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涛《中国历史的体温》书影
采访手记
五年前，西安市给穆涛颁发了一个极大的荣誉，叫“西安之星”。穆涛从市委领导手里接过证书，貌似平静地走回座位，但晚上回到家里却掉了眼泪。他觉得，这是西安给他落下了精神户口，他融入这个城市了。
“如果我是一棵苗，是西安这块厚土让我破土的，如果我是一棵树，是这块厚土让我长起来的。谢谢贾平凹，谢谢《美文》，谢谢西安！”
穆涛的感谢是真诚的、发自肺腑的。三十年前，他因约稿认识了贾平凹，把贾平凹给《上海文学》的小说，硬生生“打劫”到了河北的《长城》，却由此被发现了作为好编辑的潜质，为日后在《美文》走马上任埋下了伏笔。
“大散文写作”是《美文》的编辑宗旨。穆涛是个聪明人，和平凹主编聊过几次，便摸到了对“大散文”的认识的底线。平凹主编明确告诉他：你去读读司马迁吧。他不但用心读了《史记》和《汉书》，还读了陆贾的《新语》、贾谊的《新书》、刘向的《新序》，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汉代的史学和文学著作，兼容着阅读，逐渐有了自己的发现和体会。在《先前的风气》中，穆涛以清醒的现代意识和踏实的笔力，考察传统典籍，反思当今生活，实现了散文创作的大境界。
《先前的风气》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穆涛把《美文》的大散文理念推而广之，同时也把自己写成了著名的散文家。近两年出版的《中国人的大局观》《中国历史的体温》与《先前的风气》基本路数相似，截取了中国大历史中的一些段落或细节，作为镜子，既照正面，也观照背面。
每次相逢，总见他一副不疾不徐的样子，说话做事温和儒雅中透着宽厚真诚，黑框眼镜后藏着一双笑眯眯的眼睛，实则他又是睿智且富有锐见的。有评论认为，“谦谦君子”与“称物平施”是穆涛其人其文给人的基本印象，但他还有金圣叹的“情”和“侠”的一面，有“棉针泥刺法”“笔墨外，便有利刃直戳进来”。读他的文章，若体味不出这一点，便是错会了他。
去西安约稿，“打劫”拿走了贾平凹的《佛关》。编发贾平凹的小说给穆涛带来了人生的改变
舒晋瑜：您是什么时间开始写作的？起因是什么？
穆涛：回头看，说从前，是反省不足，可以把自己的薄弱处看得更明了一些。我是河北廊坊人，1980年到张家口师专上学，那一年十七岁，三年后分配到承德钢铁厂。承钢在当年是一家有影响的国有企业，我们那一批进厂的学生有好几百人，来自全国多所学校，多数是学习冶炼和矿山开采的。那个时候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大规模经济建设风起云涌，钢铁是紧俏物资，与钢铁相关专业的学生是紧俏人才。当时师资也缺乏，但没有那些人抢手。我在工厂总部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被分配到下属的太庙铁矿中学，距厂部大约有五十公里的山路。
太庙铁矿是上世纪20年代勘探发现的，富含钒和钛等稀有金属，有经济价值，还有战略价值，在日本侵华期间遭到破坏性开采，建国初期重新规划定位，成为156个国家重点工业项目之一。承钢是在太庙铁矿基础上建设的，集采矿、选矿、钢铁冶炼一条龙生产。但这些是我以后才了解到的，当时只是觉着太偏僻，生活区和办公区挤在一条街道上，周围都是连绵起伏的山。我当时教书还算认真，因为是人生第一份工作，有新鲜感。学生基本是职工子弟，不同于一般山区的孩子，有知识基础，后来还有考上复旦等名校的。
但实话实说，我投入程度不够，心里想的是怎么才能尽早离开这个地方。当时矿中教师也紧缺，调走是不可能的，很苦闷，但也没有办法，只好闷头读书。鲁迅的书就是这一阶段读的，还做了细致的笔记，后来再到西北大学上学，这时期的阅读打下了比较结实的基础。一边读书，一边写作，也开始陆续发表文学作品。
1984年11月，我有幸去石家庄参加了河北省业余文学创作会议，这个会在当年挺重要，是省委书记提议召开的。这次会议坚定了我从事文学工作的信心，这之后先在承德的《热河》杂志，继而在石家庄的《长城》杂志做小说编辑，还在《文论报》待过一段时间，中间在西北大学上学两年，1993年3月到了西安的《美文》杂志，做散文编辑，一直到今天。严格说，我的文学写作一直是业余的，最初的职业是做教师，接下来一直做编辑，“编龄”三十多年了。
2010年，我回过一次太庙，已经“闭矿”好几年了，大规模采矿已经结束，铁矿中学也撤了建制，但校园旧址还在，我在那里坐了一个下午，三年多的教书和生活细节重新清晰起来，当年那么多的人给过我帮助，诸多往事让周围连绵起伏的山都那么亲切而温暖。好像一下子明白了这个偏僻的地方为什么叫太庙。庙是让人修行的地方，任何大的东西都不在表面，而在内心的觉悟。整整一个下午，我都在为自己当年的粗糙和浅陋而追悔。
舒晋瑜：1993年去《美文》，是怎样的一种机缘？
穆涛：1991年时，我在河北的《长城》杂志做小说编辑。主编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去约贾平凹的稿子，最好是小说，散文也行。而且说得很严重，约到有奖励。原因是1982年贾平凹在《长城》发表过一个小说《二月杏》，刊发后受到不少批评，之后再没给《长城》写过东西。去西安之前，我做了些功课，把两三年间贾平凹发表的小说找来读了，还读了一些评论他的文章，把观点也梳理了一下。到西安后，一位朋友带我去的他家里，他挺客气，还说对《长城》有感情，批评的事与杂志无关。但不提给稿子，说以后写。我知道这是托辞，便把读过的小说逐一说了我的看法。他听得特认真。但直到我们告辞，也不明确表态。
第二天晚上，我独自又去了他家里，开门见是我，还是那种客气。我说，昨天忘了说几个评论文章的观点，今天来补上。我把几个观点陈述了一下，也说明了我的看法，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他一下子聊性大开，谈了很多他的想法。聊的过程中，我看见墙角有个棋盘，就问：“您也下围棋？”他说：“偶尔玩玩。”他建议下一盘，我说好呀。我本来是想输给他的，趁着他赢，我抓紧要文章。下过十几手之后，我就发现要输的话，太难了。后来是他主动推开棋盘，“咱还是聊写作的事吧。”接下来就融洽了，他铺开宣纸，给我画了两幅画，还写了一幅书法。我拿着字和画，说：“其实我就想要您的小说。”他笑着去里边的屋子，取出一个大信封，说：“你读读这个，咱先说好呀，这个小说是给别人的，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接过来一看，地址是《上海文学》，收信人是金宇澄。记得当天晚上西安下着小雪，我是一路走回我的住处的，四五里的路程，心情那个爽朗。
这是个中篇小说，名字叫《佛关》，当天晚上我就看了大半，写得真是好，充沛淋漓的。第二天一早，我先去复印，当时复印还贵，一张一块多。再到邮局，把原件挂号寄回《长城》，忙完这些，回宾馆再看小说。一个下午看完了，晚上我拿复印件再到他家里，他翻看着厚厚的复印件，看我在稿子边上写的读后记，说：“复印挺贵呢。”我说：“您的手稿我早上寄回《长城》了，打电话跟主编也汇报了，他说发头条。”他听过就笑，说：“你是个好编辑，我们西安市文联正筹备办一本散文杂志，创刊时你来吧。”
《佛关》刊登在《长城》1992年第2期。1992年9月《美文》创刊，1993年3月，我到《美文》报到。后来见到金宇澄兄，为《佛关》这个小说向他致歉，他笑着说：“平凹跟我说过了，说被你打劫拿走的。”
舒晋瑜：从八十年代开始做编辑，说说您和作者之间的故事吧。
穆涛：说一下我敬仰的汪曾祺和孙犁先生的两个细节。
1991年，汪曾祺先生和施松卿老师受《长城》杂志邀请到石家庄，住在河北宾馆。我年轻，被安排照料老两口的生活起居。每天的行程满满当当，参观、游览、座谈，这些场面事情没我什么事，我只负责早晚。早餐很简单，但晚饭之后事情就多了，见各方重要人物，而且每晚都要写字作画，基本是客人走后才开始“操练”。领导每天给我一个名单，我配合汪老按这个单子或写或画。汪老风趣、随和，做书画却认真，不敷衍应付。当年也不时兴“润笔”，全部是“义务劳动”。每天都有人索要字画，汪老没有过一句怨言或不耐烦的话。我记得最多的一个晚上是三十多幅，房间都铺展不开了，放在外面的走廊上。松卿老师心疼汪老的身体，不停地在房间里走，我都不敢看她的脸，觉着自己像一个罪人。汪老在石家庄的最后一个晚上，说：“今天活儿少，给你写一幅。”我掏出一直带在身边的册页簿，“您给我写一句鼓励的话吧。”老人想了想，写下八个字，“以俗为雅，以故为新”。让人敬仰的作家，不仅因为作品写得好，还有很多作品之外的东西。
在《长城》工作期间，我编辑过孙犁先生与一位中学同窗的往来通信专辑，记不准确了，好像是三十多通。我拿到手的不是信函原件，是手抄之后再经过复印的。有些地方字迹不太清晰，我知道孙犁先生素来对文章的编校要求严格，因此特别地小心，但杂志印出来后，还是有两处小的疏失。过了一段时间，孙犁先生托人捎话给杂志的领导，指出了疏失，据说挺生气，但也表示了谅解，特别讲了做编辑要精益求精的叮嘱。又过了一段时间，一个朋友去天津专程看望老人，带回老人题写的“坚持不懈，精益求精”的书法。我听说后便到朋友家里，见到了这幅字，特别喜欢。便跟朋友借回来看，这一“借”，到今天也没有还。
穆涛读书有一个笨习惯，说是做笔记，其实就是抄书。他的这种“活页文选”累积了三个纸箱子
舒晋瑜：《中国人的大局观》是您几十年读书思考的积累，从先贤圣哲和文学典籍中梳理中华文化的发展脉络，以历史掌故和先贤名文启迪当下，用时代精神和现代意识激活文化和传统，这部作品的创作契机是什么？
穆涛：我不是作家，是编辑，我下功夫读了一点汉代和汉代之前的书。不是为了写作，是编辑《美文》杂志的需要。
1998年4月我担任《美文》副主编，主持常务工作，平凹主编倡导“大散文”写作，我要配合他思考散文写作如何蹈大方，并且在《美文》具体编刊中呈现出来。“大散文”不是指文章的长短，而是指审美的格局和气象。在跟平凹主编的沟通中，知道了他对汉代情有独钟，他也建议我多读一些汉代的文章。
这之前我个人比较喜欢韩愈，我们读古代文学史，知道韩愈在唐代推动“古文运动”，所谓“古文”就是指西汉和西汉之前的文章。由韩愈到“古文运动”，就这样也对应到了西汉，个人读书趣味和工作需要联系在了一起。我读韩愈，最初是受《古文观止》的启发，清代人编辑的这部供科举考试用的文选，合计222篇文章，收录韩愈24篇之多，占了全书十分之一。
宋代的苏轼评价韩愈是“文起八代之衰”，讲韩愈的写作扭转了八个朝代的文风衰势，而回归到中国文章的文宗正统。由唐上溯八代，正是上接西汉。由此可见，苏轼与韩愈未谋而合，同时推崇汉代以及之前。苏轼的这句评价，还另外带出他的一个文学判断，他讲的汉到唐之间八个文风衰势的时代，包括晋代的陶渊明和我们冠之“风骨”的魏晋，在苏轼看来，这两种写作方式均不入中国文章的主脉。
我从汉代的陆贾、贾谊、晁错、董仲舒开始读起，继而又系统读了《史记》《汉书》《淮南子》《礼记》，渐渐沉浸其中。汉代的文学观是大方大器的，“文章尔雅，训辞泽厚”是基础，但清醒的认识力是前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比如贾谊的文章，《吊屈原赋》《 鸟赋》不过文法讲究而已，但《过秦论》《论积贮疏》《论铸币疏》等文章，因其洞察社会趋势与走向、看破世道焦点所在，被《史记》和《汉书》收录。文学作品被史家采信，才是真正的大手笔。
《史记》和《汉书》是中国社会观察与考察的集大成作品，位居二十四史前两史。这两部书不仅开创史书写作体例，对后世的文学写作也影响巨大。汉代之前的文章都是囫囵着去写的，自这两部书之后才有了“传和纪”等体材的分类讲究。《周易》是中国第一部严格意义上的专著，之后著述之风兴起，有了诸子百家。但这一阶段的写作，像吃火锅，所有的东西放一个锅里煮。自汉代之后，才细致起来，有了煎炒烹炸以及菜系门庭的分野。
汉代重视中国大历史的深入研究，是有文化疼痛在其中的。秦朝于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七年之后，于公元前213年在全国实施大规模的书禁，史书是首烧之书，“非秦记皆烧之”，“以古非今者族”。不是记载秦国历史的史书通通烧掉，以古非今者满门斩首。又过了七年，公元前207年秦朝灭亡。要感谢汉代，我们今天读到的秦朝之前的历史文存、典籍著作，包括孔孟之道、诸子百家等，基本都是汉代的学人重新整理出来的。
汉代的古籍整理以及历史研究成果，是中国文化史中的旷世功德，上接中华文脉，既修复了被秦朝割裂破坏的文化生态，也是在废墟之上的重整旗鼓，是中国文化的集大成和再出发。
穆涛《中国人的大局观》书影
舒晋瑜：这部书历史知识丰厚，您是用做学问的功夫去写作。
穆涛：我不是刻意准备去写这本书的。河北廊坊有一句土话，挺形象，“搂草打兔子”，本来是去拔草的，顺手打了一只兔子。
我读书有一个笨习惯，说是做笔记，其实就是抄书。这也是逼出来的，尤其是史书，没有时间专门研读，工作中杂事多，有空了就抄几段，事情忙了就放下。我个人的经验是，抄书好，抄一遍等于读三遍。我的抄书卡也简单，把A4白纸一分为二，一个章节或一个文章抄得了，就装订成册，中间有了想法和感触，随手写在纸卡上，一并装订。我的这种“活页文选”累积了三个纸箱子，有一年暖气管渗水，其中一个箱子腐败了一半，心疼死了。亡羊补牢，后来买了一个大樟木箱子，全部囊括其中，不仅防潮，还防蛀虫。
作家写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要留心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史书体例很特别，有纪（本纪）、传（世家、列传）、表（年表）、志。写一个人物，仅仅读他的传是不够的，可能在皇帝纪中也有记述，文武工商不同人物，可能在志、列传，甚至年表中都有相应的记载。写一个人物，只读他的个人传，可能真的会挂一漏万。
他的笔墨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部，考察古往今来历史迁延变化的轨迹，细数深藏其中的治国方略和人生智慧
舒晋瑜：您读了大量的史书，能否谈谈历史阅读与文学写作之间的关联？
穆涛：我说两个人吧，看看他们的见识以及文章的亮点。一位是陆贾，一位是董仲舒。
陆贾的了不起之处，是他的文章让刘邦长出了文心，使这位粗疏皇帝认识到了文化在治国理政中的巨大功用，进而把文治和武功做了分野。刘邦个人没有文化，但他给西汉一朝埋下了尊重文化的种子。中国历史中有不少皇帝，个人有文化，也写诗写文章，但在他的朝代里，整个国家没有文化感，甚至践踏文化。
陆贾是随刘邦打天下的人物，“陆贾者，楚人也。以客从高祖定天下”。地位虽然不是很高，却是核心智囊团队成员之一，也是唯一敢跟刘邦说话直来直去的人。《史记》和《汉书》都记载了这么一件事，陆贾在刘邦跟前常说《诗经》《尚书》的重要，刘邦听腻了，骂道：老子是驰骋马上得到的天下，跟《诗经》《尚书》有狗屁关系。陆贾回道：在马上得到的天下，难道还在马上治理吗？文武并重，才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大计。如果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行仁义，法先圣，还会有您的今天吗？听到这样的话，刘邦不仅不生气，而且“有惭色”。当即叮嘱陆贾把秦之所以失天下，以及先朝先圣治理国家的得与失著述出来。陆贾共写出十二篇文章，“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随后集结成书，刘邦钦定书名《新语》。刘邦尽管性格粗疏，但确实是具备超凡胸襟和智慧的大帝。
新语十二篇，具体是《道基》《术事》《辅政》《无为》《辨惑》《慎微》《资质》《至德》《怀虑》《本行》《明诫》《思务》。陆贾是大学者，也是文章家，述说过往历史，以兴衰得失为着眼点，以“回头看是为了向前走”为文心，学养厚实，眼光独到。行文结构谨严，冷静透彻。语言鲜活生动，深入浅出（语言的这个特点，显而易见是照顾到了刘邦的阅读能力），尤为难得的是文风从容不迫，既无一般术士劝谏之文的任性戾气，也无邀功取好的奴才媚态。全书以“行仁义，法先圣”为核心要义。此外，还有一个特别的亮点，指出“无为”的核心内存，是不乱作为。两千年前就能有这样的认知，实在难能可贵。用既往的历史事实去看，一个时代里，乱作为的危害是大于不作为的。
董仲舒是汉武帝时期的文化大人物。
在西安和咸阳的交界地带，有一个村子，叫策村。二百多户人家，一半以上是董姓，都是董仲舒的后辈。公元前104年，董仲舒病逝在老家河北衡水，汉武帝诏令赐葬茂陵。百年之后臣仍侍君，这在古代是至极的哀荣。董仲舒的墓在汉武帝陵的偏西北处，直线距离不足一公里，在东南方向，是大将军卫青和霍去病的墓，相距约三百米。一代文臣武将的墓与汉武帝大墓成拱卫之势，策村就这样掩映生息在君与臣之间。
村子叫策村，是纪念董仲书与汉武帝之间的“天人三策”。
“天人三策”是汉武帝与董仲舒的三次“笔谈”。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即位，当年就在全国海选征召一百多位“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立为博士官。六年后，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向全体博士官发出策问，征询治国良计。策是一种特别的竹片，是宫廷“专用稿纸”，当时造纸技术还未被发明。皇帝把咨询的问题写在竹片上，叫“策问”。博士官的答奏也写在竹片上，叫“对策”，汉武帝亲自阅览所有的对策，而且对满意者还要追加“策问”。董仲舒被追加两次，成为博士官中的翘楚。汉武帝的三次“策问”与董仲舒的三次“对策”，全文记载在《汉书·董仲舒传》中。
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涵及政治、文化、教育多个领域，其中有五个层面的上谏内容被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一，遵循天地运行的法则，顺天时而治天下；二，推崇孔子学说，尊尚儒学，以儒学的理论体系作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三，强化大一统的国家观念，固本以致远；四，建立太学制度，构建国家文化生态；五，改革官员选拔办法。
董仲舒的这些认识，在当时是很超前的，也是国家治理所急迫的。公元前104年，汉武帝改革天文历法，废《颛顼历》，行《太初历》，这次历法改革有一个明显标识，一年中的岁首正月确定在农历一月，与今天相同，此之前《颛顼历》的岁首正月为农历十月。也是在这一年，董仲舒病逝，享年75岁。构建儒家的理论体系，尊儒尚孔，使之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以传统智慧治理国家，很大程度局限了皇帝的“一言堂”。改革官员选拔办法，推行“察举制”，废除贵族制，普通百姓通过读书考试可以入仕，参与国家治理。给底层的百姓带来改变人生命运的希望亮光，是这项制度的光亮之一。“察举制”到隋唐之后完善为“科举制”，一直运用到清朝末年。
此外，董仲舒著述的《春秋繁露》对后世的史学和文学均影响深远。《春秋繁露》是自汉代至今最好的《春秋》解，既解经典，也由此创立了史学研究的一宗上乘法门。《春秋繁露》十七卷，实存七十九篇文章，这些文章意蕴沉实丰润，写法生动趣味。“春秋笔法”是被董仲舒明确提出的，指的不仅是写作手法，更多的是心法。其中藏着两个智慧点：一是用材料说话，以比较而立言，不能凭空臆断；再是“记衰世”，书写一个时代，既写明亮处，也着眼阴暗面。《春秋》一书，“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记写了三十六个臣子弑君，五十二个诸侯国由兴至衰。以此乱象，昭示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史学与文学均不是化妆品。洗净脂粉，保持晴朗面目，是“春秋笔法”的核心。
坐落于汉武帝陵与卫青、霍去病、董仲舒墓之间的这个村子，不叫皇村，不叫将军村，也不叫董家村，叫“策”村。这个小村庄是以明白无误的方式，纪念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刘彻与董仲舒之间头脑风暴级的三次“笔谈”。
今天大学里的古代文学史，不讲陆贾，董仲舒也讲得很少，这是有很大欠缺的。流行一句顺口溜，“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汉代的赋，以哄皇帝开心为内容的作品多，基本丢掉了屈原赋的天问意识。
舒晋瑜：写作《中国人的大局观》和《中国历史的体温》两部书时，是怎样的状态，历史细节与历史人物活灵活现，散文写作是否也需要丰沛的想象？
穆涛：历史是活的，是有生命的。
历史不是老掉了的牙，不是物化了的树根，也不是失去活力的根雕，摆在展览厅里由我们说三道四。树根成为根雕之后，就不再是树根了。读史书，像穿越回到了旧时光里，也像来到一条大河的水源地，一切都是陌生而新鲜的，我只是把我看见的记述下来，是见到的，不是想象出来的。
说到想象，我们比古人差老鼻子了。科技发达之后，我们都成了很现实的人。今天我们有挺不错的科幻作家，我说一点老祖宗的科幻能力。
“四象”和“二十八星宿”，这两个词大家都熟悉，但它们背后藏着的东西，不是传说，是上古时代的“黑科技”。说是传说也可以，传说是最早的口述历史，文字被发明出来之前，一切只能依靠传说。
“四象”，也称四神，是四种神物，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二十八星宿”是太阳系之外的二十八颗恒星，“宿”是客栈的意思，是二十八家星际客栈。古人观察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规律时，以这二十八颗恒星为观测坐标。地球是长途旅行者，我们的古人很贴心，沿途设计了二十八个休憩之地。
“二十八星宿”与“四象”说的是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