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往事》内容简介
成都的九思巷是一条长满故事的巷子。
住在九思巷 8 号公馆里的女人都是典型的成都美人：梁医生家的梁姆姆长着一张“家和万事兴”的脸，她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后妈，是有阅历的男人越看越舒服的耐看型美人；梁医生家的女儿小双是一身仙气我行我素的文艺范儿美人；出身高门大户的斯小姐是不圆滑不世故追求纯爱的气质美人；原来唱四川清音的演员转行到药房。
配药的小满是生得漂亮活得更漂亮的“一眼万年”的美人。小满的追求者无数，有后来扬名天下的画家和摄影家，还有暗恋她的高中生和有才有貌有地位的“我舅舅”，更有远远地欣赏她敬重她的看人能“透过皮看到骨，透过形看到魂”的蒋二爷，小满最终嫁给了一无所有的白日梦，一路陪伴他到生命的最后，让他做了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有脾气有性格的成都美人都是被有血性的柔中带刚的成都男儿宠出来的，因为他们和她们，成都才风情万种。土生土长的成都作家杨红樱用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把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精神气质彰显得淋漓尽致，用松弛幽默的笔调把成都人的活法归结为顺其自然的“道”。书中浓彩重墨地描写了杜甫笔下“花重锦官城”的诗意成都，是文艺之都，球迷之都，熊猫之都，科幻之都，更是迷得人神魂颠倒的美食之都。
对话杨红樱
《格调》：杨老师在儿童文学领域深耕多年，创作出了《女生日记》、“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笑猫日记”系列等多部在少年儿童中具有影响的作品，新作《成都往事》是一部近 30万字的成人长篇小说，十分好奇杨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
杨红樱：我从 19 岁开时发表儿童文学作品，2022 年完成了“淘气包马小跳”系列的创作，历时 22 年，30 本约 120 万字；2023 年，完成了“笑猫日记”系列的创作，历时 19 年，也是 30 本约 120 万字。我为孩子写作 40 余年，《成都往事》是我给自己写的一本书。
《格调》：儿童文学创作和成人文学创作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杨红樱：是读者对象的不同。儿童文学的读者是儿童，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写作时不得不照顾到这个特殊群体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特征，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要画龙点睛，在细节描写上要有所节制，在语言表达上要深入浅出，儿童文学本来就是浅语的艺术，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表达，可以说是“戴着镣铐的舞蹈”。成人文学的读者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我在写《成都往事》时的状态完全可以随心所欲，因为是为自己写的一本书嘛，我痴迷的细节描写也可以在这本书中表现得酣畅淋漓。
无论是成年人读的小说，还是儿童读的小说、童话，文学的本质是一样的，也是相通的，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故事情节的描写，作品深刻的思想内涵也是通过人物形象和情节处理来传达的。
《格调》：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给自己写一本书”这个想法的？
杨红樱：十几年前吧。我是一个做事情全心全意的人，为孩子写作是个很专业的活儿，一心不能二用。“总有一天，我要为自己写本书”，这句话我对自己说了十几年。去年，写了 20 年“淘气包马小跳”系列和“笑猫日记”系列都完成了，我在北京也住了十几年，我回到成都休养了一个多月，每天都在我小时候曾经住过的平安桥街的天主教堂附近走来走去，走累了就在那里的一家很有情调的咖啡馆坐下来，往事历历在目，人物也一个个鲜活起来，我马上飞到北京的家中，开始写《成都往事》。
《格调》：您生在成都长在成都，为什么不在成都写《成都往事》呢？
杨红樱：我需要在思乡的心情中完成这部作品。
《格调》：用了多少时间来完成这部作品？
杨红樱：差不多一年。因为有强烈的创作冲动，每天一睁开眼睛，笔下的人物便活生生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似乎在催着我赶紧把他们的故事写完。我是强迫自己放慢了写作的速度，在每一天写作之前，先把前一天写的文字仔仔细细地打磨一遍，再写新的内容。在北京写作的日子我不出门，不见人，写累了就买张机票飞回成都，去人民公园，那是我儿时每周都要去耍半天的乐园，还是原来的样子，鹤鸣茶社也还在，坐满了一边喝茶一边晒太阳的人，以前叫“掏耳朵”，现在叫“采耳”的人比原来更多；去西玉龙街，我最喜欢吃的陈麻婆豆腐店已经不在；去羊市街，我从生下来就住的两层楼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时代，现在是成都的三医院；去平安桥街，从羊市街搬到正对天主教堂被银杏树包围的家，我在这里度过了我的少女时代，现在也成了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坪。但对于沉浸在《成都往事》创作中的我，全都还原成了过往的情景，倒回至往日时光。
整部书稿完成后，我回到成都改稿，一共改了三稿，改一次把自己感动一次：我是如此地热爱成都，如此地热爱我笔下的人物。
《格调》：《成都往事》的时代背景从 20 世纪的 70 年代到 20 世纪末，您笔下的成都美人小满、斯小姐、小双和梁姆姆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人见人爱、有众多追求者的小满，这个文学形象格外丰满，应该有人物原型吧？
杨红樱：我小时候真的在一家中药铺见过这样的美人，她原来是文艺界的，不知什么原因分配到药铺来抓药，每天在药铺外面都有许多看她的人，我放学要路过这家药铺，也在药铺外面看她，我觉得她比那时的电影演员都漂亮。我上中学时，我的语文老师曾预言我将来可以当作家，我那时就想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当了作家，我一定要写药铺里的那个漂亮女人。也就是说在很早的时候，我就开始构思这个文学人物了，谁会想到我在当了作家 40 年以后才来写她。当然，我很庆幸我这时候来写一个漂亮的成都女人，我可以把她写得不仅生得漂亮，活得更漂亮。
《格调》：您写的几位不同类型的成都美人都住在九思巷的 8 号公馆，您笔下的九思巷是“一条长满故事的巷子”，通过人物和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了成都的公馆文化和巷子文化。成都的小巷子很多，您为什么对九思巷情有独钟？
杨红樱：我刚才讲过，我的童年时代是在羊市街度过的，我的少女时代是在平安桥街天主教堂附近度过的，而九思巷刚好在羊市街和平安桥街之间，而且，我觉得“九思巷”是一个很有文化意味的巷名，尽管九思巷有多种释义，但我更愿意相信九思巷的“九思”，是出自《论语》中的“君子有九思”，这“九思”是人格教养的精华浓缩，是一个人应该具备的修养和品格。
九思巷是实实在在的，但九思巷的公馆、人物和故事，都是我虚构的。我前些日子回到成都，又去了九思巷的原址，还是在施工，不知将来会是什么样子。
《格调》：为什么要用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来写作《成都往事》？
杨红樱：我别无选择。只有用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来写《成都往事》才有成都的味道，字里行间能给人扑面而来的成都气息。成都话极具文学性，简单的几个字便能生动形象顺带浓烈的感情色彩，比如一件事情的结果不尽人意又有深深的遗憾，就两个字“哦豁”；再比如美好得无论用多少语言来赞美都不过分，也就两个字“巴适”，或者另外两个字“安逸”。女的说成都话特别好听有韵味，《成都往事》中的小满和梁姆姆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成都话，这对于她们的美和性感，都是加分的。
我迷恋成都话是从我五六岁开始的，那时有一个邻居是截肢了一条腿、无比热爱文学的男青年，他读过许多文学名著，我常常坐在小板凳上，听他用成都话给我朗读长篇小说，今天听不完明天再接着听，成都话的魅力也永远地铭刻在我的记忆里。
《格调》：看过您少女时代的一张照片，透着一股文艺气息，感觉这就是《成都往事》中的文艺女青年小双吗？
杨红樱：我生长在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环境中，那时的羊市街是成都市委的所在地，更是公馆集聚的一条街，藏龙卧虎，随便从哪个公馆的门口经过，都能听见从里面传来的钢琴声、手风琴声、小提琴声、大提琴声、扬琴声、二胡声，我第一次见识庞大的竖琴，也是在羊市街的一家不大的公馆里。我在很小的时候便开始听黑胶唱片。这条街上，喜欢画画和摄影的人很多，喜欢唱歌跳舞的人很多，喜欢看书的人更多，借书还书成为青年男女交往的一种方式，谈论文学作品更是一种时髦的标志。傍晚在某一棵大树下，围着一圈坐在小板凳上的人，不是在听人弹吉他唱歌，就是在听人朗读诗歌或者小说。
《格调》：成都人“拿得起，放得下，想得开”的精神气质在《成都往事》中无处不在，您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成都人，在您身上有这样的精神气质吗？
杨红樱：当然有。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气质，我肯定不是现在的我。我理解的“拿得起”，就是有担当，体现在我身上，就是敢于写出反映这个时代的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我是儿童文学作家，但也要写出反映这个时代的中国儿童的生存和心理的现状。在二十几年的时间，我写了《女生日记》《男生日记》，写了儿童小说系列“淘气包马小跳”和童话系列“笑猫日记”，我把我的儿童观和教育观都蕴藏在这些作品的故事后面，马小跳作为捍卫童年的儿童形象，笑猫作为有思想有智慧的童话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孩子成长路上的精神伴侣。然而，因为儿童读者发自内心的喜爱，我竟遭到长达二十几年的“围剿”，我不反抗也不屈服，只是远离这些伤害我的人，坚持写完了这两部上百万字的“巨著”，坚信只有时间和读者才能证明我的作品是不是符合经典作品的标准“传得开，留得下”，我想，这就是成都人的“放得下，想得开”吧。
《格调》：读完《成都往事》，确实像您说的那样，能感受到您对成都的热爱之情，最后，再说说成都吧。
杨红樱：除了对成都的热爱，还有感恩：我感恩成都给了我成都人的脾气，成就了有性格的我，柔韧又有足够的松弛感；我感恩成都给了我成都人的活法，顺其自然不强求，坦坦荡荡，无忧无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