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回家,我没有提前告知父母具体行程,他们只知道我要回来,至于哪天、几点到家,我没有细说。我不想让我们的返家,把他们束缚在家里,耽搁应该做的农事。我家在堂大伯家后面,早先得从堂大伯家的屋檐下经右侧厢房绕过去,小时候我经常走,后来走得少了,因为堂二叔把院坝里的围墙拆掉了,我们可以直接从堂二叔院子出行,这样不仅出行道路要宽很多,且也少了些弯弯绕绕。除了这两条路,我家老屋左侧还有一条小路,是建房之初预留的后门。后门连着村道,几步路就可以抵达自家菜地。由于当地习俗,走后门不吉利,记忆里,那门长期是锁着的,基本上没有产生其实际价值。我小时候去后院隔壁邻居家玩,常常从那儿翻墙而入。若不然,得绕道从寨子前方回家,要多走不少路。不过,这些年那门早已经破烂不堪,被小弟修建新房的时候直接推倒了,推倒的还有那堵石头堆砌的围墙。从此,后门消失在了我们家的生活气息里,成了旧历中的一个故事情节。

等我带着爱人和孩子转到堂二叔家院子才发现,当初拆掉的围墙竟然再次堆砌起来,无法通行了。我十分不解,甚至有些纳闷。从石头的印记来看,这墙堆砌的时间至少超过一年时间。既然不能再走,只得带着爱人和孩子掉头往堂大伯家屋檐下返回。穿过屋檐,走过十多株毛竹林,再穿过一株柿子树和梨树,我们到了自己家的院子。家里冷冷清清的,只有母亲一个人在。问了母亲才知道,小弟外出干活还没有回,父亲在地里忙着摘折耳根,两个侄儿被小姨接去家里玩了。母亲正在屋檐下打盹,听见我们的脚步声,下意识地抬头看,才发现不是寨子里的其他人,而是让她无比牵挂的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十分高兴,忙起身招呼我们,不过她最在意的却是自己的孙子,拉在跟前看个不停。我则带着爱人进入堂屋,打算找地方放行李。堂屋比较乱,堆了不少水泥渣、工具、砖头等东西。爱人是医务人员,平日里无论是在单位工作和还是在家里生活,都把一切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眼里见不得脏乱差,放好行李走出堂屋,便忍不住问母亲:“家里怎么这样乱?”母亲解释:“正在装修。”

爱人说的家,并不是真实意义上我的家,而是小弟的房子。

老屋原是一栋长五间的木房子,我和小弟一人分了一半。因为我已经在四川定居,老房子就任由小弟折腾了。前些年,小弟在征求我的意见后,把老屋拆掉了一半,修建了一栋两楼一底的小洋楼。因为他本身是水泥匠人,对自己的房子很用心,无论是在造型还是在材料选择等方面,都有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小洋楼整体效果很不错,只是由于资金缺口原因,装修一直断断续续。基本上每年装修一部分,这应该是房子建好后第三个年头了,整栋楼房的装修也接近尾声。有点农家小别墅的味道,且装修具有现代风格,比较时尚,并不落伍。

爱人看着堂屋凌乱的摆放,有些看不下去,便让孩子跟我走,她则收拾堂屋去了。母亲有些过意不去,也去帮忙。农村家庭的生活用品、农具等一般都是随手搁置,大多显得凌乱,尤其是在装修过程中,许多东西都要随手用,堆放比较随意,何况装修垃圾也不可能随时清理,自然比较脏乱差。本想阻止爱人,但想想收拾一下也好,毕竟有小孩,万一摔倒受伤不好。问过母亲得知父亲此刻在大田坝,便带着孩子一起去寻他。大田坝位于寨子最低处,一条小河环绕穿插而过,开阔、平整,适合耕种。带孩子去大田坝,主要是考虑到长期在城里生活,想让他近距离实地感受一下农事农活,希望能够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种下一粒小小的种子,将来不要忘记自己的根。

父亲出生于一九四七年,已渐近耄耋之年,身体每况愈下,我们几兄弟多次叫他不要那么累,但他不听,总是回答,干了一辈子,突然不干了,不习惯。我曾在十年前,接他到我所在的城市生活,不到一周时间,他就开始坐立不安,不是担心母亲的身体,就是担心家里的牛会不会被小偷惦记。特别是下雨天,又担心老家会不会雨水下太久、太大,泡坏他种的蔬菜。实在抵不过他的要求,只得送他回了老家。父亲回到寨子的第一件事,不是回家看阔别多日未见的母亲,而是直接转道去了地里,去巡视他的土地了,去看他种在地里的宝贝庄稼了。也许只有像父亲那样的同辈人才能懂得他们对土地的深情。从读高中开始,我便清楚记得,只要是白天回到家里,几乎很少在屋里看见父亲,全都是在地里忙活,似乎他的家不是这小屋,而是广阔的土地。父亲俨然把自己当成了一株庄稼,要么是玉米、小麦,要么是土豆、红薯,不长在地里就不会呼吸。

我带着孩子,一路顺着青石梯朝位于山寨下、小河边的田地走去。青石梯均取自寨子周边的山峦,最初有雕刻的痕迹,随时光的流逝,被流水清洗,被路人踩踏,如今早已变得光滑如玉。这些石头虽然不完全那么规则,但一块一块紧密相连,显得非常别致,如果站在对面的山上看,一定像一条珠串,走得近一些再看,似乎又像一条蟒蛇,那些青石板则是鳞片。孩子第一次看见这样的石梯,觉得新奇,一路走着,一路跳着,显得很开心。他哪里知道,他的父亲小时候曾一次又一次地挑着重担一步一步地往上攀登呢?有时候是水,有时候是稻子,有时候是麦子,那沉重的担子,不仅压得我的肩膀红红的,汗水也一颗一颗地不停往下掉。其中的苦,只有真正经历过才能品味。虽然孩子不知道,但我知道,他的人生必然也会遇到像我小时候一样必须去攀登的青石梯。但愿这小家伙能够一步一步走稳,最终站在山顶慢慢看风景。

我家位于大田坝的稻田,面积其实不大,每年所产稻谷,只够当时我们一家五口人吃到初冬。进入冬天,就得用苞谷、红苕、土豆等为口粮,解决温饱。说到家里的地,母亲就倍感委屈。当初分地时,恰好我感冒发烧,她们带着我去卫生院看病,错过了分田地抽签的关键一环(据母亲的意思,有人故意整我们,把别人家抽到的不好的田地故意换给我们),以至于别人大多分了好的田地,而我家除了这块田好些外,还有两块田,都分的是旱田。所谓旱田,其实是位于山坡上,靠天吃饭的那种田。遇到雨水好的年份,种稻谷可能会有所收获。倘若是天干之年,基本上颗粒无收。父亲虽然是明白人,但更是老实人,虽觉得委屈,却也被迫选择接受。他是个老党员,自己家不分这些地,也会轮到其他人家,自家吃点亏也不是多大的事儿。

母亲对父亲默默吃亏的做法非常抱怨,曾想去找大队干部理论,不过被父亲阻止了。母亲见父亲很认真,也很严肃,只得安静了。但从后来她在向我们几兄弟讲述当年分地的事儿时,心里的抱怨仍然不减半分,我知道,母亲从没有放下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在那个年代,男人是一家之主,说的话女人只得顺从。那时候还小,不理解父亲为何要这样退让,甚至认为父亲是懦弱、怕事,倒是十分支持母亲想去讨要说法的行为,尤其是每当看见别人家吃米饭,我们家却在吃红苕疙瘩的时候,这种想法更甚。但害怕父亲的威严,虽然心里埋怨父亲,却不敢有所顶撞。父亲知道自己的礼让让自己的孩子和爱人跟着吃了不少苦,因为无力改变现状,只得倍加珍惜仅有的土地,更加拼命努力地干活。他把所有的沉默和爱都通过土地,转化成了五谷丰登和风调雨顺。

“爸爸,好大一块地啊!”

“像不像飞机场?”

“像。”

老家位于渝东南边陲,属于武陵山脉末梢,山川较多,推门见山,出门遇山十分普遍,无数人家都长期驻扎在山腰,或者山顶。我所出生的寨子位于场镇边上,顺着一道斜坡蜿蜒盘踞。场镇四周像我们这样安营扎寨、依山而居的寨子不少。比如,吴家寨、云坪寨、马道子等。场镇四周都是山,可以利用的土地相对较少。几个山寨的温饱问题都依靠场镇外延的田来解决。僧多粥少的现状,每家每户都想天天吃上大米,就显得有点困难了。这块田从我们寨子一直延伸到马道子,原本有三分之一都属于我们的寨子,但在土地下户的时候,被统筹分配了,甚至还有更远一点土坪的人也在这里分了部分田。想到春天来临,整个坝子全都是忙着春耕的人,那场面非常震撼。但现在出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无尽萧索,不少的田都荒着,长满了杂草,只有部分田种上了青菜,看起来不像绸缎,倒像是一块旧得不能再旧的布匹,上面缝满了补丁。这些年,寨子里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留守的老人越来越老。虽然老一辈深爱着这些土地,却也不得不认命,种不动了,不得不选择撂荒。而我父亲,哪怕每次挑十来斤重量的东西,像蚂蚁搬家一样,他都始终坚持着种地,绝不让自家的地荒着。此刻,在我家的田里,父亲那瘦小的身子,正像一枚墨汁滴落在纸上。他蹲着,慢慢移动着,或许根本就没有移动,只是身体随着手的动作在晃动。我心中无限牵挂的父亲,没有把日子写成最美的诗,但他把自己活成了最好的样子。

我对孩子说:“看见没有,那个在地里忙活的人,是你爷爷。”

“爷爷在种地吗?”

“对。”

“我也要去种地。”

“好。”

孩子很开心,忍不住跑了起来,一边跑一边喊:“爷爷,爷爷……”

稚嫩的声音,像跑出山林、沟谷的山泉,很快影响着这片寂静的世界,父亲闻声起身看着,弯曲的身子,瘦小而柔弱,怎么看怎么像一张年久失修的弓。而沿途树林的鸟雀们,也随着叫声,被惊动,冲向天空,飞向另一块树林或者山峦,很快消失在我们眼中,只留下天空半蓝半白的,像一块正在着色的宣纸。


这次回家,不是按部就班回家,而是伯母过世,必须回去奔丧。伯母是家里仅有的几个长辈之一。她过世后,家里就只剩下我的父母、姑姑三人了。长辈走一个少一个,作为晚辈,再忙也得回去送她一程,这是寨子里的规矩,也是亲人之间的感情。

父亲认出了我,虽然没有见过我的孩子,却也知道那是他的孙子。看见孩子欢叫着跑来,父亲自己倒像个小孩子,忙把手在身上擦了擦,生怕手上的泥巴弄脏孩子。然后抱着孩子傻呵呵地笑。父亲也许想把孩子举起来,像小时候举我一样,但是年龄大了,他实在举不动了。他已经举了一个大家庭了,生活的重担,早已经让他不堪重负,但他依然还想把自己的孙子举起来,终究是力不从心,不得不服老。举不起来,父亲便牵着孩子给他介绍眼前的折耳根,以及冬白菜、姜蒜、芹菜等蔬菜,两个人从这头到那头,转个不停,也“忙”得不亦乐乎,我没有心思参与,只是蹲在田埂上沉默着抽烟。

伯母过世要葬回寨子。坟地早在几年前便已经选好了,位于我家老屋后面那块菜园子不远。那地是几年前父亲从寨子里一个吴姓人家换过来的。当时父亲并没有告诉我们几兄弟换那地干吗,我们几兄弟只是觉得很奇怪,像父亲这种把土地当成宝贝的人,怎么会干这样的傻事?现在我算是明白了。原来不是父亲想换,而是父亲按照伯母的吩咐去操办的。若不然,父亲断然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当初换地时,父亲用的是家里上好的土地,换来的却是一块荒地。之所以称之为荒地,是因为那地位于一个土丘的半坡,土壤不够肥实,属于贫瘠地。加上附近有其他人家栽了不少椿木树,每到雨季,大颗大颗的雨滴滴落下来,种的蔬菜经常被敲打得零零碎碎。何况树木参天,葱葱郁郁,阳光照射不下来,极易产生阴凉,给虫蚁生存空间,蔬菜会被啃食,导致产量不多,品质下降,影响卖相。虽然那地不适宜种菜,但父亲并没有放弃,仍然像培养自己的孩子一样精心培肥,多年后,荒地已然变成了一块种菜的好地。

爱人在医院上班,没有请到假,加上孩子正值期末学习,我们参加完葬礼,必须得马上返回。在去殡仪馆参加丧葬会之前,我想先带爱人和孩子回家看看父母。既然已经到家,也想顺道提前一步去伯母选好的墓地看看。孩子和父亲欢乐了一会儿,我感受得到父亲有些气喘,吃不消了,我便让孩子自己玩,不要影响爷爷干活。这时候的父亲哪里还有心思干活?血浓于水的亲情似乎对步入人生迟暮的老人来讲更重要。他说,宝贝孙子回来了,不干了,回家去。我因想去墓地,父亲说回家正合我意。到家后把孩子交给爱人,我便一个人去了墓地。墓地虽然不大,但位置不错。背靠一座低矮山坡,坡上长满郁郁葱葱的树,比如桐木树、椿木树等,前方是一片开阔地,不但可以看见贵州省的城镇,也能远视湖南省的山峦。

地里种的萝卜、白菜等已经被父亲提前收割了。此时土地虽然看起来满目疮痍、坑坑洼洼的,但父亲很认真、用心,地里看不见一片残叶,给了土地干净、清爽的本色。在我围着这块即将成为墓地的土地转了几圈准备离开时,爱人打来了电话,问我在哪里。我如实告诉了她我的位置,她马上表示也要过来看看。母亲则在旁边交代,顺便带几窝白菜回去。这块地里的菜已经被父亲收割回去卖掉了,要带菜回,得去菜园子。菜园子不完全是我们家的,有部分归属伯母家。严格意义上来讲,那地是大堂哥的。因为伯父伯母当年去乡镇卫生院上班,把大堂哥和伯母的母亲留在了寨子,土地下户的时候,堂哥因为是寨子里的人,自然分到了田地。后来伯母母亲去世后,大堂哥跟着伯父伯母去了场镇,地就留给了我的父亲。虽然没有归属权,但使用权却一直在我们家。两家的地早被父亲合在了一起,常年培肥种菜,可以说是肥得流油了。

那地是父亲心里的宝贝疙瘩。从春天到冬天,一年四季父亲几乎每天都会在那儿捣鼓。可别小看这块地,全家的油盐酱醋都得靠它。很多时候我们几兄弟的学费,都离不开这块地的贡献。父亲种庄稼特别用心,所产出的蔬菜,无论是瓜类、菜叶类,又或者是辣椒、芹菜、大蒜、姜葱等配料,都质量上乘,而且他从不漫天要价,一直都保持着实惠的本色,其卖菜的名号响当当的,口碑极佳。但凡逢场赶集,父亲摊子只要一摆,无数老顾客就接踵而至,很快就会提前销售一空。尤其是进入腊月,父亲虽然会准备平时几倍的分量,仍然会早早卖光。卖光后正好顺道采购蜡烛、鞭炮、水果、对联、窗花、灯笼等年货。当然,还有我们几兄弟过年的衣服等。

其实,除了种菜外,父亲还在仅有的土地上做过其他文章,比如栽过柑橘、葡萄,虽然收成并不怎么样,却满足了我们几兄弟的口欲。葡萄熟的时候吃葡萄,柑橘熟的时候吃柑橘。因为规模不大,产量比较低,父亲想以此多挣些钱的想法落空了,不到五年时间,父亲就陆续把柑橘树和葡萄藤给“请”出了菜地。仅在靠墙根的地方保留了三株柑橘。同时,又新栽了几株板栗树。父亲的意思是用来做地标,防止别人家慢慢侵吞自己家的地。对父亲那种“小心眼”,我其实比较看不起,但别的人家都是这样做的,父亲照做,也并非完全出于自私,更多的是一种自保。那时候对父亲的做法不怎么理解,但能够满足想吃板栗的愿望,我十分高兴。这愿望确实是实打实地实现了,直到如今那几株板栗树依然存在,且只要到了收成的时候,母亲都会打电话问我要不要。若要,她就通过快递邮寄一些过来。但想到快递费比买板栗便宜不到哪里去,叫母亲快递过一次之后,我就杜绝了这种因为想家而做出的“高消费”。

爱人也出身农村家庭,父母虽然也种地,但更擅长养鱼。所以,爱人家里的各类蔬菜,和我父亲种的相比较,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上。她是第一次看见把地打理得如此精致的,像一块块切割完美的长方形豆腐,满地的青菜长势喜人,心里美滋滋的,扬言要亲自摘菜,还禁止我动手。见她兴趣满满,我也听之任之,一个人站在土埂上发呆。为什么要发呆?因为我看见昔日平整的土埂,竟然隔一米镶嵌着一块石头,或者木桩。就算离家再远再久,我也明白这些东西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见我看着一些石头和木桩出神,爱人疑惑地问:“那些东西是用来做什么的?”

“地标。”

“什么意思?”

“就是两块地的地界标志。”


我家里的几兄妹(包括堂兄堂姐们)只有我最喜欢读书,成绩也好,在那知识改变命运的年代,在那世世代代务农,都想跳出农门改变身份的小地方,整个家族都希望家里能够有人通过读书出人头地。几个堂哥堂姐们没有赶上读大学的好年代,通过读书改变命运已经与他们无缘了。等到我们几个年纪小的进入学校,全家人都非常重视。伯母是除我父母外,对我学习最为关注的亲人。伯父伯母因为在乡镇卫生院工作,早脱了“农皮”,日子比我父亲和姑姑过得好很多。家里的子女没有读书的心思,伯父伯母就把眼光放在我们这些侄儿侄女身上。可惜伯父过世得早,留下伯母一个人带着几个孩子,好在几个堂兄堂姐都已经成年,且大多成家立业,伯母身上的担子要轻松不少。我清晰记得,在进入初中那三年,因为家里穷,每到星期天下午去上学的时候,伯母只要不忙,都会坐在卫生院的门口等候着。她不是等病人,而是等我。等我做什么呢?也没有特别大的事儿。伯母每次都会对我说,家里没有水了,叫我去帮忙挑。挑水之后,伯母会给我一些钱,让我有些闲钱在学校可以买东西。那种暖暖的关心和爱,让我印象深刻,至今鲜活在我的脑海里。如今伯母生病过世,我内心很悲伤。本来就情绪不好,现在看见了那密密匝匝的地标,情绪瞬间非常糟糕,闷闷不乐地回到了家里。母亲看出我的情绪有些不对,便问我怎么回事,我如实回答了她。提到那些地标,母亲就一个劲地叹气,在我的催问下,母亲给我详细讲了一番,我总算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事情的根源得从堂大伯的长女修房的事情上说起。挨着我家的那地是堂大伯家的。堂大伯虽然和我父亲是堂兄弟,但只算一半的血亲。父亲和我堂大伯的父亲是同母异父的堂兄弟。到我们这代,血缘关系已很稀薄,只因前后为邻挨着生活,关系走得近而显得亲。堂姐回娘家修房子,因为路的问题,和我家闹了一些不愉快。当时,堂姐要举家搬迁回来,计划在推倒老屋的基础上,三兄妹一起联合修房。她们家老屋右侧有一条道路连接着另外几户人家,左侧则是我家通往外界的道路。想要扩建房屋,地基显窄。考虑到右边道路较宽,堂姐三兄妹打算往右靠,结果被后面的几户人家阻拦了。他们就想着把房子往左靠。在房屋准备修建那段时间,堂姐忙着多挣钱解决修房漏缺,便把修房的事情全部委托自己的大哥,自己并没有留在家里参与。对方虽然是我堂哥,却是一个不讲理之人。因为往右靠被阻止,有了前车之鉴,便在没有和我们家沟通的情况下,直接动手施工。小弟在寨外承包工程,每天都起早摸黑地忙着赶工,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对方的企图。而父母对这些又不懂,虽然觉得有些奇怪,却被堂哥随便几句话就把他们骗过去了。所以,堂哥没有考虑给我们家留路的事,我们家里没有任何人知晓。堂哥抓紧时间赶工,等小弟晚上回来时,地基基本上已经成形。虽然成形了,但毕竟小弟比较懂行,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不对劲。不给别人留路,这可是大事。小弟忙去问堂哥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留路。堂哥竟然说,那儿是他家屋檐,原本就没有路,让我们家走了那么长时间已经足够了。小弟听了这话,很生气,但考虑到是亲戚关系,还是忍住了,便去问堂大伯。虽然对方意识到自己儿子做得不对,但他也没有办法,根本管不了自己的儿子,何况他心里也有纠结,如果留路了,确实莫法修建两栋房屋出来。他只得咬着牙说,他老了,这事情做不了主。小弟更加生气,当夜就找了居民小组组长前来调解,但没有起到什么实际作用。后来在父亲的建议下,又找了当初土地下户时,参与土地划分的老一辈前来作证,但仍然没有做通堂哥的工作,对方始终坚持那就是他家的屋檐,不是我们家的路。小弟愤怒了,放话说,在没有解决好之前,谁敢动,他就用铁锹削谁。

见小弟态度强硬,担心在后期施工会引发不可预见的矛盾,堂哥当晚主动找上门来商量。建议说,我们家可以不走他家那儿过,改走他叔家院子过。这院子也就是我之前提到的堂二叔家的院子。堂哥说,他已经和对方商量好了,以后我们家就走他们家的院子。其实如果堂二叔真的把院子打开,也不失一个好方法,从堂大伯家屋檐下走,弯弯绕绕的,且比较窄,搬大件东西根本不方便,而堂二叔家的院子笔直宽敞不少,这当然是最好的,但那是别人家的院子,原本不是路。虽然想法很好,但道理不一定行得通。因为小弟推倒的老屋,是我父母低价购买的伯父伯母置办的祖屋。房屋建造之初,老屋通向外界的道路就是堂大伯家那条路。堂二叔家的院子,从没有用来做过出行的道路。堂二叔把院子用石墙堵起来,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和借口去找他。堂哥说我们家以后走堂二叔家的院子,这方法可能吗?显然不可能。就算堂哥动了心思说动了堂二叔,堂二叔同意了,也有可能中途变卦。这次我回家不就验证了吗?这才几年时间,打开的院子照样被石墙堵上了。小弟自然懂得利害关系,坚决不同意,堂哥见说不动就没有再说,暗地里依然按计划修建房屋。

因为小弟把这事情告诉了我和大哥,大哥年长我们七八岁,做事沉稳得多,害怕小弟做出什么极端事情来,便及时把这事情告诉了住在县城的几个堂哥。他们知道后十分生气,第二天大清早就驱车从县城赶回了寨子。几个堂哥历来比较强势,直接登门追问堂大伯。本身理亏的堂大伯一家人顿时就软了下来,表态把路留出来。路最终留出来了,但仇恨也由此种下了,从而出现了地标的事。


我以为两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可能会出现老死不相往来的情况。但在伯母葬礼上,堂大伯家但凡还在家里的人都赶了过去,像一家人一样尽力帮着张罗,这事儿让我有些感动,至于地标的事情,似乎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

伯母是第二日清晨入土为安的。从墓地回到家里,我让孩子和他的爷爷奶奶再亲热亲热。因为这一分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爸妈都已经年老,半截身子埋入黄土了,每一次见面都十分珍贵。虽然距离离开的时间已不足两小时,我也没有提前离开的想法,而是站在院子里抽烟。堂大伯正好扛着锄头经我家院子去菜园子。我主动喊了他。他看见我显得很亲切,微笑着回应着我。我忙着给他散烟,他摆手说:“抽不来纸烟,只抽草烟。”但我坚持说,都三年多没有见到了,必须抽一支。

堂大伯没有再客气,接了过去。停下来点燃烟,看着我问:“这次回来待多久?”

我不好意思地道:“马上就要走。”

堂大伯显得有些意外,他问道:“那么快!”

我叹气说:“没有办法,时间比较紧。”

他又说:“也不是很远,该多回来走走。再不回来,我们都老了。”

我听得出来,他话中的感伤。看着身边的晚辈一天天长大,而他们作为父辈却一天天地老去。虽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他们也知道。老一天,就意味着离死亡更近一步。如今的堂大伯显得更加苍老。也不知道下次回来,他们是否都依然健康地活着。

堂大伯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转身朝菜园子走去。他走得很慢,仿佛每一步都在向世界叩问,在向大地叩问。我看见了一种越走越远、越活越小的荒凉。这种荒凉不仅仅堂大伯身上有,我父亲身上也能够看得见。想到儿时熟悉的伙伴一个接一个先后离去,独自残留的生活,令人万分窒息。这样的感觉迟早也会出现在我自己身上,我心里有个声音在提醒着我。每个人活着都是从一个人到一家人,再到一个群体,又从一个群体回到一家人,最终又变成一个人。其间会遇到很多事情,有的是好的,也有的是坏的。比如,为了路的事,虽然我们家和堂大伯家发生了一些矛盾,堂二叔也出尔反尔做了小人,但也有感人的场面。堂三叔的儿子觉得堂大伯一家做得非常不地道,他主动和小弟说:“要是他们真做得绝情,我把家里的拖房推掉,给你开一条路。”

说这话的人比我大半岁。那些年我们一起放牛,一起读书,关系比较亲近。他家和我家至今隔着一块空地,空地一侧则是他家的拖房。拖房后面是他家分的菜地,因为离住家太近,种菜总招惹鸡鸭,长不成气候。干脆就长期空着,栽了一些果树。因为地势较低,雨来时容易被浸泡,果树长得并不好,其父母就放弃了,成了一块无用之地。虽然无用,但也是自己家的地,用来供别人走路,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得出来的。伙伴的做法令人感动,但我也隐约感觉到一种担忧。因为他父母还健在,不可能让其胡作非为。这些地眼下看是没有用,但未来不一定不会产生作用。重庆直辖后,途经贵州那边的319国道改道从我们场镇经过时,无数人希望自己的田地被占,这样可以拿到赔偿款。有的人家成功实现了愿望,有的则难遂心愿。但遂了心愿又怎样呢?如果不懂得理财,很快就会败光。比如,我的一个同姓堂叔,拿到赔偿款后,除了修一个小平房外,其余的钱都被他吃喝嫖赌消耗完了。如今快五十岁了,不但没有娶到老婆,甚至连一日三餐都难以为继,只能长期在外飘荡。有的稍微有些远见,拿到赔偿款选择买了失地保险,晚年倒是有了一定保障。也有的人,把钱借给他人,却怎么也收不回来,成了一笔烂账。

虽然我的父母很爱家里的田地,但他们也曾希望家里的田地能够在某一天被征用。记得那个时间大哥在读中专,我和小弟在读初中,家里为了送我们读书,想尽了一切办法,每次到报名的时候,他们都会四处借钱,但能借到的少得可怜。我们家实在太穷了,像个无底洞,借了一时半会儿还不上,连亲戚都避之不及。甚至有人劝我父母,叫我们放弃学业,早点出去打工,存钱修房子、娶老婆。父母没有听这些人的劝说,而是继续自己的坚持。因借不到钱,家里收入不多,实在难以为继,父母自然想到了家里的田地,也希望能够突然被征用,可惜没有达成父母的意愿。最终大哥和小弟选择了放弃学习,留下我一个人继续求学。父母虽然无奈,却也只能认命。也许有人会说,我大哥不是在读中专吗?只要再坚持坚持就可以改变现状了。其实大哥成绩一般,班上的同学没有一个热爱学习,成天厮混、鬼混,他早想放弃了,却不敢面对父母。好在寨子里同去的几个人都离校外出打工了,大哥终于下定了决心,见木已成舟,父母虽然生气,却也阻挡不了。大哥离开学校后,小弟那学期毕业也选择了放弃,我只得更加努力,我知道这不是我一个人在学习,而是我们整个家庭在学习。还好,多年后,我顺利进入了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名校,也算没有辜负父母的付出和期待。


在将启程离开山寨的前半个小时,爱人拉着我去看属于我那半栋未拆掉的老屋。爱人笑着说:“你信不信,再过几年就只剩下瓦片了。”我没有吭声。因为爱人说得有道理。但跟随而来的母亲却说:“如果条件允许,你们还是回来修栋房子吧,毕竟这里也是你们的家。”爱人本想说什么,但嘴巴蠕动了几下,终究没有说出来。其实我大概懂得爱人的意思,既然人不在这里生活,修房子做什么呢?这不是浪费精力和财物吗?就算修得再好又能怎样?能够证明我过得很好,还是混得很好,或者活得很好。我终究不过是长河里的一片浮萍罢了,不能改变长河的流向,很有可能随波逐流,偶尔风吹来的时候,借此制造一些浪花,或者波动。房屋终究是为人而修的,既然父母和小弟们住在一起,我就没有必要花费那些心思了。就像我家前面的人家,几兄弟全部搬离,最初几年,会每年回来修葺一下房子,但时间长了,他们放弃了,似乎觉得这样的意义不大。如今才过去几年,当年尚好的木房,均已坍圮在地,成了一片废墟。

母亲的提议我理应作个回应,“算了吧,修了也是浪费。你看前面那家两兄弟,他们那么有钱,不是也没有修吗?”我指了指前面的废墟,以此证明我为何不愿意修。母亲却笑着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再说了,你怎么知道他们兄弟不修呢?前些日子我可是听人说了,开春他们会回来重新修房子。”母亲解释,“听说两人要退休了,打算回家来养老。”

我笑道:“养老是假的吧?”

爱人接话道:“我也觉得不大可能在这里养老。”爱人的话自然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现在的有钱人,就算要养老,可能会去一些适合养生的地方买房子。比如我认识的几个朋友,有的就在海南,或者都江堰,又或者黄水买房子,热的季节去黄水,冷的时候去海南,其余时间可以在都江堰。没事谁会在老家修房子?吃力不讨好。如果真要修,要么就是家乡情结很浓,不想儿时生活的老屋成为废墟,要么就是有其他的目的。比如炒房,又或者搞封建迷信,认为自己老家风水好,有些东西不能破坏。

我知道最近场镇要扩建,寨子很有可能会变成一条特色街区,那两兄弟也许是想借机弄一些钱,毕竟有房子的赔偿和无房子的赔偿价格相差很大。但是这毕竟是道听途说的事,谁知道会不会真的变成现实?寨子改建的事都传了十多年了,却丝毫不见动静。我笑着随口道:“他们应该是看中了这片土地会增值,想炒房子吧!”

母亲点头说:“有那层意思。你们想修,得抓紧。如果你们不修,就让小弟修。反正他自己会建房,趁空闲把房子修起来,也不会浪费太多时间。”

爱人忍不住说道:“小弟想修就修吧,我们就算了。”爱人可能觉得自己说得不妥,忙解释说,“我们两人工资不高,还得养小孩,供房贷,生活压力比较大了。更重要的是,还想生个老二,确实没有那个经济实力。”

我想了想也回道:“能够修就让小弟修,我们没有意见。”

小弟走出来问:“真不打算修?”

我笑道:“这事我还能说假话不成?”

“那我就真修了。”小弟得到我的许可,似乎真有修的意思,语气中夹带着欣喜与一些期待和憧憬。小弟常年从事泥水匠,风里来雨里去,尤其是酷暑天气、寒冬时刻,依然忙个不停,我也希望他能够过得更好。倘若真的遇上开发了,他就可以少奋斗很多年了。我点了点头,没有再说话,而是看着已经倾斜的老屋发呆。我心里有个声音在说:“未来属于我的房子肯定会修的,但不是给我活着用来住的房子,而是灵魂归来的墓。”因为,这是我出生的地方,不仅留守下来的亲人们爱着,我也因为身处他乡而更加深深地爱着,唯有用深深两个字,才能够代表我缺场的惭愧。看完已经残破不堪的半截老屋,再和父母聊了聊天,没有多久我便和爱人带着孩子离开了。在堂大伯家院子没有看见昨天遇见的两小孩,但是身后却多了两个垂垂老去的老人。他们不像小孩那样调皮、可爱,却多了深层的安静、寂静。我们在他们的挥手中越走越远,而他们也在我们的后视镜里越走越小,直至最后完全消失。


(作者简介:杨胜应,苗族,笔名应月生,重庆秀山人,现居四川西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会员,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鲁迅文学院第39届高研班学员,南充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长篇小说《川北风》,散文诗集《从内心出发》,先后荣获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扬子江诗刊》年度青年散文诗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