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文学新批评”今日推出杨晓河的《新大众文艺的“常”与“新”》。文章立足于文艺发生之初的视角探析新大众文艺之“常”，新大众文艺具有和原始文艺一样的创作动机、艺术追求和创作土壤。继而从新大众文艺之“常”审视它所具有的时代性之“新”，提出对于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性标准、思想性标准、情感认同等问题的理解。本文系“文学新批评”首发，感谢作者授权发表。

2024年，《延河》杂志编辑部第一次提出“新大众文艺”[1]的概念。随着大家对新大众文艺的认识越来越深，讨论越来越火，分歧也越来越细。这些分歧多与二元对立的思路有关。关于“文艺”的囊括范围，有了广义与狭义之争。关于“大众”，有“精英”“官方”“小众”等概念与之形成不同范畴的二元对立。这些分析很深入，但概念依然难以确定。所以最近一些研究将分析切口选择在时代性的“新”。如贺桂梅所总结：“‘新大众文艺’并不是一个已经完成和内涵固定的概念，而是一个需要在创作实践和理论实践的双重意义上不断深入探讨和持续推进的话语场域，关键在于如何阐释和建构‘新大众文艺’之‘新’的历史与现实意涵。”[2]

一、新大众文艺的“新”与“常”为何成为问题

已有研究大都将对“新”文艺的分析建立在与“旧”文艺的区分上，通过“新”与“旧”的二元对立分析，简要概括出当下新大众文艺特征。如贺桂梅概括为“文艺新格局、新的共同体文化、新的主体性表达”[3]，汪文斌概括为“新大众、新叙事、新传播、新效能”[4]。范玉刚认为是“主体之新、新载体与新传播、新话语”[5]。这些研究很精当地总结了新时代新文艺的“新”体现的“变”，却较少归纳迭代更新迅猛的新文艺背后有何“不变”之处。也许需要回溯最原初的文艺，才能更好地探析新大众文艺的“常”（不变）。

二、从原初人类活动看文艺之“常”

当穴居的老猿人为慰藉孩子们睡前对黑暗的恐惧，在火堆旁讲述自己英勇打猎的旧事，叙事文学产生了；当辛苦劳作的原始人感觉负担太重，忍不住喊出有节奏的短句来缓解痛感和统一劳作节奏，诗歌就产生了；当某个原始人吹响竹哨，不为传递信息，只是为了吹出让人感到愉快的旋律，器乐产生了；当一群原始人围着篝火舞动身体，不是为锻炼，而是为享受收获的愉悦，舞蹈就产生了。

这些原初的文艺有几个基本特点：其一，非功利性。文艺活动的根本动机不是传递信息、教授技能等功利性目的。其二，情感性。文艺活动的最大价值在于带给创造者和接受者情感和情绪的满足。其三，艺术性。文艺活动会自觉重视艺术技巧和审美感受。讲故事和听故事的人都希望故事更好听，于是虚构、夸张等技巧就逐渐出现；相对复杂的乐器和舞蹈动作不断涌现……

随着人类文明进步，文艺活动逐渐发展，它有了政治性（文化）、历史性（诗史）、教育性（诗教）等基本属性，而今经济性也成为文艺的重要属性。于是文艺性变成“功利性和非功利性的统一”。但情感性和艺术性始终是文艺的恒常属性。没有了艺术性，则不能称为艺术；没有情感，则失却了核心表达目的。二者也是文艺区分于其他学科的基础特征。例如，文艺可以记录历史，但不以记录历史为根本目的；它也可以表达哲理，但不以思辨哲理为根本目的。反之，历史和哲学作品也会追求讲述技巧，但这不是它们的基本追求。

三、新大众文艺之“常”

站在文艺发生之初的视角去审视新大众文艺，它也葆有了文艺之常，包括动机、技巧等。

其一，新大众文艺和原初文艺一样，创作动机都是缘于产生了创作情感。新大众文艺产生之初，Z世代因为熟悉新媒体，率先运用新媒体创造和传播文艺作品。他们最初的创作动机有主动追求愉悦、抒情解压，也有感受到生活压力而被动地“不平则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掌握了新媒体技术，广泛的人民群众成为新大众文艺创作的主体。创作者的最初动机来自激情，而接受者的点赞转发也是因为产生了情感共鸣。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情感促发点。从原始社会到当下，活在真实生活中的人，都会因生活的刺激产生喜怒哀乐的情感，激发表达欲望，并将情感通过不同的文艺形式表现出来。打工诗歌和《诗经》

的风诗，Z世代的刀马刀马舞和上古猎人的战舞，实质都属于“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6]。

其二，新大众文艺和原初文艺一样，始终追求艺术技巧的发展。受情感促发的创作行为并非都是文艺活动。文艺创作的特性还在于恒常地追求艺术性。因为真正感知到生活问题和情感的文艺创作者，并不会停留在问题和情感的表达，基本都会越来越有意识地探索创作方法，积累创作经验，总结艺术创作规律，饱含对文艺技巧恒常不变的追求。如菜市场诗人温雄珍，虽然工作繁忙，但始终追求诗艺的提升。[7]此类例子比比皆是。新大众文艺新的创作方法、文艺形式和审美标准的出现，与创作者恒常的艺术追求密不可分。

其三，新大众文艺和原初文艺一样，其产生的土壤恒在民间。从文艺活动的原初情感和艺术动机辨析，我们可以清楚发现新大众文艺的另一个恒常就是民间性。首先，民间不是与官方对立的一个政治立场，而是指人民群众生活的土壤。原初时代，生活在竹林的人民，用竹管做成竹哨；生活在塞外的人民，用牛皮做成响鼓。后来文艺创造者让竹哨和响鼓由传递战斗信号的工具，变成文艺活动的乐器。《诗经》后有汉乐府，唐诗后有宋词。文艺的新形式从来都是从民间产生。人民群众借助新媒介，抒发新生活激发的新情感，这是新大众文艺创新活力之所在。而当新大众文艺的某些新技法、新形式逐渐走向模式化和专业化，或者被商业运营收编模仿，它的活力也就逐渐下降。其次，民间不等于大众。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是丰富又有差异性的生命个体，有着热爱生活、热爱美、热爱创造这些恒常的情感本能。有观念认为文艺表达方式需要统一，有观念希望文艺通过刺激和满足人的欲望去赚取利润。从长效看，这些非民间的观念恰好是大众文艺作品丧失艺术活力的原因。只有文艺恒常的情感性、艺术性和非功利性，才使得民间涌现层出不穷的本真表达，不断超越资本和其他力量的收编。

四、如何看待新大众文艺的“常”与“新”？

从新大众文艺的“常”，去审视它所具有的时代性的“新”，也许可以有不同的结论。

其一，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性标准在“真”不在“精”。不少专业作家和文学研究者觉得素人写作缺乏艺术技巧；很多看惯大片的普通观众觉得最近两年很火的竖屏短剧里，演员演技过于浮夸，故事情节荒诞夸张，结构不够曲折严谨；连赞美新大众文艺的研究者的例证中，也往往是李子柒拍的精美的视频、《黑悟空》那样精彩生动的游戏、票房创历史记录的《哪吒》。但从原初文艺活动的角度看，真实的审美感觉、真诚的艺术表现，真心的艺术追求，是大众文艺的民间特征。新大众文艺的艺术标准参照系不应是专业作品。当它被专业力量修改和包装，变得足够专业化、官方化或商业化时，它还是不是新大众文艺也值得辨析。可以断定新形式的大众文艺还会不停出现。例如越来越多借助AI技术进行的文艺创作正在爆火。它们最初都不会有很高的艺术性，可能尚未走向成熟就被更“新”的大众文艺替代。太快的更新迭代速度使新大众文艺本质不在“精”。当它被雕琢为“精”的作品，或许已不是大众的文艺。

其二，新大众文艺的思想性标准在“诚”不在“深”。当下很多人批判新大众文艺思想不深刻。以竖屏短剧为例，不少普通网友既喜欢看，又认为这类短剧“降智”，于是自嘲：“我是土狗我爱看。”2025年，华东师范大学美学和文艺学专业汤拥华教授的毕业致辞《像我们这样想不开的人哪》一下子引起众多网友共鸣——原来研究思想理论的“双一流”大学教授也喜欢短剧，普通观众终于可以不藏着掖着了。其实从文艺原初的属性看，思想性不是文艺的根本标准，情感性才是。汤拥华在另一篇访谈里说到他看短剧初心：“我倒是经常会害怕自己自以为是，以为自己的生活状态就是最好的，以为自己就可以通过比如读书这种「高雅」的事，掌控了很多什么东西。我很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固步自封，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自以为是的人。”也意识到情感互动的价值：“后来我慢慢意识到评论区才是短剧真的精神。大家呼朋引伴，以一种不伤大雅的剧透，来营造一种大家共同的欢乐的气氛。”[8]当然，要区分为生活和情感创作的新大众文艺与故意混淆三观的作品。前者是真诚的稚拙，它可能会追求走向深刻，但不是已经深刻。

其三，新大众文艺的情感认同在“素朴”不在“深切”。新时代现实生活给予个体的情感和情绪感受，在一个信息传递极快、情感共鸣放大效应极强的时代，会迅速产生远超从前的大众影响，各自造成的影响此起彼伏，使文化不再呈现为共时性的多元化特征，而是历时性的迭代快特点。在这些不断更迭的新大众文艺情感表达背后，依然可以发现一些较为恒常的情感认同。一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情感认同。从李子柒为代表的对民间传统文化的雅致呈现，到竖屏短剧里对斗古诗词的夸张情节，都体现新时代的人民对优秀传统文化从内心深处的认可和热爱。二是对现代科技文化的情感认同。新大众文艺的小说和短剧中各种穿越剧情，总是鲜明体现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推崇服膺之情。三是对当代中国核心价值观的情感认同。新大众文艺的价值观表达，包括对公平和平等的期许，对国富民强的期待，对人际友善的反思，都展现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热爱。例如，竖屏短剧中众人往往贪慕权势金钱。但通观故事，它总是描述为富不仁、欺压良善的人，最终一定会被打脸或反噬。又比如对曾经琼瑶剧中那种情感的矫情，短剧总是处理得相当决绝。所以汤拥华说：“你说它肤浅，其实它也有一种深刻。”[9]这些表达人民情感的新大众文艺的情感表达直接，论证不严谨，变化不丰富，显得素朴而不深切。

新时代真诚素朴的新大众文艺依然有“常”。回想多少古人创造过的文艺作品早被淹没，又有多少古人根本没有媒介进行创作。倘若没有采风制度，风诗不存；倘若没有诗人向民间文学学习的自觉，新乐府运动不在。所以，如果多年以后回看当下，新时代的优点是中国共产党不自诩官方，而是以同呼吸、共命运的方式去主动关注和激发人民大众的文艺创造力，大力推动了新媒体的运用，给予了人民大众充分的表达空间，并以比采风更大的包容性在倾听新大众文艺传达的新问题、新诉求、新思想。这既是新，又是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