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伟章的中篇小说《屋檐》，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欣喜之余，我还想说点什么，那就先从阅读感受说起。

读《屋檐》，再次坚定了我的信念：“文学是人学”——人性、人生、命运及其复杂性的揭示与表达，向来被视为文学的至高境界。罗伟章的系列作品，尤其是近些年的《谁在敲门》《红砖楼》等便是如此。《屋檐》也不例外。小说和其他虚构样式，都是另创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与我们所在的实在世界平行，却并不构成镜子、反映、再现的关系，它的真实性来源于虚构或者说想象世界内部的融贯性。生活世界中没有孙猴子、白龙马，但并不影响《西游记》的真实性。而如何做到虚构世界即文本世界的真实性，始终保持内部秩序的一致，那就是既需要天赋又需要千锤百炼的手艺活儿了。在这个意义上，《屋檐》可谓艺术精湛。

《屋檐》沿用的是中国传统的说书格局。说书者在书场给听书者讲了一个有关一代人如何居住的故事。罗伟章的“精湛”在于对这一说书格局的改造和化用。书场不是设在市井茶楼，而是设在互联网背景下新大众文艺时代的一处合租房。说书者不是落魄文人，而是这处合租房的房东。听书者不是底层市井平民，而是这处合租房的四位合租者：四位在现代社会中分散、流动，不期然拼合在一起的青年。说书者讲的故事也不是才子佳人，而是自己的经历，一段两次迁居的个人史：四位青年不得不“合住”的故事。说书者夫子自道，听书者夫子自听。道的、听的，都是一个既关于“他者”又关于“我们”的故事。两代四位青年，从“合住”到“合租”，看似一字之差，却跨越现代社会的两次巨大变迁：烟火日常，铸就微观叙事史诗。

作为一个叙述学者，碰上这样的叙述格局，其惊喜之状可想而知。叙述者即说书人，他以“我”在故事中出现，却是“我们”的实际代言人，这就突破了原本的限制性视角，而向全知全能的视角溢出，其功能就不只是“我”叫孙进宇的在说，也混合了田文、崔明远、鲁小强及其家属的意识、感受和声音，聚合在一起，便是一个时代特定群体和阶层的话语。受述者即听书人，那四位合租“我”的房子的青年，小孟、小杨、小江和小李，作为叙述者口中的“兄弟们”“你们”，明显只有听的权力，而没有话语权，只能以沉默者的身份，处于这场叙述游戏的被动位置，且以类型化而非个性化的方式存在。即说，他们是被“提纯”为几类青年，并纯粹以听者的身份安放在叙述场中。这就意味着，《屋檐》并非已被广泛接受的“双线叙事”，它只有一条叙事线索，不同的只是设定了一个特殊的受述者，并强制性地让其出场。众所周知，除非在古典小说中，受述者绝大多数时候隐而不现，甚至成为叙述学中的抽象功能。

这个受述者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其隐而不现的情况下，常常被简单化地处理为读者：似乎小说的叙述者总是在对读者讲故事。当这个僭越性的误解已成事实的时候，罗伟章偏要从含混不清的读者中拎出四个合租者作为受述者，强制其粉墨登场。言下之意：“我”或“我们”的故事只对“你们”讲，只针对“你们”，所有的语义只指向“你们”。这样的艺术追求，赋予《屋檐》非同凡响的美学力量——不只以言言事、以言行事，更要以言成事，使其文本具有“意动性”，产生明确的“教谕”功能，拥有行动力和未来性。故事结束了，但文本并未完成，除非受述者主动配合并不断改变其生活世界，否则，文本的意义就一直会延续下去。《屋檐》是一个一直有待完成的文本。

正是在这里，表现出罗伟章的胆识以及良知：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还需要一些掌灯者、守夜人。《屋檐》叙述者的语气是诙谐的、温和的、协商的，但依然掩饰不住其饱经风霜、真理在握。尤其在当下，是十分稀有、高贵的品质。

屋檐既是归宿也是限制。不过这是分别针对两代人说的。对于叙述者“我”孙近宇这一代人，四家九口合住在矿务局废弃的四室一厅里，同在一个屋檐下，虽然条件极其艰苦，大家彼此理解，相互包容，抱团取暖，共同成长，那是归宿。而对于受述者小杨这一代，却是限制。他们像“分子”各自从老家游离出来，合租在一套房子里，却没有融合为水，而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最短的小孟，也有八个月，最长的小杨，还差十多天就满四年了，小江和小李，各自也有了两年多”，但他们“互不理睬，甚至互不认识”。厕所里偶遇对方，还以为是“陌生人”，打电话报警；沉溺于手机，围观别人的生活，以至于不认为有为合租者开门的义务；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过要请合租者开门，而是数次不懈地向房东要钥匙；进了那道合租房的门就不能走出，哪怕是春节回家探亲，因为那里有他们内心的恐惧……他们因此变得更加“原子”化：封闭而孤寂，切断了与现实社会的各种连接。两代青年，从“合住”到“合租”的对照，似乎真的经历了“从集体共生到个体疏离的生存变迁”，“人如何与他人共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建精神联结”似乎真的成了《屋檐》问题的内核。

似乎这样的解读，没有超过普通人对当下社会的经验和认知。我第一次阅读《屋檐》时，被其更为巨大的思想容量所折服。屋檐诚然是归宿和限制，但仔细分析，两代人屋檐下的内容是迥然不同的。正是这个不同，导致归宿和限制之间的不平衡。而这一不平衡实际是文本价值取向的高度倾斜：限制必须走向归宿，并赋予屋檐辽阔深厚的寓意。

罗伟章遵循严格的现实主义，哪怕是闲笔也如契诃夫挂在墙上的枪，在以后的剧情中总要打响，更何况那些认真铺演的一个个情节。“我们”并不是一开始就“合住”的，在“合住”之前文本还有相当长的篇幅的叙述。这些叙述不仅不是可有可无，而且是全面解开小说的密码。大学毕业，“我们”分配到州城一中工作。学校太大，教职员工太多，“我们”只好租住在已经军转民的163兵工厂的医院病房。注意，那时“我们”四人中至少有三人是单身汉。医院森严高大的铁门、锋利的铁矛，以及开关门时间依然遵循旧例，与州城一中的作息时间和“动态组合”的威胁之间，形成尖锐的冲突和张力。翻越铁门，“英雄救美”，“我”用三年时间的默默付出，获得英语老师梨木月的芳心，“她”成了“我”的老婆，“我们”结婚、成家了。小说以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来讲述“我”的那场长达三年的恋爱马拉松，来讲述“我”的结婚、成家，为后面的“合住”做铺垫，而且是一个长长的铺垫。在这个长长的铺垫中，即将“合住”在一起的其余三位都结婚、成家了，鲁小强还有了女儿兰兰。这时，“合住”的时机才成熟了，也才有了后面在矿务局四室二厅里四家“合住”的故事。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这一代人在同一屋檐下“合住”的是四个家庭，而非如受述者那样的四枚单身汉。还记得多年以后梨木月回到州城一中，顺便看望崔明远夫妇，杨秀展示给她的，是当年四家“合住”时所获得的“五好家庭”奖牌。这个奖牌不仅如宝贝一样被崔明远夫妇珍藏，也珍藏在其他三个家庭最靠近心脏的地方。

能不能成家，有没有家，是屋檐有没有意义，有何种意义的前提。由此，《屋檐》触及了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衍生的一个“世纪关切”：家国关系的正当性。在孟子那里，“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形成“天下—国—家—身”的意义链环与逻辑结构。在“天下国家”这样一个意义链环和逻辑结构中，“身”只有通过“家”或“家族”这个中介才能和“国家”发生关联。也就是说，家或家族是连结个人与国家的必要环节。

然而清末民初以降，现代性巨浪裂岸而来，士人视“家”或“家族”为建立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大障碍，必须彻底铲除。新文化运动初期，基于中国特殊的思想文化土壤，“国”与“家”争夺个人，把个人从“家庭的人”解放出来，塑造为“国家的人”，加速现代民族国家的构造，无可厚非。但时过境迁，“破家”后留下的历史隐痛，不仅没有消除，似在逐渐加剧。特殊年代，在戏剧想象中，“阶级”曾作为“家”的替代物出现。《红灯记》中奶奶诉说革命家史：“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祖孙三代本不是一家人。我姓李，你姓陈，你爹他姓张”，同一个阶级“合住”在同一屋檐下，重构了一个新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作为历史替代物“家”和“家族”的叙述绵延不绝，构成当代文学清晰的历史脉络。

《屋檐》此番的“诉说革命家史”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同一个屋檐下，只有家，才有归宿。它回应了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世纪难题”：天下国家，有家有国，家国一体，共生共荣，不可偏废；家，通往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也通向中国式现代化。这才是《屋檐》这部中篇的“怀抱”。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人是连接的动物，连接产生人类社会，而家又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连接，其他的任何连接都不能代替这个基本连接，否则就像那四位“合租”者——小杨、小孟、小江、小李，始终游离于“家”或“家庭”之外，一旦互联网的联接代替了他们生活世界中的其他联接，即便他们已被置入同一屋檐下，他们不照样各自为阵、冰冷相待，如同生存在荒原、沙漠？

可以回应文章开头的说法了。《屋檐》再次催动我的信念：被钱谷融先生喊得响亮的“文学是人学”只是文学的起点而非终点，“人性、人生、命运”及其复杂性的揭示与表达不过是通往文学最高境界的手段或桥梁。不用说《屋檐》写人、研究人、解剖人属于“人学”的范畴，也不用说《屋檐》表现和揭示了“合住”者“我们”和“合租”者“你们”的人情、人性、人生和别样的命运，这里必须说的是，《屋檐》并未至此止步。比如它没有把小杨、小孟、小江、小李怪异的人格轻松地推给互联网背景下的“人性异化”，也没有以“摆烂”的方式将此呈现以引起疗教的注意，而是以“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存经验作为参照，剖析其背后的深刻原因，出示其改良的路径：恋爱、结婚、成家，从实现最基本的连接开始改变现状。叙述者甚至把“我们”在同一个屋檐获得的生存智慧转赠给他们：“让我们彼此看见并看见自己的，不是阴影，是光，连接你我他之间的情感，就是一种光，再难，也值得去追逐，去建立，去信仰。”这种情感，鲁小强的女儿兰兰最先感受到。小说写道，兰兰“就像跟着大人在外面坐席，而且分明感觉到了叔叔阿姨们对她的爱。大家爱她，是因为成年人彼此相爱。”

无疑，《屋檐》以烟火日常、微观史诗的方式另创一个世界，俨然一场思想实验。它回应了当下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现代性关切，并生动地昭示我们：无数小家，在同一个屋檐下，不论低头抬头，彼此相爱，是中国式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题中之义，更是紧迫的现实。回首历史，到罗伟章的《屋檐》，跨越一个多世纪的现代中国文学，不正经历了从“破家立国”到“家国一体”的历史螺旋？

唐小林，四川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副会长。出版学术专（译）著9部，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主编各类学术丛书、教材多种，主持国家级、省部级项目多项，曾获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