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

平常笑了，可能我这个人有财运吧。当然我还是比较低调的，当年我从老家出来——我是达县那边的，就穿了一件灰夹克蓝裤子。有钱以后，我还是原来的行头，灰夹克蓝裤子，只不过质地好点儿而已。我还是那个一走进春熙路就会被淹没的人。我出去谈事，从来不拿那种亮晃晃的公文包，我就是背个帆布挎包。

你可能不信，我今天是头一回坐头等舱。我一直舍不得坐，今天还是娃儿他妈非要给我买的，她说我这段时间太辛苦了。

这让我意外，我看他那么油，还以为他常坐头等舱。

反而是我，我已经第二次坐了，依然有些忐忑。

所以，不要被表面现象蒙蔽。看到的不一定是真实的。

钱一多，我就跟所有男人一样开始花心。平常很坦率。

有些小姑娘发现你有钱，会主动往前靠，很难抵挡的。不是我推责任哈。我和一个小妹儿耍到一起了，那个小妹儿确实漂亮，才二十岁，是我在KTV唱歌的时候认识的。我老婆呢，还是老老实实在家带儿子、做家务。我经常不回家她也不问。

大地震后股市开始走下坡路。我赶紧收手，退出了大部分资金，可是又想不好做什么，就买房子，买铺面。真的是撞上了，买的房子铺面都升值。

前些年，我听说了民间贷款这回事，很多民营企业从银行贷款不易，需要找民间贷款。我感觉这是个新路子，有奔头。于是注册了一个公司，号称财富管理公司，其实就像旧社会的钱庄，集资。当时不知出于啥子考虑，公司董事长我用了我老汉儿的名字。

最开始真的很火，由于利率高，投资的人挤破头想进来。你想银行一年定期才一点儿几，我给他们十，差距太大了，人都是有贪心的。加上那一行才开始出现，缺少规范。我这边集资到钱，马上就可以投出去，回报很高。几个月时间我的资金就开始翻番。我在市中心写字楼租了一层办公室，雇了五六个员工，感觉形势一片大好，自己马上要成银行家了。

也是在那个时候，和我一起的小妹儿非要我娶她，非要我离婚，她说她怀起娃娃了。我只好同意离。唉，我提出要离婚的时候，我老婆哭惨了，啥子话都不说，就是哭，眼泪擦都擦不完。我心里面觉得太对不起她了，她啥子都没做错，错的是我，当时儿子还在读小学，我也不可能带过来让小妹儿去养。

我一狠心，就把现有的钱全部给了老婆，本来也是老婆和我一起创业的嘛。我把三千万都给了她，三千万哦！我还给了她一套房子。我老婆都傻了，真的，她咋个也想不到我会这样做。我跟她说，有这笔钱，你和儿子这辈子都可以生活无忧了，我也就放心了。我反正还可以再挣。

那个时候我觉得挣钱很容易。

后来我才知道，把钱给老婆，是我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这话很耳熟，好像前不久才听到过。对了，就是小李叔叔说的。是在他给我讲了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夜晚之后说的。他说，那个夜晚陪着你父亲，是我一生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

我相信小李叔叔一生做过很多正确的事，他这样说，只是为了强调那个夜晚的重要。

那个小妹儿听说我把钱全部给了老婆，就跟我急了起来，大吵了几回，就跑了，她根本没有怀娃娃，骗我的。跑的时候，还强行拿走了我两百万，还到处说我的公司是骗人的，坏我名声。不说了，我也是活该。

跟着，我开始倒霉了，我们公司的资金链断了，而且是最大的一条。我投出去的一大笔钱拿不回来，没了，说没就没了，几百个投资者不但拿不到高回报，连本金都拿不到。当然就开始闹，里面还有好多是我的亲戚朋友，还有我两个姐姐，唉。

幸好，真的幸好，我这个人历来胆小，所以即使在最容易融资的时候，我也一直控制着公司规模。胆小还真是个护身符。你看网上说的那些出事的公司，都是缺几个亿，我当时的缺口就是四千多万。

亲戚朋友们都骂我，说被我带进坑里了，我根本不敢接电话。这都算了，关键是其他投资者跑到我们公司去闹，连抢带砸的，还报警，说老板卷款外逃了。警察就把我老汉儿抓起来了，因为法人代表是他呀。我老汉儿也是个神经病，公司已经出事了，他还跑到办公室坐去，不抓他抓谁？

果然精彩的还在后面。我带着看热闹不怕事儿大的心态，期待着他风起云涌，大起大落。

他说的这种投资平台，我也参与过，我就是他说的那种指望高回报的贪心的投资者。幸好我参与的是我一个很可靠的朋友做的。那段时间，每个月月初，我就会收到朋友打过来的利率，相当高，超过他说的百分之十。后来市场不好了，朋友很谨慎，马上撤回资金，退回给我们，并从此不再涉足。所以，我体会不到钱忽然不见了的那种焦虑，但那样的焦虑，完全可以想象。

平常说，老汉儿一被抓，我赶紧躲起来。不是我不孝，是我必须保全自己才能救老汉儿，你说是不是嘛，我是革命的火种。

我必须先借钱。那个时候我还是认识几个做生意的大佬的。但是，你完全猜得到，没有一个人肯借给我，各种理由，我也可以理解，借给我很可能就打水漂了。我走投无路了，抓脑壳想了半天，唯一可以求的，就是娃儿他妈了，就是被我抛弃的老婆。

我后来总是想，就是在山里躲起那段时间，我反反复复地想，我老婆才是我的福星，我老婆虽然不好看，但是她旺夫，我和她在一起的时候，一直很顺，一离开她我就开始走霉运了。

我给她打电话约她出来，那个时候她已经再婚了，毕竟她是个富婆，再婚也不难。娃儿他妈听我讲完后只问了一句，你要多少钱？我说，你能拿出多少？她说，估计可以拿出两千万。

我大吃一惊，眼泪都要下来了。如果她给我个一两百万打发我，我也是没话说的。但我老婆，居然舍得拿出两千万给我。她很淡定地说，我相信你，会还我的。

她把一些定期提前支取了，把一些理财产品抵押了，把基金也提前赎回了，真是损失了不少。又把股市上的也退出来了，还把之前买的黄金也卖掉了，用了四五天时间，给我凑了两千万。关键是，她那个丈夫也没有跟她闹，同意她帮我，两个都是好人。

我拿着这个钱，躲回到老家大巴山里，潜心炒股。我用了八个月的时间，把资金翻了两倍多，有了七千万。

我忍不住惊叹：天，你太厉害了！

他不以为然地说，嘿，有一半是运气吧。老天爷还是帮我的。我命不该死。

然后呢？现在轮到我催他讲了。

然后嘛，我还了前妻的钱，拿着四千多万去派出所投案，全部还清了投资人的借款，利息当然就算了。然后把我老汉儿接回家。

你老汉儿怎么样？我眼前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刚才那个病人。

我老汉儿淡定得很哪，看到我就说，嗯，比我想得快些。

你们一家还真是大气。我笑了。

派出所那几个警察居然很感动，他们说他们辖区出了好几起类似的案子，我是唯一去还钱的。他们给我送了一面锦旗，上面写着“诚信是金”。呵呵，有点儿搞笑吧。

我很认真地说，不搞笑，我也挺感动的。

平常搓搓脸颊，略有些尴尬地说：嗨，我简直没想到我会把这些讲给你听，是不是有点儿瓜稀稀的？

我说，哪里哪里，故事很精彩，不要后悔。

他笑了，一开始嘛，是因为酒喝多了，特别想说话。后来嘛，就打不住了。不过我是觉得大姐人好，没关系的，对不对。

我说，谢谢你信任哦。从这个故事看，你本质上是个好人。

他居然有些羞赧，过了一会儿说，我要重新开始。这回我要规规矩矩做生意了。你不晓得，躲在山里那八个多月，日子太难过了。真的，和坐牢没什么区别。每天夜里都睡不好，每天都担心发生什么事导致股市大跌。真是度日如年，不晓得好久才熬到头。我一天到黑都想，如果翻不了身怎么办？我寻短见吗？我连寻短见的资格都没有。我的白头发就是这八个月长出来的，我这八个月比八年还老得快。

酒色褪去后，他的面颊呈现出青黄色，白发也更加醒目，都在印证他的感慨。人生的加减法，往往不在同类项里。财富的增加，减去的一定是财富之外的东西吧。

空姐送来了晚餐。

虽然事先问过我们，要鱼肉米饭还是鸡肉米饭，我们分别要了鸡肉和鱼肉，但实际打开后，都是一个味儿，甚至一个长相。我勉强吃了一点儿。本来也不太饿。平常则迅速地吃了个精光。看来他是饿了，或者，他比我更适应环境。

吃的过程中他问了一句，大姐你去香港几天呀？

我说，四五天吧。

他说，你是去做客吗？

我犹豫着要不要回答：我是去做客。回答显然不正确。我不是去做客。回答虽然正确，需要解释的却太多了。

他主动说，我是去看我儿子，我娃居然考上了香港大学。我得到消息的时候还在山里，我娃真的很争气。他爹都遭起了，他还能考那么好。我去看看娃，再顺便考察下香港市场，看接下来做什么好。

我去看一个濒死的长辈。我突然说。

他看看我，没吭声。也许他没听懂“濒死”这个词的意思。或者是他已完全清醒，知道不该问的不要瞎问。我脑子里忽然冒出那句话，有人星夜赶考，有人告老还乡。

其实他如果追问，我也许会讲出来。

他吃光了盒饭，又吃了水果，又吃了小面包，又喝掉酸奶，完全是一副啥都不能浪费的样子。

我放弃吃了一半的饭菜，盖上盒盖。

我说，其实我也想给你讲讲我的故事，讲讲我为什么去香港。但是讲起来太费劲。不是说你听不懂，而是发生在那个年代的事，总有很多需要解释的，甚至是解释不清的。我说的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他笑了，有些幽默地说，红军爷爷讲的故事我都能听懂。

我也笑了。好吧。

我小时候，父亲是一家国企大厂的党委书记。那个厂有几千人，属于三线建设的项目，在山里头。我父亲和其他老革命不同的地方是，他还是个大学生。解放初期，组织上选拔一批年轻的有文化的干部到高校学习。父亲虽然只读过高小，也算是有文化的了。他被送到清华大学汽车系。一年后他深深迷上了汽车制造，他向上级领导再三请求，继续读本科。领导同意了，于是他插入本科生班，发奋刻苦，四年后顺利毕业，还是他们班的第一名，获得了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

父亲作为专家型人才，进入机械工业部任职。但父亲一心想为新中国造出自己的汽车，主动要求离开北京，到一线汽车厂工作，于是在我两岁时，我们举家入川。放弃了北京的舒适生活，来到山里。

也许我该快进，像看碟片那样。

我8岁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个你应该知道吧）。我父亲被打倒了，他和厂里的其他头头，厂长副厂长总工程师等，全部被打倒了，每天把他们弄去开批斗会，挂着大牌子站在台上挨斗。不只是斗，还经常拳打脚踢。

什么牌子？这个我可以讲讲，因为印象太深刻了。就是用木板或者纸板做的，用绳子挂在脖子上，上面写着“走资派”“反革命”等字样。那时父亲每天回家脖子都挂着牌子，和其他人不同的是，父亲前胸一个，后背还有一个。前胸那个上面一排小字写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下面三个大字是父亲的名字，打了红叉叉。背后那排小字是，白专道路的典型，下面也是父亲的名字，也打了红叉叉。因为父亲是大学生，知识分子，所以比别人多一个罪名，就多背一个牌子。

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到家，从脖子上取下牌子放在门口。我看到父亲的脖子上已勒出一道红印了，很是心疼。牌子虽然是用纸板做的，但毕竟要在脖子上挂一天，而且是前后两块。吃过晚饭，我趁父母不注意，拿起那个牌子跑到离家不远的一条沟渠旁，用力踩断，再踩碎，然后扔下去。我天真地以为，牌子找不到了，父亲就可以不挂了。

哪知父亲睡觉前忽然想起牌子还在门外，想拿进房间来。一看没有了，吓坏了，不挂牌子，他明天怎么去单位？造反派会更严厉地处罚他，会说他搞破坏、抵抗革命运动。

母亲也愁坏了。他们在家东翻西找，最后取出垫在床下的一块纸板，用菜刀一点点割开，然后找出墨汁，原封原样写好那些字。可是，父亲的名字是要打红叉叉的，家里没有红墨水。

我一直在旁边看着父母忙碌，心里懊悔万分。见他们找不到红墨水，我马上说，可以用红药水。父母眼睛一亮，找出红药水，可是家里的红药水只有一点点，打了一个叉就没有了。我又自告奋勇地说，我去买！母亲说，都这会儿了，上哪儿去买？

我去借！我转身出门，深一脚浅一脚地跑在漆黑的夜里。我跑到谢阿姨家。谢阿姨是厂里医务室的医生，和妈妈关系不错。我跟谢阿姨谎称父亲受伤了。谢阿姨毫不怀疑，她亲眼看到父亲被造反派推来搡去的。她说借什么借，快拿去用吧。

就这样，在那个漆黑的夜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齐心协力地重新制作了那个万恶的牌子。

哦，我扯远了。我并不是要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和我现在要去看的长辈无关，还是回到我为什么去香港吧。

半个月前，我忽然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在我确定回答了我是谁之后，她说，她是某某的女儿，是我父亲老同事的女儿。当她说出她父亲的名字时，我马上就想起来了，我不可能忘记他，小李叔叔。小时候他常来我们家，他一来父亲就很高兴。因为他当时才二十多岁，父亲便要我们姐弟两个叫他小李叔叔，这一叫，就一直叫到老了。

我马上说，哦，你是小李叔叔的小女儿思齐。

她很高兴我能说出她的名字。她父亲曾是我父亲的下属，比我父亲小十几岁。而她和她哥哥，也比我小十几岁。除了名字，我对他们几乎没什么记忆。

我父亲已经去世十五年了，母亲也去世五年多了。随着亲人的离世，我与世上的许多丝丝缕缕的联系，就此中断。或者说，一些丝丝缕缕的联系，就此埋入地下。

但记忆不会。

从思齐那里我得知，两个月前，小李叔叔查出了癌症，是比较麻烦的胰腺癌。思齐马上把他送进了香港最好的医院，请了最好的护工，一天一千港币。小李叔叔面对癌症倒是很坦然，他提出不手术，不化疗，不放疗，顺其自然。但他说，他希望能在最后的日子，和老朋友聊天。

这个希望让思齐很犯难，比给父亲买房子买车请菲佣都难。但她还是让父亲开出一张单子。她按单子上的名字一个一个去找，有的已经去世，有的身体很差无法远行，最后终于找到了我。

毕竟二十年没联系了，找到我也是很不易的，七拐八弯。

思齐说，你能来看看我父母吗？

我二话不说，答应了她。因为我知道，如果父亲在，一定会说，快去看看你小李叔叔和胡阿姨。

今天是第二次了。我答应小李叔叔和胡阿姨，隔一周去一次。我想我能做到，应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