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

在阿来的小说中，时间经验常会被大量转换为空间表征，历史景观会剧烈地注入、并被具体地型塑为地域景观和空间世界。这是阿来小说重要的内在动力机制之一。时间历史的长河在叙事中不断向具体的空间化对象靠拢、凝固，空间的躯体上呈现出时间的剧变乃至断裂。“地方空间”与“中心空间”的替换重置，“自然空间”与“人造空间”的对峙碰撞，是阿来小说中重要的主题和内容。同时，在形式风格与结构形态上，阿来的小说也显示出鲜明的“空间化”或“空间形式”特征。

● 关键词

阿来；小说；空间经验；空间形式

按通常印象，阿来的小说似乎更直接地与“时间诗学”而不是“空间诗学”关联在一起。他的小说往往体量庞大、气息也强劲持久，带有鲜明的史诗性色彩：代表作《尘埃落地》讲述了康巴藏地历史转型时期，记忆和预感如时间的DNA双螺旋结构般缠裹着土司家的传奇故事；《格萨尔王》本就脱胎自藏族史诗神话；非虚构作品《瞻对》和诸多中短篇小说都注目于深沉变动中的藏地历史；《云中记》是将时代的大事件压缩进一个人、一种身份的小史诗；更不用说直接以“史诗”为名的《机村史诗》系列长篇小说……或许是由于作者内在生命气场的强悍，时间（历史）在阿来的作品中常能够被完整甚至野蛮地捕捉住，这在当下日趋碎片化、相对主义化的时代经验语境里，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也并没有很多人能做到的事情。“时间”大概是阿来作品最鲜明的标签。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在文学的想象和叙事的结构中，时间与空间总是不可分割的。巴赫金曾提出过“时空体”的概念：“文学把握现实的历史时间与空间，把握展现在时空中的现实的历史的人——这个过程是十分复杂、若断若续的。在人类发展的某一历史阶段，人们往往是学会把握当时所能认识到的时间和空间的一些方面；为了反映和从艺术上加工已经把握了的现实的某些方面，各种体裁形成了相应的方法。文学中已经艺术地把握了的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相互间的重要联系，我们将称之为时空体……我们所理解的时空体，是形式兼内容的一个文学范畴……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空间和时间不可分割，二者共同构成了小说的时空体，不同的时空体对应乃至决定着相应的小说种类。这种对应和决定不仅是认识论（作者和读者对现实时空的理解）上的，也不只是关乎故事主题和主题下的人物，而是同样具有深刻的形式结构意义，“它们是组织小说基本情节事件的中心……时空体承担着基本的组织情节的作用”。在此意义上，空间是一条与时间同等重要、过往却常常被我们忽视的路径——无论是对于文学创作本身、还是就我们的批评阐释实践而言，都是如此。

具体到阿来的小说，一种非常典型的情况是，时间经验会被大量转换为空间表征，历史景观会剧烈地注入、并被具体地型塑为地域景观和空间世界。这是阿来小说重要的、几乎是一以贯之的内在动力机制。换句话说，时间之所以能够 “被完整、甚至野蛮地捕捉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时间已经被充分地“空间化”了。例如，《尘埃落定》注视的是“现代化历史进程中最后的土司堡垒”，《蘑菇圈》讲的是“商品经济征用下最后的蘑菇”，《空山》则是关于“被逐渐连通为一体的世界上最后的隐藏地图副本”。在许多富有代表性的阿来小说作品中，时间历史的长河在叙事中凝结为一个最具体的空间化对象（甚至空间性意象），并在空间的躯体上呈现时间的剧变乃至断裂。时间与空间的纠葛关系在此被具象化、美学化，甚至在相当程度上是被传奇化了。这是阿来小说空间诗学的效力和魅力。

一  置换的魔术：地方空间与中心空间

在最直观的层面上，阿来小说的空间诗学，首先体现为对僻远边地（川地藏区）的深入关注。这当然不是什么新鲜论调，事实上，地方空间问题，对中国文学来说早已是具有经典性的老话题。李松睿曾经以专著分析过中国现代文学阶段的地方性书写问题，他认为，“早在20世纪30年代，文学工作者就已经对地方性特征在文学作品中的作用、意义进行了丰富而细致的讨论。特别是文艺大众化讨论、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以及京派文学等文艺思潮中对地方性特征的强调，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40年代文艺理论家对这一问题的看法。”而这些探讨与强调，无疑有着溢出文本内部的动机内涵，实际上指向“五四”新文学自身的发展脉络规律以及特定的时代背景诉求。新时期文学中的“寻根小说”也具有远离中心取径地方、反思现代求诸传统、离开正统关注民间的倾向。至21世纪，小说对地方的书写常常注重凸显地方的空间景观、人情文化，并从中呈现地方性知识。姜戎的长篇小说《狼图腾》和杨志军的长篇小说《藏獒》都是将关注的主体从人转向了动物，而其笔下的动物群落（狼或者狗）又都关联着特定的、极具地方性标识的生态系统和文化传统，迟子建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则是更为“出圈”也更加典型的例证。就年轻一代而言，周恺的长篇小说《苔》讲述晚清时期四川乐山的地方故事，历史变迁固然赋予了小说直接的推动力，但小说叙事却在地方风情、民俗文化、民间饮食娱乐等层面一再耽溺流连。某种意义上，《苔》的写法与21世纪以来大量以地方历史为主题的中国长篇小说相一致：时间的线性动能被转换为空间的展示冲动，“长河小说”变成了“画卷小说”，作家不再急迫地讲述早已为众人所熟知的历史变迁，而是为众人所不知的地方风情景观留出更多耐心和笔墨去加以描写。在这类创作实践中，经验和景观呈现出既扎实又陌生的样貌，诗意的笔触和抒情化的讲述姿态将这些陌生的空间经验转化为可提取的地方性知识以及在“世界中心”处失落已久的亲切经验。

具体到阿来，其小说的文学地方性话题，早就被无数学者反复讨论过，但对“地方”与“中心”的辩证转换却甚少研究。在小说的世界里，地方与中心往往不是完全割裂、各自简单化独立的。二者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纠葛，常常呈现出相互讲述、彼此赋形、甚至相互替换的情况。阿来常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地方空间”打造为另一种生命意义（而非地理或社会意义）上的“中心空间”。段义孚指出，“‘中心’不是地球表面上一个特殊的点，它是神话思想中的概念”，而“这种中心意义是由方位基点所形成的几何空间概念明确界定的。家位于天文学上确定的空间系统的中心”。“中心”并不完全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而是高度关联于主体记忆、被个体建构生产出来的存在。这种生产被段义孚称为“恋地情结”、具有强烈的空间意义生产和价值赋予功能，“当这种情感变得很强烈的时候，我们便能明确，地方与环境其实已经成为了情感事件的载体，成为了符号”。在此意义上，空间的存在以及它的位置与身份，既是物理和地理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生命和情感意义上的，“这种存在是物质的、精神的，更是心灵的和诗性的。而就在这个实体性的存在和看不见的浑穆的空山之间，潜抑着阿来许多的情结”。正是在这种生命诗学的层面上，地方可以被重塑为绝对的中心性空间。

这种地方“中心感”的生成——或者说，地方与中心的互换体验——在阿来以汶川大地震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云中记》中体现得很典型。在安置灾民的移民村（这里显然比原来的山村离时代的中心生活和地图上的中心性大城市距离更近），主人公阿巴固然生活安定富足，但始终是无关紧要的小角色。只有回到深山中的村落废墟，阿巴身上的另一重身份才被真正唤醒、获得复活：他是祭师，是连通今人与祖先、连通脚下之地与无尽空间（并使得脚下的方位成为天地中心）的仪式性人物。于是，经过漫长的跋涉，阿巴在边远的大山深处，重新回到了这种个体生命意义上的“天地人神之中心”：

早上八点钟。阿巴穿上了祭师的全套行头，动身上山了。两匹马驮着祭山的用品跟在他后面。

他先来到村口，站在死去的老柏树前，朝着村子摇铃击鼓：祭山了！祭山了！

村子里那些残墙发出了回声：祭山了！祭山了！

俯瞰着村子的石碉发出回声：祭山了！祭山了！

阿巴恍然看见，云中村的人走出了家门，向着村口会聚而来。村里人都在，他们都穿上了节日的盛装。

……

他站在阳光下，看见了昨天就见过的那些花，那些草地上圆圆的栎树丛。看见金字塔形的雪山在面前升起来，显露出整个雄伟的躯体。

在这一瞬间，阿巴寄托在村落里的几乎全部情感和生命记忆都复活了。动物跟随着他，失去使用价值的残存的建筑向他答话，死去的人群向他走来，整个世界都朝着他升起。这是他一个人的“世界中心”，这也是阿来在安魂的挽歌中呈现出的“地方/中心”身份互换场景——它基于个体完整而强烈的记忆储存和生命能量。

《云中记》里，生命的“复活”并不依赖于对充满社会关系和现实理性的空间系统的复归，而是要从其中挣脱、出走。在移民村，《云中记》的主人公占据着特定的场所、也相应地担负着特定的技术性生产职能（这意味着谋生的手段和职业）。但只有回归家乡、重返那片已被地震摧毁的废墟之上，主人公的另外一重身份才被激活：故乡村落的空间布局和深林大山的自然环境，都激发并唤回特定的文化含义和生命身份。在这里，人物重新回归到巫师的身份之中，逝去的灵魂获得召回、活着的生命得以安放——这种生与死的安放，这种身份的成立和生命感的获得，在《云中记》中被赋予了温和却坚决的排他性和不可复制性，只有在“那里”、在特定的空间场所中，它们的意义才能显现并成立。“那里”因而不再是“世界上的地方”而是“生命里的中心”。与此类似的“那里”，还包括《蘑菇圈》的那片蘑菇天堂——在《蘑菇圈》的故事里，钱可以越挣越多，人可以坐进小轿车、住进大城市，但真正能够让阿妈的生命感受到一种近乎本质化的悲伤的，乃是“蘑菇圈不在了”。

二  象征的对弈：自然空间与人造空间

除了“地方空间”与“中心空间”的替换重置，另一种在阿来小说中非常醒目的“空间运动”，是“自然空间”与“人造空间”的碰撞与吞噬。

自然空间和人造空间之间的分区与联系，不仅关乎环境、构成材料等物理因素，还关乎整个社会空间的逻辑、秩序，换言之，关乎“空间的生产”问题。列斐伏尔指出，“社会空间的形式是偶遇性、聚集性与同时性。但是，是什么聚集或被聚集起来了？回答是：一切在空间中的事物，一切被自然创造或被社会创造之物，或者通过合作或者冲突而形成之物。”自然创造之事物（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称之为“作品”）与社会中被人为创造出来的事物（列斐伏尔常以“产品”名之），共同组织构成了我们的社会空间。进而，社会空间的历史，与人类改造、改变自然空间的实践紧密相关：“空间的历史，它始于被社会实践所改变的自然的空间——时间节奏。”《蘑菇圈》讲述的，恰恰就是这种社会实践人为改造自然空间的故事，它由此隐喻和折射出时代观念和时代经验剧烈转轨的历史情状。

阿妈斯烱与她的“蘑菇圈”间的故事，集中体现了当代视角下自然空间所面临的几种典型命运和几种典型形象：它既是古典意义上人赖以为生、富有生产性的空间，也是线性历史观视域内的蛮荒空间、可以（且需要）被现代理性征用，同时还是富有文化隐喻意义的审美治愈性空间。就其“古典生产”一面而言，《蘑菇圈》中，蘑菇圈首先拥有非常具体的现实指征含义，指的就是大片蘑菇聚集生长的局部土壤区域。小说中，阿妈斯烱在年轻时意外发现了山上的一片（随后是多片）集中生长的蘑菇。在小说的情节设置中，她是村子里唯一发现了蘑菇圈并知道其准确位置的人。这种集中生长蘑菇的地带，就是蘑菇圈。蘑菇圈产出的蘑菇滋养了阿妈。在随后到来的饥荒中，阿妈斯烱用蘑菇圈里采回来的蘑菇，帮助家人和村民度过了危难——现代文明理念导致的苦难，因蘑菇圈的存在，而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缓解。由此可见，在当地原生的文化语境或者说现代文明充分介入前的历史时间中，蘑菇、自然与人，其实是共同安居于一种混沌、天然的，近乎原始的关系状态中，“他们烹煮这一顿新鲜蘑菇，更多的意义，像是赞叹与感激自然之神丰厚的赏赐。然后，他们几乎就将这四处破土而出的美味蘑菇遗忘在山间”，超出人基本需求的大量蘑菇也就任由它们腐烂，“美丽的聚合体分解成分子原子孢子，重又回到黑土中间，他们也不心疼，也不觉得暴殄天物”。

然而，现代文明工具理性对自然空间的征用随即出现了。20世纪50年代，来自内地的工作组进入机村后，事情第一次发生了改变。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象征着现代文明的工作组，第一次带来了现代意义上的分类学，蘑菇被第一次分类和命名，“羊肝菌”和“松茸”被辨识了出来——在此之前情况并非如此。小说开篇的第一句是一个类似于《圣经·创世记》开头的句子：“早先，蘑菇是机村人对一切菌类的总称”。随分类学命名而来的，还有对蘑菇的不同烹饪方法（阿来特地在小说中将此概括为“文明”和“饮食文化”）。命名与分类，是小说中现代文明对蘑菇（自然）的第一次“圈收运动”，“圈”的主体是现代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出现了变化：人从认知上把自己从自然中剥离了出来，并且第一次把自然看作了完全他者性的、需要以人的理性去切割、分类、命名、利用的外在对象。如果说，知识的命名还未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实际的改变，那么紧接着，工具理性、社会进化论及其背后由意识形态具化而来的行政力量，则实实在在地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这种观念叫作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作不能浪费资源。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于是，工作组提出要把蘑菇做成罐头保存起来，进而人们认为满山的树木如果不被砍伐来搞建设，其本身的意义和价值便是无法成立的。这种观念经由行政力量的推动，最终制造了一场灾难：由于过量施肥，当年的庄稼没能在霜冻降临前成熟完毕，庄稼全部冻坏、几乎绝收。机村由此遭受了饥荒。这种强行透支、改变自然，进而导致巨大灾难的情节，在小说中不止一次地出现。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约20年时间内，蘑菇、蘑菇圈及其所象征的自然，多次遭受权力的觊觎（例如工作组干部多次追问蘑菇圈的具体位置）乃至征用。而这些蘑菇，最终也见证了物尽其用的现代文明价值理念，如何在扭曲的狂热之下，在伤害自然、违背规律的同时，导致了人类社会的严重危机。大有深意的是，蘑菇圈自身度过了这一次次的危机（始终没有被除阿妈斯烱这一人类社会与自然的中介性人物以外的人发现），而且总是在不断地帮助人；它不断地被“圈用”（每到饥荒，蘑菇就必然会被大量采摘，以致造成短暂的生产力透支），然而蘑菇圈本身却依然维持着神秘状态，没有被直接纳入现代社会的生产消费体系之内。

这样的情况，在改革开放以后、货币经济和消费社会体系完全建立起来之后，最终不复存在了。蘑菇作为自然赠予的象征，在改革开放之后终于变得与货币挂钩、也就是说被纳入了现代文明的交换体系。机村人疯狂地上山挖掘松茸用以出售，而这些高价松茸最终摆上了上流社会的餐桌（小说中这些松茸大部分是被空运去了日本，这可以看作是对全球化进程的隐喻），甚至在很多时候还被用来行贿。阿妈斯烱的蘑菇圈也一度被跟踪者发现和偷采，偷采的方式也相当具有典型性：那是一种使用钉耙的、完全破坏性的攫取，大量还未充分生长的松茸被掠夺一空，而且钉耙的野蛮收割破坏了土壤和菌丝，导致蘑菇圈的持续生产能力遭受了巨大破坏。蘑菇本身也遭受了巨大的浪费：为了形成垄断，大公司故意不购买零售商人收购来的蘑菇，导致大量松茸白白地腐烂掉。即便如此，被偷采也仅仅是偶发性事件，蘑菇圈（以及漫山遍野的蘑菇）虽然遭受掠夺、但依然没有彻底沦陷。真正的沦陷，发生在市场经济体制完全建立起来之后。阿妈斯烱身上被人偷偷装备了GPS定位系统，致力于开发松茸产品的资本时代野心家们最终找到了蘑菇圈的准确位置。

在古典自然生产、现代理性征用之外，阿来笔下的蘑菇圈（及其所代言的自然空间）还具有文化价值层面的内涵、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象征意味。就情节的现实语境而言，蘑菇圈的特殊之处在于蘑菇生长特别集中、而且成长得特别快，大致相当于“蘑菇高产区”的代名词。但阿来显然赋予了蘑菇圈更加抽象的象征含义，这种含义借斯烱的心理活动被阐释出来，“斯烱知道，自己是遇到传说中的蘑菇圈了。传说圈里的蘑菇是山里所有同类蘑菇的起源，所有蘑菇的祖宗”。“蘑菇祖宗”的象征含义，在小说中曾不止一次地在斯烱谈论蘑菇圈时被反复强调。我们不妨这样理解：阿来笔下的蘑菇圈，其实是以象征的方式，隐喻着所有的蘑菇；进而，由于蘑菇在小说中一次又一次地介入人与自然生态的互动史并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蘑菇圈也可被视为整个自然的象征物或者代言物。甚至蘑菇圈的背后，还显示出带有泛神论色彩的自然观（阿来不止一次写到，阿妈斯烱将蘑菇圈内的许多蘑菇留给动物享用，也多次深情地描写阿妈斯烱怎样坐在蘑菇圈旁与蘑菇进行非语言性的精神交流），以及此种泛神论视野下人与自然的同构。阿妈斯烱这一女性主人公人物形象与蘑菇圈（自然）似乎是以镜像般的方式相互关联着的，她们都不断被来自人类社会的力量索取、剥夺、侮辱，却又一次次地返回身来救赎、原谅与拯救与其发生联系的人。这些都是自然空间背后更为深远的象征逻辑。

饶有意味的一点是，蘑菇圈在小说中是被人无心发现、而不是以神迹般的方式主动彰显的。这似乎是在象征着自然是被动地被裹挟进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自从斯烱发现了蘑菇圈，蘑菇圈里的蘑菇就开始出现在当地人的生活之中、并扮演了诸种角色，由此见证乃至参与了当地几十年来的发展变迁。而这种变迁的历史，其实可以被折射为当地蘑菇被“圈”（既被征入现代文明发展逻辑和运行体系）的历史。作为自然之神的象征物，蘑菇圈完全裸呈在资本社会的视线之下，其实就意味着隐喻层面的沦陷乃至死亡。更具象征意味的是，开发商之所以要找到蘑菇圈，并不是为了简单的采摘售卖，而是为了把它打造为“人工培育松茸”的基地宣传形象，这种欺骗则是为了骗取融资。就这样，蘑菇圈彻底被“圈”入了现代资本社会的运作体系之中，它被迫去扮演一个自己根本不是的符号，它的价值衡量尺度彻底变成了货币——或者说得更本质一些，彻底变成了人的欲望。这是彻底的异化，也是真正的死亡。正因如此，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胆巴搂住母亲的肩头，阿妈斯烱，你不要伤心。阿妈斯烱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伤心，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同时作为实体和象征的蘑菇圈，在政治权力、经济发展和货币欲望一次次连续不断的收割圈用之下，最终“没有了”。

蘑菇被“圈收”的历史，从“自然空间被改造”的独特观照角度，映射出中国当代历史的发展轨迹，也显示出文学对现代文明语境下空间问题的深入思考。就阿来自身的创作来说，这篇小说充分体现了一种古典自然诗性与当代技术理性之间对话（乃至对弈）的能量冲动：它把神秘和神性的内容，对接于现代经验结构里的当下的人的生活，而这当下的、具体的人，正意味着最新的经验结构、情感结构、观念结构乃至社会权力结构。同样可以用来举例的，还有《云中记》里网络直播情节的介入——想象中的亡魂与视频直播的影像，究竟哪种才更贴近生命意义上的真实？我想，也正是这股能量、这种意识、这些叩问，才令阿来的诸多小说显得飘逸却不渺茫、神秘却不虚玄。

三  从旋涡到花瓣：“空间装置”与空间化叙事

阿来小说中的空间诗学，不仅仅体现在题材和内容上，同时也在结构形式方面有非常具象、高度技术化的体现。我们在此不妨以“空间化叙事”暂作指称。

空间问题——或者说空间逻辑——对小说叙事形态的介入及修改，曾被约瑟夫·弗兰克称为“叙事的空间形式”或“小说中的形式空间化”。这种形式特征深刻根植于现代社会独特的时间体验，它是中断的、反连续的，仿佛连续的、统一的、能够以公共性的方式被理解的时间似乎已经消失了。小说对时间的体验、理解与表达，同样呈现为某种空间化的形式，“‘纯粹时间’根本就不是时间——它是瞬间的感觉，也就是说，它是空间。”通常来说，此种情形在当下更多是催生出散点化、离心性的小说叙事形态。而阿来的小说在此又有不同，很多时候，其“叙事空间化”的具体表现不是“离心”而是“向心”，围绕着特定的“空间装置”，原本破碎分离的时间和经验从四面八方围拢而来，仿佛是朝着旋涡的中央聚集、塌陷。

《尘埃落定》中的土司官寨、《云中记》里的山村废墟、《蘑菇圈》里的蘑菇圈，都属于这样的“空间装置”。长篇小说《空山》里那家奇怪地出现在偏远藏民村庄里的小酒馆，典型和清晰地显示了，特定空间在组织汇聚故事线索和人物关系方面所能起到的结构性作用。酒吧这样一处公共化的消费空间出现在偏远的熟人社会村庄，本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喝酒一事原本只需在自家火塘边或者自然野地完成即可。如今，忽然有了酒馆，酒吧里还设置了吧台、桌椅，喝酒聊天一事忽然获得了专用的、被隔离出来的空间，从而就被“对象化”了：这间酒馆像一件画框或相机镜头里的取景框，令喝酒与相聚变成了一件“特别”的、可以被单独注视的事情（借用柄谷行人的思路，这也就使得酒吧空间、交谈行为和饮酒动作，变成了一种主体视角介入后的单独成立的“风景”）。坐在这家小酒馆里喝酒的，多数时候都是相互极其熟悉、了解彼此经历乃至各家祖辈历史的“熟人”——这与都市中的情形是非常不同的。因而，小酒馆在机村以一种特殊但不刺眼的方式存在着，它变成了城市文明/乡土自然文明以及传统农耕文明/现代商业文明之间的某种象征性的链接纽扣，也成了过往与当下之间的链接纽扣。“能够有一个地方坐下来话说当年，每一个过来人都能借着酒兴谈机村这几十年的风云变幻，恩怨情仇，在我看来，其实是机村人努力对自己的心灵与历史的一种重建。因为在几十年前，机村这种在大山皱褶中深藏了可能有上千年的村庄的历史早已是草蛇灰线，一些隐约而飘忽的碎片般的传说罢了。一代一代的人并不回首来路。不用回首，是因为历史沉睡未醒。现在人们需要话说当年，因为机村人这几十年所经历的变迁，可能已经超过了过去的一千年。”

剧烈的变迁和变化导致了对言说的需求，这种需求（言说）最终又催生了与之匹配的新的空间出现。在这样的空间里，获得实现的不仅仅是“心灵的重建”“历史的重建”，还有小说自身对人物关系和情节线索的梳理。加拉泽里、老五、崔巴噶瓦老人、达瑟、索波等一系列人物之间复杂的、延续数十年之久、串联起整个村子现当代历史的爱恨情仇，都被吸引和汇聚到这一身体相遇的空间、话语释放的空间、记忆复活的空间，并获得其新的解答和去向。酒吧这样一处特定的场所，使人物（以及人物的记忆、话语、动作）能够从私密空间走出，合情合理地聚集起来，并进入公共性的对话关系之中。两个人同处在小酒馆的屋顶之下，其他人在观看中讲述或回忆二人之间过往的友谊或仇恨，并见证过去的事情在今天如何继续发展。就这样，微观的人物关系汇聚在小酒馆中，而小酒馆的出现本身又是历史在空间形态上的隐喻，因而宏观的历史关系、政治经济关系也同样汇聚于此。小说由此被真正而有效地结构起来。

事实上，作者阿来自己对此有过极其明白的阐释。在小说的“代后记”里，阿来提到，“当我决定要写一部编年史时，发现自己不能沿着熟悉的路径，写一部传统的长河小说。这五十年中，无论是政治运动还是经济浪潮的冲击，都使得在乡村中，没有一个人或一种人，或一个家族，像长河小说中那样始终处于舞台的中心。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在经济潮流的激荡中，乡村不断破碎，又不断重组。断裂，修复，再断裂，再修复……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在这个过程中，那些顺应新形势的人或主动或被动，不断登场，又不断被淘汰。所以，如果我要以变化的村庄为主角，就得随时去踪迹那些因时因势成为中心，或者预示着乡村变迁方向的新的人物。如果这样，这部小说将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结构。以破碎的结构对应不断重组的乡村，形式本身都成了某种隐喻。小说初版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宣传给这种破碎一个好听的命名：‘花瓣式结构。’花瓣是空间的，向心的。而编年史是线性的，有始无终的。这也是今天中国乡村变迁的真实图景”。阿来在此直接使用了“空间”和“向心”的表述，并且将之明确同新的历史语境之下小说表述中国时必然面对的结构问题关联起来——时间溃散了，我们只能诉诸空间中的内容、空间化的结构、空间性的形式，来重新整合浩瀚的经验。由此可见，小说对这种向心性空间装置的设计和使用，乃是出自作者的一种自觉，而这种自觉背后暗示着的是历史现实赋予叙事的某种必然性。

当然，阿来对“空间”和“向心”的这番分析，在原文的语境中，并不是单单特指《空山》里的小酒馆，而是在更高的层级上总体性指涉这一系列小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首版时，这一系列里的六部长篇小说被共名为《空山》；后来在浙江文艺出版社重版时，该系列小说的总名被改成了《机村史诗》，我们上文分析的《空山》是其中的第六部也是结尾一部）的构思方式、结构方式。这种方式，被阿来自己概括为“写成互相衔接的六个故事”。也就是说，空间经验和空间化了的历史经验，促使阿来在小说创作中采取了一种并置式、花瓣一般的结构方式——它绝不仅仅是技术问题、风格问题，而是在表述策略的背后，深刻地关乎作家对历史和时代的理解方式。

总体来看，阿来《机村史诗》系列长篇小说的结构设计，大致是“序列化”的：相关作品（或同一作品中的不同单元部分）之间彼此相关、自由衔接、产生互文，呈现出花瓣式的拼贴聚合结构。而所有“花瓣”所围绕并烘托的“花蕊”，则是某一特定的地理点位或曰空间场域。这样的设计方式，在当下中国小说中（尤其是在年轻作家那里）还有其他不少例子，例如双雪涛的中篇小说《平原上的摩西》、王占黑短篇小说集《空响炮》《街道江湖》、郑在欢短篇小说集《驻马店伤心故事集》等。倘若把话题从“空间形式”升维到更加广义的“空间经验”层面，可作对照的话题则有更多：从“新东北作家群”“新南方写作”，到“新乡土叙事”和已被讨论多年的“城市文学”……近些年来的中国文学热点话题，大多不再与“时间”绑定、而是与“空间”有关。我们当然不能也不必把阿来的作品往这些热点概念的筐子里套——像阿来这种体量的作家，当然已经溢出了绝大多数所谓“筐子”的容纳范围。在此提及，只是想在结尾处搭建一点话题性的互动——个体化的作家创作也好，群体性的理论议题也罢，它们根本的起点都是对于时代经验的敏锐，因此也就总能建立起无限新（有时也无限隐秘）的对话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原载《当代文坛》2025年第5期。注释从略，详见纸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