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这套房子的时候，我二十五岁。对我而言，说出这个意义重大。满二十岁时，我看着那些上了二十五岁的人，心想，那么老了，没做出一件遮脸的事，居然也在吃，也在穿，还在那里笑。你笑啥呀，你去哭吧！太阳升起，街灯亮起，春去了，秋来了，我也二十五了。我的二十五岁跟他们没有任何区别。要说区别，只因父亲做着一门好生意，能轻轻松松给我一套房子。这套房在摸底河边，四站路可到杜甫草堂。父亲说：“那是给你的婚房，以后就不会管你了。”听口气，他多半跟我一样，二十岁时，鄙夷过二十五岁的家伙。
现在轮到他鄙夷自己的儿子了。
他有这资格。二十四岁半，父亲即入车行，后专卖轮胎，一路发达。但在我身上，他看不到任何希望。我不跟他混，也不跟别人混，成天猫在家里。父亲当着他岳母的面，对我爆粗口，说早晓得，我就洒在十姑娘身上了。他到底是山野出身，又要显示文雅和新潮，就把手说成十姑娘。他岳母以为十姑娘是另一个女人，恨了他一眼，又不敢大明其白地恨，只把眼皮下沉，眼珠上翻。这与其说是恨，不如说是悲戚。我母亲是全职太太，全职太太本来也是一种工作，但通常认为是被男人养活的，我外婆也跟着觉得自己是被女婿养活的。
父亲是说到做到的人，我刚过了二十五岁生日，就把我赶出了他的家。
“你去那里找个女人吧，去那里生儿育女吧！”他说。
这意思你听明白了，我从“这里”被赶到“那里”时，还没有女朋友，可他偏要说那是我的婚房。单凭这一点，我有些瞧不起父亲。你有什么了不起？你从来就不知道还有另一种生活。我后脚还没出门，父亲就把我挤开，先出去了。他很忙。他的忙也让我瞧不起。只要你有心，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眼就能认出哪些人属于明天，哪些人沉迷过去，哪些人深陷此刻不能自拔。我父亲属于后者。他对酒精过敏，因而从不喝酒，但他找到了另一种酒，这种酒就叫忙。他成天醉醺醺的，以忙为醉。而他自己认为是被需要。
我父亲五十三岁了。
我是说，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他是年过半百的人了。
如果你熟悉成都，就知道摸底河和杜甫草堂，都在城西。成都人说，南富，北怪，东穷，西贵。任何概括都是武断的，却也不能说毫无道理，比如我们家就在南边，从我出生时就在南边，中途换过两套房子，但始终在南边。现在我要住到西边去了。父亲这样安排，把我弄糊涂了，难道在他心目中，我非但不是那样糟，还比他高级？通常而论，贵里不仅暗含了富，还明示了地位和身份。然而，当我拎着包裹搬进新居，就不那样想了。在父亲眼里，富就是贵，无富而言贵，只能突显破败，让人不齿。这整个小区，都是经济适用房。城市扩张，河流整治，那些本来有家，现在无家可归的人，就安置过来。我们家虽称不上大富，却也算是有产者，且与搬迁无关，怎么弄到了名额？这不是我要考虑的，考虑这些事，我无能为力。事实证明，我的邻居也与搬迁无关，却和我住了门对门。
虽如此，还是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觉得，父亲既把我赶出了他的家门，也赶出了他的血统：他没把我当成他的儿子。他儿子不是政府划定的搬迁户，也不必推着餐车，在车上挂着“阳光快餐”的招牌（省工会颁发，享有市容治理豁免权），蹲在街口，为过路人卖烧烤度日，但他觉得我只配那样活命。周围的小区，七层以上都有电梯，我住的小区全是七层，却没有，而父亲偏偏给我买在了顶楼。这分明是故意的，好让我知道向上爬的艰辛。他以他那个年龄的腰腿来揣度我的了。他的所有经验都来自当下，也只能来自当下。为此我几乎要怜悯他。
新家有三室一厅两卫，无论如何，这都是个家的样子。我是说，是个三口之家甚至四口之家的样子。但我还没找到女人呢。在中国所有省会城市里，唯成都的女性多于男性，成都的女性比男性多了整整五万，可说这些有意思吗？即使混在女儿国，该找不到女人还是找不到。女人是河流，浪打浪地向前奔涌，你弯腰掬起一捧，缘浅的能嗅到水味儿，缘深的能喝进嘴里，没有缘，就从指缝间漏掉了；用桶去装也一样，不该你的，路上摔一跤，覆水难收不说，还搭上磕破膝盖，啃一嘴泥。所以在这方面我想得通。
我想不通的，是父亲为什么那样刻薄。对我，对母亲，对在我们家住了十年的外婆，他都很刻薄。“你爸吃了很多苦。”母亲这样为他开脱。这时候往往是她被丈夫刻薄得苦含着眼泪，丈夫刚刚出门过后。我见不来母亲那样子。她原是幼儿教师，跟父亲结婚后，才做了全职太太，几年下来，就觉得自己除了干这差使，别的啥也不会了。自我省事过后，母亲在我眼里，就长着白色眼圈，棕色肚腹，成天蹦上蹦下。那是笼子里的鸟。这样说还高看了她。主人会对鸟儿打几个哈哈，吹几声口哨，母亲得不到这样的待遇。在父亲面前，母亲是个没有声音的人。在我面前，母亲只有关于父亲的声音。
而她为父亲开脱的话，根本站不住脚。没有任何一部法典规定，因为吃过很多苦，就可以随便对人发火。“你啥时候见他对外人发火？”母亲问我。这倒是真的。父亲只对亲人发火。母亲因此得出结论，说，你爸在外面过得不容易，得时时赔小心，处处递笑脸，要不然能从伙计做到老板？就算是朵花，也不能十二个时辰把笑脸给你，他在外面硬撑着，回家来还不让他甩脸子？母亲又说：“啥叫家？家就是让自己丑得舒服的地方。人在发火的时候都不好看，可只要你爸舒服，又有啥关系？他那么忙、那么累，是为了哪个？”
说最后一句时，母亲朝我扔了个眼神。那眼神是一方土，土里长起来一棵树。土是沃土，树却低矮干瘦。土代表这个家，确切地说是父亲，树是我。
母亲错了。我没出去挣钱，这是事实，但我并没吃白食，每到节日，我都给外婆和父母买礼物，还给住在老家的爷爷奶奶买礼物。他们收下我的礼，并不高兴，是觉得我把羊毛还给了羊。把羊毛还给羊，羊用不着高兴。可真实情况是，自我二十二岁大学毕业，父母就没再给过我钱。我的钱是自己挣的。我没出去挣，在家里挣。但父母包括外婆觉得，不是拼出来的钱，都不正当，也不长久。他们把一生想得很长，长到海枯石烂，外婆已老得嚼不动芹菜，还是那样想。而他们所谓的拼，一定要去外面流汗水，赔小心。像我父亲，尽管走路吃饭都生怕错过了什么，尽管从网络上学会了把手说成十姑娘，可在他看来，世界只有空间，时间只是空间身上的寄生虫，因此你得走出家门，拳打脚踢，并占据一方地界；占据了这里，这里就跟你亲，那里不是自己的，就心里眼里隔膜，甚至含着敌意。
现在我也是父亲的“那里”了。
小区名叫河风苑。我住在六幢三单元，门牌号14。当我安顿下来，才发现房子装修过：是看见对门清扫装修留下的垃圾，才注意到自己的房子。对门是对老夫妻，说老，也不很老，七十多岁。七十多岁还不算很老吗？这要看怎么比。我比的，是三十岁的人，过了那年纪，在我眼里都是老人了。当你老到六七十，年龄便已失效，也不以年龄论你。再说他俩确实精干，大包小袋的垃圾拎下楼，都是自己动手。男的姓陈，我叫他陈叔；女的姓姜，我叫她姜姨。按理该叫爷爷奶奶才对，但我怕那样叫，别人不喜欢。
陈叔和姜姨对我十分亲热，像住过了八辈子的邻居。姜姨说：“小杨你倒好，一脚跨进屋，打火就能煮，伸腿就能睡，我们……”说着剜了陈叔几眼。陈叔没看她，但明显感觉身上被剜了，很痛的样子。可见眼睛剜人，不伤皮肉，直刺肺腑。陈叔红着脸，却笑眯眯地对我说：“你爸那人能干！”像跟我爸是多年的朋友。后来我知道，父亲是河风苑最先下手装修房子的人，往这边跑了无数趟，与陈叔和姜姨时常碰面。父亲给他们讲过什么没有？我知道，父亲爱财，却不露富，他出生的地方，以前是个土匪窝子，露富相当于自寻死路，土匪抢了你的金银财宝，还把你押到后山老林，一索子系了颈项，吊到古松上去，秃鹫来啄了双眼，再把一张脸啄得稀烂，日晒雨淋，蛆虫横生，身子朽了，颈子断了，只剩了一颗乱发蓬松的头，臭烘烘地挂在那里，像个成了精的松果。不露富的基因埋在我父亲的身体里，他绝不会轻易对人说自己是个小有名气的轮胎王。——可是他说过我没有？
当然说过，否则陈叔他们就不会知道我是他儿子。
还说过别的没有？比如我那个儿子很不争气，大学读韩语专业，成绩倒没说的，保送他读研，他拒绝了，回到家，从早到晚缩在房间里，既不出去挣钱，也不谈女朋友，给他介绍了十个八个，都是跟人家喝杯茶就没了下文。诸如此类的话，说过没有？
我感觉是说过的。
陈叔说“你爸那人能干”的时候，仿佛带着劝诫的意味。
最好别管这些事。
第一夜，我睡得很好，证明我确实没管。
说睡得好，不是指睡的时间长。我睡得很少，子夜上床，凌晨两点就醒了。醒来后，我轻手轻脚地开灯，轻手轻脚地起床，轻手轻脚地去上了厕所，烧了开水，泡了咖啡。正是泡咖啡的时候，我才惊觉，这不是在家里，是在我的家里。我把家和我的家，作了区分。家里的一应所需，是母亲置办的，我要喝咖啡，母亲就随时备着。倒不会给我现煮，是买桶装的雀巢。我收拾行李时，母亲将剩的大半桶塞进我的牛仔包，但我取出来了。那不是我的。大半桶咖啡足够提醒我：那不是我的。我的举动让母亲伤心透了。父亲用刻薄让母亲伤心，我用绝情让母亲伤心。尽管我也知道，这种绝情无非是耍脾气，但从今往后，我没有机会再向母亲耍脾气了，那就让她好好地伤心一回吧。
没带走家里的咖啡，但我离不了那东西，就在出门吃晚饭时，去红旗超市买了。幸亏如此，不然用什么来对付这个凌晨。
袅袅热气，随电脑显示屏的亮起变得虚化。电脑放在卧室。卧室的阳台上，横着一张书桌。父亲竟然给我买了书桌！在“家里”，我用的书桌是自己买的，父亲见了还很愤怒，因为他觉得，书桌是我的“瘟床”，我趴在上面，从二十二岁趴到二十五岁，那是自暴自弃，是对时间和生命犯罪，归根结底，是对钱犯罪。可他居然要给“我的家”备书桌，还不止一张。他把三个房间，两间布置成卧室，一间空着，除主卧的阳台上有书桌，空着的那间也有。看来，他是任由我把那间空房布置成书房了。父亲是认可了我的生活方式？甚至也认可了我也有自己的价值？
谁知道呢，说不定他想的是：让他就那样以烂为烂吧。
没去书房工作，是在“家里”养成的习惯，因为“家里”没有书房。轻手轻脚也是习惯。我总是睡得很晚，怕吵醒了外婆和父母。吵醒外婆和母亲无非耽误她们睡觉，要是吵醒父亲，就是罪过了。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顶梁柱是要受到保护的，在父亲出生的乡下，顶梁柱周围不堆柴草，不拴牛羊，狗在上面蹭两下，也要挨打。泡好咖啡，我才发现不必有这些顾虑。这不是在家里，是在我的家里。啪一声，是我丢笔的声响。我爱在电脑旁放个笔记本，并至少准备三支笔，一支红笔，一支蓝笔，一支铅笔，我会把在书上读到的好句子，脑子里蹦出的好想法，还有解不开的疑惑，都记下来。句子用蓝笔，想法用红笔，疑惑用铅笔，从不会乱。这时候，我把每种颜色的笔都抛一次，让它们落在桌上，是为了听夜晚的声音。
夜晚的声音是笔掉落的声音。
也是自由的声音。
然后我窜遍各个房间，包括厕所和厨房，把灯全部打开。
灯光让我的家提前醒来，迎接新的一天。我烧开水时到过厨房，但没留意，现在才仔细察看灶台和地板。干干净净。父亲赶我过来之前，明显请人打扫过了。
但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我家里的旮旮旯旯，既不见蟑螂，也不见蚂蚁。而在“家里”，总少不了这些。那是个森林小区，绿树成阴，丝缠藤萝，虫子很多。外婆信佛，见了，就肿着嘴交代：“还不快走，等月玲看见，你们就体面了！”月玲是我母亲。我母亲隔几天就拿杀虫气雾剂，往灶台底下喷。如果听见外婆招呼虫子离开，她会迅即冲进厨房，那时候，虫子听了外婆的话，都急急忙忙朝灶台底下躲，这正好，母亲能将它们一网打尽。母亲在父亲面前，有眼泪也含着，可对那些虫子就不一样了。有次我看见，气雾剂把一只蟑螂冲得肚皮朝天，一堆细腿儿朝天乱蹬，母亲却咬牙紧摁阀门。外婆见母亲那般杀伐，悲哀地苦着脸，一声不敢言语。如果她说：“丢了的菜帮子叫它们吃了，也折不了财。”母亲就会朝更深处喷射，本来只想滋滋滋，这时候偏要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久而久之，无论什么事，外婆都不敢顶撞母亲半句。甚至也不敢恨一眼。对女婿，她还敢沉下眼皮恨一眼，对女儿却不敢。
“家里”有虫子，“我家里”既无虫子，也没有人。
这就是我的自由。
我必须规划自己的生活了。
世界是用来联想的，针是戳，刀是割，斧子是砍。尽管这种联想常常是一种误解，可也让世界成为了整体。孤立比误解更可怕，因此我必须让自己的世界是可以联想的世界。
傍晚时分，我也像那些有家有室的人，出门散步。
小区南门外，是条大街，街上主要卖吃的，称为饮食一条街。在成都，这样的街道数不胜数，也就说不上特别。稍有不同的是，街口摆着推车——是从河风苑出来的。车上挂着“阳光快餐”的牌子，我就知道是河风苑出来的。他们给我怪异的感觉，像我身上的某个器官，也和他们站在一起。我有种被分割的疼痛。街风吹拂，疼痛在我脏腑里勒出风的形状。好在这样的疼痛很快消失了：是那些人从街上消失了。就在我们入住不久，河风苑以西四百米外修房子，竟挖出成堆的象牙、大段的乌木，还有无以数计的陶器、礼器、面具和骸骨。房子是不能修了，考古专家前来，发掘整理，并迅速在原址建起博物馆。这是三星堆遗址的延续，发掘之初就惊世骇俗，中外游客甚多，周围街道得像个样子。不能摆摊儿设点，搬迁户没法生活，便在政府的默许下，将房子卖掉，自行退到了城市的远处。
除了南门，还有个东门。
东门对着马路，马路那边有超市、美容店、按摩店、茶坊，当然更多的是小区。出门向右，是个地下停车场，上面种了花草，成为一个公园。有公园就有人，也有狗，狗们追逐打闹，人们说闲天、下象棋、跳广场舞。公园南边，横着一座小桥，桥下便是摸底河。叫这名字，不是因为它浅，而是因为清亮，能摸透它的不是手，是眼睛。但那是以前，是成都被称为“沃野千里”的时代，现在确实浅了，偶尔过路的小鱼，也藏不住身子：水面蒲草密布，绿阴阴的随水漂流，鱼在草底透不过气，挣扎到水上面来，却再难入水，在蒲草上蹦跶，蹦跶几下，就被白鹭啄进嘴里。白鹭把嘴张一下，又张一下，鱼左右忽闪，越钻越深，进了喉咙，就看不见了。这条河上有两只白鹭，多数时候独自活动，只在清晨和黄昏，才并排飞行，若飞在黄昏里，就比黄昏的颜色更深，成为黑鹭。它们飞行时双腿平伸，头尽力向前，安静得不惊动一丝空气，要不抬头望，就不知道它们路过。
它们要飞向哪里？
陈叔在朝楼顶运土。楼顶是隔热层，本不许动，后来听说日本人、新加坡人，都在楼顶种花植树，让城市成为鳞次栉比的空中绿岛，便跟着学。但物管也没忘记履行告知义务：“为了你的安全，请勿上楼顶平台。”也不知是上平台会踩塌房子，还是楼顶离天近，要被晒死，或遭雷击。陈叔的土从远处拉来。多远？远到城市之外。即使走那么远，也找不到好土，黄亮亮的缠裹着铁丝草。卡车拉到东门，再请民工背上楼。为多少钱一背篼，陈叔跟人争执了不下两个钟头。姜姨候在上面，见土来了，就指挥民工倒进早几天砌好的花台。花台像个“Π”形水槽，骑在他们楼顶。有天我上去吹凉风，陈叔正在植树，三棵五棵，都是石榴。我没见过那东西，问了，才知道是石榴树。陈叔回我话的时候，神色有些尴尬，开始没明白原因，后来才知道，他的有一面花台，占据了我的空间。尽管那不是我的空间，是六幢三单元所有人的空间，但在陈叔眼里，他楼上是他的，我楼上是我的。他把我的占了足有两米宽。如果他说明，我会让他全部占了。我才不会也弄个花台，买土来填。如果那样，我也成个老年人了，至少成了闲人。而我不是闲人，更不是老人。
我才二十五岁。
我已经二十五岁。
我现在比的，是三十岁的人。我从比二十五岁，变成比三十岁，到某一天，会比三十五岁、四十岁……人生就是这样不断妥协的。
能妥协是不是一种好呢？
谁能告诉我呢？
夜深人静时分，我想着这事。
突发的吵架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是对门在吵。我的主卧和对门的只隔一堵墙，两扇窗子，相距咫尺。自从我住进来，陈叔和姜姨也住进来，每到子夜，就听见他们吵。真是奇怪的时间点，仿佛对昼夜交替特别敏感。姜姨骂得更多，声音也更大，陈叔过一阵还一句，而还这一句像钉子，钉到了姜姨最痛的部位，接着便是密集的、倾泼似的骂声。
姜姨让我想起母亲。如果母亲也这样，她还会不会朝濒临死亡的蟑螂拼命喷毒药？
总有一方占强。
不是男方就是女方。
不是人就是物。
世间没有平衡。
世间不平衡就是平衡。
吵架通常要持续两个钟头。这也成了我联想的一部分。很模糊的部分。争吵的内容也模糊。虽隔这么近，却一句也听不清，像有很多声音在撞击，彼此破碎。听得清的，反而是远处。比如二单元底楼有个大肚子男人，晚饭后就吹萨克斯，萨克斯是铜做的，却是忧伤的铜，那曲调在黄桷树根系的更低处，在白鹭飞翔的更高处，缓缓流淌。再比如大雨过后，小区的夜里就能听见蛙鸣，青蛙不可能从河里上来，爬过险象环生的马路来到河风苑，也不可能一直躲在干旱的草坪上，却突然生出那么多。胎生卵生湿生化生，它们是怎样生？我大二那年，去川西高原，见有个男人剖开一条鱼，挖出半捧金黄色的鱼籽，叫过小儿子，让儿子把鱼籽带到很高的山上埋了。他说，那是种子，千年不死，万年不烂，一旦山上有了海子，那些种子就会活过来，变成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如果是，楼下的青蛙，也是千万年前埋下的种子？是谁埋下的？是青蛙还是人？是男人还是女人，是大人还是孩子？
对这个世界，有万万千千的解释，可我总对那些不能解释的部分着迷。
哪怕不能解释我父亲为什么那样刻薄。
也不能解释我邻居为什么天天吵架。
……
作者简介
罗伟章，男，著有长篇小说《饥饿百年》《不必惊讶》《大河之舞》《太阳底下》《声音史》等，中短篇小说集《我们的成长》《奸细》《白云青草间的痛》，散文随笔集《把时光揭开》《路边书》。《大河之舞》《我们的路》等作品译为英、韩、蒙等文字。曾获《人民文学》奖、蒲松龄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华文最佳散文奖等。现居成都。
