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铁骑劲扫亚欧、所向披靡。但其入川时却遭到了四川军民长达五十余年的抵抗，数十座崛起于四川大江要津的“宋城”，诉说着这一段悲壮的历史。

蒙文通先生在《古地甄微》里指出，元军曾“五破成都；而嘉定、渝、泸各三四破。”

元末祖籍四川仁寿县的官员虞集（1272—1348年）也指出：“会国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入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这虽然是一种估计，但符合连年战争后导致的直接结果：大量民众死伤与逃亡、户口数量急剧减少、经济残破、税源枯竭。

当时四川行省在这方面的表现非常突出。至元十九年，四川行省人口数仅12万户，而后也未见大的增加。这一数字，仅相当于南宋宁宗川峡四路259万余户的二十分之一。而且稅粮商税、酒醋茶课等收入也相当少，可能稍多于甘肃、辽阳、岭北行省，或居十行省之末。这比起汉魏唐宋以来天府之国的富庶情况，确实是大踏步的倒退。

但经过了二十年的休养生息，成都恢复了它昔日的荣光吗？

也许，一个来自西方的旁观者，会告诉我们一些实情。

01

西方人对蜀地的游历，可以追溯到唐朝。比如贞观九年（635年），景教僧侣阿罗本来到长安传教。根据史料，马可·波罗是有史料记载的最早到达成都、最早记录成都的最为著名的外国人。

关于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目前还只能就所见资料予以推测。据马·可波罗自述，他是经过成都，要去云南执行忽必烈的使命。

马可·波罗从元大都（今北京）出发，经西安、成都、大理南下，最远到达了缅国都城。马可·波罗在谈到西安时说：“现在这座城市是在大汗的儿子忙哥刺管轶之下。”

忙哥刺为忽必列第三子，于至元九年(1272年)十月被封为“安西王”，出镇长安（西安）。至元十四年（1277年）冬季，忙哥刺奉诏北伐平乱。到至元十五年 (1278年），忙哥刺凯旋返回长安，于当年十一月去世。

据马可·波罗自述，他从西安、汉中经利州到成都，一共用了两月左右的时间。如果马可·波罗经过西安时，忙哥刺尚在世，那么他到达成都的时间，不能晚于至元十六年正月，即公元1279年年初。

基本可以判定的是，马可·波罗到达和离开成都的时间，应大致在1279——1280年之间。但四川历史学者陈世松就认为，具体时间在1275年。

威尼斯人记载说：“穿山越岭，走过二十个驿站之后，来到了蛮子省境内的一片平川（成都平原），那里有一个名叫sindufu（成都府）的地区。它的省城是一座壮丽的大城，也使用同一名称。”（《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

02

马可·波罗一行经过了几十天的艰难跋涉，连绵不尽的秦岭山脉使他感到疲倦和绝望，而就在此刻奇迹出现了。他闯入了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更重要的是，在这平原的深处，静卧着一座富丽繁华的都城——成都。

徜徉街头巷尾，马可·波罗看见大小的河流在街旁交汇，河中是往返穿梭的木船，桥上是川流不息的人群。

“这座城市大小河川都发源于远处的高山，河水从不同的方向围绕并穿过这座大城，供给城市必需的用水。有些河川宽达八百米。有些则宽二百米，而且都很深。大川细流和城下各条支流合成一条大江，东流入海。完成全线航行要一百天左右的时间。沿河两畔有着许多市镇和要塞，河中船舶舟楫如蚁，运载着大宗的商品，来往于这个城市。”  

这是《马可·波罗游记》中最让我们熟悉的描述了，这分明是对锦江的富有文学笔触的生动记录。《游记》里记录的一切：小桥、流水、人家，蜀地雾气弥散，让马可·波罗怀想起万里之外的家乡威尼斯。

“感谢上帝！”马可·波罗大发感叹：“在走过这么多险要的路程之后，让我见到一个水城，见到几丝与故乡相似的景象。” 

“内有一座大桥横跨其中的一条河上。从桥的一端到另一端，两边各有一排大理石桥柱，支撑着桥顶。桥项是木质结构，装饰着红色的图画，上面还铺有瓦片。整个桥面上排列着工整的房间和铺子，经营各种生意。其中有一幢较大的建筑物，是税官吏的住房。凡经过这座桥的人都要交纳一种通行税。” 

《游记》记述此城中有一座大桥，用石建筑，桥两边有大理石柱，上承桥顶、按这一大桥当系流经今成都城南的锦江之上的石桥。河上的有顶石桥，是四川古代的廊桥，川西地区不少的桥上均有着类似的屋顶；桥上开商店的也不少，例如过去乐山、峨眉山、灌县就有这样的桥。从这一颇具特色的有顶石桥也可证明，马可·波罗笔下所记的这一城市，分明就是成都。

他对锦江河道宽窄的描述，也大体符合江水涨落的实情；成都顺江而下通达东海的路途，其描述大致准确；锦官驿就在廊桥正对的北岸口之上，纺织品税收在他眼里成为了“通行税”。

如今横跨锦江的安顺廊桥是三孔仿古石拱桥，虽没有大理石的柱子了，但依稀可以想象，那一座元朝时节的雄伟“大桥”，不但是贸易往来、税收的集散地，而且是出入成都的要津之一。

这些非虚构实录，有力见证了马可·波罗亲眼目睹的成都城生机勃勃的市容。

03

关于《游记》描写商贾繁盛，石桥上官府的“征税之所”，日收“一百金币（指拜占庭帝国金币）”，是否符合当时成都的情况呢?

自南宋端平三年（1236年）以来，成都城遭到了严重破坏，特别是文物古迹泯灭殆尽（见元罗寿：《成都瞻学田记》，同治刊本《成都县志》卷一三《艺文志》）。但是应该看到，自元宪宗七年（1257年）蒙古统治者正式在成都置署设官以来，迄至马可波罗来到成都的时候（1275年），成都处于蒙古西川行院的统治之下，时间长达18年之久。

在这一的时间里，蒙古西川行院一直力图恢复成都社会的全面稳定与运行，推行了一系列招徠流民，劝课农耕，赈济灾荒，减免商税，整治道路等等有利于生产恢复、经济复苏的措施，这对于促进成都商业贸易的活跃繁荣，是有积极意义的。

到马可·波罗来到成都时，成都事实上已成为驻蜀蒙古军进取南宋控制下的川南、川东地区的后勤供应基地。

据元人姚隧说，当时，进攻重庆的元军，“其舟楫、兵仗、粮储，资取成都者十八（即十分之八）”（《牧菴集》卷二○《张公神道碑》）。由于官船不足，成都元军一次即“括商民船千艘”以供漕运（《元文类》卷四九《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足见当时成都水上商业交通之盛。

与马可·波罗描述的成都码头：“水上船舶甚众……商人连载商货往来上下游，世界之人无有能想象其盛者（冯承钧本）”，应该说与实际情况大体相符。

另据姚燧的记述，在当时元朝四川行省中书左丞李德辉的主持下，成都“屯田、征商，与盐、茗、木、竹，山泽之产”，“一岁而羡行弥倍”。至于“学校、农桑、津梁、陂渠、府寺、馆传”，也“莫不兴张”（前引《张公神道碑》）。

从这里也可看出，马可·波罗笔下描绘成都桥头征税之所，日征“一百金币”，以及“商贾工匠列肆执艺于其中”的热闹情景，并非臆造和虚构。何况马可·波罗在口述这段东方传奇经历史时，已是1298年了。事过多年，出现一些错讹，完全可以理解。

安顺廊桥北桥头的锦官驿，在于唐朝监遣、检验蜀锦衙门设立在此，发往外地的蜀锦由此起运，故而得名。而据《四川通志》载，清康熙六年（1667年）下旨设立锦官驿，另一说建于明朝。

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蜀守吕大防在此修建的“锦官楼”等建筑物，北边是东大街出来过东门大桥的东大路，南靠合江亭，东连宏济古桥（九眼桥），西接府河（锦江），又是离开成都的起点，兼有水陆码头功能，所以设置为“锦官驿”。

这是四川省最大的陆路马驿以及最大的水驿。这里是成都通往川东驿站的起点。锦官驿曾置有驿马40匹、马夫20人、杠夫40人，仅驿马饲料一项每年开支白银达800多两。

学者袁庭栋认为，龙泉驿当年只是成都东大路上一个普通的驿站，驿马只有12匹，马夫6人，规模不及锦官驿的一半大。

自马可·波罗之后有更多的欧洲人，出现在天府之国的地域：

1328年，意大利传教士和德理来到成都；

1618年，葡萄牙人傅汛际途经成都；

1640年，意大利人利类思到四川成都传教；第二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后人安文思来到成都协助利类思传教，后来这两人出任张献忠大西政权的“天学国师”；

1702年，意大利传教士毕天祥、穆天池等再次入川……

1378年，明太祖朱元璋封其第十一子朱椿为蜀王。成都重新以青砖、长条石筑城，周围22里，城墙有高3丈4尺高，西至同仁路，北到北大街，南到新南门，东到天仙桥北街、南街。城市东西距离九里三分，南北距离七里七分，所以旧时的成都流传一句话，就叫“穿城九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