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化体力不足”是近年来社交媒体讨论中频频出现的流行表达。它描绘的是这样一种处境：数智时代，文化产品空前丰富，获取渠道愈发便捷，但人们在进行深度阅读、持续观看、复杂理解等文化活动时，却时常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折射出人们文化生活经验的深层变迁。个体的文化生活能力，既源于内在心理状态，也深受媒介技术、传播结构与文化生态的塑造。因而，“文化体力”是一个交汇着社会心理、传播秩序、审美经验与智能媒介环境的综合性议题。为此，本版邀请相关领域学者进行对话，共同探讨数智时代人的文化生活能力如何被改变、被重组，又该如何在个人实践与公共支持中获得涵养和提升。
与谈人
陈浩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前沿交叉学科研究院教授
吴小坤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林峥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副教授
宋利 上海交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
主持人
本报记者 王琎 冀文亚
1.何谓“文化体力”？
主持人：近来，“文化体力不足”成了不少人的自我描述：翻几页书便觉倦怠，一部长片须分次看完，面对稍有深度的内容，注意力便难以维系。“文化体力”这个带有身体感的说法，为何能引发共鸣？从学理上看，它又折射出哪些文化层面结构性的变化？
陈浩：“文化体力”这个说法，最初是在网络空间和青年日常表达中流行起来的，它不是一个严格的学术概念，而是人们对自身文化生活状态的一种感性概括。它所指的，不是主观上不想阅读、不想学习、不想亲近艺术，而是明明知道这些事情有意义，仍常感自己“进不去”“撑不住”。我想，这个词之所以会引发一定的社会共鸣，是因为其将一种模糊的心理状态，表达为人人都能感知的身体经验。
开展严肃阅读、深度审美、系统学习等文化活动，并不只是兴趣使然，也依赖注意力、自我调节和延迟满足等心理资源的持续投入。这类活动往往不像短平快内容那样能够即时反馈，而是需要个体在较长时间内维持专注，并承受暂时的“不轻松”。如果一个人长期处在高压力、高信息刺激、高频切换的环境中，这些心理资源就会被持续分散和消耗。所以，“文化体力不足”并不只是文化兴趣下降，也不宜简单归因于个人懒惰，它更像是现代人在数智生活中共同感受到的一种心理疲劳——文化内容更容易获得了，但真正进入、停留、理解和消化复杂内容的心理余裕，反而变得更加稀缺。
吴小坤：我觉得“文化体力”之所以流行，在于它说出了数智时代的一个反差：我们拥有的文化供给越来越多，新闻、短视频、知识课程、社交评论随时可得，但人们在持续阅读、深入判断和完整理解上的能力却并未同步提升。
从传播环境看，这个词反映了一种新的文化处境：人不是没有接触信息，而是经常处在连续接触之中。大量浏览带来了“我一直在获取”的感觉，却未必转化为稳定的知识沉淀和审美经验。我想补充的是，这个说法在中国语境里之所以格外亲切，是因为它暗合了我们文化中“养气”与“工夫”的传统。孟子讲“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宋儒讲“涵养须用敬”，都把精神上的沉潜看作一种需要日积月累并且颇耗气力的活动，而不只是与生俱来的天赋。古人把读书修身叫作“工夫”，本身就带着身体感。所以“文化体力”一词提醒我们，文化生活不只是抵达内容，还包括把内容转化为理解、判断和感受的能力。这是一门需要“养”的“工夫”，单靠技术无法即时给予。
林峥：的确，文化不是简单的信息点，也不是可以立即提取的结论，它常常藏在细节、情境和时间的褶皱里。因此，“文化体力”本质上是一种与复杂经验相处的能力。比如，读小说不是只掌握情节，也是学习一种生命如何展开；看展览不是只识别知识点，也是理解物、时间和记忆之间的关系；走进城市不是只收集地标，也是辨认空间背后的生活秩序和情感沉积。这些经验并不会立即转化为效率，却会改变一个人理解世界的深度。
“文化体力不足”这个说法之所以引起共鸣，是因为它点出了今天许多人面对文化时的一种矛盾状态：我们仍然向往深度经验，也知道它会滋养人，却未必总能真正进入其中。“文化体力”说到底，是人还能不能慢下来，耐心地走进一个比日常经验更复杂、更丰富的世界。
宋利：在我看来，这种现象还需要放在媒介变迁的脉络中来理解。过去主要是文字阅读，后来是影像观看，现在则是图文、视频、虚拟场景和智能生成内容等混合共存。媒介越来越丰富，获取越来越高效，但人的理解能力并不会自动随之增强。所以，今天谈“文化体力”，不只是说一个人能不能读完一本书，也包括他能不能在多种媒介之间自由切换的同时，保持专注度和判断力——内容更清晰、更流畅、更容易获得，并不等于文化体验更深。“文化体力”这个说法之所以引发共鸣，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切身体会到，技术让“看见”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而“看懂”和“看深”，仍然需要人持续而主动的投入。
2.为何内容越丰富，人们越难沉浸？
主持人：刚才我们厘清了“文化体力”的内涵，即进入、停留并内化复杂文化经验的能力。由此便引出一个耐人寻味的悖论：在数智时代，文化内容前所未有地丰富，文化参与的外部条件日益改善，而人们深度沉浸的心理门槛却似乎不降反升。造成这种反差的根源是什么？
宋利：今天的文化内容不是简单地“摆在那里”等人选择，而是处在一整套智能技术系统之中。平台通过算法推荐、用户画像、行为数据和人工智能模型，精准判断一个人可能停留在哪类内容上、会被什么标题吸引、在哪个节点离开。也就是说，技术系统不只是传递内容，也在引导和调配人的注意力。
人工智能和多模态技术进一步提高了内容生产与分发的速度。自动摘要、智能剪辑、生成式图文视频、个性化推荐等，让内容更容易获得，也更容易被压缩为适合快速浏览的形态。效率的提升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它也会重塑人的默认期待：希望内容更短、更直接、更快给出反馈。久而久之，人们就可能不再习惯等待铺垫、理解复杂关系、承受暂时的“不好懂”。在此意义上，“文化体力不足”的一部分原因，正在于智能媒介环境重塑了人的认知接收节奏。
吴小坤：今天的传播秩序，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众传播，也不是单纯的信息检索，而是由信息流、热榜、推送、社交转发共同构成的连续传播环境。从传播学的“注意力经济”理论看，当前，人的注意力已经成为平台、内容生产者和商业机制竞相争夺的资源：谁能让人多停留几秒，谁就获得更多传播机会。在此背景下，复杂内容往往会被拆解为更易传播的单位：标题、金句、片段、立场、情绪和可转发的观点。人们似乎一直在接触文化内容，却常常是在高频切换中完成接触，而不是在稳定时间中完成理解。
传播机制还只是外因。人在纷繁信息中的迷失，深层症结是已为传统智慧所揭示的“心为物役”。荀子讲“解蔽”，说“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意思是说人最大的隐患就是被某一个片面的东西蒙蔽而看不到全局。今天的算法推荐，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当代的“蔽”：它不断用我们过去的点击偏好，将“一曲”强化为全部。荀子给出的解法是“虚壹而静”。虚，不以旧见填满新知；壹，专注而不旁骛；静，不被情绪搅乱心神。仔细审视，“文化体力不足”的深层原因，恰恰是这三者都在退化。所以，仅靠调整算法、改变推送，仍是治标不治本；更根本的是，要补回古人所说的“存养”功夫。
陈浩：吴老师从传播机制和思想传统角度进行了剖析，我再对个体内部的心理机制做个补充。深度阅读、系统学习、艺术欣赏等文化活动，都需要自我调节能力：要抵抗更轻松的选择，要忍受一开始的晦涩和缓慢，还要将注意力维持在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中。心理学中有“自我损耗”的说法，指人在不断控制情绪、作出选择、完成任务、应对压力之后，自我调节能力会出现阶段性疲劳。今天的职场青年和学生群体，常常同时面对多重压力，心理资源被反复调用。这时，人们更容易转向即时反馈强、理解成本低的内容。用大众熟悉的话说，就是更容易追逐“多巴胺式”的轻快刺激：一个笑点、一个反转、一个爽感，马上就能缓解疲乏。但文化生活中更高层次的满足，本质上并不来自这种即时愉悦，而更接近心理学所说的“实现式幸福”或“意义式幸福”，即来自理解、共鸣、创造和自我扩展，而这些都需要时间发酵。现实压力让人迫切需要快速安慰，而深度文化体验又要求慢投入，这种结构性错位，正是“文化体力不足”的重要心理根源。
林峥：把上述机制落到日常生活中，它常常表现为一种很具体的疲惫。一个年轻人早晨在通勤路上刷信息，白天在课堂、工位或实验室里不断切换任务，晚上回到房间身体终于停下来了，心却可能仍被未回复的信息、未完成的任务、未确定的未来牵扯着。这个时候，让他再安静地进入一部长篇小说、一部节奏缓慢的电影或一场需要凝思的展览，其实并不容易。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今时代，许多文化行为正在被轻量化、展示化。例如，读书变成看解读，观影变成看剪辑，旅行变成攻略打卡，看展变成照片发布。这些形式并非没有价值，但它们容易将文化体验压缩为“我知道了”“我看过了”“我到过了”。文学、艺术和城市历史真正动人的力量，往往不在结论里，而在迟疑、停顿、回望和想象之中。当生活越来越缺少这些空隙，人与复杂经验之间就会越来越疏离。所谓“文化体力不足”，也许正是这样一种症候——我们仍然渴望被深层文化体验触动，却越来越难以把自己完整地交给它们。
3.文化体力是在衰退，还是在重组？
主持人：前面我们分析了“文化体力不足”的多重成因。与此同时，短视频、播客、游戏以及AI智能体等新媒介，正在成为新的文化入口，催生出大量以往不曾有过的文化实践形态。这种技术生态和文化生态的变迁，究竟是在加剧文化体力的消耗或衰退，还是正在促成其内涵与构成的重组？
林峥：我觉得不能只用“衰退”来概括今天的变化。文学和艺术的接受，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接受美学里有一个重要概念，叫“期待视野”：不同年代的读者，会带着不同的经验、趣味和媒介习惯进入作品。今天的年轻人看小说、看电影、看展览，已经不完全沿着过去那种线性、静观、单一文本的路径展开。他们可能先从一个片段、一段解说、一条评论进入，再返回原作或相关历史现场。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浅薄，而是说明文化入口发生了变化。
但入口变化之后，真正要看的，是人的“审美经验”有没有被重新打开。好的文化体验，不只是获得一个观点，也不是迅速确认一种情绪，而是让人对世界的感受方式发生变化。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提出的“感觉结构”一词，很适合用来理解今天的问题：一个时代的人怎样感受时间、城市、身体、亲密关系和公共生活，都会沉淀在文化形式里。如果新的媒介只把一切都变成标签、梗和即时反应，感受力就会变窄；但如果它能把人带回更复杂的文本、更具体的历史、更细密的生活现场，它就可能生成新的文化体力。换句话说，真正的问题不是年轻人是否还按旧方式获得文化体验，而是他们能否通过新的路径，重新获得对复杂经验的耐心和辨析力。
吴小坤：主持人和林老师都谈到“入口变化”，我想把它放到传播结构里看。今天的传播不只是内容形态变短了，更重要的是“把关机制”发生了变化。过去，报纸、出版社、电视台、学校和专业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什么内容能进入公众视野；现在，平台算法、社交转发、用户互动和创作者网络共同参与分发。所以，我不认为短视频、直播、播客这些形式天然削弱文化，一个青年可能因为一条视频知道某位作家，因为一期播客开始关心一段历史，这是传播扁平化的一面，也是大众化的一面。
但判断“由浅入深”能否真正发生，不能只看传播链条，更要看受众内心有没有一个稳定的价值根基。王阳明讲“致良知”，意思是人心里本来就有明辨美恶、辨别是非的能力，问题在于其是否被外物遮蔽。放到今天，一个短视频把人带向一本书，是传播的胜利；但如果一个人在无数可点的入口面前始终没有一个内在的判断支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点下去、想弄明白什么，那么再多的深径，对他来说也不过是另一条随手滑走的信息流。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文化体力训练场，不是那些能快速给出答案的平台，而是能够让人久处其中而不厌倦的地方，帮人重新找回“涵泳”的耐心。
宋利：今天的智能媒介正在改变一个基本事实：人和文化内容之间，不再只是“观看”和“阅读”的关系，而越来越多地变成“协同”和“生成”的关系。过去，一个人进入知识或艺术，往往要自己查找材料、比较信息、整理脉络；现在，搜索引擎、推荐系统、AI智能体都在参与这个过程。它们可以帮助人们降低门槛，也可能让人们过早得到结论。
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分野：技术究竟是在替代人的思考，还是在扩展人的思考。自动摘要可以让人迅速了解一篇文章，但也可能让人永远停留在摘要；AI可以帮助整理资料，但不能代替人形成判断；智能工具可以降低创作门槛，但真正的审美选择、价值立场和表达责任仍然要由人承担。所谓“认知外包”，风险就在于人把选择、判断和解释都交给系统；但如果使用得当，AI也可以助力“认知增强”，帮助人处理基础信息，把更多精力留给比较、追问和创造。
所以，文化体力不是简单从文字时代转移到视频时代或多模态时代，也不是从人脑转移到机器。在当今时代，它更像是在被重新分配：一部分能力交给工具辅助，另一部分能力反而变得更重要，比如提出好问题的能力、判断信息质量的能力、理解复杂关系的能力，以及在技术便利面前保持主体性、批判性的能力。未来真正稀缺的，可能不是获取内容的能力，而是在人机协同中仍然知道自己何以理解、如何判断、要表达什么。
陈浩：几位老师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不要把“文化体力不足”理解成一个简单的退化故事。人的心理系统有很强的适应性。青年一代不是只被平台和算法牵着走，他们也在发展新的自我调节策略：有人用播客替代无意识刷屏，有人通过线上读书会维持长期阅读，有人用知识管理工具整理材料，也有人借助AI完成初步检索，把精力留给更高层次的判断和表达。这些都说明，文化体力并不是只能按照旧标准来衡量。
但适应并不意味着没有代价。心理学里区分“享乐式幸福”和“实现式幸福”：前者偏向轻松、快乐、即时满足，后者更强调意义、成长、关系和自我实现。新的媒介环境对这两种幸福都很友好：它既能不断提供轻松刺激，也能帮助人找到兴趣、同伴和长期目标。关键在于，人最终把注意力投入哪里。若一个人只是不断追逐即时反馈，他会越来越难承受深度文化经验中的缓慢和不确定；但如果他能借助新工具建立稳定兴趣、持续行动和自我效能感，文化体力就可能在数智时代中被重塑。
所以，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宜在“衰退”或“进步”中二选一。更准确地说，身处数智时代，文化体力正在被重新组织：传统的阅读耐力、审美耐心和意义感仍然重要；新的媒介素养、跨媒介理解、人机协同和信息辨析能力也变得重要。我们真正要警惕的，不是文化形式变了，而是人在变化中失去主体能动性。我们真正可以期待的，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在新的技术和社会条件下，重新训练更成熟的文化生活能力。
4.如何涵养和提升文化体力？
主持人：前面我们讨论了文化体力在数智时代所面临的现实挑战与重组可能。谈到如何涵养文化体力，人们通常会想到个人自律，似乎只要足够坚持，就能重新进入深度文化活动。但正如几位老师此前分析的，文化体力的损耗并非单纯的意志力问题，它同时受制于信息环境、平台逻辑、技术工具、公共文化服务等多重因素。那么，在数智时代，文化体力的涵养需要哪些层面的支撑？
陈浩：的确，文化体力不是意志力竞赛，而是一种可恢复的心理生态。意志力当然重要，但心理学更关心的是，一个人为什么在某些环境中能够持续投入，而在另一些环境中很快放弃。深度阅读、艺术欣赏、系统学习，都不是单纯靠“硬撑”完成的，它们需要稳定的目标感、适当的难度、积极的反馈，以及相对安全的心理空间。
这里有两个心理学概念可以援引。一个是“自我效能感”，也就是人对自己能否完成某项活动的判断。很多人离开长阅读，并不是因为他们完全不喜欢读书，而是因为他们反复体验到“读不进去”“坚持不了”“看完也没什么用”。这种失败经验积累起来，会削弱再次进入深度文化活动的信心。另一个是“恢复性体验”。人在高压力和高切换的生活中，心理资源会被持续消耗，如果休息方式本身仍然是高刺激、高比较、高信息密度的，表面上是在放松，实际却未必完成了恢复。
因此，提升文化体力的关键，不是简单告诉人们“你应该更自律”，而是让深度文化活动重新变得可进入、可坚持、可获得正反馈。比如，一开始不必把目标设成读完一部大部头，而可以从每天固定阅读二十分钟、读完一本书的一个章节开始；也可以通过读书会、观影讨论、课程共同体，把孤立的坚持转化为有反馈的社会性活动。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人的习惯不是靠抽象决心维持的，而是在稳定情境、具体行动和正向反馈之间形成良性循环。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要减少对个体的道德化归因。一个学生或青年，如果长期处在学习或绩效压力、时间碎片和情绪紧绷中，他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即时安慰型内容。这并不意味着他“不爱文化”，而是他的心理系统在寻找最低成本的调节方式。真正有效的托举，是让学校、家庭、单位和社会共同降低深度文化活动的启动成本，让人重新体验到，慢下来不是奢侈，深入进去不是负担，理解一件复杂事物本身就能带来力量。
吴小坤：前面的讨论已经表明，这个时代不是没有文化内容，相反，内容极其充沛；问题在于，很多内容在传播过程中被不断切割、压缩和情绪化，最终以标题、片段、立场或人设的形式抵达受众。受众接触到了文化，却未必进入了文化。因此，涵养文化体力不只是解决内容供给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构建支持深度理解的传播链条。
传统传播学强调“把关人”作用，也就是编辑、媒体和专业机构对信息进行筛选、解释和组织。数智时代，把关机制转移到算法推荐、热榜排序、社交互动和商业转化之中，这有助于扩大传播，但也容易让内容向高刺激、低门槛、强情绪的方向倾斜，使深度文化内容在传播链条中常常缺少合适的位置。这给主流媒体、出版机构、文化机构和网络平台之间的协同合作提出了新要求。比如，围绕一本经典、一场展览、一部电影或一个历史事件，可以尝试构建“短内容引入—长内容解释—社群讨论—线下活动—知识沉淀”的传播结构。这样，平台不是只负责分发流量，媒体不是只负责发布信息，文化机构也不是只负责提供场馆，而是在共同建构一条有纵深的文化通道。文化体力不是在真空中训练出来的，它需要一种能把好奇心继续引向理解、把即时兴趣继续引向长期关注的传播生态。
宋利：数智时代讨论文化体力，一个绕不开的问题是：智能工具到底是在增强人的能力，还是在替代人的能力。依靠搜索引擎、推荐系统、自动摘要等，一个人过去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找到的资料，现在可能几分钟就能整理出来；过去需要专业训练才能进入的知识领域，现在也可以借助智能工具获得初步了解。这是技术的积极意义。但涵养文化体力的核心并不只是“获得信息”，更是形成判断、理解结构、辨析价值、完成表达；相应地，运用智能工具的关键，不是替人省力，而是帮人形成更高阶的判断。这就是“认知增强”和“认知替代”的差别。认知增强，是工具帮助人更好地提出问题、比较材料、发现盲区、建立联系；认知替代，则是工具直接给出结论，让人跳过阅读、思考和判断过程。前者会提高文化体力，后者则可能让人越来越依赖现成答案。
所以，智能工具能不能托举文化体力，取决于它怎样嵌入人的学习和文化实践。比如读一本理论著作，AI可以帮助梳理概念谱系、解释陌生术语、提示相关争议，但最终仍然需要人回到文本本身，判断作者为什么这样论证，哪些地方有启发，哪些地方值得怀疑。再比如写作时，AI可以帮助检索资料、搭建提纲、检查逻辑漏洞，但不能替代一个人从自身经验和价值立场出发形成表达。真正有价值的人机协同，不是把人从思考中解放出来，而是把人从机械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他能承担更高阶的思考。
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文化教育不能只教人使用AI，更要教人怎样与AI保持有张力的合作关系。会提问、会追问、会核验来源、会识别偏差、会比较不同解释，都是文化体力的新内涵。可以说，文化体力在数智时代的涵养与提升，绝不是拒绝智能工具，而是在工具越来越强的时候，重新确认人的主体性、判断力和创造力。
林峥：从文艺和文化研究的角度，可以把“文化体力”理解为一种感性能力。所谓感性能力，不只是欣赏美的能力，还包括人能否辨认细节、承受复杂、想象他者等。文学、艺术和历史之所以重要，正在于它们不断训练人从单一结论中退出来，进入更丰富的经验结构。
文艺理论一直关注“审美经验”如何发生。事实上，审美经验并不只是作品内部的形式问题，也与观看的场所、阅读的节奏、身体的在场、公共空间的组织有关。今天，平台界面、城市空间、教育制度、文化机构，其实都在参与分配我们的感受方式。这就意味着，涵养文化体力不能只停留在“让个人回到书桌前”。图书馆、博物馆、剧场、书店、大学讲座、社区文化空间之所以不可替代，是因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信息流的时间结构。人在这些地方不是被连续推送，而是停留、选择、观看、倾听、与他人共同在场。文化记忆也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被激活，一件器物不再只是展品，一条街巷不再只是通道，一部作品不再只是文本，而成为人与历史、他者和自我重新相遇的场域。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体力也是一种公共审美能力。它让人能够从喧哗中辨认细节，从速度中保存感受，从碎片中重建整体。数智时代当然改变了文化经验的入口，但它不必然取消深度。一个有文化体力的社会，并不要求人人都必须成为专业读者或艺术家，它可以通过教育、空间、媒介和公共文化服务，为复杂经验保留位置，帮助人们在接近经典、理解历史、进入艺术、讲述自身的过程中，形成更细腻也更坚韧的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