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建造的文学宇宙，以其特有的“长句美学”和末日寓言般的叙事，为读者打开了一个需要凝神屏息才能进入的世界。那些蜿蜒数页、从句嵌套的长句子，是一种风格选择，更是一种哲学立场——它拒绝被简化、被消遣，坚持文学应当承载思想的重量与时间的质感。他的作品虽根植于匈牙利民族的历史创伤与中欧文化的厚重土壤，却通过对人类普遍困境的深刻揭示，超越了地域与语言的藩篱，成为跨越文明的对话。
2025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是对严肃文学价值的重申。在短视频盛行、阅读碎片化的今天，它提醒我们，文学依然可以是对人类存在本质最严肃、最深刻的叩问。
——编 者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属于“出道即巅峰”的那类天才作家。他在31岁发表成名作《撒旦探戈》之后，便执守“人类在困境中轮回”这一母题，在文学道路上深耕四十余载，2015年荣获国际曼布克奖，201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最佳翻译小说奖，并最终在71岁斩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凯尔泰斯·伊姆莱之后，匈牙利历史上第二位获此殊荣的作家。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为：“因其极具感染力且富有远见的作品，在末日般的恐惧之中，重新彰显了艺术的力量。”得知获奖后，作家当即表示：“我深感欣喜与自豪，因为跻身于如此多真正伟大的作家诗人之列，让我获得以母语匈牙利语创作的力量。能用这门精妙的语言写作，我由衷感到骄傲与幸福。”
名字即宣言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于1954年1月5日出生在匈牙利东南部贝凯什州（Békés）的一座小城——久洛（Gyula），父亲是律师，母亲是办理社会保险业务的公务员。然而，正是这种成长于规则、规训的环境，反而塑造了他对既定权威的深刻审视与批判精神。相较于家庭，对他早期心灵影响更深远的，是家族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所经历的创伤。
作家父亲的那支，是来自斯洛伐克的一个信奉路德教派的家庭，原来的姓氏是“柯里姆（Korim）”，1934年改为现在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Krasznahorkai）”。据作家讲述，改名的主意来自他的祖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久尔吉（Krasznahorkai György，1895-1944），原因是他在酒馆里听到了一首一战后流行的忧伤歌曲：“昏暗的夜幕笼罩了骄傲的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秋风呼啸，讲述着往日的辉煌，拉库茨的光荣岁月一去不复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奥匈帝国的解体与《特里亚农条约》的签订，匈牙利失去了近三分之二的领土，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所在地区被划归斯洛伐克。其祖父更改姓氏，正是为了铭记这场深刻的国家与家族创伤。
事实上，“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一姓氏所承载的，是一段更为悠长而沉重的历史。早在18世纪，迁居至匈牙利贝凯什州图特库姆洛什小镇的斯洛伐克移民，多数便来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地区。作家的祖父曾于一战中服役并荣膺“卡洛伊十字勋章”，自20世纪30年代起出任该镇镇长，直至1944年10月8日战死沙场。因此，这个姓氏早已超越了家族符号，它直指中欧大地所饱受的创伤，这正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整个文学宇宙得以孕育的核心土壤。
值得一提的是，匈牙利民族作为一支从亚洲迁徙到欧洲的民族，几千年来一直保留着“姓氏在前、名字在后”这种“亚洲模式”。正如我们所熟知的匈牙利革命诗人裴多菲·山多尔，以及匈牙利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莱，都是姓前名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家族选择了一个承载着家族历史和地域创伤的姓氏，就像作家笔下的长句一样，复杂、独特、充满历史回响。可以说，在他完成《撒旦探戈》之前，他的祖辈就已经通过选择“克拉斯诺霍尔卡伊”这个姓氏，为他的文学生命写下了引言。
人类困境的终极书写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在文学上的成功，是一场始于匈牙利本土并最终席卷世界文坛的持续性震动。1985年，他的长篇小说《撒旦探戈》问世，不仅标志着其创作生涯的正式开启，更是宣告了一位文学大师的诞生。
在这部处女作中，拉斯洛确立了后来贯穿始终、不断变奏的创作母题：一个破败泥泞的世界，一群在循环往复的绝望中自我欺骗的灵魂，以及对救赎永无止境却又注定虚妄的期待。人类的历史犹如跳一场“撒旦探戈”——前进六步，后退六步，一切挣扎终归于徒劳。与思想浑然天成的，是他独创的“长句美学”：那些蜿蜒不绝、从句嵌套意象的绵长句子，本身即是一座语言的迷宫，迫使读者在文字的泥沼中亲身感受那无尽的雨与窒息的绝望。作者将语言的体验与主题的体验高度统一，通过其纯粹的、不可抗拒的艺术力量，将一种极端个人化的美学推向了巅峰，成为一种强大的文学宣言。这部作品的横空出世，瞬间点亮了文学的天空：它仿佛不是一个有潜力的新人所创作的处女作，而是一位文学大师的加冕典礼。著名评论家苏珊·桑塔格对他倍加推崇，称他为“当代匈牙利启示录式的大师，灵感堪比果戈理和麦尔维尔”。1994年，匈牙利电影大师塔尔·贝拉（Tarr Béla）根据作者亲自改写的剧本，将这部“不可能被改编”的小说拍成一部长达7个多小时的黑白故事片《撒旦探戈》，用电影的长镜头完美阐释了文学长句，这成为了世界电影史上的一部不朽杰作。
《撒旦探戈》带来的巨大声誉，并未使拉斯洛偏离自己的轨道。他犹如一位沉潜于思想深处的探索者，以朝圣者般的专注，持续深耕于那片独特的哲学疆域。1986年，他出版短篇小说集《仁慈的关系》，将其独树一帜的美学风格完美地灌注于中短篇的形制中。其中《茹兹的陷阱》通过一场侦探小说式的连环跟踪，描述了现代人孤独的境地，只能借助于跟踪偷窥，建立与他人注定没有回馈、更无相向而行的绝望关系。《仁慈的关系》犹如浓缩的精粹，为读者理解他后续更宏大的作品提供了钥匙。1987年，拉斯洛选择移居德国柏林，在新的生活环境中持续创作。他于1989年发表长篇小说《反抗的忧郁》，再次取得巨大成功，并于1993年斩获德国年度文学作品奖。在《反抗的忧郁》中，作者以巨大的艺术勇气和独特美学风格，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文明命运的、极其悲观的宏大寓言。1991年，他第一次以记者的身份出访中国，回来后写下游记作品，记录了此行的所见所闻。1999年，他出版《战争与战争》，将题材从封闭社群中的个体绝望拉升至整个人类历史与文明的层面，在叙事的广度和哲学的深度上达到了新的高度。2000年，塔尔·贝拉与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再次合作，将《反抗的忧郁》搬上银幕，中文名为《鲸鱼马戏团》，为电影史又留下一部经典。
2004年，拉斯洛获得匈牙利国家最高成就奖“科苏特奖”，这是匈牙利对他近二十年文学创作成就的一次总结性的、官方的权威认可，正式确立其作为当代匈牙利文坛无可争议的领军人物这一崇高地位。此后，拉斯洛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创作活力，在延续“人类困境”这一核心母题的基础上，在题材和时空上进行不断拓展。2008年，他又以自传性笔触完成游记体小说《天空下的毁灭与哀愁》，以一个敏感灵魂的孤独低语，来回望和审视欧洲文明的困境与疲惫，带领读者完成了一次通往东方的心灵朝圣。2015年，拉斯洛成功摘得国际曼布克奖，标志着他从一位“重要的当代作家”正式步入“不朽文学经典”的殿堂。该奖项的归属，远非对一部佳作的简单褒奖，而是对一种独一无二的文学成就和美学体系的认可。2016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温克海姆男爵返乡》，以更成熟、更辛辣的笔触，重新审视他文学宇宙的起源地，完成了一次螺旋式的回归，被评论界视为与《撒旦探戈》的隔空回应与完美闭环。
拉斯洛以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执著地书写着人类无法走出的困境——人类的愚蠢、对救世主的渴望、集体性的自我欺骗，将我们时代已存在但被忽视的精神症候，通过文学显微镜进行极致放大。在意义崩塌、充满不确定性的“末世”时代，“撒旦探戈”依然在跳，只是换了舞伴和服装而已。拉斯洛的作品，以一种坚守和抵抗的姿态，对人类陷入的存在主义困境进行“反向救赎”：彻底放弃对“救赎”的幻想，直面荒诞的废墟，并在此绝境中，拾起人类最后的尊严——那在黑暗中执意成为微光的存在勇气。这正是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留给这个时代最深刻的伟大之处。
语言即“本体”
在拉斯洛的文学宇宙中，语言并非表达美学的工具；对他来说，语言自身就是美学的本体，是存在的显形。他将语言推向表达的极限，以极致繁复的语言秩序，去描绘一个彻底失序的世界，锻造了一种将存在困境与感官体验熔于一炉的语言本体。那些横跨数页、蜿蜒不绝的长句，像藤蔓一般，以从句缠绕从句，以插叙连接插叙，把看似简单的动作或场景拆解为无数细节、记忆、联想与内心独白的绵密织体。读者一旦潜入，便坠入一片无边无际的语言丛林，迷失其中——而这正是人类意识的真实形态：非线性、发散的、回旋的、自我缠绕的。作者通过极其缓慢、持续不断的推进，在读者内心营造出一种不同于现实世界中的时间体验；他把读者带入一个语言的迷宫，让他们感受时间的黏稠、意识的绵延与存在的重量。
在小说《战争与战争》中，他用这样的“两句话”来描述一个“劫持”现场的：
七个孩子在铁路人行天桥的中央把他围了起来，他们围成半圈，蹲着，几乎把他逼到了护栏前，就像半个小时前他们对他发起攻击并想要打劫他时那样，一模一样，只是现在他们谁都不想再攻击他，打劫他，因为情况已经变得十分明了，虽然攻击、打劫一个像他这样的家伙易如反掌，但就难以预测的后果而言，这么做并不值得，因为他很可能真的一无所有，即便有什么，也只能会是不可预知的沉重负荷，因此，当他们意识到克里姆正处于这场口齿含混、癫头癫脑、对他们来讲“简直无聊之极”的独角戏的某一个节点时，很可能就在这个节点上，他开始意识丧失地疯言疯语，孩子们并没有站起来，并没有把他像疯子那样地丢在那里，而是全都留了下来，就像刚才那样，围成半圆，蹲着，一动不动，因为此刻夜色已悄悄地降临到他们身上，因为这在巨大的寂静中降下黄昏的黑暗使他们变成了哑巴，也因为这种眼皮不眨、一声不吭的状态表现出了他们已经深得不能再深了的关注：克里姆已经悄然溜走，只留下唯一的一样东西：下面的铁轨。
谁也没有让他说话，他们只是想要他把钱交出来，但是他并没有交出钱，而是回答没有，然后开始说话，刚开始的时候断断续续，后来逐渐流利起来，最后根本停不下来。他就这样喋喋不休，显然是因为他被七个孩子的眼睛吓坏了，或是因为他后来自己的发现：因为他的胃会因恐惧而痉挛，他说，一旦胃痉挛开始，他就忍不住要不停地讲话，况且，因为他不确定他们身上是否带着凶器，这使得恐惧一时无法消除，所以他的话越来越多，越来越收不住嘴地向他们讲述，终于可以把一切都讲出来了，因为自从他秘密地——在最后的一刻！——踏上“伟大征途”的那一刻起，他再没有跟人说过话，因为他认为这会太危险，也因为他从未遇到过一个适合他倾诉的人，一个安全、无害，无需设防的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足够安全的，他必须对每一个人都有所防范，因为他一开始就说，在他眼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个人，直接地或在暗地里，或近或远地都与追踪他的人有关系，那些人对他的每一步行踪都了如指掌，只不过他总是更快一步，他接着讲，比那些人“至少能快出半天”，然而为在时间和地点上取得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就是，他真的从未跟任何人说过一句话，直到现在这一刻，他出于恐惧，在恐惧的压力下回归到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领域，信任再信任、深入再深入地进行自我剖析，以此收买他们，争取让他们站到自己的一边，使攻击者彻底放弃攻击，说服面前的这七个孩子：他在这里并不仅仅是投降，而是用这种投降来挫败那些攻击者。（节选自《战争与战争》第一章，本文作者译）
拉斯洛曾表示，长句和短句都有其存在的理由。他本人之所以更喜欢长句，是因为长句更符合他的思考形式。他坦言道：“一个人怎么思考，就会选择什么样的句式。而且人不仅会用长句思考，而且会用唯一的一句、永远不会终结的句子思考。尤其是在他有什么东西特别想说，特别想要说服谁的时候。而我有这样想说的话，我经常想要说服读者，要他们相信我所写的内容。”诗人欧阳江河精准地捕捉到这一点，并表示：“拉斯洛语言上的缠绕，迷宫般的，密不透风的长句，以及思想和表达上的时间性，坚持了最具精神性、源头意义上的文学。”——这是对拉斯洛文学事业的终极定性，将他与用“二手语言”进行创作的文学区分开来。拉斯洛的文学使命，从不在于讲述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在于发起一场关乎存在的“精神性”哲学考问；其全部美学实践，始终服务于其深刻的哲学关怀。他的伟大，在于他重新发明了一种具有“源头性”的语言，来匹配他所要揭示的那个黑暗而深刻的真理。
在信息碎片化、短视频化的时代，他带领读者回归文学最古老、最崇高的使命——不是娱乐与消遣，而是对人类精神源头与终极境遇的探索和言说。他对文学严肃性的捍卫，重新确认了小说作为一种高级艺术形式的地位。正是这种将形式与内容、美学与哲学完美融合的、不可复制的体系，使他成为一位真正的文学大师，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认可。
跨越语言藩篱的创造性对话
拉斯洛为世界建造了一座巴洛克式的语言迷宫——它宏大、艰深，以其极度真实而令人眩晕的语言景观，成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对读者而言，穿行其中已然是一场智力考验；而对译者来说，这场考验则被放大百倍，因为他们不仅要穿越迷宫，更要在另一片语言的土地上，将它完整地重建。
匈牙利语如同一座由无数精密语法构件榫卯而成的宏伟建筑，它不同于绝大多数语言的底层逻辑，而是需要“建筑师”不断在如同地基一般的词根上按照严谨的顺序“黏着”上时态、格、数、人称等要件，来构建一个个结构复杂的全新单词，来表达在英语或汉语中需要好几个词甚至用整句话才能表达的复杂语义。这种榫卯式的构词法与繁复的语法体系，已为翻译设下天然屏障，而拉斯洛极致化的“长句美学”，更将这座语言的藩篱筑到极高。
拉斯洛无疑是幸运的，他遇到了一批顶尖的译者，正是通过这些高质量的翻译，他的作品得以在英语及中文世界被细致地阅读和品评。如果说读者只需在迷宫中寻找出路，那么译者则必须亲手测绘其每一处转折，并在母语的疆域中，将整座迷宫连同其韵律、密度以及阴郁的氛围，一砖一瓦地精准重建。在这个过程中，忠诚而卓越的翻译不再是隐身的仆人，而是活跃的文化中介，是文学世界的越狱者，帮助作品冲破语言的囚笼。
拉斯洛在中文世界的主要引路人——旅匈作家、翻译家余泽民，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越狱者”。《撒旦探戈》中文版出版后，作者曾在接受中国记者采访时说：“中文《撒旦探戈》里的每一个词都是余泽民写的，是他为这本书找到了中文词汇、语句结构和新的风格。”这句话表明了他对译者的信任和尊重，也印证了在一部优秀的译著里，作者与译者是合著者的身份。诗人欧阳江河也曾说：“余泽民借助拉斯洛作品里古怪的、启示录般的文字，以及文学原文的匈牙利文，丰富了、改造了、纠正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反过来‘发明’了中文，或者说让我们的中文外语化了。”此言精准地道破了杰出文学翻译的本质：他们不止是语言的密码破译者，更是美学体系的再造者。他们要在自身的母语中，成为寻找新生的文学创世者。一位优秀译者，会成为原著的再生父母，而一位蹩脚的译者，则会成为原著的杀手，也正因如此，文学翻译责任重大。
在文明互鉴成为时代命题的今天，拉斯洛著作的全球之旅昭示我们：真正的世界文学，不是消除差异的趋同文学，而是通过翻译这一文明的信使，在保持各自独特性的基础上，实现深度对话的文学。中国文学“走出去”和外国文学“走进来”，需要的不仅是优秀的原作，更需要一批深谙双方文化精髓的译者，去完成那至关重要的“艺术的再创造”。当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式的复杂文本穿越语言屏障，在不同文化土壤中生根发芽，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文学的生命力，更是人类精神世界通过翻译被联结、被照亮的明证。在看似不可逾越的语言囚笼之间，正是译者，架起了一座通往自由的桥。
（作者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匈牙利语专业教师、中东欧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