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深秋，川东北薄雾笼罩的县城里，征兵的号角划破了往日的宁静。我与儿时玩伴们纷纷响应号召，怀揣着对军旅生活的憧憬报了名。然而，命运的筛子开始转动——因高中尚未毕业，加上母亲的百般不舍，一位发小不得不放弃了当年的机会（第二年入伍去了西藏）；另外两人则在体检环节遗憾止步。最终，只剩下我和已是县医院正式职工的发小廖勇。廖勇凭借父亲是县医院院长的身份，体检政审一路顺遂；而我，作为县城里远近闻名的“调皮鬼”，父母四处奔波，才最终获得踏入军营的通行证。

进入部队的戎装照，也是部队在前线为每一位军人准备的烈士墓碑标准照

那年，全县计划征兵500人，分配方向有三个：总参通信部（北京）、兰州军区以及驻防云南文山的成都军区守备部队。刚退伍归来的哥哥，深知守备部队肩负任务的艰巨与危险。父母心急如焚，一心希望能将我送到北京，远离可能的战火。但我却有着自己的坚持，内心对北方的气候与生活环境并不适应，也不愿前往西北，一心向往着生活习惯相近、却充满未知挑战的云南前线。在我看来，那里才是真正能实现热血抱负的地方。

为了让父母点头同意，我和廖勇商议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我们得知分兵工作会议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后，直接闯入会场，面对接兵部队首长，毫不畏惧地大声宣告：“我们要去云南！要上前线！”不仅如此，我们还准备了《决心书》盖上血指印，分别递交给征兵办和县广播站。这一番“折腾”，反倒让征兵部门主动出面，做起了我俩父母的思想工作。在“保家卫国”的大义面前，父亲最终无奈地点头，默许了我的选择。

覃军（左）与一同入伍的发小廖勇在营山县城武装部留影

1986年11月20日，注定是一个让人难忘的日子。渠县火车站站台上，《热血颂》激昂的旋律在空气中回荡。我们253名新兵整齐列队，即将踏上征程。我走在队伍的末尾，隐约听见车站工作人员的低声叹息：“这娃娃这么小就上前线，可惜了……”年少气盛的我，心中满是对未来的期待与倔强，转头瞪了他们一眼，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关你何事？咸吃萝卜空操心！”便头也不回地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列车轰鸣着向南驶去，载着我们这些满怀壮志的年轻人，告别家乡，奔赴那前途未卜的战场。那时的我们，眼中闪烁着炽热的光芒，满心以为军旅生涯会如电影般充满壮烈与浪漫。可当真正踏入战场，才发现等待我们的，是无尽的硝烟，生死的考验，以及远超想象的艰难与残酷。这段特殊的经历，像一把刻刀，深深地改变了我们的人生轨迹。

多年后的今天，每当回忆起那段往事，当年的莽撞与固执，还有那句冲动的话语，都成了青春最鲜活、最真实的注脚。曾经，我们怀揣着英雄梦想奔赴战场，而战争教会我们的，远比英雄主义要深刻得多，那是对生命的敬畏，对责任的担当，更是对和平的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