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宜宾诗歌呈现出整体上升的势头。老诗人持续发力，中坚力量初具气象，90后00后等新锐诗人也跟了上来。当然，我说的上升只是宜宾诗人群体的纵向比较；横向比较，与省内的绵阳、凉山、大巴山诗群等，还有较大差距；如果与比邻的云南昭通诗群比较，差距就更大了。但宜宾诗歌毕竟处在了上升的势头中。

一．群体意识的复苏

40年前，宜宾市还叫宜宾专区，后来获得首届鲁奖的诗人张新泉调离宜宾，仿佛一棵大树移栽别处，宜宾诗人突然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参照。我所认识的诗人非常有限，散居在几个县城，各自为阵，单兵作战。直到1987年宜宾地区作家协会成立，宜宾诗人才有了为数不多的真正意义上的聚会。较长时间里，宜宾诗人上省刊者不多，上国刊者更是寥若星辰。时间进入21世纪前十年，以“白花四诗人”为代表的一群60后诗人仿佛觉悟过来，意识到群体力量的重要性，两周一聚，聊诗歌聊诗坛，谁召集谁买单，几年下来，吸引了一大批诗歌爱好者，大家抱团取暖，相互砥砺，上省刊上国刊的诗人一天天增多。2016年4月，“白花四诗人”同时上《诗刊》，影响力覆盖全川。从此，宜宾诗人的群体意识仿佛一下复苏，老中青诗人团在一起，走出去请进来，一面赴鲁院、巴院深造，一面创造机会举办座谈会、品鉴会、分享会、“鲁奖诗人进宜宾”等活动，不断为年轻诗人加油鼓劲。到去年，宜宾诗人上国刊人次首次突破两位数。

二．宜宾诗歌的两次突破

如果说2016年“白花四诗人”同时上《诗刊》是近十年来宜宾诗歌的第一次突破，那么2024年麦笛700多行长诗发《诗刊》第8期并于今年赵一曼诞辰120周年改编为诗话剧《逐光》成功首演、召开高规格研讨会，就是宜宾诗歌的第二次突破。两次突破相距八年时间，但终究是等来了。这两次突破对宜宾诗歌的引领和激励作用是巨大的。特别是第二次突破，标志着宜宾诗歌由文学转化成了艺术，成功跨界，影响力和震撼力都不可估量。创新艰难，突破不易，在此作为关键词，专门记之。

三．地域性写作的忠实践行者

宜宾拥有2000多年建城史，3000多年种茶史，4000多年酿酒史，万里长江在此得名一路向东，浩荡入海。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六岸肥沃的土地，孕育了宜宾厚重的大河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等，900多年前黄庭坚谪居宜宾两年又七个月，是这里的厚土和人文掀开了他辉煌的诗书人生。作为后来者，用雷平阳的话说，每一寸土地都足够一个诗人，书写一生。

正是这片土地，催生了张新泉的《野码头》、汪涛的《第51个汉字》、麦笛的《二维码》、张春林的《八老爷》等名篇和成功诗作。从上世纪40后到本世纪00后诗人，都在潜心挖掘呈现，使这片土地一次次焕发出重生的光辉。“在宜宾不会写水，就妄做诗人”，已经成为宜宾诗人骨髓里的一种意念。地域性写作在这里得到了很好地传承与实践。

四、寻求理论指导的诗人群

一个没有理论指导的诗人是走不远的，诗人群体更是如此。近年来，宜宾诗人通过“中国诗人赞酒都”“鲁奖诗人进宜宾”“宜艺大讲堂”等形式，虚心请教，大胆探索小心求证，形成了一系列适合宜宾诗歌写作的较为独特的理论指导。地域性写作、大自然写作、新古典写作，环境诗、城市诗、新乡土诗，百花齐放，宜宾诗人在保持诗性内核的同时，呈现出技术革新与返璞归真并存的态势。

五．创新与传承

宜宾诗人有着良好的诗写传统。目前健在的本土诗人或栖居在外的宜宾籍诗人，从上世纪40年代的张新泉，50年代的刘火、苏华，60年代的赵野、汪涛、麦笛、孟松、陈智泉、唐鱼，70年代的张春林、周华聪、何伟，80年代的李万峰、王甲乾、马勋春，90年代的高亮、杨芹，00后的周锐涛，以及女诗人代表朱佐芳、舒梅、王玉、赵希等，都注重传承、注重诗艺的精进和人品的修为。特别是身在外地的宜宾籍诗人赵野、李万峰、赵希等，时时关注家乡，不遗余力地支持、帮助家乡诗人的进步。

 从前年开始，宜宾诗人在市作协指导下，根据多年观察和认真筛选，推举出20名诗人骨干，由6名优秀诗人结对辅导，开展“老带新”活动。三年下来，成果丰硕，宜宾诗人的发稿量、上国刊人数都成倍增加。《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当代·诗歌》《十月》等国家级刊物几乎每年都有宜宾诗人的名字。

 一代一代的宜宾诗人正走在承前启后、开拓创新的良好氛围中。他们敬重好诗，敬重好诗人老诗人，不因循守旧，不故步自封，期待着第三次突破早日到来。

诗歌写作从来不是大众的，但“独木难成林”，“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一座城市一个地方，有一群诗人是幸福的；一群诗人生活在一座美丽的城市或美丽的地方，也是幸福的。我相信宜宾诗人一定会像美丽的宜宾城一样，因诗歌的照耀，彼此成全，焕发出更加迷人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