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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山山:走在西藏的路上

裘山山,祖籍浙江,现居成都,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军事文学委员会副主任。已出版长篇小说《我在天堂等你》《春草》,长篇散文《遥远的天堂》《家书》,儿童文学《雪山上的达娃》,以及中篇小说《琴声何来》等作品约五百万字。先后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全国“五个一工程”奖,文津图书奖等多种奖项,并有部分作品在海外翻译出版。


二〇二二年底,我和大多数人一样被病毒攻击,之后迟迟不能复原,最大的症状就是心慌气短,走几步就喘,感觉上不来气,有时候不得不做深呼吸。这让我不断地想起西藏,想起在西藏的夜里一次次被憋醒的时候。我猜想,是老天爷在提醒我不要忘记西藏吧?或者,西藏已经在我的心脏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

时常有人问我,你去西藏没有高原反应吧?我连连摇头。怎么可能没反应呢?准确地说,年轻时没反应,去了还敢借辆自行车去逛八廓街,还敢爬楼梯去朋友家玩儿,还敢去拉萨河玩儿。跟在成都一样。后来就不行了,年龄越大反应越大,也曾光顾过军区总医院,还狼狈地一路狂吐,倒在连队沙发上吸氧。

即使如此,我依然非常怀念那些在西藏的日子;怀念气喘吁吁走在高海拔哨所的日子;怀念同甘苦共患难的伙伴;怀念辽阔透彻的天空,亘古沉默的山脉,还有比山更高的树,比阳光更炙热的笑脸,以及放飞的心情。所以每年规划下部队时,我总是会想,我再去一次西藏吧。

留在记忆里的西藏时光,几乎都在路上。西藏太辽阔,高山大河,无边无际。从一处到另一处,经常需要一整天。有时候翻一座山就需要好几个小时。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路况差,车也差,仅仅从拉萨到林芝,都得十二个小时,天不亮出发,天黑透了才到。

头几次,我们坐的还是老旧的北京吉普,其中还有方屁股那种,横着坐。路大多是搓板路,很颠,车子四面透风,所以即使坐在车里,也需要用纱巾把脸蒙住(那时除了医院没人戴口罩),不然鼻子嘴巴头发里全是沙土。后来,车越来越好了,但路依然是问题。不是不修,而是修得不如坏得快。风雪时时刻刻肆虐,一座座没有植被的大山说塌就塌。没有哪条路可以一劳永逸,泥石流、水漫、地陷,你得不断维修,不断疏通,不断重新开筑。似乎那里的山水都在告诉你,走西藏的路,必须付出代价。

如此,遇到危险就是常事了。曾经历过水箱漏水,拿水杯在路边舀水灌注的事;经历过轮胎爆胎,用自行车气筒打气的事;经历过开夜路时车前大灯坏了,用手电筒代替的事。也遇到过人家翻车帮忙救助,自己翻车请人救助,以及差点儿翻车等各种奇葩的事情。不过,我这个人似乎一直被老天眷顾着,数次遇到危险,数次都化险为夷。仅此我就很知足。

第一次去西藏就遇到了危险。那是一九八九年,我们五个人(海波,花小萍,曾有情,我,加上司机),坐一辆北京吉普去某边防连。越往边境开路越险峻,一边是峭壁,一边是深涧。西藏的边境公路大都这样,在峭壁上开凿。走着走着就遇到了塌方,塌下来的泥土埋了半条路。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塌方,有些紧张。但给我们开车的张老兵笑眯眯地说,没事儿。他贴着山崖,慢慢将车移了过去。

不想刚移过去就发现,路中间还卧着一块巨大的石头,肯定也是从上山滚下来的,将路断成两半。我们五个人下车一起去推石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石头纹丝不动,倒是我们的心脏动得一塌糊涂。

眼看天色已暗,虽然距离边防连就二十多公里了,也没办法通知他们。等下去毫无结果,打道回府谁也不愿意。张老兵又笑眯眯地说,没事儿,你们下车到前边去等我,我开过去。万一要掉也掉我一个。

只见他上车,发动,小心地从大石头的左边,即靠深涧的那边,将车一点点开过去,左边车轮几乎是悬空的。我紧张得喘不过气来,一直到车过去了才呼出那口气。后来那块大石头,是我们到达连队后,连里派了一个排的兵才将其推开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都忘不了张老兵,四川人,瘦瘦小小的。貌不惊人。却是胆大心细,很了不起。

一九九七年夏天,我和我们创作室的作家施放,去采访兰西拉(兰州-西宁-拉萨)光缆工程的施工部队。在贡嘎机场遇到了一位副旅长,我们就搭他的车前往米林。他们旅刚完成施工返回驻地。

翻越加查山时,路很烂。那段时间雨雪多,路被泡成了泥浆,又被往来的车轮蹚出两条深沟,太阳一晒成了型,深沟中间有一道小山梁。我这么费力形容,是想让大家明白我们的车在什么样的路上走。幸好副旅长的车是一辆很好的越野车,我们比较顺利地翻过了加查山。

下山后,我们继续在两条深沟里前行,山下背阴,路更烂,这时前面来了辆大货车,驾驶员朝左避让,右轮开到了“小山梁”上,大货车慢悠悠地,开到与我们差一米的时候,突然熄火了,司机下来修车,看那个架势,一时半会儿修不好。

我们的驾驶员不想等,就从大货车侧面移过去,哪知移到与大货车平行时,车子已经歪斜到无法再开了,再开肯定翻。必须等大货车走了,往右回正才能安全。忽然之间,我们就置身危险中了,越野车颤颤巍巍地斜着,用个不恰当的比喻,危如累卵。

当时副旅长坐副驾,施放坐副旅长后面,我坐司机后面,一车人都不说话。我从车窗往外看,下面是雅鲁藏布江,但路与江之间不是悬崖,而是坡,挤挤挨挨的全是嶙峋怪石,大概四十五度。我目测了一下,若我们的车侧翻下去,应该不至于掉到江里送命,但可能会撞个鼻青脸肿。我稍稍安心一些。

这时候副旅长说话了,他说,幸好今天我和施老师坐在右边,我们两个加起来三百斤好歹能平衡一下。我一下乐了,可不是,若他们两个大汉坐左边,说不定就成了车子侧翻的最后一根稻草!十几分钟后,大货车终于修好了,慢腾腾地从我们身边移了过去,而我们的车也终于回正,两个轮子重新进到沟里,如同我的心重新回到肚子里。

这种在危险边缘试探的行车,也算是可遇而不可求了。

就我的体验,拉萨到日喀则的路相对好走些。那段路的大部分是中尼公路,柏油路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修建的。当然,后来不断地坏,很多路段被垮下来的山石埋掉一半,剩下的一半也经常被更多的泥石流堵塞。必须说一句,在西藏负责维修公路的武警官兵,还有道班工人,都非常辛苦。

一九九八年,我们编辑部搞了一次“喜马拉雅笔会”,邀请了全国十几个作家。军区给我们安排了一辆大客车加一辆越野车。快要结束时,我们从日喀则回拉萨。途中停下来在路边吃饭,也就是一人一碗面吧,用高压锅下的面条,有鸡蛋。饭后,小车先走了,我因为结账耽误了大概五分钟。然后上了大车,大车努力去追前面的小车。

就在尼木县路段,左边是山,右边是雅鲁藏布江。车正开着,司机小何忽然看见我们前面一辆车正在快速后退;他反应迅速,赶紧刹车,那车继续后退,他也随之后退,大约退了两百米才停住。定睛一看,前方路上正腾起黄色的烟尘,是大塌方!半匹山垮下来,泥石流埋掉了整个路面。幸好我们那个小车已经过去了,而我们这辆车若不是因为结账耽误,很可能就被埋进泥石流,或者被泥石流推下去,葬身雅鲁藏布江了。

一车人都傻了,站在那儿发呆。我清醒过来后,想到刚刚路过的尼木兵站,于是跟大家说,我们回去找解放军吧。另一个作家也缓过劲儿来了,跟我开玩笑说,你不就是解放军吗?我一想也是,真的吓傻了,忘了自己正是解放军的一员。

我们全体回到尼木兵站,兵站的官兵和正在兵站住宿的西藏军区某汽车团官兵,热情地帮助我们,留我们住,给我们做饭吃,把仅有的蔬菜都给我们吃了。

但我们住了两天路也没修通,兵站也没有力量长期接待我们。这时我得知旁边有个机务站,便跑去打电话(通信兵发挥了作用),向领导报告了情况,领导很快就派车来了。车在塌方的另一头接我们,我们把行李丢在大客车上,十几个人互相搀扶着,徒步涉过泥石流,坐上军区的车回到拉萨。又一天后,驾驶员小何开着大客车回来了。

事后我最恨自己的,是竟忘了拍照片,尼木兵站没有拍,泥石流没有拍,帮助我们的汽车团官兵也没有拍。真是后悔不迭!无图无真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好在每个人都留下了清晰的记忆。

还有一次遇险倒是留了照片,却不是危险的照片,而是美景。

二〇〇〇年五月,我们编辑部的另一次笔会,从昌都出发。成都飞到昌都,然后坐车从昌都到米林,又从米林到山南。十几个作家和画家,坐一辆大客车。那车车况不太好,翻越加查山时,只能慢吞吞地爬。二十几个回头弯就用了近两个小时,还大喘气。眼看要到山顶了,大客车忽然坚持不住了,水箱干裂起火,一时间黑烟滚滚在车里弥漫。我们迅速跳下车。火倒是很快灭了,但一个个都惊魂不定。

就在这时,天边忽然出现了彩虹,好像要安慰我们似的,彩虹横跨天空,无比壮观,灿烂,动人心魄。所有的人都忘了刚才的危险,忘记了我们是在海拔五千多米的山上,一个个欢呼雀跃,大喊大叫,又是拍照又是合影,驾驶员把车修好后,还不想上车。

我跑了那么多次西藏,那是唯一一次看到彩虹。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真是很正确。

不过,我们也只是留下了彩虹的照片,车子冒烟遇险的那一刻,仍没有拍照。

回头看自己的几次遇险,没有一次留下了照片的。显然我很缺乏记者素质,包括我自己真正遭遇车祸那次,也没有拍照——我从栽进沟里的车里爬出来时,完全傻掉了。当然,也因为是天黑,下大雨,无法拍照。尽管整个车栽进防洪沟,但车上的人都没有大碍。我除了软组织受伤也完好无损,这种遭遇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作家体验生活,总想什么都体验,又不想付出代价。必须说,西藏很眷顾我。

走在西藏的路上,遇到的不只是危险,更多的是让我感动的人和事,还有意外的邂逅,意外到如同小说。

记得是一九九七年,我独自进藏采访,那时已经有了写长篇的打算,想去补充素材。西藏军区创作室的冉启培就陪着我跑,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地跑。有一天我们来到日喀则八医院。为了体验生活,我提出当天夜里和护士一起值班。

就在夜深人静我困得不行的时候,下面部队送来一名受伤的战士,很严重,医护人员便连夜抢救,还连夜找血源给他输血。

我帮不上忙,坐在值班室,一眼看到登记簿上写着送战士过来的那位军医的名字,心里不由得一惊。离开成都前,成都一位女性朋友曾委托我帮她找一位大学时代心仪的男生,她只知道那个男生军医大毕业后进藏了,具体在哪个部队不清楚。我当时想,西藏那么大,部队那么多,上哪儿去找啊,所以并没有放在心上。哪知就在那个夜晚,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眼前,堪称奇迹。

我连忙去病房找他,当时小战士已脱离危险入睡了,床边守护的战士告诉我,那位军医一直顾不上吃饭,饿得不行出去找吃的了。我就写了个纸条,简单说了事由,写下了朋友的电话,希望他回来后能来找我。我回到值班室,熬不住困睡着了。等我醒来,军医已经走了,他也留下纸条,说部队没有其他医生,他必须马上返回,来不及见我了,但他会和女同学联系的。

我觉得好遗憾。不过,虽然我和他错过了,虽然他和我那位友人最终没能在一起,但那个夜晚如同一颗星,每次想起来就闪闪发光。我很想知道他今天怎样了,离开西藏了吗?一切都还好吗?

二〇〇四年六月,我走川藏线。返回时,在康定到雅安的途中遭遇了翻车。整个车栽进了山下的防洪沟。这个就不细说了,我想说的是翻车后的事。

当我们从车里爬出来后,大雨滂沱,四周漆黑一片,几个人不知所措在雨中发傻。这时,一辆红色小轿车路过,主动停在了我们身边,一个男人从车里探头说,需要帮助吗?

我们车上的人像遇到救星一般,上前请求他把我带回到康定去,他们留下来处理事故。我上车,发现车后已经坐着两位老人了,我全身都是湿的,有些不好意思。老人一再说没关系,朝里移,给我腾地方。坐在副驾驶的男人,就是问我们是否需要帮助的那个男人告诉我,那是他的父母。

我依然惊魂未定,便在车上给甘孜军分区的朋友打电话,当我在电话里说出名字时,坐在前面那个男人笑道,原来你是裘山山,我读过你的书。

我吃了一惊,一问,原来他是甘孜州宣传部的王部长,难怪主动停车帮助我们。他读的是《我在天堂等你》。我也真是好运气,竟然在车祸之后遇见了他。虽然正狼狈,也是不幸中的幸运。

见我吓得不轻,他半开玩笑地说,既然走不成了,就在我们康定多住两天吧,和我们的文学爱好者开个座谈会。他这么说,我真的放松了很多,我回复说我采访任务还没完成,还要去雅安。以后再来。当他得知我要投宿兵站时,便提出帮我安排条件好一点的宾馆。我自然婉拒了。当晚我住在康定兵站,医生检查后无大碍,第二天便离开了。

非常遗憾的是,我回成都后竟然没再和他联系(他给了我名片的),感觉有点儿没良心。再后来,也没再遇见他。衷心希望他一切都好。

我在机关,属于不善与人打交道的人,时常闹笑话。人家当处长了,我还叫干事,人家当部长了,我还叫处长。但是,只要我和他们在西藏遇见了,就能很快成为朋友。和那些采访过的官兵,我也能很快建立起战友情。再次相遇时,一说起西藏往事,就觉得特别亲切。也许在西藏那个地方,人与人相处更诚恳,更真挚。

也是一九九七年,我和冉启培来到一个炮团,在那里偶遇了我们军区政治部工作组,带队的是当时的副主任邓永良将军。我在机关和他并不熟,可在那里遇见了,一下觉得很亲切。

邓副主任是老西藏,后来调到成都任职,又从成都带工作组进藏。我们遇见时,他们已经进藏十多天了。别看他是老西藏,依然不会照顾自己。我和他站在招待所门口说话时,见他老用手去摸后脖子,脸上有痛苦的表情。我就问他怎么了,落枕了吗?他说不是,脖子那一块儿很疼。

原来他天天和工作组在日头下走,天天被高原的太阳暴晒,身上有衣服遮着,脸上有大檐帽遮着,唯有后脖子一直亮在外面,几天下来就晒伤了,医学名称叫“紫外线灼伤”。

我说,你怎么不擦防晒霜啊?他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擦什么防晒霜嘛。我就给他讲道理,防晒霜不是防晒黑的,是防晒伤的。这下他信了,可怜地说,我应该去哪里买那个东西?我马上把我的防晒霜给了他。你想我这种人,肯定是预备两瓶的,一天擦好几回呢。

晚上,我和他们一起打双扣。

这里必须说一下双扣。那个时候跑西藏,打双扣是常事。实在是太无聊了,不要说网络,电视都很少,有电视也就看个新闻联播。四周都是大山,别说霓虹灯,路灯都没有。打双扣是工作之余唯一的娱乐。有一回我们十几个作家坐大客车从日喀则到亚东,路途漫漫,几个人就在车上用箱子当桌子,开始打双扣。我和军报的李鑫一家,邓一光和刘醒龙一家,我们称之为军民鱼水情。中途停车方便时刚拿了一手牌,大家就揣在口袋里下车了。我在转角遇到了李鑫,他压低声音快速地说,换牌换牌,你有没有J?我缺一张就成炸弹了!我愣了一下,笑得蹲在地上,眼泪都出来了,牌也没换成。

至今想起来依然开心不已。

可以这样说,我只在西藏打双扣,在成都我不跟人打牌,去北京之类的地方出差,更不会跟人打牌。唯有在西藏。要么和同行的作家打,要么和遇见的熟人打,甚至和采访对象打。每每和他们打双扣,看他们输了钻桌子,一个个乐不可支的样子,我就开心不已。我知道他们心里有很多苦,但我希望看到他们笑。至少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希望他们是快乐的。

那天晚上,我们在招待所找了张桌子就坐下来打。当时工作组里还有一位是我师弟。我们是大学中文系前后级的同学,他一直叫我师姐,直到今天。我自然和师弟一家,邓副主任就和工作组某部长一家。

我的双扣技术很臭,曾经有一次跑西藏,和朱苏进(南京军区创作室)、张波(广州军区创作室)、于斯(西藏军区创作室)一起打双扣,我屡屡出错,把朱苏进气得不行。他是个极聪明的人,实在无法忍受我这个蠢队友。记得我们当时住的招待所非常简陋,要端一盆水在台阶上刷牙洗脸,在我刷牙的时候,朱苏进站在旁边不停地批评我某张牌不该那样出。我很不耐烦(很不谦虚)地嘟囔说,下次不和你一家了;之后我真的换了队友,和张波一家。输是很自然的,但不再挨批了,因为张波也是个糊涂虫。

但是那天晚上,我的手气特别好,尤其邪门儿的是,总跟邓副主任作对:他如果有一对10,我必有一对K,他若有一对K,我必有一对A,还来过两次王炸。等我们赢到第三盘时,邓副主任终于脸红筋胀地叫起来了,他说,山山你怎么回事啊?我一想不对,我就是不把他当领导,也得把他当长者啊。怎么能把长者气成那样呢?这时师弟也在暗暗给我使眼色,我们俩便十分默契,也十分认真的,输掉了第四盘。邓副主任终于乐了,我们也乐。

那份儿快乐,至今想起来依然鲜活。

非常遗憾的是,四年前邓副主任离开了人世。当我得知消息时,脑海里马上浮现出了那个夜晚,他那张晒得黝黑的脸,还有和孩子一样输不起的笑容。真的是非常非常怀念。

在远离西藏九年后的今天,在疫情之后心慌气短的今天,我是多么怀念那里的山山水水,怀念在那里遇见的纯真笑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