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风景的“发现”与“描绘”与作家的个人经验和审美意识息息相关。风景话语的使用不仅能使文本意境深远，也直接指向了作家的思想情感表达。马识途笔下的风景包括自然风景和人文风景，如河流山川、城市景观、农村风光以及色彩造型等，它们是小说必不可少的环境要素，同时也是一种具有丰富内涵的话语形式。这样的风景话语形式既可与读者外在的视觉感官产生联系，与之产生共鸣；同时也关联了作家自身内在的思想情感、主观意图和评价，传递出蕴含在隐喻及象征意味中的智慧阐释。对马识途笔下风景话语的审美解读也进一步开拓了文本的风景空间，延展了风景文本的意义内涵。

关键词：风景话语；马识途；革命叙事；诗性品格

风景话语在文学中的作用并非只是可有可无、为叙述锦上添花的闲笔，也绝非故事发生的背景色或审美主体的陪衬，而是“根植于民族集体无意识深处的具有遗传基因的影像”，它体现了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记忆与民族认同，以及作家潜在的意识形态。因此，风景话语不仅是作家叙事的有效手段之一，具有一定的陈述意义，同时还有其深远的修辞价值，是一种复杂的思维结构和情感表达形式。

一、构成了小说的诗性品格

环境是小说人物活动的重要场所，对人物的一言一行产生着深刻影响，不管是有形的地域人情、山野风光，还是无形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甚至是宗教迷信等，都会综合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汇集在人所生活的环境之中。这种无形的集体无意识虽然看不见也摸不着，却能让人感知到其在潜移默化之中产生的巨大作用。而由作家自觉地揭开人物塑造与环境之间的某种内在联系，从而起到的震撼灵魂、发人深省的作用不容小觑。马识途调动了自己所熟知的各种外界环境的优势，同时也结合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过往历程，以他所战斗过的巴蜀地区等作为自己文学之笔主要展现的图景，构建起了自己的精神原乡。在《巴蜀女杰》《京华夜谭》《三战华园》等作品中描绘的落后、闭塞然而却十分秀丽壮阔的四川景色，在《雷神传奇》《接关系》等作品中描绘的重庆和他战斗过的大巴山风景，以及《清江壮歌》等作品所描绘的湖北恩施等地的场景风貌，共同构成了其小说的诗性品格。

在他的笔下，地方风景不仅是其个人主体身份的体现，也是对集体意识的再现，亦承载了作家对寻找民族出路的各种想象。外部的客观风景与置身于风景之中的主体人物一起，共同完成了隐喻这一过程，使人物的际遇情感、思想体验都与风景这一话语形式形成了紧密联系，并逐渐建构起了革命精神与民族认同中的重要一环。在这一意义上，革命风景已经打上了政治性的烙印，构成了其文艺作品中民族化特色的土壤。同时在民族话语的支持下，“地方”成为作家精神原乡的代表，是作家一直赖以生存的家园，“风景”亦被贴上了“革命”的标签，“风景中的人”所体现出的生活历练与其性格气质的养成亦都镌刻着“风景”的痕迹，以此表现出共同的心理素质与思考的原型，亦共同参与到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建构中去。

他在《清江壮歌》《巴蜀女杰》等一系列小说中以革命风景为突出的背景，无论是对民族历史生活的风景画卷还是风俗画卷的描绘，都体现了其在文艺创作中的中国特色。如在《巴蜀女杰》中，马识途通过主人公张萍的眼睛，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在风景描绘中不仅吐露出自己浓郁的思乡之情，也反映出当时社会条件下许多颠沛流离的人们的思乡之情。“又到‘巴山蜀水’了，她心里这么说……现在虽然已经是秋天，家乡的山水，还是那么绮丽动人。朝雾像轻纱缭绕在高峰的颈上，恰如缠着一条透明的纱巾，山顶的一片青松，倒像一头秀发。这山峰简直像一个亭亭玉立、顾盼自如的美人。这和秦岭那边看到的落叶萧萧、草枯地黄的景象完全不一样……那远方高耸入云的不是号称天下雄关的剑门山吗？车子将要爬进剑门，跨过涪江，进入千里沃野的川西平原，那锦江边上的古城——成都，她的故乡，她的第一个目的地就要到了。”多年奋战在国统区的地下党人，虽然一头心系远方的亲人们，但因当时客观的社会历史原因，不得不在谨记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面对那些残暴凶狠的敌人，完成党交给自己的任务。坚守党的信念、忠诚无比的革命志士们，为了完成任务，哪怕违心也必须想方设法地用国民党喜欢并不被他们怀疑的形象与行为来包装自己，唯其如此，才能有效探听到敌人的种种信息。当她终于打入敌人内部，经过在训练班一年的辛苦学习，得到戴笠的首肯以后并有机会去军统电台时，同样通过风景的反差描写来突出主人公那种努力没有白费、兴奋惊喜异常却又明知前路将更为艰险的复杂情感，“她想逃开这令人生厌的拦着铁丝网、堵着高墙的地方，越过树林，跨过小河，到那有着牛羊自由游荡着的绿色原野里去。然后她终于没有到树林里去，也没有到河边去。只在操场边向北方遥望一会儿，咬一咬牙，就回到自己的宿舍去。她的良知告诉她比这更为艰难危险的战斗正等着她呢”。文章最后更是通过再一次的环境景物描写将整个故事的发展推到了高潮。“她看到野外的青山和绿水，看到高朗的蓝天，看到水田里有白鹤在飞翔，感到很自在……张萍抬着头，院子门口横枋上有三个大字‘快活林’，真有意思，快活林。”简单几句话却让读者对张萍即将被特务杀害前的状态一览无遗，“快活林”也与在此即将展开的一场对共产党员的杀戮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作者通过对“山水”“蓝天”“白鹤”等景物的描写烘托人物在就义前并非贪生怕死、畏艰怕难，而是带着一种近乎豪迈的心理去赴死，怀着一种必胜的信念去面对即将枪杀自己的特务们的，“飞翔”“自在”等词语体现出主人公怀揣共产主义理想的高洁心理以及革命必将胜利的希望，同时她因为仍需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而想唱不能唱，身戴镣铐的身不由己和自由飞翔的白鹤亦形成了对比。人物言行的心理动机，就是在自己也说不清的期盼中力图使自己的行为和结果与风景发生关联。在这里，属于革命信念、革命斗争的风景话语，在整幅风景画面中突出而又不违和，构建了冲突又充满张力的风景空间，又显示出革命话语的形象化、浪漫化及想象化的特色。同时崇高的主体意识，心灵化、情态化及审美化的大自然，使人物和周遭景物也达到了和谐统一。作者马识途的精神世界也正是在这样的张力与冲突中，最终找到了和谐有序的存在。

这是作者亲历的风景，是他再现的风景，也是他一直难以忘记的风景，更是在20世纪前期中国大地上时代的主旋律风景。那些景物如同“一颗火星突然在我的心间爆发，一束火苗在我的心中炽烈地燃烧起来，照亮了当年的革命历史画卷”。作者对这一革命风景话语的反复强调，也正是对其作品诗性品格的一再呈现。

二、风景人化和人的风景化

自然风景的种种美学意义都是由人类社会实践所决定的，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同时它也作为民族的生活环境，为人们提供着生活养料和精神食粮，具有自然属性。自然美的内涵意义同时关联了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种属性一起共同构成了自然事物的美的形象，而自然美是这两种属性具体形象上对立统一的表现。例如枫叶的自然美，就离不开它的颜色、形状等方面的自然属性，这是构成枫叶自然美的客观因素。但枫叶之所以成为人的审美对象，从根本上说并非取决于它本身的这些自然属性，而是取决于其成为人的社会生活的一种暗示，以及其背后所象征的社会属性，即风景人化。枫叶的长成与人的劳动实践分不开，同时它除了用于观赏，还可以用于制糖，还有疗疾的功用。它的颜色也成了文艺作品中创作的对象，《山海经》中有载：“黄帝杀蚩尤于黎山，弃其械，化为枫树”，这是说其来源，意指枫叶之所以是红色是因为黄帝杀了蚩尤之后，兵器上染了血，变成了枫树。在宋代诗人杨万里那里，“小枫一夜偷天酒，却情孤松掩醉客”，枫叶竟是因为偷喝了“天酒”才被染红的。

在马识途笔下，枫叶同样与革命及革命者产生了联系，是美好生活信念的指引和梦想，亦是革命斗争不停歇的代名词。在小说《回来了》中，随着革命工作的进一步深入，“我”也在成长并时刻保持警惕和警醒，在清理组织的过程中，“我”在山路上奔走，“一路上，我经过了多少竹篱茅舍，多少小桥流水，在幽静的山道上听到多少小鸟在歌唱，特别是看到一片两片枫林，那霜叶在太阳光下，红灿灿的，十分耀眼”，这一切自然之景又让“我”开始陶醉并再次沉迷于自己的梦幻之中，憧憬出了革命胜利之后的愉快之境，然而现实很快地将“我”拉了出来，梦幻之境与现实中“我”被几个凶神恶煞的拦路检查兵再次对比，他们巧取豪夺，构筑出的仍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而这样一个世界让“我”幡然醒悟，风景固然是美丽的，然而斗争依然需要，并格外艰难。由此可见，自然属性固然是自然事物能够成其为美的客观因素，但是社会属性赋予其社会内容，二者协调统一在自然物象之中。在这一风景空间中，自然与人产生了联系，既相互影响，又彼此渗透。自然风景被人格化了，人也同样被风景化了。

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一般都是以所有者的眼光去看自然。他觉得大地上的美的东西，总是与人生的幸福和欢乐相连的。”站在民族的角度，百姓们不仅会以所有者的眼睛去看自然，凭借作家的勾勒、意境的创建，还会用整个民族的眼睛来看凸显着民族色彩的自然风景美。这些自然风景美与一定民族的幸福和欢乐相连，与繁华和盛世相连，激发的是对国家和民族的深爱之情，唤醒的是拯救其于危难之中的爱国之心。马识途文艺作品中的山河原野、花草藤蔓、雾霭星芒甚至是晨昏朝夕、楼宇屋阁都形象地反映出一个民族真纯和善良的本质力量，或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来临的美好希望。特定的自然环境孕育着与之相适应的民族，甚至在一定时期中还构成了革命斗争的条件并影响着革命者们相应的策略部署。即是说，一个民族与它所在的自然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自然之物也早已历史地成为这个民族人民生活的一部分，成为他们的文化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审美对象，譬如橄榄、仙人掌之于希腊、墨西哥人；长白山、孔雀、雅鲁藏布江之于我国朝鲜族、傣族等少数民族。说起长白山，人们脑海中不仅会映现出它独特的风景和自然风光，还会联想到它是一座英雄的山岭，甚至是革命的圣地。长白山的审美意义，与重庆歌乐山、马识途笔下的“五峰山”“大巴山”的审美意义相似，因为这里都谱写了革命先烈们可歌可泣的光辉历史篇章。这些自然风物之所以能够成为这些民族共同的审美对象，固然因为这些自然事物的外部形态是美好的，但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这些民族的本质力量外化于这些自然事物之中，或者说赋予了这些自然事物以社会化的象征意义。

在《清江壮歌》中，马识途反复描写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地，鄂西恩施。1941年年初，蒋介石发出了全面反共的指令，对恩施地区的共产党和抗日进步分子实行了拉网式的搜捕，疯狂地镇压。而故事中的贺国威和柳一清等人，就是以当时并没有在敌人的压力下后退的中共鄂西特委的何功伟、刘蕙馨等人为创作原型来书写的。之后牺牲的刘蕙馨烈士是马识途的妻子，他们当时曾一起隐藏在这里做着革命工作。贺国威也曾暂时在这里寄住过，这里“小竹篱笆院子深深埋在竹林里，前临白浪滔滔的清江，后当青松翠柏的五峰山”。在《风雨人生》中也有对恩施五峰山和清江的描述，可以视为补充：“恩施这个城市依山傍水而立，隔江对面是五峰山，五座青峰依次排列，其中一座山峰上还立着一座宝塔，十分秀丽。那条绕城而过的清江，真是清得透明见底，游鱼可数。”恩施五峰山之前原本是一座荒山，清朝时期一直是汉军的军马场；民国建立后，军马场废弃了，之后随着当地民众数量增加，五峰山逐渐被垦荒种茶，成了田园；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鄂西特委设于五峰山红岩狮，当时的湖北省教育学院也设在五峰山大垭口；1949年后，这里成了共产党干部的培训基地；2003年，曾经的中共鄂西特委旧址复修，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外开放；现在的五峰山上有连珠塔，包括烈士陵园等。由此可见，作品中关于五峰山的描写，不仅展现了它作为自然景观之美，还寄予了革命斗争过程中不少革命志士的希望和依托。这不仅是一座简单的自然的山脉，也是一座革命之山，是对于那一段历史的见证之山。五峰山与他们共生活共患难，成了当地民众以及曾经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的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对象，因此以它为依托所构筑的情景带有鲜明的民族色彩。

“五峰山顶上的浓雾已经散了，太阳还没有升起来，那明亮的霞光映照着山顶上的青松翠柏，使五峰山在早晨清新的空气中，显得特别秀丽。一条薄薄的雾带在半山上横抹过去，假如那山顶上青得发黑的松柏树林像五峰山的一头秀发的话，那么这条雾带就像一条透明的纱巾，缠在五峰山的颈上，把五峰山打扮得越发漂亮了。清江绕着五峰山脚下流了过去，但是山脚下的浓雾还没有退尽，只听到江水咆哮的声音，却看不见白浪滔滔的景象。江边城楼还只能见到模糊的轮廓，从那上面传来一声两声凄厉的号音，使人感觉冬天山城的雾越发变得滞重而寒冷了。然而那江边山村里的雄鸡，却是那样热烈地叫着，此起彼落，发愤要驱赶尽这一江浓雾，迎来冬天的朝阳。”“寒冷而潮湿的雾向山谷里退去了，有几分血红颜色的太阳挂在东边天空里，温煦拂人。清江曲处的滚滚白浪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正在峡谷里奔腾叫啸，向江边的石崖撞去，爆发出愤怒的浪花，卷向前去，后面的浪又跟着闯上来了。在那白崖顶上屹立着一块巨大的红色石壁，那块石壁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柳一清总把它认作一面永不收卷的红旗。”作者寥寥数笔勾勒出来的革命者生活和战斗的地方，五峰山与五峰山下的清江水一起构成了他们所思所感的情景，在他们的视野中，江水是“咆哮”的，白浪是“滔滔”和“滚滚”的，甚至是“叫啸”和“愤怒”的，就连雄鸡的鸣叫也是“热烈”的，红色的石壁也是“闪闪发亮”，是“一面永不收卷的红旗”，这一切都与他们内心的情感交融在一起，“心里像清江的怒涛翻滚起来了，一种莫名的力量在他的心中冲动……”这也是《清江曲》，即《清江壮歌》这首歌谣的创作来源，此时的五峰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山峰、海拔这些元素所指向的五峰山，它隐喻了在革命斗争视野下的战斗情景，拟人等修辞手法的使用，使它饱含审美情韵。在这个意义上提及的五峰山所展现出的自然美，是人化的自然，亦是人的风景化，具有社会意义的自然美。五峰山上的一草一木与作家、故事中的人物、读者一道构建了具有民族气息的审美情景，尤其是读者可以将自己置身其中，与故事中的人物一起去感知，去审视，去领悟，去探索，去领略内里含义。

“风景之美不仅意味着自然本身的优越，也体现了当地民族文化、历史和精神……谈论中国的风景之美，同时也是谈论中国民族精神的美。”由此可见，自然风景之美的内涵实质，与构筑起它的环境和人民是分不开的，想要真正理解它，就必须先理解这个民族的性格特征及精神实质，反之亦然。

三、风景隐喻与民族历史记忆

中国小说中关于风景的记忆数不胜数，其中对故乡风景记忆的书写比比皆是。风景书写不仅展示了时代洪流中主体自我意识的觉醒，同时也忠诚地记录了民族觉醒与抗争这一艰难的历程。马识途创作中所展现出的山河百川、花鸟草木，充盈的都是中华民族的色彩，体现的都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以此构建出的审美情景，给予我们美的享受。小说中的山川、河流、风烟、轻雾、雨雪、雷电、灯火、烈马等风景词汇，是对革命形势的隐喻性判断，而阳光、黎明、太阳、星空等风景词汇则隐含着革命成功的寓意。由此可见，在这一历史时期，风景叙事与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时代氛围、民族国家的前途命运、广大民众的精神状态和生存状况息息相关。马识途以隐喻的修辞手法，将自然风景与“革命斗争”“信念理想”等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读者可以看到隐藏在小说诗意化的革命风景背后的历史记忆，在自然风景波诡云谲的阻隔之后，真正感受到特定历史的血雨腥风。

马识途在写作中主要采取两种方式将风景隐喻与民族历史记忆联系在一起。第一种方式是运用风景的差异性原则，来揭露侵略者的行为，唤醒广大民众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期待他们的觉醒并同仇敌忾。如在《巴蜀女杰》中，作者将张萍曾居住过的家与被日本列强侵袭过的成都街景相对比，同时又与重庆郊区达官贵人等居住的公馆相对比。以此暗示表面看似轻松平静、一切静好的环境中的暗流涌动、城市破败，以及百姓与官商生活的巨大差别，构建起了一种由自然美所带来的情感张力。

“太阳已经落进西山，一片灰蒙蒙的夜雾升起来，缠绕在一堆一堆的竹林上，那黄昏里的田野，多么恬静，那路边青翠的竹林盘和映照在竹林里的农舍又是多么舒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安宁之处，“她的爸爸就住在那个竹篱农舍里，周围有青葱的竹林，在前院有小晒坝、牛栏和爬在篱笆上的豆荚，还有牵牛花开着红色的、紫色的、白色的小喇叭花”。这里所描写的就是张萍的家乡四川成都，它是“恬静”的，“舒适”的，是被开满了各色的牵牛花所围绕的农舍之景，如果不是因为战争，这样的景可能还会一直舒适恬静下去，而在这样的田园之景的另一端，是破败不堪的公园，是民不聊生的街头巷尾，“少城公园早已不是原来那个老样子了，由于日本飞机的疯狂轰炸，变得更为破败了。池塘和穿过公园的金河绿压压的，完全变成臭水塘和臭水沟了”，公园尚且如此，那之前的核心区域热闹的春熙路就更见惨败之相了，“她随意走到过去最繁华的春熙路一带看看。但是除开看到商店不断在改写货物牌价表，升斗小民在排队买平价米，满街的流氓特务像野狗一样在乱窜，流浪儿童在伸手乞讨，这样一些所谓大后方的标准风景线以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就是这样“大后方的标准风景线”，隐藏着多少悲愤，隐忍着多少屈辱，与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头的陪都重庆公馆里外的繁华盛世、歌舞升平，“这一带林荫道两旁的公馆真多，在小山的里面，小溪的旁边，葱茏的树林后，不时出现小巧玲珑的红楼绿窗的别墅。这都是一些达官贵人或者发了国难财的巨商的金屋藏娇之所，在那里面大概都有明眸皓齿、巧笑倩兮的玲珑小妇人，在准备迎接主人和客人，开始灯红酒绿的舞会”。不得不说，繁华盛世是这样的一场假象，歌舞升平的背后是满含的眼泪，作者在这些风景所形成的对比中挖掘出了内里深意，风景不再是简简单单的风景，楼亭屋阁也不再是简简单单的建筑，它们承载的是历史变迁、革命战争，它们记录的是百姓的悲苦，敌人的残暴，革命者们的意志精神以及民族历史记忆。

外在美景繁华与内里满目疮痍形成的对比，同样出现在《风雨人生》中对扬州风光的描绘中。作者用瘦西湖的美景风光对比了扬州城里的破败古迹，又用扬州城外的田园风光对比了庭院深处的颓败不堪。“瘦西湖真是瘦得可爱，有的地方是一湖汪洋，有的地方是一塘清波，有的地方则只是一条小溪，蜿蜒曲折。只听到摇桨声和人语声，却不见人，要待山回水转，才看到咿呀小船擦肩而过。举眼四望，到处青山绿水，垂杨拂人”，这里的瘦西湖迄今都是扬州的美景之一，但同时其中也包括古往今来的多少历史故事，例如隋炀帝在扬州的风流韵事以及他最后的悲惨下场，引来了后世许多诗人的凭吊。瘦西湖的“可爱”与扬州城里的古迹，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扬州城里更有许多吸引人凭吊的古迹。虽然大半都已经破败，但还是看得出昔日作为中国第一繁华大城市的遗韵。看那寻常巷陌中已经倾塌的水磨花砖的门楼和那长满绿苔的有镂空女儿墙的高墙，那里面尽是褪了漆的楼台亭阁的雕梁画栋。当年那日掷千金的盐商们已不知何往”，此处的繁华盛世对应的是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扬州绮丽风光，素有“淮左名都，竹西佳处”之称的扬州是一座拥有二千五百多年建城历史的古城。自吴王夫差开邗沟、筑邗城以来，扬州几经兴衰，尤其是在隋代开通京杭大运河以后，凭借便利的水陆交通，扬州不仅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盐运中心，这里曾富甲天下，人杰地灵，声名海外，一副国际大都会的繁荣盛景。可惜今时已经不同于往日，在历史的更迭中，往日的繁华早已不复，取而代之的是那些褪了色的“雕梁画栋”，唯在瘦西湖的风光中能依稀看出往日盛世之景，悠闲从容的自然之美构筑起对梦幻般往日繁华的眷念。

至于扬州城外，也是“一派绝不亚于江南的田园风光，到处是竹篱农舍，到处是小桥流水。一到春天，更是桃红柳绿、草长莺飞的怡人景象”，然而与这样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的，“如果要真正深入到那深深庭院和竹篱农舍里去，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景象，就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了。我从上海出版的学者们的调查报道中看到，那里不是天堂，而是破败不堪的地狱”。屋里屋外，外在美景与内里破败对比中构筑的意境的张力，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自然美情景，这种情境所体现的，是百姓们在置身这些景观时的触景生情、思绪万千，从而产生一种对祖国和民族，以及对乡土的深厚感情。

第二种方式是将风景意象作为民族精神的特征和符号，歌颂祖国风景，唤起民众的民族自信以及对民族共同价值的认同，激发革命斗志。如《清江壮歌》与《巴蜀女杰》中提到了一个共同的城市——抗日中心延安，通过各个地域的转换，抒发对前方革命志士的景仰之情以及党中央的运筹帷幄让人为之努力前行的决心和信心。“望远处，那白云缭绕，掩盖住祖国的多少好山好水呀。他极目向东方望去，似乎望到吴头楚尾，望到钟山下的石头城，那里是他蹲过几年牢的地方。望到雨花台，多少自己亲密的战友，在那些风雨的夜晚，被拉到这里，唱着《国际歌》，把他们的鲜血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现在这个城市，连这个雨花台，都落到敌人的铁蹄下去了……在那巫山秦岭的北面，就是中原和长城内外了，想象那里烟尘滚滚，当是抗日的兄弟们在纵马驰骋吧。他更极目从西北方一块白云的空隙里望去，那里该是延安了，那抗日的中心，革命的圣地……”白云是无法遮盖住好山好水的，很明显在这里，作者是想借贺国威的视线转换，道出心头之伤、丧国之痛和革命力量之振奋。敌人的烧杀掳掠，让人憎恨；战友们的鲜血却让人铭记。同时，“在延安，那宝塔山上夕阳的重光，那延河边黎明的轻雾，那夜幕下窑洞的灯火，那山路上飘荡的歌声是多么醉人。在华北的烽火前线上，在黄河岸的窑洞里，白发老将军们正在运筹帷幄，准备决战千里，抗日英雄骑着烈马正在平原烽烟里奔驰，在太行山上的密林里游击战士正在伺机突击而下，长城上风烟滚滚，渤海边波涛汹涌”，在这里，延安成了共产党革命精神的代名词，各个烽火前线成了英勇不屈、顽强拼搏的象征地。轻雾、灯火、歌声、烈马、风烟、波涛等种种景象构筑出的是一幅战火纷飞中革命精神生生不息的图景，各种风景因人物的心境和经历，带着感情的色彩，有了自己的所感所想所悟，也有了自己所指向的精神意境。

《巴蜀女杰》借张萍的视线，对秋天山城夜景的描绘，用“秋虫”等隐喻了以张萍为代表的一批具有坚定不渝意志、为革命胜利不惜牺牲自己的革命者，秋夜、星空、灯火等既是对祖国风景的歌颂，也隐喻了当时的革命现状。这样的风景书写既写出了客观实在的事实，也将主体人物对周遭环境的具体感知融入其中，状似无意其实显示极其鲜明的意识形态，并指向了国家、人民、民族等宏大主题，无形之中也为严肃的革命历史叙事增添了几分诗性意味，“既能提供视觉愉悦又能完成概念超越”，从而构成了隐喻情感又富含文化的“有意味的风景”。

“月亮还没有出来，秋夜的星空却是这样的明净，辽阔。繁星在闪烁，像无数脉脉含情的眼睛；秋虫在她脚步声中沉默了一下，现在又在脚边唧唧地唱了起来，它们不是在哭，是在歌唱。往山下望去，夜重庆是这样的美丽，一片一片的灯火和天上的星星交相辉映，远远的南山顶上黑黝黝的松树林，连绵不断，有如一匹骏马背脊上的鬃毛，嘉陵江无声地向东南方流去……领略到秋夜的星空，像一个透明的玻璃体上嵌着无数闪光的宝石，是这样的晶莹剔透。忽然有一颗流星，在透明的天空划了过去，悄然无声，那明亮的尾巴拖得长长的。虽然很快消逝了，但是它是竭尽全力把它最后一点光亮奉献给夜晚的。”因为张萍已经发现敌人开始动手了，但自己心意已决，做好了与敌人继续做斗争的准备，所以听到的秋虫“不是在哭”，而是在歌唱，秋虫隐喻她自己，面对即将来临的更为艰险的斗争，她没有害怕没有退缩，而是主动地迎难而上，以极其坦然的态度去面对要来的一切。而之后，文字随着她的视线，转移到了秋夜的星空，在山城的夜景中不仅有一划而逝的流星，也有北斗七星和北极星，“在黑夜中，人们在陆地上走路，或者在海上航行，就是靠这颗北极星指引方向。她在延安的时候，听过许多战友朗诵诗歌，歌颂这一颗星，对它有无上的崇敬”，北极星很明显隐喻了共产党的理念和革命的方向，引领着无数进步的人为之奋斗。流星同样是张萍对自己的隐喻，在投入革命时她就早已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在她心里，能将自己的光和热都献给革命事业，奉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就如同这颗“竭尽全力把它最后一点光亮奉献给夜晚的”流星，璀璨夺目，不虚此生。

同样关注重庆自然之美，《三战华园》中书写了山城重庆早春的清晨，“早春的确已经来到山城，不仅报春花早已开放，连朝天门万人践踏的土坡上和石梯缝里，野草也顽强地伸出头来，向长年在那里爬上爬下的干人和苦力问好。河坝边一串串纤夫在吆喝着雄壮的号子，在悬崖下坎坷不平的江边小道上挣扎前进”。这里描写的重庆景色，很明显受到了历史背景和主要人物的影响，与《巴蜀女杰》中重庆迷雾重重的深秋之景不同，此时此刻的重庆虽有雾，但随着“暖意洋洋”的太阳，就算是松岭也“特别青翠”，那是因为主人公洪英汉在一个月前，连续打了几个胜仗，此时此刻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即将开始，解放自己家乡的日子指日可待了。所以那长在被“万人践踏的土坡上和石梯缝里”的野草都随着报春花的开放长了出来，这些“野草”与《巴蜀女杰》中的“秋虫”一样，隐喻了百折不挠、毫不气馁抗争着的无数进步青年和革命志士，因为他们同样顽强不屈，同样坚贞不移。而喊着号子拉着纤的纤夫们则隐喻了仍然在负重前行的革命党人们，道路虽然是“坎坷不平”的，但是都在“挣扎前进”，因为都清楚，前方有着大家共同追求和信仰的革命事业和伟大信念。

当“风景”一词与民族、本土、自然发生了联系，它就带着“隐喻的意识形态的效力”。20世纪的中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尖锐，此时小说中的风景不再是普通目之所及的景象，而是带着深重的文化政治以及权力内涵的景观。将这样的风景置于当时的矛盾架构之内，也才能进一步地凸显其隐喻的内涵。而此时的风景也成了“意识形态的历史动力”，这样的隐喻修辞机制“产生于并潜在地重塑人们的体验以及由体验获得认识的方式”。同时，此时的风景意象还承载了民族和国家意识，承载了作家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的忧患意识。马识途笔下所描绘的风景同样具有阶级化、权力化的隐喻，也具有象征化、民族化的隐喻，在这样的风景中勾勒的人物具有风景化、自然化的特征。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无论是山川美景，还是雾霭黄昏，也都与人的某一刻思想感情相契合，或承载着人物内心激荡的情感，或承担着喻指某种精神的象征意义，如此写法展现了作者对风景叙事修辞机制的考量。马识途将自己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民族情感体验都融汇在这样的风景书写中，将自然风景情感化和民族化，形成了具有民族体验、民族认同的风景隐喻文本，而更重要的是马识途将这种人对自然的感知经验，作为一种共通性的心理感受推己及人，也能使读者感同身受，从而产生共鸣。

四、风景话语的象征意味

“风景话语的意义建构不仅存在于作者布置风景空间的因果次序、编织自我灵魂的叙述技巧，还包括导引读者由外部风景抵达其内在意义深层，最终将自我情感与作者的灵魂交融，将二次意义叙述纳入小说风景内的修辞策略。”在人文地理学看来，风景是可以用来重塑并激发人物思想情感，并用以表达特定的意义价值和文化内涵的一种“整体性观念”，从而引起的风景感知和地方经验又形塑了一种拟人化的空间情节，并突破了地理学毫无温度的自我言说，指向了一种精神体验。风景不仅只是主体人物所看到的普通之物，它还进一步连通了作者与主体人物，是显示其感知和偏好之上的一种象征符号和艺术想象。

马识途笔下这些自然景物的某些特征某种状态与一定民族的生活情感以及精神指向具有相似之处，以风景的自然美来展现民族风情，以自然意象象征社会生活中的百姓与官僚政府，通过风景意象的象征意味，烘托小说的革命叙事主题，传递作家的价值取向，这也是马识途文艺作品中使用风景话语表情达意的一个特色。他对那些人们习以为常的自然风景进行了艺术的再创造，营造出小说自然抒情的审美空间，在增强小说叙事体验及艺术魅力的同时，彰显出诗性的智慧。

江河山川、日月花草这些纯自然的客观景物本身并不具备象征的意味，它们之所以能够带有民族色彩，具有独特的审美意义，源于具有主体精神和意识的人的加入，它们被赋予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精神因素，才可能具有象征意义，单纯的客观自然景物必须与民俗化特征相联结。马识途笔下的自然物“因为当作人和人的生活中美的一种暗示，这才在人看来是美的”。这种暗示可能与自然的一些特征相关，例如雄伟险峻、苍劲有力等等，一方面它们是某地特有的民俗风光的展现，另一方面它们可以唤起与民族生活或者民族精神指引的相似性的联想，于是这种自然之美就带上了民族的色彩。

《巴蜀女杰》中的剑门关，“他们两个站到剑门关口的小亭上，看到两边坚硬的黑色石壁，直上青天。望剑门下边，一片苍茫云雾，这真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更叫人惊奇的是在黑色的石壁上，爬着很多藤萝，在深秋的西风中抖动着艳丽的红叶，真是好看极了”。剑门关，曾为蜀国之要道，是“蜀北之屏障，两川之咽喉”。享有“剑门天下险”之誉，俗称“天下第一关”。李白曾叹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杜甫诗云“惟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自古以来，剑门关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人骚客神往之处。梁武帝曾在此出家修行；唐玄宗曾经过此地到四川避难；张载、李白、杜甫、白居易、岑参、骆宾王、陆游等都曾到此游历，并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众多的文艺作品构建了它的象征意义，剑门关的巍峨险峻象征着一种守护精神，而遍山的石砾、裸露的峭壁则是刚健勇敢的象征。文中提到的藤萝以及艳丽的红叶，也与剑门关和周遭峭壁一起，共同构建了自然美的象征意境，是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引领和指向，也是一种坚毅的驻守和保护。

《清江壮歌》中当原本是家庭妇女的章霞知道自己有机会入党，有机会像丈夫一样变成一个真正的革命者时，她愉悦又欢快的心情投射到沿途的景物中去，“射在橘树林上的太阳似乎也比往常明丽一些，那橘树叶似乎也比往常青翠一些，新鲜一些，连那叶子上的露水似乎也比往常晶莹一些，更不消说那挂在橘子树上又红又大的橘子了，是那样的红，像火一样，不，更像在书本上看到的红旗那么红呢。”同是一片柑橘林，在《风雨人生》中马识途也做了描述，“五峰山下沿江边是一片果园和一个柑橘林，青翠欲滴。中间一条石板铺的官道爬上山垭口，直通三里坝的省政府”，将两处关于柑橘林的描写加以比较可知，前者很明显带着人物的情绪，因此就连橘子的颜色也与红旗的颜色相同，足以看出章霞对自己即将能够加入革命者的队伍有多么激动。后者在《风雨人生》中作者则点到为止，用上“青翠欲滴”这样的形容词也只是描述整个柑橘林的盛况。这是由于前者《清江壮歌》中作者将章霞这个人物的心情投射进柑橘林，柑橘林便有了比平时更甚的美丽和清亮，甚至一切相似的颜色都能使人念及革命。红色在这里就是对革命的象征，无论是红旗、红橘，象征着的都是伟大的革命事业。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小说中经常通过颜色，尤其是用红色来歌颂无产阶级革命，显示了中国革命巨大的召唤力量。在《清江壮歌》中，特委组织部部长王东明假借看望柳一清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为去开特委会打掩护时，专门带了一个拿来做幌子的“红封”，还硬让小孩抓住它说：“小布尔什维克，看你也是喜欢红色的，你这样早早赶来，是要来和我们一起打反动派的吧。”他的这番话也体现出了颜色背后的象征意义，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也蕴含着希望和美好。

自然风景之美还象征了爱与自由。如马识途在《巴蜀女杰》中所描写的重庆的夜象征着革命者的精神和意志，而在《风雨人生》中的南京晓庄的夜则象征着的是革命者们在共同的目标下，彼此情投意合，碰撞出的爱情。“晓庄的夏夜特别美，天上闪烁着星星，四围静悄悄的，只有群蛙在池塘里鼓噪，夏虫在水边低唱着，晚风吹来，驱散了白天的热浪。我们好像过着一种令人沉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其实晓庄的夜之所以“特别美”，是因为“我”遇到了与自己情投意合、拥有共同革命理想的美丽姑娘，无论是夏夜还是星空，无论是群蛙还是夏虫，构筑的“令人沉醉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都是让人无比沉醉的，此时的自然美构筑起的是甜蜜，是进步青年之间朦胧的好感，从而延伸出的美好的爱情。

《清江壮歌》中，“在小窗外高墙上停着的几只麻雀，看到这一对母女的欢乐，用它们那并没有音乐修养的嗓子喳喳喳地唱起来，表示庆贺……让小女儿尽情地呼吸窗外的新鲜空气，欣赏窗外的自由生活，看那墙上的小草和红花在蓝色天空背景上摇动，听那铁窗边爬着的绿色野藤的窸窣低语。那悠悠的白云多么自在地飘过去了，那山后苍劲的古松传来多么古老的歌声”。窗外叽叽喳喳的麻雀用拟人化的手法展示出了为她们庆贺欢乐的旁人，小草、红花、野藤、白云等一切的景象则是对自由的象征。

黑格尔曾说过：“自然美还由于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而得到一种特性。例如寂静的月夜，平静的山谷……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醒的心情。”这里谈到的其实是移情作用。对心情的感发其实大多是针对无生命的自然风景，“一方面只有一系列复杂的对象和外形联系在一起的有机的或是无机的形体，例如山峰的轮廓，蜿蜒的河流，树林，草棚，民房，城市，宫殿，道路，船只，天和海，谷和壑之类；另一方面在这种万象纷呈之中却显出一种愉快的动人的外在和谐，引人入胜”。由此可见，自然风景是外在于人的、不受美的理念所统摄的、纯客观的审美对象，说明“这里的意蕴并不属于对象本身，而是在于所唤起的心情”。

以风景的自然美来展现民族风情，以自然意象象征社会生活中的百姓与官僚政府，也是马识途文艺作品中风景话语构筑意境的一个特色。《巴蜀女杰》也展开了对重庆风景的描绘，与《三战华园》不同的是，它写的是雾都重庆的深秋时节，展现出一幅国民党政府所在的陪都的社会实景图。“十月的重庆，并没有寒意，也看不到一点深秋的景象，然而有名的雾却一天一天地变得浓重起来。每天一大清早，整座山城就沉浸在一个奇大无比的雾海中。血红的太阳，好不容易在这雾海里挣扎半天，时近中午，才升到天空中去，却又被一堆一堆的白云给埋葬了。十月的重庆几乎每天都是这样，直到下午都是这么阴沉沉的，永远就是这么阴沉沉的。”在作者笔下的雾是有意指的，不仅是一种简简单单的天气现象，它象征的是在当时笼罩着重庆，甚至是笼罩着整个中国的一种压抑沉闷的气氛，这种气氛不是轻易可以打破，也不是假以些许时日就能消除的，即使是“血红的太阳”也“挣扎”了好半天才升到天空中去，结果除了浓雾在前，还有白云遮挡在后，这种“阴沉沉”的天气状况象征的是在白色恐怖时期民众看不到希望的生活，他们挣扎在死亡线上，到处充斥着压迫和剥削，欺瞒和谎言，荒淫无耻。

如果说陪都重庆是被浓重又奇大无比的迷雾所包裹的城市，那么在《雷神传奇》里的巴山县城就是被重重叠叠的群山包围着的，“那白雪皑皑的、那郁郁苍苍的、那重重叠叠的、那八面威风的、那剑锋插云的，都是山、山、山！左一座山，右一座山，前一座山，后一座山，横一座山，竖一座山，数也数不尽的山，看也看不透的山”。被群山紧紧包围着的这个县城，是一个山高皇帝远的地方，与雾海笼罩着的重庆一样，人民过着被群山包围的生活，被一个“坐在大堂上，打老百姓屁股”的县太老爷管辖着。“这个巴山县城坐落在群山之中。虽说它是一座县城，管辖方圆几百里，顶得上一个小小王国的首都，却实在不大。它只有一横一顺两条街，假如那可以叫作街的话。在街的两边，有稀稀落落两排房子，假如那可以叫作房子的话。那两排房子萎索索地站在那里，好像自知罪孽深重，随时准备接受上级处分的样子。有的房子，大概站的年代久远，实在累了，歪歪倒倒地你挤过来，我挤过去，在打瞌睡的架势。在这个县城中心，朝正南站着一座大房子，你不要看它烟熏火燎得黑咕隆咚的，像一座多年失了烟火的冷庙，它却是威风凛凛地掰开架子，大模大样地站在那里，严厉地望着前面左右的矮房子，好像说‘道理都在我这里了’。你再仔细听听，从那大房子的大门里正传来劈劈啪啪的声音，你才明白，哦，这个黑房子原来是巴山县的县衙门。”四川乡土气息相当浓郁的景物中，层层叠叠的山围绕着的县城实境图象征了被各种权势力量包围着的地方老百姓，“萎索索”的房子、“歪歪倒倒”的房子都带着明显的情绪化，代表各式各样的百姓，而县中心那个大房子“威风凛凛”的样子，恰似那欺压百姓的“巴到烂”县太爷。这里通过各种自然风景取景框一样的定位描写，将主体自我投映到了自然景物之中，为此后雷神的出场营造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场景，传递出一种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心境、意蕴和情致。

想探索自然风景之美的话语色彩及象征意味的根源，需要联系人类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自然物与民族生活的关系。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自然景物能够成为体现民族情思的对象物，承担起构建自然风景的审美情景的任务，必定是因其具有一定民俗的基因以及民族智慧、思想感情等的表现。

“一切景语皆情语”，风景一直被看作是中国文学中别有情致又充满诗意的审美要义。无论是吟诗作画，还是对酒当歌，都是诗人们寄情于山水、明心见性的体现。而风景叙事也与文学作品产生了最直接的联系，建构起充满智慧的诗意空间。随着历史进程的推进，风景话语形式不断加以更为丰富的想象和调整拓展，在特定的时代中它象征了民族文化的共同心理审美形态，是对革命叙事的诗意建构和生发。在马识途的文艺创作中，正是呈现出了20世纪充满民族风情和革命内涵的风景画境，又将他别具一格的智慧阐释蕴含于其中，给予我们美的享受同时又有着革命的教育意义，这是我们探究马识途写作中风景话语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