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作家罗伟章的《屋檐》获中篇小说奖。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罗伟章，邀请其畅谈获奖感受、创作心得与文学观念。
日常性使共情成为可能
记者：伟章老师好！祝贺您的中篇小说《屋檐》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屋檐》以“合租”为切入点，通过两代人的合租情形，细腻描绘了时代变迁中人际关系的流变。这篇小说的创作起因是什么？大概过程是什么样的？
罗伟章：我家对门，有几个年轻人合租，房东放了一把大门钥匙在我这里，以备不时之需。有若干次，他们中的某一位，果然就忘带了钥匙，找我帮忙开门。有一次我注意到，屋子里其实是有人的，但他没敲开门，这让我有了很多联想。平时在和年轻人交往的过程中，我也发现他们心里的边界感特别强，思考问题的时候，“我”和“我觉得”是第一要务。想到这里，便又禁不住去思考其中的得失。《芙蓉》杂志的杨晓澜找我约稿时，我想到二十多年前，曾在一篇散文中谈及当年的合居，当年与当下，两相对照，就写了这篇小说。
记者：《屋檐》中并没有一个具象化的屋檐出现，它更多地是一种象征，是“同在屋檐下”的屋檐。为什么选择它作为题目？
罗伟章：这个题目暗示了，首先它不是悬浮的，而是日常的、落地的，是随时需要面对的。其次，如你所说，它是一个象征，屋檐既提供庇护和安全，也构成束缚和限制，既是物理空间，也是心理界线。如何看待这件事，是否愿意在内心的居所里为自己打开一扇窗，会造就不一样的人生和社会景观。同时，就这部小说的构思而言，两代人共处同一屋檐下，如果能够彼此对话和沟通，所谓心灵隔阂、精神失语的问题，就有机会冰消雪融；对话当中也讲道理，但那些道理是从一粥一饭、可感可触的日常烟火中生发出来的，正是那种日常性，使共情成为可能。这些，都是题目所预示的。当然，一个题目不可能包含太多，或许它就只是个题目而已。
记者：从《饥饿百年》、“尘世三部曲”、《谁在敲门》《红砖楼》到《屋檐》，您的书写对象在不断发生变化，从川东北乡村延伸到城市生活，人物形象也从乡土小人物扩充到作家、教师、都市青年等群体。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罗伟章：说到现实，人就是最大的现实。你提到的这些人物，他们的处境和心事，都是我熟悉的。从个体到群体，从群体到时代，个体的现实映射出社会的现实、人的现实。我没有刻意地去选择书写对象，书写对象固然重要，但能否由此及彼，发掘出时代情绪和人性幽微，才是对写作者的真正考验。
当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选择。比如，我的很大一部分小说，都是以川东北的乡村、城镇、城乡结合部为题材，然而，当我写完《谁在敲门》和“尘世三部曲”时，我发现我对那类题材已经没有新的认知了，再写，即使有新的故事，故事的核心多半也只是原地踏步，于是不再写，至少暂时不写，因此有了《红砖楼》等作品。
记者：《屋檐》的内容和叙事口吻，会让我感受到一种“怀旧”的气息。您在写作和生活中是一个“怀旧”的人吗？
罗伟章：事实上，《屋檐》里那位老教师所讲述的生活，从物质层面讲，实在并不美好，而物质不可能不影响心理，物质匮乏，人会变得自私、促狭甚至锋利。“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对普通人而言，这话具有真理性。但也恰恰因此，人会期盼另一种生活，如果物质生活一时难以改变，就在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上去建设自己，把自己打开，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进而通向温暖、宽容和博大。这样的精神品格和相处之道，不是过去才需要的，现在同样需要，因此不是怀旧。我本身也不是一个怀旧的人。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其不同的境遇，同时又有相同的对美与善的渴求。时代在变，但总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
正是因为先苦过，所以才能真正写好
记者：“门”是您小说中经常出现的核心意象。从“家门”“楼门”到年轻人的“房门”，它是边界、是保护，有时又是囚笼，越来越难被推开。您在创造这些不同的“门”时，有什么整体上的考量吗？
罗伟章：是的，你说得对。整体上的考量谈不上，但它的的确确构成意象。相对于“屋檐”，“门”就更具有象征性，打开、关闭、半开半闭……都构成象征。当一扇门越来越难被推开，甚至根本推不开，某一片空间就被隔绝，整体性就会遭到破坏甚至瓦解。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更广大的世界，也是如此。但同时，“门”又是生活化的，能产生具象化的感知，因为能感知，所以能理解。
记者：您涉及的创作体裁非常广泛，既有数量丰富的长、中、短篇小说，也有散文和非虚构。您有特别钟爱的某种体裁吗？是什么推动您不断去尝试新的文体？
罗伟章：选择不同的文体，有时是根据题材，有时是根据心情。我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写散文，写散文的时刻是我最轻松的时刻，那时候我只需要对自己说话。我认为最好的散文就是对自己说话的散文。后来转向写小说，是觉得，小说可以构筑一个相对完整的世界，可以让自己的想象落地开花。里面的一砖一瓦，都由我搭建，换句话说，就是由我说了算，那种感觉极其美妙。
写非虚构就没有这样的赏心乐事，那是一桩苦活儿。我写过两部非虚构作品，《下庄村的道路》还好，《凉山叙事》是真写得苦；也不是写得苦，是落笔之前苦，大雪纷飞的时节，在崇山峻岭的凉山走几十天。这还不算啥，最苦的是深入到一个你几乎完全陌生的语言和文化环境中，你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的“不知道”，它们像一堵堵墙，把你隔绝出来，而你不但要把墙打开，还要融入进去，既要能感同身受，又要有审视之眼。说到这里，我真想自夸一下，那本书写得苦，也写得好。或许正是因为先苦过，所以才能真正写好。但要说最钟爱的体裁，还是小说，尤其是中长篇。
记者：从字数和结构方式来看，中篇小说都是一种相对特殊的文体形式。您有什么可供分享的创作经验吗？在您看来，优秀的小说应该具备哪些特质？
罗伟章：我的中篇小说确实写得不少，但一时要说“经验”，又觉得哑口无言。不过你的话倒是让我想起自己最初写中篇的时候，《我们的成长》《奸细》《我们的路》《大嫂谣》，等等，都是凭着对社会的观察和一腔热血去写。后来觉得，我还可以在中篇里做实验，尝试多种写法，而在这方面，中篇足够宽容，它给你恰如其分的空间，让你试、让你探索，于是有了《越界》《镜城》《寂静史》，等等，《声音史》最初也是以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的。
我觉得，小说之好主要由视角和语言决定。事实上它们是一体的，好的语言不会单独存在，是认知和思想带动语言。
时刻检视自己的写作是否配得上文学本身
记者：在日常生活和阅读都逐渐碎片化的当下，您觉得我们更需要什么样的小说？
罗伟章：我在不同场合说过，当下，我们更要呼唤深刻的小说，这是对碎片化阅读的一种抵抗。一方面，要以优秀的、有足够吸引力的小说去争夺读者；另一方面，像《荒原狼》《撒旦探戈》《尤利西斯》这样为探究精神生活的读者而写的小说，我们也同样需要。
有时我去网上找一本相对比较有阅读门槛的作品，结果发现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读它，而且留下了颇有见地的感想。说当下人不在乎精神生活，只在乎情绪和索取情绪价值，或许是误解，是将局部放大成了整体；如果不是误解而是事实，就更加证明了深刻小说存在的必要性。我非常尊敬那些思想精深且忠诚于自我表达的写作者。
记者：您在获奖后接受采访时谈到，写作是一条平稳的河流，获奖则是一道瀑布。这道“瀑布”会对“河流”产生何种影响？
罗伟章：这种影响可能是正向的，会为河流增添动势、注入活力，但如果不能正确对待，也有可能会让河流断航。所以，作为写作者，任何时候都要回答好“我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要时刻检视自己的回答和写作实践是否配得上文学本身。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罗伟章：前些日子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名叫《四千里》，表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几位教师出于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带着用于教学、科研和推广的千余只进口动物，跨越五省，行程四千里，从南京走到重庆的故事，是一个“另类西迁”的故事。写这部小说耗费了不少心力，接下来写什么，暂时还没有计划，可能还是会围绕知识分子题材，再写一两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