写作教程和书店畅销榜上的固定分类，更延伸出“全民写作”的时代潮流。
概而言之，十五年来中国非虚构的成就，主要体现为三方面：第一，最早的一批非虚构作品，已产生了广泛和持久的影响力。《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刊出的梁鸿作品《梁庄》（出版单行本时更名为《中国在梁庄》）和首期签约“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的李娟，不仅已几乎成为各类中国非虚构研究的原点与标杆，而且也是当下新乡土写作、地方性文学、新女性写作等热门讨论中绕不开的对象。第二，非虚构写作与大量重要社会议题形成了紧密呼应，如梁鸿“梁庄”系列与乡土中国的城市化、《我是范雨素》与“新工人”、《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与“躺平”“内卷”、《我在北京送快递》与“零工经济”。非虚构写作对于当下中国的深情注目与快速反应，使其成为一种极具“当代性”的当代文学。第三，非虚构写作已探索出一套可被效仿和推广的写作模式，如田野调查、数据统计、个人视角等。这一写作模式原有挑战传统虚构文学之意，却又因其在描写现实、介入现实等方面的有效性，反过来对虚构文学形成影响，使得当代虚构文学中也大量出现了非虚构文学的特征。综上，当代中国的“非虚构”是一个在新情境中涌现出的文学新类型，并已呈现出作为新时代的新文学经典的特质。
本期专栏的两位作者，都通过梳理十五年来中国非虚构写作的发展历程，不仅将非虚构视为一种具有特定内涵的文类，更将其视为一种由社会各界力量合作完成的文化实践。路杨将非虚构写作视为一种“工作方法”，格外重视不同出身的写作者在深入社会田野、与他人交谈交往和共同生活的过程。这一过程既让不同人群的差异和区隔变得可见，也让原本不可见的社会纽带得以建立，从而带来大众经验与集体情感的扩容。田淼通过细读鲁敏以新闻非虚构为表现对象的小说《或有故事曾经发生》，描绘出21世纪1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非虚构与新闻非虚构之间的文体纠缠与解释权博弈，更探讨如何以非虚构为界面，打破专业壁垒，直面社会现实。路杨和田淼的文章，都不约而同地谈及非虚构写作的本土资源。路杨看到，非虚构影响力的扩展，重新激活了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等创作机制和群众文艺运动、工农兵写作运动等实践；田淼则将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中国新闻界的“特稿”与“深度报道”视为当下非虚构写作的重要前史。在中国，非虚构写作走过十五年之际，他们的发现提醒我们：是否可以总结出一种“中国的”非虚构传统？
罗雅琳
中国社会科学院
2010年，《人民文学》杂志开辟《非虚构》专栏，同年推出“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在文学领域正式开启了非虚构写作的潮流。这一来自权威文学期刊的命名与组织，以及此后一系列非虚构文学作品的问世，如梁鸿的“梁庄”系列、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李娟《冬牧场》等作品的刊发与出版，既在读者接受和文学批评领域引发轰动，也推动了“非虚构”写作理念的传播。此后，这一在狭义上来自20世纪美国的图书分类以及20世纪60年代“新新闻主义”热潮的写作样式，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也逐渐成为当代中国读者的阅读经验与文化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类别。在中国语境中，“非虚构”最初命名时在文体识别上的权宜性与包容性，也在此后跨领域、跨学科、跨媒介的多元实践中，生成了观念与形式上的创造性。与此同时，依托移动互联网的技术发展与新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非虚构写作产生了大量具有代表性和话题性的作品。如《我是范雨素》这样近于现象级事件的作品，其作者的阶层身份、命运与文学实践所触发的公共议题，也在舆论场中引发热议。时至今日，非虚构写作因其强烈的公共性与社会性关切，以及将经验现象问题化、历史化的方法意识，特别是打破专业壁垒、寻求普通人的自我表述的平等诉求，已使其成为文学、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诸多领域共同关注的一种重要的文化实践。而在长期以来围绕非虚构写作的诸多论争中，有关“真实”与“虚构”、“自我”与“他者”、“旁观”与“介入”、“文学”与“非文学”等问题的争辩，也折射出内在于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及其现实感知的一系列结构性问题。质言之，非虚构写作在各个文化领域不同的表现形式，生产与传播的不同媒介，创作主体在身份、动机、姿态上的多元性，及其与读者接受层面的联动性，也共同构成了一种整体性的时代症候。
一、问题的提出：为什么是“非虚构”？
20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了一期主题为“跨学科视野下的非虚构写作”的工作坊。在人文社科研究者之外，参与者还包括新闻媒体从业者和非虚构作家。有意思的是，在这场跨界对谈中，多位发言人虽然在专业领域和阅读偏向上各不相同，但在谈及有关非虚构的阅读选择时，不约而同地对以小说为代表的虚构文学表达了失望。如作为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刘大先就谈到，“相比虚构作品，我更愿意看非虚构的，因为现实生活的‘狗血’、戏剧性甚至超越了作家们的想象力”。在想象力的匮乏之外，来自“界面新闻”的记者张莹莹提供了另一重观察。她回溯了自己曾经作为小说读者，遭遇的一次具有转折性的阅读体验：“2013年我读到余华的《第七天》和格非的《春尽江南》，当时这两本小说就引起了众多争议，尤其是《第七天》，照搬了多起新闻事件，看完后我强烈地感受到：小说已经很难把握住社会现实了，阅读视野也不得不随着时代的变化从虚构转向非虚构了。”与之相呼应的是《中国艺术报》记者张成的判断：“《第七天》《天注定》，还有《小偷家族》，其实都是新闻的拼贴，但如果把新闻写作放到整个泛文本比较当中去研究，我们会发现它不如真实的生活精彩。……如果用新闻拼贴的方式去组成虚构的文本，它的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猜想，这两年非虚构写作独立出来、越来越火，或许就是大家对传统文本的不满和突破。”［1］这些观察触及了一个重要问题，即虚构文学还能否有效地“把握社会现实”？对新闻事件的搬演或拼贴，既透露出虚构文体似乎尚未找到消化现实经验，对剧变中的社会状况加以组织或解释的形式路径，又意味着新的经验的确在呼唤一种超越新闻报道的、新的叙事形态。对此，非虚构作家、“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袁凌在“小说的想象力”与“非虚构的限知视角”之间发现了一种张力关系：
事实上，小说走到今天面临的问题正是不受限制，最后反倒什么都没有了。小说家们已经习惯了在不受限制中任意挥霍想象的自由，以至于想象力与受到限制的实际生活脱离了直接的联系，变得千篇一律，变得比现实更成熟，更单调，更苍白。而非虚构写作在受到视角限制的情况下叙述的生活经验，借助于它的共情性，反而更能开拓人的情感世界，唤起共鸣。［2］
换言之，与其说虚构文学面对社会现实时的失效是源自想象力的“匮乏”，不如说是由于想象力的“过剩”或“过熟”，使其与实际生活相脱离，反而落入了某种观念或形式的窠臼，丧失了与真实经验及公众感知之间的血肉关联。事实上，李敬泽在任《人民文学》主编提出“非虚构”这一概念时，即对小说在当下时代状况中的失效有所察觉，他认为实际上，非虚构是“把有些困扰着我们的问题放到了台面上：文学如何坚持它对‘真实’的承诺？小说在这个时代是不是在这个问题上面临极大的困难？”［3］这都提示我们思考，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着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整体转型，当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文学方案随着意识形态转换而不断受到挑战之后，文学与现实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多元，但也随着这一关系的松动，产生了新的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非虚构写作在当代中国的兴起并非文学领域的独创，而是在各个文化领域近乎同步发生的整体性现象。已有年轻的研究者尝试在文学场域与其他知识场域及媒介环境的互动关系中展开考察，或对作协体制、文学期刊、文学批评与文学研究界关于“非虚构”的制度性建构做出有益的梳理［4］，或以知识考古的方式敏锐地揭示出，非虚构写作主体的分化与更新，离不开新媒体平台内嵌于市场逻辑的内容生产模式，且需要不断与分属不同场域的行动者展开协商。［5］实际上，《人民文学》提出“非虚构”概念的时期，也是移动互联网与新媒体平台发展的重要阶段，这不仅直接影响了新闻出版行业的产业结构转型，也在社会公众领域打开了文化实践的空间。张慧瑜即指出，“2010年，以手机为终端的移动互联网成为Web2.0时代的网络基础，2011年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自媒体打破了印刷媒体的垄断，手机App成为移动互联网应用的主要平台，‘人人都有麦克风’、用户生产内容等为互联网时代普通人参与知识生产和传播提供了可能性”［6］。也正是在这一物质、技术、媒介发展的基础上，非虚构写作得以在文学出版体制或传统媒体的写作范式之外，以某种兼具切身性、在场感、当下性与话题性的书写方式，生产出大量的社会文本。
在如何更有效地“把握社会现实”的问题上，非虚构写作从文学场域“溢出”并在其他专业或社会场域中的“扩散”，到底带来了哪些经验现象的扩容或工作方法上的转换，是值得进一步追问的。换言之，如果我们寄望于一种新的写作实践能拓展传统文学创作的现实感知，那么非虚构又带来了哪些新的问题视野呢？若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加以分殊，我们或可对不同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呈现的问题意识及其背后的现实结构略作一点梳理。论者大多将中国十余年来的非虚构写作划分为文学创作、新闻写作与素人写作三类。如果结合创作主体与媒介特征，我们大致可以得到如下描述。
一是文学领域的非虚构写作。其中既包括文联、作协体制下的专业作家，如乔叶的《盖楼记》《拆楼记》、李娟的《羊道》《冬牧场》，都是在文学期刊组织的《非虚构》栏目策划或“非虚构写作计划”活动中完成的；也有非职业作家、有文学专业的高等教育背景，并在高校中从事专业研究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写作，如梁鸿的“梁庄”三部曲、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王磊光的《呼喊在风中：一个博士生的返乡笔记》。除梁鸿的写作主要依托传统文学的期刊发表与出版体制外，黄灯和王磊光的写作则是首先通过微信公众号、朋友圈、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引发大量关注，再由此反身进入图书出版的。而上述这些具有代表性的非虚构作品引发社会影响的焦点，基本集中在当代中国城乡结构变动中的乡土命运，以及城乡流动者的社会观察、自我审视与精神困境。
二是新闻领域依托新媒体展开的非虚构写作。写作者多由传统新闻行业转型进入新媒体平台，大多是受过新闻写作的专业训练，有着较为丰富的深度调查或特稿写作经验，甚至具有社会学、人类学、传播学等专业背景的媒体从业者。如“真实故事计划”总主笔袁凌曾历任《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记者，《财经》《凤凰周刊》《Lens》等刊物的记者、主编、主笔等职；专栏作家、媒体人淡豹，曾先后在北京大学、芝加哥大学接受过社会学、人类学的学术训练，后加入上海财经新媒体界面新闻下的“正午故事”这一非虚构写作平台。2015年，腾讯“谷雨实验室”、网易“人间”、界面新闻“正午故事”、民间同人平台“地平线NONFICTION”，以及《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智族GQ》《单读》八家媒体联合发起“中国非虚构作品创作联盟”［7］。也正是这些新媒体平台及其写作者，借助“用户生产内容”的模式，产生了一批阅读量达到“10万+”并引发舆论热议的非虚构作品。《小镇做题家：一个211高校学生的命运陷阱》《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平原上的娜拉》《我在北京三甲医院当陪诊师》等选题，聚焦当下社会的诸种结构性问题，如功绩社会的价值导向下青年人的困境与出路、平台经济对新业态劳动者的精细控制、农村女性的性别处境与精神抵抗，以及性少数群体、罕见病患者、老年人照护等边缘人群的生活与伦理境遇等等，触及的是优绩主义、劳动关系、性别秩序、老龄化社会、医疗公平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三是素人写作与普通劳动者的自我表达。这类写作以家政女工范雨素的自传性作品《我是范雨素》、打工者胡安焉叙述自己19份工作经历的《我在北京送快递》，以及大厂员工张小满书写出身陕南农村的母亲在深圳务工生活的《我的母亲做保洁》为代表，其创作主体并非职业作家或新闻媒体从业者，因此也被称为与“职人”相对的“素人”。这些普通劳动者大多从事其他行业，有文学阅读、写作的兴趣与经验，并通过不同的渠道或平台接触非虚构写作。相比之下，胡安焉与张小满的写作更为个体化。对胡安焉这样有多年纯文学创作经验的写作者而言，豆瓣写作小组与黑蓝文学论坛构成了他重要的写作平台。在进入互联网大厂之前，张小满也有在《深圳晚报》《新周刊》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经验，她的早期文稿也得到了豆瓣、“真实故事计划”等平台的推介。与此不同的是，《我是范雨素》虽然是经由界面新闻“正午故事”的约稿和发表，成为浏览量破百万的“爆款”文章，但在范雨素背后实则是北京皮村工友之家新工人文学小组的集体实践。由北京的高校教师、作家、媒体人组成的文学志愿者，通过授课、分享与交流，陆续培养了范雨素、郭福来、李若、施洪丽、苑伟、王成秀、李文丽、万华山等业余作者。文学小组成员的创作不仅在文学刊物、新媒体平台上发表，其中九位写作者的非虚构作品也结集为《劳动者的星辰》一书，由世纪文景出版社策划出版。［8］这类非虚构写作引发关注，与其对家政工、快递员、保洁员等城市底层劳动者及弱势群体之生存境遇的精细表现有关，虽然其侧重点各有不同。如胡安焉在经验描摹背后其实更关心从“工作”与“自由”的关系角度展开自我的内在探求，范雨素和张小满的写作触及更多的则是城市底层劳动者的可见性、劳动保障与尊严问题，以及经济变革与城乡流动过程中，不同代际、阶层的打工者之间的互照与互看。
综观上述三类非虚构写作，我们会发现这些创作所处理的经验现象和社会问题大多涉及劳动、性别、阶层、家庭与代际，以及城乡关系、贫富差距、劳资矛盾、生产与消费、公平与效率、平等与尊严等问题。而在这些以社会区隔为表征的议题之外，非虚构写作在理解当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时，还往往需要处理历史和当下之间的关系。记者张莹莹在北大的跨学科工作坊中就谈到这样一个问题：“写作时往往免不了追根溯源，这就要求对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但我们近几十年的历史其实是有断裂的，怎样去融合这个断裂呢？前段时间“正午故事”刊发了郭玉洁老师写的《社会主义女子图鉴》，郭老师采访了几位老太太，她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受到感召，希望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并为此奉献了几十年。我跟郭老师讨论过这篇文章要怎么写，写得太‘过’会变成老掉牙的‘好人好事’，在当下的语境中把她们真正的光环、真正打动人的地方挖掘出来，并且写得好看，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的。”［9］这一写作上的“难题”，折射出的实则是革命史与现代化、前三十年与后四十年、社会主义的革命政治与去政治化的文化逻辑之间的断裂。具有悖论性的是，在一个“告别革命”的时代语境中，如何理解和书写这种“感召”和“奉献”，似乎需要重建一种话语体系，然而面对上述一系列社会问题，又正是对于一个“更加公正平等的世界”的共同渴望，构成了非虚构作品在创作和接受上的驱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如何经验性地直面这些社会区隔与历史断裂，或许正是当代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现实感与问题性的来源。
二、跨界的范式：写作如何“认识社会”？
非虚构写作的跨领域实践及其在传播、接受上的热度，传递出一种从作者到读者，都希望通过对经验现象的描述与分析，重新认识社会现实的普遍兴趣。也正是因此，非虚构写作中包含的在场、观察、记录、访谈、深描等田野民族志式的观念和方法，以及一种互为主体性的文化立场，也成为人文社科多领域、跨学科的知识生产所共享的一种工作理念。即使在文学领域，很多非虚构写作所展开的现实观察及其分析方法，也都带有强烈的社会学、人类学式的眼光。如在梁鸿的“梁庄三部曲”中，我们很容易发现，写作者是携带着大量社会科学的“前文本”回到“梁庄”的。无论是西方人类学家具有奠基性的研究，如詹姆斯·弗雷泽的《金枝》、克利福德·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和政治学》，还是社会学领域以“乡土中国”为对象的经典著作，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等等，这些基于田野调查又高度理论化的著述显然构成了写作者进入乡村的知识视野，并使其自觉地拣选了一种更具整体性、结构性的观察与书写方式。用梁鸿自己的说法，即“以一种整体的眼光，调查、分析、审视当代乡村在中国历史变革和文化变革中的位置，并努力展示出具有内在性的广阔的乡村现实生活图景”，采取的工作方法是：“每天，我和村庄里的老人、中年人、少年一起吃饭说话聊天，对村里的姓氏成分、宗族关系、家族成员、房屋状态、个人去向、婚姻生育做类似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调查。”［10］尽管面对某些批评，写作者有时也并不愿意承认其写作是“社会学的”［11］，抑或在不同的批评者那里，对写作者在“文学”与“社会学”之间所处位置的判断及评价也各不相同［12］，但这些争议的发生，恰恰说明了非虚构写作对某种既定的文学范式的打破，以及对一种广义上的社会科学范式的接近。
事实上，不只非虚构写作，近年来不少在专业或大众领域获得反响的文艺实践，也体现出一种重新面向社会现实的自觉。在《人民文学》发表非虚构作品《盖楼记》《拆楼记》十年之后，作家乔叶出版了长篇小说《宝水》并获得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这部作品虽是以虚构的方式聚焦老家河南的农村现实，但作家观察乡村、摄取材料、感知现实的方式却带有一种将社会科学的认知视野纳入文学虚构的自觉与抱负。乔叶的创作准备兼及“历史的田野”与“现场的田野”：一方面搜集与阅读大量有关中国农村的社会学论著及田野调查报告，如李昌平、温铁军、贺雪峰等学者的研究，兼及地方志、村庄志、地方文史资料与相关新闻报道；另一方面通过“跑村”和“泡村”，既根据全国范围内的一二十个村庄观察乡村建设的整体面貌，同时对河南内部不同区域和类型的三个村庄进行深度跟踪与在地观察。［13］与之相应的是，小说的主人公/叙事者也被设置为一个长期生活在村庄里的外来者，以一种人类学家式的观察与倾听姿态，向农村的生活世界与现实结构敞开其主体感知。更可贵的是，这一作家/叙事者位置的选择，使小说中的现实观察突破了既有的乡村知识与理论预设，在自我与村庄互为主体的观照中，呈现出一种关注盲点、意外、差异、悖论和联系的经验质感。［14］不独文学创作，近年来的大众文化生产也显现出一种重新把握社会现实的愿望。《山海情》《山花烂漫时》等热播电视剧在内容取材上转向现实中的社会变革与真人真事，在创作方式上则呈现出一种扎实刻苦的创作姿态与生气淋漓的现实主义手法。入围第73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剧集单元的迷你剧《平原上的摩西》聚焦20世纪90年代东北的社会状况，选取的是一种影像民族志式的拍摄手法与影像风格。影视改编也开始对准非虚构作品，由李娟《我的阿勒泰》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在制作过程中特别强调实地采风与文化细节上的咨询和求证，力求真实地表现“当地的民族文化和生活状态”［15］，致力于讲述“游牧文化与现代文明”在代际和文化上的冲突［16］，这使其在与风景、乡愁、疗愈相关的美学追求之外，确实包含了一种人类学式的影像表述意图［17］。与此相应的是，在观众和批评家那里，这些作品对于“真实”的再现效果如何，也构成了评价甚至争论的焦点。我们或许可以说，这些文艺实践从创作到接受，都开始显现出对一种“非虚构性”的追求。这种“非虚构性”并不是对新闻报道、人物原型或历史资料的简单拼贴，而是如何用一种结构性的问题视野与社会关切，整合经验性的现实感知与丰沛细节，并进一步内化为叙事、影像层面的美学形构。
非虚构写作的跨学科属性，也使其成为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领域共同关注的实践方式。文学、新闻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等领域的学者除了在学科内部展开讨论，也以学术组织的方式主动寻求跨学科对话。如《探索与争鸣》杂志以“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中国”为主题组织跨学科系列论坛，推动文学与社会学、历史学关于非虚构写作的对话，于2021年至2022年刊发了系列成果《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学跨学科对话》和《非虚构写作与中国记忆：文学与历史学跨学科对话》。从中可以发现，以非虚构写作为中介，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表现出一种学科反思的自觉与相互借镜的努力。特别是在关于如何重建专业领域的知识生产面向社会的公共性与有效性这一问题上，各个学科的发言都传递出类似的焦虑感。值得注意的是，就现当代文学研究而言，这种“朝向社会”的兴趣并不局限于非虚构研究，在最近十余年来的文学史研究中，实际上已经构成一次强劲的范式转换。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中国当代史读书会”提出的“人文知识思想再出发”“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为代表，新的研究范式关注的是文学实践如何深入社会肌理，关心的是“历史中的人”与“社会中的人”。2024年出版的“新解读”系列研究作为这一范式下的代表性成果，既重视人在历史中具体所处的伦理关系、人际网络、道德处境和情理选择，更强调人群在社会中共享的“社会经验、情感经验、心理意识、价值感”，并尤其看重人在介入社会的过程中的身心安顿问题。［18］在实践方式上，读书会成员在研读原始文献、开展跨学科研究的同时，持续十余年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进入研究对象所处的地方社会现场，并非将文学研究直接与田野调查相对接，而是尝试“打开文学与历史—社会—现实的复杂关系，体察文学如何在诸多复杂关系中生成感觉意识”［19］。与这一范式转换相关，在文学批评领域，亦有学者开始自觉地借鉴人类学、社会学的反思性概念或工作方法，对非虚构写作或具有“非虚构性”的文学创作展开批评。如李音就从社会科学研究对田野作业本身的反思出发，指出乡土非虚构写作对田野调查方法的粗浅使用可能带来的琐碎化、微观化、局部化等问题，而如何在写作中“形成真正的认识，摆脱社会科学和文学各自的陷阱”，则需要发掘新的理论性与文学性，从而“重塑乡村的诗学”［20］。又如邓小燕关于梁鸿、乔叶等人的研究，一方面辨析知识分子返乡书写背后农村社会学近二十年来的发展在整个知识界引发的影响和讨论，另一方面则结合自身对乡建派实践的参与和观察，对小说处理的原型村庄展开实地调研。［21］这些批评方式同样蕴含着从文学研究和社会科学方法出发的相互观照与省思。
在新媒体场域中，非虚构写作与社会科学视野之间的关系甚至更为直接。事实上，与近年来依托新媒体平台展开的非虚构热潮相伴随的，正是以项飙、上野千鹤子、韩炳哲等学者的著述或言论为代表的人类学、社会学、哲学与社会批判话语在移动互联网上的广泛传播。在“界面新闻·正午”“谷雨实验室”等新媒体平台推出的大量非虚构写作中，项飚的“把自己作为方法”、重建“附近”、寻找“生命力”等主张，韩炳哲的“妥协社会”“倦怠社会”“透明社会”等概念，以及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恐弱”“无偿劳动”等女性主义论述，常常被作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为个体或群体性的经验现象提供解释框架，以及批判或抵抗的思想路径。项飚在现实观察中创造的诸种鲜活的概念，与韩炳哲针对当下社会状态的一系列通俗化的命名，包括上野千鹤子引发热议的自媒体对话事件，也使援引这些论述的非虚构写作以一种“流行社会学”或“大众哲学”的面貌进入读者的视野。又或者说，新媒体平台对这些知识人及其知识表述的推介，与非虚构写作将其作为某种知识前提展开的社会剖析，本身就是同步展开且相辅相成的。与此同时，社会现实中的新现象、新问题及其在日常经验中的日益凸显，也使其同时进入媒体观察和学术研究的视野当中。如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以及快递员、外卖员、网络主播等新业态从业者的劳动状况，既是社会学、传播学研究的学术议题，也是新媒体的非虚构平台进行深度调查的重要题材，同时，这些劳动者的自我表述也会经由媒体的发掘和推介，同步进入公众视野。［22］换言之，出于对同一社会现象或现实问题的关注，专业研究者、新媒体与普通劳动者从理论、调研、经验等不同维度出发，在一种共享的非虚构理念之下，形成了写作与传播上的密切互动。这也使一种广义上的非虚构写作在专业领域、媒体领域和公众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彼此参照、互为注释、能够相互打开的文本集合，丰富了甚至是补全了我们对于某些边缘经验与社会问题的认识。
总体而言，跨领域、跨学科的非虚构写作背后，有着共同的知识范式与理论关切。整个知识生产领域从问题到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转向了对“社会”的认识。无论针对何种对象、经由何种路径，范式转换的核心都在于如何认识和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经验、结构与问题，以及如何在国家、社会、个体及群体的互动关系中，重新把握“人”的境况、行动与可能。在这种整体性的转向当中，非虚构写作成为了一种具有中介性的文化实践空间，激发并容纳各个专业领域的自我反思与调整，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使知识话语进入社会视野与公众认知的可能。对于读者而言，在一种亟待对当下处境加以观察、识别、命名和反思的时代语境下，人们越来越需要一种能直面社会状况、发现并解释问题的知识实践，来应对自身所处的结构性困境。事实上，在社会区隔和历史断裂之外，非虚构写作面对的也是与之相关的另一重问题，即知识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由此，以非虚构写作为表征，上述知识范式的跨界实践如何在重新介入社会的过程中，重塑当代中国人的经验模式与社会感知，以认识并克服这些距离、区隔与断裂，也就成为了新的问题。
三、重构社会感知：“重新连接”如何可能？
在学术界以非虚构为主题的跨学科对话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专业研究者从学科反思的角度出发，谈及非虚构带来的启示。社会学研究者田丰就曾谈到“社会学学科自身的窄化需要我们以新的方式往前突破，而非虚构可能是一个可以提供动力的路径”，而面对专业研究在公众视野中的“缺席”，他直言“我们需要‘出圈’”［23］。事实上，以非虚构写作为中介，不同文化场域的实践者也在主动寻求“破圈”的可能，以重建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人物》、《新京报书评周刊》、“新周刊·刀锋时间”、“财新mini+”、“正午故事”、“看理想”、“澎湃翻书党”等媒体，共同发起“不一样的社会观察”恳谈会，自2021年至今已经举办了五季。每季活动大多由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学者领衔，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传播，在线上面向社会征集选题及文稿，入选者则以恳谈会的形式展开面向大众的线下论坛，进而遴选出“优秀选题”予以写作基金、学术发表、签约出版等方面的支持。从征文入选者来看，写作者以来自全球高校的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法学、新闻传播、文学研究领域的青年学者或在读研究生为主，也包括从事深度报道的记者、编辑等媒体从业者，以及少数素人非虚构写作者。征集范围涉及社会学、人类学及相关学科，题材上要求“立足中国社会，话题性突出，体现社会关怀”，写作样式上则面向学术论文、学位论文、研究专著、杂文随笔、深度调研报告、非虚构作品等多种形式敞开。［24］征稿启事给出的样稿以及后续发布或出版的作品也是如此，既包括《基于死亡叙事的医疗社会生态分析》（景军）、《芝加哥舞女、中国洗衣工与北平囚犯：都市中的陌生人》（杜月）这样的学术论文，《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田丰）、《悬浮：异乡人的都市生存》（严飞）这类采用社会学写作方法的田野笔记或观察随笔，也包括《我们与教育的距离》（岳飞，“正面连接”公众号）、《在富士康熬社保的女工们》（谢紫怡，“每日人物”公众号）等新媒体上的“10万+”文章，以及《张医生与王医生》（伊险峰、杨樱）、《盐镇》（易小荷）、《树儿：我的女儿来自星星》（朱矛矛）这样的非虚构作品。在这类规模较大的系列活动之外，在不少非虚构作品的图书推广环节，出版社、新媒体平台或读书类自媒体也会邀请写作者（如范雨素、胡安焉、张小满）、专业研究者（如张慧瑜、吕途、庄家炽、项静、张秋子），以及记者、编辑、播客主播（如燕舞、甜菜）等，共同参与各类线上或线下的对谈、共读活动。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文化实践寻求的不只是学科之间的跨界，也是以资源整合的方式，力图实现知识生产、传播、接受等场域中的联动，将传统出版业、融媒体、新媒体、学术研究者和素人写作者集合在一起。在运作机制上，这类活动将线上阅读与线下分享相结合，选择书店、咖啡馆等城市消费空间，以面向都市读者的文化沙龙形式向大众敞开，将精英化的、小圈子里的学术研究或思想交流，改造为有吸引力的、能够进入公众视野的文化活动，也是在以现实中人与人、面对面的碰撞，尝试拉近知识生产者与社会大众之间的距离。
需要指出的是，这类文化实践的跨界联动虽然具有明确的“破圈”意识，但就其受众而言，仍是以生活在都市，接受过大学教育，能够熟练使用互联网，有阅读能力、知识兴趣和思考习惯的读者为主要对象的。而非虚构作品聚焦的对象群体如外卖骑手、快递员、家政工、保洁员、农村女性、三和青年、流水线工人等，包括范雨素、胡安焉这样从事底层劳动的写作者，与文学、媒体、学术领域的非虚构作者，以及中产阶层或白领阶层的读者之间，都存在阶层上的差别。然而，非虚构写作正是在不同群体的意识、经验、关系等多个层面，展现出一种打破区隔、重建关联的实践性。
一方面，非虚构写作所秉持的“文化的互为主体性”（cultural inter-subjectivity）理念，在“以自己为方法”将个人经验问题化的同时，也带来一种在自我与周围世界的互动中，“以他人为方法”的可能。尤其在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个体化进程中，个体竞争加剧带来的高压，与一种高度自我关注的、个人主义的文化语境相伴生，导致个体在日常实践中似乎越来越难以与他人及他人的世界发生真正切身的关联。而非虚构写作深入社会田野的工作方法，及其对他人生活的深细描摹，则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以个体为本位的经验模式与认知方式。尤其在文学领域和素人写作中，非虚构作为一种个体化写作，处理他人经验的过程也往往伴随着写作者自我感知的曲折变化。换言之，非虚构写作形成并组织社会感知的过程，也为新的主体意识的形塑提供了契机。也只有在这种新的自我意识下，他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关系网络、行为逻辑与道德选择、理性思索与情感反应、对事物的感受与判断、在具体情境下的计算与妥协、坚持与抗争，以及精神生活中的诸多面向，才有可能摆脱某种猎奇式的窥探或景观化的书写，使一种“作为主体的他人”在文本中浮现，真正丰富我们关于社会的认识。
另一方面，非虚构写作也在分属不同阶层的写作者、被书写者及读者之间形成了某种经验与情感上的连带感。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个颇具层次感与启发性的案例。与其他非虚构写作不同，对于张小满而言，引发其写作兴趣的并非陌生人，而是与自己有着深切的血缘与亲情关系，但又不乏矛盾与冲突的母亲。张小满将这段共同生活与写作的经历，视为一次“重新连接”［25］的契机。正是借助这位陕南农村母亲的“眼睛”，在深圳工作、生活的女儿开始真切地进入母亲的工作空间和人际网络，不仅经由对保洁员群体的观察，记录下一个超级大都会的“垃圾”产业链条上不同工种的劳动者生活，也在母亲与其服务对象的交集处，观察到公务员、金融从业者、公司白领等不同阶层的人群。这使其写作呈现的不仅是底层劳动者被压榨、剥夺和漠视的苦难经验，也会特别聚焦母亲与不同阶层的个体之间的短暂交往或细腻牵绊。除了让处于都市底层或边缘位置的群体经验变得“可见”之外，这一写作还呈现出两重认识性的动力机制。一是“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出身”［26］。为了理解自己和母亲在生活上的分歧和冲突，张小满对母亲深圳务工经历的叙述，是和追溯母亲此前的乡土劳作与城镇打工生活相伴随的，其中也夹杂着自己从农村到城市、从儿童到青年这一流动中的成长经验。这一回溯与追认的过程使其意识到：正是父母在城乡之间艰辛的劳动，为儿女在大城市接受教育、工作、生活、消费提供了支撑；而与西北农村的日渐凋敝和人口外流相伴随，也正是农村不断向城市输送的劳动力，支撑着这个东南沿海大都会的迅猛发展。二是“诚实地面对母亲的保洁员工作”［27］。通过母亲的讲述，张小满得以了解到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对于“洁净”的极致追求，是如何通过不同层级的单位之间森严的等级关系与技术化的管理方式，将劳动者纳入一整套规训系统当中，以严密的监管、大幅度剥夺个人时间、无休止的重复劳动，维系着城市的运转。而张小满自身工作的高压状态，以及母亲对写字楼里的年轻人职场压力的观察，又与保洁员群体在规训与过劳中挣扎的处境，不断形成一种跨阶层的映射与经验性的共鸣。这些辗转的认识过程，使张小满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在社会这个大染缸的浸染中逐渐意识到，我和他们有一样的来处。我虽然做的是白领工作，但我们仍处在同一个阶层”——“他们也是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我们”［28］。事实上，这种感受也在读者反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和回应，互联网与新媒体为阅读提供的互动性，也使一种超越个体经验与阶层视域的共情机制成为可能。［29］在“豆瓣”这类图书影音社区网站或“微信读书”等移动阅读App上，我们会看到大量读者在阅读胡安焉、张小满的作品时，不断被唤起相似的个人经历或家庭记忆。对这些大多属于白领阶层的读者而言，书中打工者的经验并非他者化的：“他们”与“我们”之间既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代际经验或日常互动上的牵连，也让“我们”辨认出在一个资本全球化与后工业时代的劳动力市场中，与“他们”相类似的位置感、异化感与不稳定性。
饶有意味的是，上述这种在自我意识和阶层认识上的联结感，正是在关于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消费与生产、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等一系列社会区隔的辨认过程中逐渐生成的。通过非虚构写作，情感区隔背后的深层结构得以重新浮现，在可见的阶层分化的背后，那些不可见的社会纽带也得以被重新感知。正如张小满在前言中所说：“我们母女的对话总是有着长长的似乎无法跨越的裂缝，但并不妨碍我和她对话”，因为这是“一条我们母女共同在走的路”［30］。这一对话从区隔开始，但最终也是在对话中形成了深切的连带感。其中所昭示的正是在当代中国城乡流动与阶层重组的历史过程中，以母亲和女儿为代表的两代城市打工者，前后相继且内在关联的际遇与困境。面对这些区隔，这一写作在实践机制层面还提供了另一重启示。如正文最后附上的《妈妈的话》和两篇后记中呈现的那样，母亲春香实际上构成了这部作品的另一个“作者”。一方面，书中这个超级城市少为人知的“B面”，正是经由母亲主动地观察和言说才得以呈现。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深圳”［31］一同彰显的，还有母亲从一种自觉、敏感的自我意识出发，对自身的工作境遇、人际关系、城市生活的特点及其变化的深细观察与鲜活表述。面对自我和城市，母亲及其身边的许多劳动者都表现出一种认识、思考和表达的愿望与能力。他们有对于自由、公平、信任、尊严等价值的坚持，也懂得如何“守住自己的立场和节奏”［32］；面对从事相近工作的劳动者会产生自觉的阶层认同和情感羁绊，也会对城市中其他阶层的人群有自己的判断和理解；有对美好生活的热爱、追求和规划，也会为技术发展对未来劳动形态的巨大改变抱有憧憬或隐忧。也正是母亲身上这种活跃的主体状态调动了张小满的观察兴趣，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写作的位置和叙事选择。［33］另一方面，这本书在现实性的写作层面，也是以一种母女“合作”的独特方式完成的。在观察、体验、表达等多个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合作与互动：母亲向女儿分享自己的见闻、发现与感想，女儿则在倾听和记录的过程中“补充提问，并鼓励她继续观察”，也跟随母亲参与她的劳动过程和人际交往；在形成叙述时，女儿将每篇初稿打印成大字纸本请母亲批评，识字不多的母亲则通过小声默念、猜测联想等方式加以理解，提出修改和补充意见，女儿再加以反馈，“让她多留心哪些细节、哪些人”；在语言表达上，女儿以“写一本妈妈也能读完的书”为目标，母亲则以其爱交朋友的交际能力和爱讲故事的表达天赋，直接为写作提供语言质料，“这本书中的很多‘金句’，就是从她嘴里直接‘搬’过来的”。［34］由此，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写作者与文化程度不高的劳动者也同步展开了对自我和社会的重新感知与认识，完成了一个自我教育、情感联通与共同成长的过程。同时这一家庭内部的、个体性的写作经验也会让我们联想起：在北京皮村工人之家的新工人文学小组，这种合作式的写作有着更具主动性和组织性的实践形式。高校教师、作家、媒体人等志愿者的授课与分享，既在制度的“缺席”地带为打工者提供了自我认识与表达的文学资源与技术辅助，也构成了一种打破阶层区隔，在不同的个体与群体之间搭建现实关联的社会实验。当被表述者真正开始自我表述时，非虚构写作也使我们看到，所谓对自我和社会的感知能力并非专业人士或知识分子的专利，而是能够在普通劳动者身上得以发掘、呈现，并诉诸自我书写实践的。
在张小满与母亲内含冲突与区隔的代际经验背后，也关联着如何认识历史断裂的问题。在记述母亲及其工友的个性、生活与人生之路时，某些看似远去的时代经验或文化记忆也会在对当下的叙述中不断回返。在母亲、木兰阿姨这样的“红火人”那里，我们看到的是她们像李双双一样勤劳、干练、热情、勇敢的人格，年轻时在村里插秧、收稻、搞基建、修桥梁、修水库，样样能干；听到她们打扫卫生时唱出的是《浏阳河》《赤脚医生向阳花》的歌声，木兰年轻时在村里的宣传队，“婚丧嫁娶，她都被请去唱歌”［35］。面对工作中不平等的对待时，我们也会看到母亲的愤怒和她的价值认同：“谁给他下的命令，让他可以说罚钱就罚钱？我们劳动人民是光荣的，我们刷马桶挣的钱是光荣的钱。”［36］这提醒我们，如果要在当代中国的历史中更确切地理解个体、家庭乃至阶层的处境，也必须面对某些经验或价值的不可抹除。在创作机制的意义上，当代中国的非虚构写作在文学脉络和历史经验层面也有着看似遥远但实则内在的基因与资源。尽管论者大多强调，相比于过去的报告文学写作，非虚构写作的提出更重视写作的个体性而非意识形态性，但这一写作实践在实际展开过程中表现出的针对性是双重的。一方面，非虚构写作针对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现实主义写作陈规，包括报告文学的创作模式，但另一方面针对的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形成的某种不断远离现实政治、朝向文学内部的观念传统。对于后一重针对性，梁鸿就相当自觉并曾有尖锐的批评：“就文学本身而言，非虚构写作激活了文学内部的某种自我禁锢。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文学越来越边缘化，‘文学要回到自身’，其语言、修辞都倾向于内化，而非虚构重新打开了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空间，这是文学自身的一次‘反动’，它使得‘文学’这一日渐固化和封闭化的概念再次进行自我修正。”［37］在这个意义上，非虚构写作对后一种传统的“反拨”，也在某些方面构成了朝向前一种传统的“回返”。虽然今天人们对于“真实”的理解和呈现方式已经发生转换，但也需要承认，非虚构写作在创作姿态和工作方法上，与社会主义文艺的一系列基本主张与文学传统之间，的确呈现出深刻的关联性。回看“深入生活”“到群众中去”等创作机制，以及群众文艺运动、工农兵写作运动等实践，我们会发现在近十余年的非虚构写作中，这一文学传统中的很多机制性的经验与资源也被重新激活：如知识分子写作位置的自我调整，认识与改造社会的抱负，将普遍的文化权利平等地赋予更广大的人群，打破现代市民社会对于人和劳动的精细分工与阶层区隔。这也意味着在写作实践之外，“重新连接”的愿景更有赖于一整套社会系统的重新规划与组织，在根本上是以一种寻求平等而非差别、联结而非区隔，以公平、尊严、友爱为诉求的文化立场与政治理念为依托的。
结语
非虚构写作对于社会感知的介入与重构，既是当代中国不同文化场域的共同趋向，也是文学面对社会变迁与经验转型时自我更新的内在诉求。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而言，自我与他人、个体与时代、知识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具有结构性的意义。在今天这一知识生产已经跨领域、跨学科、跨媒介的时代语境下，这些问题也对文学创作者的社会感知与实践路径提出了更高的挑战。面对诸种社会区隔与历史断裂，我们如何在宏阔的历史变革中，具体地走近不同阶层、位置、身份的人们，深入其复杂、多样的意识状态？文学创作如何既能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结构与社会肌理，也能看到拥有不同处境和视点的个体与人群各自的经验、情感与命运，成为新的课题。由此出发，写作者在锻造自身的文学能力与工作能力的同时，才有可能与我们的时代之间形成一种兼具批判力与建设性的关联方式，以文学的感性方式与形式实践，参与构建一种良好的政治设计。这或许也是我们今天要在对“非虚构写作”展开回顾、思辨的基础上重新出发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中文系）
注释
［1］ 参见刘大先、张莹莹、张成的发言，张慧瑜：《跨学科视野下的非虚构写作》，《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
［2］ 参见袁凌的发言，张慧瑜：《跨学科视野下的非虚构写作》，《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
［3］ 李敬泽：《论非虚构——答〈文学报〉陈竞》，参见李敬泽《致理想读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85页。
［4］ 田淼：《创造“非虚构”：2010年代的中国文学场域》，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5］ 甘鹏祺：《“跨阶层”情感共同体的可能——以范雨素与胡安焉的“素人写作”为例》，参见王嘉敏、甘鹏祺：《底层说话之后：互联网时代的底层自我表达》，北京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结题论文，2024年。
［6］ 张慧瑜：《劳动者在书写：新工人文学小组的非虚构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7］ 魏雪慧：《中国“非虚构”写作大事记（1980-2021）》，《扬子江文学评论》2022年第4期。
［8］ 张慧瑜：《劳动者在书写：新工人文学小组的非虚构实践》，《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4年第2期。
［9］ 参见张莹莹的发言，张慧瑜等：《跨学科视野下的非虚构写作》，《长江文艺评论》2019年第1期。
［10］ 梁鸿：《中国在梁庄：当代作家与她的故乡》，台海出版社2016年版，第2页。
［11］ 同上，第318页。
［12］ 如李洱将梁鸿的“梁庄”与费孝通的“江村”相联系，认为“梁鸿以作家的方式，讲述这个时代差序格局的变化”。见李洱：《梁鸿之鸿》，《扬子江评论》2018年第1期。邓小燕则指出，梁鸿的想象方式是“乡土文学启蒙传统与农村社会学结合的产物”，但这种整体性眼光反而将充满细节的乡土生活抽象化了，反而“不能反映乡村类型与变化趋向的多样性”。见邓小燕：《梁鸿论——知识分子返乡书写症候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
［13］ 参见乔叶：《感悟乡村》，《解放军报》2023年1月4日；《跑村和泡村》，《长篇小说选刊》2022年第6期；李喆：《乔叶：诚实地去倾听，朴素地去写》，《北京青年报》2022年1月9日；舒晋瑜：《乔叶：永远保持诚实的写作态度》，《中华读书报》2022年12月21日。
［14］ 参见路杨：《当代乡村书写的经验质感 ——论乔叶小说〈宝水〉的写法与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5期。
［15］ 王媛：《〈我的阿勒泰〉背后，那个想要话语权的女人》，“人物”微信公众号，2024年5月22日。
［16］ 王一、余晨扬：《讲述的不仅仅是一个地方的故事——专访导演滕丛丛》，《解放日报·周末周刊》2024 年7月26日。
［17］ 王都：《剧版〈我的阿勒泰〉的影像传统与叙事逻辑》，《文艺理论与批评》2025年第1期。
［18］ 贺照田：《启蒙与革命的双重变奏》，贺照田、何浩主编：《社会·历史·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年版，第18-20页。
［19］ 陈雅静：《田野之行：文学研究者的寻“真”之旅》，《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2月18日；深耕人间：《〈田野之行：文学研究者的寻“真”之旅〉编者按》，“深耕人间”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26日。
［20］ 李音：《从“实证性”到“文学性”：呼唤一种新的乡村诗学》，《文艺报》2020年7月31日。
［21］ 邓小燕：《梁鸿论——知识分子返乡书写症候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2年第10期；《再造“故乡”——以乔叶〈宝水〉的乡建书写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3年第12期。
［22］ 如传播学研究者孙萍关于外卖员平台劳动的研究：《“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6期；《如何理解算法的物质属性——基于平台经济和数字劳动的物质性研究》，《社会与科学》2019年第3期；后出版专著《“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4年7月；社会学研究者陈龙的相关研究：《数字疾驰：外卖骑手与平台经济的劳动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人物》记者赖祐萱关于外卖员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人物”微信公众号，2020年9月8日；“外卖诗人”王计兵、打工者胡安焉以不同的方式书写外卖员、快递员在平台管理机制下的紧迫的劳动状态，先后出版诗集与非虚构作品，参见王计兵：《赶时间的人：一个外卖员的诗》，台海出版社2023年版；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湖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
［23］ 参见田丰在《探索与争鸣》“非虚构写作与非虚构中国”文学与社会学跨学科论坛第二单元“自由讨论”环节的发言，《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学跨学科对话》，《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
［24］ 参见《“不一样的社会观察”第三季征稿开始！》，“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公众号，2023年2月26日。
［25］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ⅲ页。
［26］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80页。
［27］ 同上，第249页。
［28］ 同上，第249、381页。
［29］ 关于中产阶层读者阅读这类底层非虚构作品之共情机制的生成及其感觉结构的演变问题，甘鹏祺的研究有敏锐的洞察。参见王嘉敏、甘鹏祺：《底层说话之后：互联网时代的底层自我表达》，北京大学本科生科研训练结题论文，2024年。
［30］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ⅴ、ⅵ页。
［31］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1页。
［32］ 同上，第218页。
［33］ 康凌的研究也观察到这一写作对“分化”的克服，是通过“获得劳动者的视野”展开的“一次弥合脑体分化的努力”。参见康凌：《分化世界中的劳动者：脑体分工与当代中国的打工题材非虚构——以〈词典：南方工业生活〉〈无尘车间〉等文本为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4年第5期。
［34］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71-382页。
［35］ 同上，第284页。
［36］ 张小满：《我的母亲做保洁》，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08页。
［37］ 梁鸿：《非虚构写作的总体思想》，见《非虚构写作与中国问题：文学与社会学跨学科对话》，《探索与争鸣》202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